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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王小洪卸任北京副市要高升？和习明泽关系密切？
作者：吴莉亚
1月30日，中共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确认新一届政府班子，王小洪不再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早前港媒披露，王小洪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国安办）常务副主任，因王小洪是习近平的亲信，传习近平女儿小时候经常住在王家。而国安委职能覆盖公安、司法、国安、武警、外交等多部门，实权很大。国安委又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的重要环节，因此王小洪此次的人事变动引发关注。不过他赴国安委任职的消息中共官方尚未证实。
截至阿波罗发稿前，北京市政府网站已将王小洪的简历撤下，但北京市公安局官网仍未更新，显示王小洪为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本月初，香港《星岛日报》报导指，由于王小洪已担任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安办副主任，不适宜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中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刘新云已获提名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上述消息可能未必成真。山西省在1月22日的人事会议上宣布，刘新云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星岛日报》早在去年5月就曾报导，王小洪已晋升为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接替蔡奇。
深受习近平信任 习明泽曾住在王小洪家
1957年出生的王小洪是习近平的旧部，早在九十年代中习近平在福建任地方官时，就与王小洪相识，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王就是福州市公安局长，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
据《多维》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王小洪当时住在习近平楼下，习近平出差期间经常将女儿习明泽寄住在王小洪家。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其深得习近平信任。
2013年8月从厦门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任上，王小洪接替秦玉海担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因查封“郑州皇家一号”夜总会，轰动一时。而“皇家一号”案，牵涉包括秦玉海等公安高层在内的河南省公安系统集体贪腐案。
2014年12月王小洪以河南省副省长身份进入副部级门槛，至2017年5月被提拔为正部级，间隔不满3年，可谓火箭提升。中共十九大后，王小洪更是直升中共中央委员。
王小洪任京畿要职 曾是公安部长“最佳人选”
王小洪是中共政法系统内习近平人马中职务及实权最高的。香港《东方日报》评论文章指，据说，习近平有意提名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部长，但遭到公安系统高层反弹，不得已之下，习近平将王调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晋升为正部级，在十九大上亦将其提名为中央委员。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王小洪在政法系统将愈来愈吃重，甚至不排除未来政法系统大改革、大调整中，王将出任更重要职务，毕竟他比赵克志、郭声琨更年轻，与习近平关系也更近。
习近平心腹直通天地线 习打出特殊短期牌
王小洪卸任北京副市长前，同时担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等职，这令其成为罗瑞卿之后，权势最大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时事评论员崔士方分析，王小洪这一“习近平（国安委主席）-国安委-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直通天地线的特别安排，对习在十九大的“清江”动作，起到了重要的固盘作用。
王小洪同时兼任多个重头职务，其实是习近平打的一张短期牌，后来将其职务撤销两个，只是迟早的问题。这张特殊短期牌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十九大前习江阵营之间是如何的台前握手、台后剑拔弩张。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公安厅局，因位处京师要地，地位特别吃重。这个位置的权力顶峰出现在中共建政之初，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同时兼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兼政委。因为其管控范围实际覆盖全国，所以其权势远比清朝的“九门提督”大。
中共治下，当权者要把中央警卫局、北京市公安局、武警北京总队、北京卫戍区、中部战区（北京军区）统统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才有一定的安全感。从表面看，这是高层激烈权斗带来的不安全感，但是即便高层相安无事，每到敏感日子，这些强力部门也无一不是紧张兮兮。这说明，背后还有一层官民之间高度对立带来的不安全感。显然，就算在权斗中获胜，能否避免随着中共这艘小船被人民的汪洋大海倾覆，是现当权者将面对的更大一个议题。
从国安委看习近平如何收权
中共国安委是习近平于2013年11月12日宣布设立。习近平任主席，时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兼任国安委办公室主任。已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栗战书预计在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也会担任国安委副主席，现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将兼任国安办主任。
而主持常务工作的国安办副主任，被认为是该部门的实际负责人。自2016年10月蔡奇调任北京后，这一职务空缺一直未获得官方披露。
维基百科显示， 国安委“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政府部门”，但作为中共党内领导机关将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結合在一起进行统一政治领导：公安、武警、司法、国安、中共军队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外宣办、外交部等全部揉並在一起。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总管领导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力机构。
阿波罗网此前的报导提及，国安委的成立也是习近平“小组治国”的一部分，目的是从江派手中夺取国安权力。
此前，国安长期在政法委控制之下。在江泽民执政时期，江安排亲信罗干、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委系统，并极力扩大政法委的权力，直到成为中共第二权力中央，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当政时期，权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其离开中共政治权力中心后，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导致接班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面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习近平上台后，在打虎清洗官场中，一方面打击江派势力，一方面提拔自己人，同时用“小组治国”的方式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美国之音》撰文指出，〝小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以各种名目建立起来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而以习近平主导成立各种小组的密度，以及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而且习式〝小组〞的活动的方式也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文章分析称：〝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何清涟认为，薄熙来试图挑战中共高层内定接班人规则的威胁，与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多龙治水〞的政治格局所带来的〝主弱臣欺〞的弊端，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权力坐大，周永康把持政法委统帅下的国安、武警与警界尾大不掉，凡此种种现象都给习近平带来强烈危机感，促使习选择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的策略。
文章写道：〝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
何清涟认为，中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而这种个人专断型的政治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外界对“小组治国”的看法褒贬不一。泰国《世界日报》曾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表示，‘小组治国’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众多叠床架屋的‘领导小组’以党的组织名义存在，势必干扰常规政府部门履职；或说，正因为常规政府部门丧失管理能力，才须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同时，中共的‘领导小组’权责不明，不受法律监督，可能成为强化人治、毋须法律作依据的大怪兽，与中共欲推动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以及法治化、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来源：阿波罗网吴莉亚综合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