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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文革坚定的支持者 整人手段的发明者 最后毛“请君入瓮”

2019年06月18日 11:39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宋永毅

错觉之一:反对发动“”?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象。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当时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错误地以为:上述这些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四人帮”和“造反派”还未出世呢!

显然,就抓“党内走资派”这一原则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本来就没有“路线”分歧,只是两人的个人企图不同而已。毛泽东想通过抓“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垮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希望通过打击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主管教育文艺和宣传的高级干部,保全自己。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就能满足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战而得以脱身。

错觉之三:“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运动展开?

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62],这显然违背了史实。

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发动“文革”一直持肯定态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经毛批准,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号文件)也提到:“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事实上,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惯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4]所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时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6]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7]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8]由此可见,刘少奇在残酷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毛泽东。

刘少奇派工作组抓“右派”这一做法其实是毛1957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翻版,何况事先获得毛的允准。因此,当毛1966年夏从外地回到北京,然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明显不服,认为是毛出尔反尔,以致于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其实,无论刘是否同意毛的主张,是否派出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牺牲亲信同僚的政治生命来讨毛的欢心,毛泽东都会寻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刘“相机处理运动问题[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当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各学校针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毛泽东正等着与刘少奇玩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当时的局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以说,刘少奇自始至终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考诸历史,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决定都报经毛的批准,而那时毛也从未提出过与刘少奇的政策主张有所区别的什么“革命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初期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者是一回事。如果说毛与刘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刘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还有另一套策划,即躲在刘的背后,一面为倒刘预作准备,一面等着抓刘的“辫子”;而刘站在前台,既无法也无力抵抗毛的“暗算”。至于毛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如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不难看清的。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刘少奇的黄峥对此也有同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70]现在,刘少奇之子把当年刘邓的“文革”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谭。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泽东发现刘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尔反尔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指导“文革”的运动方式,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当时未能按捺住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71]第二天毛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直到毛泽东直接攻击自己、个人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开始有一点不满言论(此仅见于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辩解。然而,在毛的压力下,刘每每按照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做“检查”,从大量现存史料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刘少奇对毛泽东作“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违心地做检查呢?难道他们真认为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这样问:刘少奇明知毛泽东要整垮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抗抵制呢?

笔者以为,这些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作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之地位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认错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泽东捧成半人半神式领袖人物的造神运动,始于延安的“七大”时期,而刘少奇就是这个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顶峰。这种造神运动的结局只有一个: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悖论;在“神”与皈依的信众之间若发生任何对立,其结果只能是信众的认错和臣服。就刘少奇个人而论,他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只是作为毛最忠实的依附者和献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刘本人既无任何政治实力,也无任何精神力量去与毛抗衡。刘在中共党 大陆位之脆弱诚如毛泽东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当时的高层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反抗毛”的念头。

概言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毛泽东在推行“文革”一事上并无所谓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刘、邓、彭等人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代版而已。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置他们于死地的现代“君王”恰恰是这些自称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臣子”们主动供奉在“神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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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2]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文革”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过,也不只是其忠实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过;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

本文将被刻意掩藏的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之真相揭橥于世,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革”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尊奉的神无情抛弃并残杀的悲剧,也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注释】

[1]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7]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

[9]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10]出处同上,第32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12]见中共中央[63]3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页。

[14]“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5]出处同注[13],第1054-1055页。

[16]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

[17]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18]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19]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出处同注[18]。

[22]“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3]出处同注[9],第348页。

[24]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5]出处同注[9],第276页。

[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27]出处同注[13],第1102页。

[2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9]出处同注[7],第77页。

[30]出处同注[6],第1126页。

[31]出处同注[7],第78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33]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4月号。

[34]出处同注[6],第1335页。

[35]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36]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37]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38]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40]出处同注[13],第108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42]《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43]出处同上。

[44]出处同注[13],第1054页。

[45]出处同注[28],第1121页。

[4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47]出处同上。

[48]出处同注[13],第1056、1060页。

[49]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50]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51]冯来刚、鲁彤,《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52]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53]见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页。

[54]出处同注[52]。

[55]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56]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出处同注[52]。

[58]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9]这些文件包括,中发[1966]32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26日),中发[66]342号文件“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4号文件“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7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7日),中发[66]345号文件“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发[66]353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年7月11日),中发[66]363号文件“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发[66]372号文件“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发[66]374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等。

[60]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

[61]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第61-62页。

[62]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63]毛泽东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64]1966年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65]见“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1966年5月3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6]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国》(美国网络杂志)2003年6月号。

[67]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第2页。

[68]“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1967年),第56页。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以当时北京有近30万大学生计,按刘下达的指标至少也要打3千名右派。

[69]王年一,“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载《回首文革》(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

[70]出处同注[55],第38页。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这里所说的“五不怕”,是指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72]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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