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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民运曝国安绝密 做梦都想不到?!

2019年03月14日 17:27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老战士 徐水良

图为徐水良1998年抵美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编者按:2019年2月27日博讯老板在他自己的推特上污蔑阿波罗网是江苏运营等。阿波罗网要求韦石提供证据或调查报告,并提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

阿波罗网批驳博讯老板韦石诽谤本网是国安运营 并将以行动回应

作为回应,阿波罗网着手尽量多发和重发揭秘国安的文章。也恳请网友来稿。

请到阿波罗网投稿论坛注册后投稿;地址是:  http://bbs.aboluowang.com/forum-7-1.html

本文是阿波罗网2014-06-03的网络文摘。民运人士徐水良谈中共间谍特线问题,徐水良认为凸显了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

原文如下:


多少年来,尤其近十多年二十年来,关于民运圈特线问题的论战,可以说是骇浪滔天,极度惊心动魄。中共特线极力掩盖狭义民运圈特线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解释特线问题的真民运真反对派人士,漫天造谣,反咬一口,搅浑水打混战,无所不用其极。正像等一些网友说的:“对每一个真正的民运人士,派上10个特工无休止的纠缠,把水搅浑,把你逼疯,看你还敢不敢和中共作对。”相反,对于已经暴露的中共特线,则有许多特线全力力保,造谣污蔑攻击揭露者。中共官方数据民运圈特线占80%,狭义民运圈全是特线市场,假民运围攻真民运变成狭义民运圈多少年的常态。

没有办法,这是极其残酷的斗争,必须有心理承受能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判断。中共特线拼命污蔑的,一般是真反共人士;中共特线拼命捧抬的,不管其表面表现如何,都应该打个问号。

最近,有些特线人物故意装傻,说:“中共怎么会花大成本去树立自己的敌人,再去打倒?特线会有而且不少,但没可能象水良先生所说的那么耸人听闻。”

实际上,中共使用特线对付反对派,是一种最省钱、最省劲的常规办法。中共从国内数千万特线中抽出万分之一,从海外一百多万或二百多万特线中抽出万分之二,从他们的维稳经费中抽出万分之一,就把民运彻底掩没、控制、并且可以控制、领导和随心所欲地利用狭义民运圈,这最省钱最省劲最省成本的事情,怎么反倒变成了“花大成本”?

我到海外后,非常震惊地发现,绝大多数民运组织和海外中文网站,都是中共特线搞的。接着,东欧各国档案解密传出消息,安插到反对派中间的特线人数,东欧各国接近60%。而美国,由于麦卡锡时期法案允许FBI渗透美国共产党。FBI渗透美共探员,最后也占了美共党员的大多数。我们过去特线只占少数的传统观念,显然是错误的。根据中共习惯打人海战术的特点,中共对民运和反对派的渗透人数比例,应该超过东欧各国和美国。

实际上,国内和海外的许多反对派组织,是中共根据“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的方针,主动组建起来的。其中有的,如正义党,被揭穿以后,一度解散,后来又由王炳章石磊重组。又例如海外有的著名人士大张旗鼓宣传的、在中山陵召开大会组建的所谓中国国民党大陆组织,被揭穿以后,销声匿迹。多维新闻网,中宣部等投资,年年亏损,却坚持办下去,后来被揭穿以后,效果很差,亏损又实在过大,中宣部不得不决定结束,转移给其他亲共人士。

为了对民运基本情况作个排队摸底,作个基本估计,十多年前,我曾经特别排列了国内和海外民运人士270人。涵盖了国内外几乎所有最著名的民运人士。其中,当时仍然无法判定属于哪个阵营的,有55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真正属于我方反对中共阵营的,有53人;基本(不是绝对)可以判定属于对方阵营的,有162人。我方人士与对方阵营之比,大约是1:3。情况极其糟糕。

不久以后,有出国以后又回到国内的人士写文章,说:“特务和叛徒的比例在纽约的民运圈子里占70%,在大陆则占80%。每个真正的民运人士,身边都围绕着3到5个特务,并且以他们为至交,一个不行,就再换一个。”不过,根据我的统计,海外和国内,中共渗透的比率,大致差不多。前些年,胡佳写文章披露,非盈利组织、维权组织、维权律师等反对派,几乎全部与中共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否则就无法生存。在这前后,国内海外又陆续传出中共官方统计数据,包括胡锦涛说的数据,民运特线比率,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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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的赵紫阳追悼会,纽约的民运大佬,除了极少数或个别例外,其他绝大部分全都听从他们说的“中共驻北美最高特务头子”唐宇华的安排,用把追悼会规模搞大,把调子降低的办法,帮助中共度过难关。也完全证明75%或80%这个数据的真实性。这确实是帮助中共的一个高招:把规模搞大,就是把真民运的声音压制住;把调子降低,就是帮助中共维护稳定。追悼会后,我问相关人士,为什么要听从唐宇华指挥?他们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由假民运假反对派采取此类办法,以表面上的假反共,来真正帮助中共,帮中共渡过难关,要比中共自己直接镇压,更加有效。

刘刚在中共特线阵营中十多年,因为家暴案不得不与中共闹翻,他反戈一击时所揭露的事实,也同样证明中共领导和控制了狭义民运圈。

民运圈特线比率之所以这么高,很大原因也是中共特线把民运圈搞得一滩糊涂,原来参与民运的大量民众、和真民运人士,不得不退出,浊流当道,清流退出,有很大关系。

本人的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中共极权专制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在中共这种极权专制条件下,在平时的正常情况下,要组织大规模的真正的反对派,是不可能的。中共通过渗透,又通过镇压,三抓两抓,就把这类组织控制到中共特线手中,变成中共控制的组织。只有大规模突发事件发生,才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爆炸性地迅速形成大规模的反抗组织。因此,在平时正常情况下,人们只能搞小圈子无形组织。

事实上,使用间谍和地下势力,是共产党人的一贯策略。至少从苏联开始,共产党人就向全世界派遣他们的间谍和地下人员。因为对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谋取共产党的利益,这是最节省成本,效率最高的办法。靠这一招,苏联把许多国家变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间谍,遍布全世界。不仅为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情报,苏联的原子弹氢弹技术等等许多技术,都是靠间谍从美国偷去的。仅仅这一项,为苏联节省的成本,就已经远远超过派遣间谍的成本。

当然更不用说,苏俄共产阵营依靠间谍、地下势力和他们在各国的代理人,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以变成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大大扩大了苏俄共产主义阵营。而且,向西方派遣大批间谍和代理人,从西方内部搞破坏,为苏俄共产阵营张目,使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苏俄,一度占尽了冷战优势。如果不是共产阵营的内部分裂,中苏内斗,那共产阵营,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垮台,甚至延续到今天,也会很难垮台。

中共从苏联那里学来了这一套使用间谍和地下势力的办法。而且得到苏联支持,运用得出神入化。中共用这一套来对付蒋介石和国民党,包括“国母”宋庆龄都是共产国际特工,国军作战部长刘斐,东北卫戍司令卫立煌等等,也都是中共特线。结果不仅国军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没有看到,就已经到了老毛和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而那些掌握军权的间谍,关键时刻带领军队调转枪口,帮助共产党。辽沈战役,中共甚至不批准卫立煌的起义请求,因为起义部队成建制存在,老毛和中共认为难以消化,因此要卫立煌指挥,创造条件,把军队交给共产党去歼灭。此外,共产党的地下势力,几乎完全控制了国统区的舆论、媒体、群众组织和学生运动。使得国统区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骂声一片。

西方情报机构十年前数据,中共海外特线间谍,有的说一百几十万,有的说两百多万。现在数据当然应该更大。国内数据,有的估计,线人占人口3%,四千万。中共派遣和养活这么庞大的间谍特线,那才真正是“花大成本”。比中共花在民运身上的,大一万倍还不止。然而,中共不是傻瓜,这么大的成本花下去,当然是因为有更加大得多的收获。

中共对付反对派,渗透、组建、掌控反对派,是中共和专制统治者常规做法,因为牢牢把反对派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消除反对派威胁的最有效手段。而且,必要时,他们还能变成统治者手中维护统治或实现特定目的有效工具。例如变成镇压真反对派和民众的维稳工具,变成权贵们鼓吹全盘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进行大抢劫大掠夺的工具。

中共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这样做了。中共的小说中,就描述国民党组建假共产党来对抗中共,其实,那是中共自己写照,从苏联学来的。

中共建政以后,组建假反共救国军,例如在浙南地区组建浙南反共救国纵队,既诱捕反共分子,又欺骗台湾。并且以浙南反共救国纵队名义向台湾派遣特务,向蒋介石送“德高望重”匾额等等。本人,中共建政后,就带领随从,三次亲自到台湾视察指导台湾中共特线的地下工作。文革中间,这个事情暴露,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和温州地委书记(原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被不明真相的中共组织误解为里通台湾的内奸,被打倒。揭发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接见浙大学生时,特意点名王芳是坏人。八届11中全会,连毛泽东也说江华不能保了。及到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和老毛完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1972年浙江汇报仍然坚持公安系统是黑线统治,王芳是坏人时,周恩来发火了,说我已经说过多少次,公安战线是红线统治,王芳是了不起的公安专家,你们还不相信,我叫汪东兴作证。

这就是中共常规的“筑巢引鸟、做窝养鱼”方针。

被中共情报机构视为搞情报和搞专制典范来学习的《1984》,老大哥的特点之一,就是组建和掌控“反对派”组织,以便诱捕反对派人士,维护稳定。

79民运,中共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个方针,在各地,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地运用这个方针,主动组建民运窝点。非常有效地控制了79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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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9民运被镇压以后,中共又把“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等方针推广到海外,主动组建海外民运。

“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控制民运、领导民运”等等,完完全全是中共情报机构常规做法,没有任何不合逻辑和费解的地方。有的人,平常表现得很明智,但碰到关键问题关键人就来曲意掩盖。包括以装傻胡扯来否定这些方针。

中共特线极力掩盖中共情报机构这类常规做法,但是,事实俱在,这类常规做法,能掩盖否定得了吗?

在这里,我们还要呼吁美国为麦卡锡平反,苏共中共对美国的间谍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麦卡锡估计,被污蔑为扩大化的麦卡锡行动,涉及的共产党间谍,其实还不到共产党渗透及间谍的万分之一。

美国人往往用民主国家美国的习惯及美国人的善意来评估邪恶的共产党,因此,远远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程度,和他们对美国间谍活动的极其巨大的规模。

中共一两百万海外间谍,在美国的应该占到很大比例,也许一半以上。如此巨大的间谍规模,绝不是一般间谍活动,而是为了未来的超限战预备的。连对中共有相当了解的蒋介石,都轻易败下阵来。更不要说对中共认识常常天真的美国人了。美国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大大加强对中共间谍的防范,很可能到时候也是会失败。

我刚到美国时,许多朋友的说法是,中共一百年也赶不上美国。但我却忧心忡忡地对许多朋友说,美国对中共如此认识不清,三十年后,美国就可能败在中共手下。现在16年过去了,情况越来越证实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美国应该大大加强FBI和其他情报机构,认真对付中共间谍及其准备的超限战。其他民主国家也应该大大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尽可能把中共海外间谍摸得一清二楚。

中共对台湾渗透,远超美国。台湾反服贸,不如反共特,反共特才是真正护台湾。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远超一般台湾人的想像。真正爱台湾的台湾人,一定要要抛弃似是而非的“卖台”说辞,这在海外人士、美国和国际社会看来非常可笑的、污蔑支持两岸正常交流的真反共力量卖台的台湾某些人的内斗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转移真正的反共特方向。

台湾应该全民团结行动,实实在在揭露和打击中共特务,坚决制止台湾这些年逆世界潮流而动、拼命为中共叛乱分子及中共特务除罪化和任意平反、几乎彻底瓦解台湾防共体系的逆流。恢复、重建和发展真正的、有效的防共体系。

事实上,中共对西方和反对派的渗透,是全面渗透。

反对派,不光是民运。连西方各国媒体中文部,包括对华广播、电台、电视中文部等等,绝大多数也为特线所把持。那些被他们以特约评论员等等供养起来的,除了极少数以外,也基本上都是中共特线。侨界、教育界、西方汉学界等等更不用说。中共特线还拼命往政府机构,包括FBI等机构钻,很多民运特线,往往也是FBI等西方情报机构和台湾情报机构线人。FBI利用双面谍,但看来,很多双面谍实际上往往忠于中共,误导西方情报机构。而西方政界,尤其是国会、基金会等等等,对相关情况非常不清楚,往往把这些特线当正宗反对派予以支持和资助。据国内消息,胡锦涛讲话,中共控制民运80%的人,提供民运经费的80%以上,在加上骗取老外基金会的经费和捐款,民运经费,起码90%以上为中共特线控制。中国真正的反对派,除了个别用来做做样子的,绝大多数都被封杀、被造谣诬蔑攻击。而且,在特线占绝对大多数的情况下,多数真反对派,也往往迫于形势,被特线误导。好不容易出来一些真正反共的,但往往用不了几天,就又跟特线搞到一起去了。有时,出来真正反共的,我们刚准备认真支持和介入,结果,他们又跟特线搞在一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又不得不保持距离。

中共对海外中文网站互联网媒体的控制,以及海外中文网站特线伪装发贴人数之多,情况也差不多。

中共特线无孔不入,包括中共女特务往往挤到西方汉学界、经济界、政治界和其他显要人物身边,当他们的情妇或妻子。中共特线对西方教育、科技和政界的渗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可惜西方对此认识非常不足。这个时候,呼吁为麦卡锡平反,强调中共对西方的严重渗透,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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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把反对派做大做强,才能拿到维稳费。”

其实,那只是情报机构的本位主义。对中共,加强假反对派主要是压制真反对派以便封杀瓦解真的,把假的说成真的,借以欺骗民众、欺骗国际和国内。

控制领导狭义民运圈和狭义反对派,压制真反对派,把反对派搞得名声扫地,不成气候,并且借助反对派帮助中共维稳,维护统治,以及利用他们控制的狭义反对派实现中共一些可能的计划,这是中共加强假反对派的最主要的目的。

此外,组建假反对派,也包括很重要的诱捕侦破任务,破获对中共有危害的反对派人士。七九民运中,上海公安特线故意提倡暴力,除了上海公安故意制造案件,凸显自己功劳以外,也诱捕了准备搞武装起义的解放军连长,为中共消除了一个大隐患。

据我所知,海外有的特线,就曾经把国内一些人士送进监狱。

总之,中共使用大量特线,是一个非常有效,成本非常低廉的维护统治的手段。

不过,中国民主运动是全国全民事业,它必将胜利。即使狭义民运圈完全被特线霸占,最终仍然也阻止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

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推荐并点评:大家更了解中共的邪恶也不用气馁,转播翻墙软体,用退党退团退队来解体中共,是最有效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方法。

附:徐水良简介

徐水良,男,1945年1月出生于浙江富阳。1963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工作,继续与逃亡到南京的浙江朋友一起反对浙江省委、省革委会的做法。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徐水良开始认识到:“问题不在其它,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

1975年9月11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数万字的四份大字报。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理论体体系,阐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

1975年11月27日,徐水良被关进监狱,狱中的徐水良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低头,继续反对四人帮,预言半年到10个月内“四人帮”将遭到失败,同时又对毛的一些错误进行批判。而被严刑以待,长期戴背铐,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拿下铐子。

1979年1月17日,徐水良平反出狱。不久后,即投入当时的民主墙运动,并成为南京事件被捕人员及江苏、南京地区实际负责人。

1981年5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狱,入狱后,徐水良坚持自己观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又写了两万多字《批判四个坚持》的长篇文章,请公安局上送中央。文章附件中还说,奉行“四个坚持”,十年之内,必然发生像波兰那样的大规模全面冲突。

直到1991年5月,徐水良刑满出狱,出狱后,一再寻找工作,在公安局干扰下,一再失去工作,一九九五年并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最后辗转移居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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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主要兴趣是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兼及某些专业理论及策略科学,以及民运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并全面批判毛泽东、列宁、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来源: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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