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语言偏好: 简体 正體 telegram Icon Facebook Icon Twitter Icon RSS订阅禁闻

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命运

2020年01月13日 15:58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冯群力

及其把“斯大林现象”归咎于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从体制上找原因,对波匈动乱,则采取了斯大林惯用的“镇压”模式。正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所说的,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经过短暂的沉默、观察、判断,做出了决定他后半生的选择——全面“向左转”。概括起来就是:“捍卫斯大林”,“反击右派”,“强调阶级斗争”。

最近整理父亲生前用过的书橱,发现了两本书。一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报刊反华言论》汇编,一是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即通常所说的“九评”)。这两本书,详细记录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论战的内容。整整四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十年“文革”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已大大地修正了自己的思想路线、治国方略;苏共则已由朝到野,改弦更张,至于苏联,更是分崩离析,面目全非。

时过境迁,有了足够的历史空间,再去品味那场论战中双方的观点,竟有一种成年人重新翻阅过往少年时代日记的感受。当年论战双方都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引经据典说明、申辩自己的正统,批评对方如何离经叛道。开始时双方都很克制,也注意用语的礼貌,确似“大家庭”内部的切磋,彼此致信都以“亲爱的同志们”相称。文中提到对方的观点,也是“中国同志”如何如何说,“苏联同志”认为怎样怎样。而且中苏双方彼此都完整地公开发表对方的文论,颇有谦谦君子之风。如我手头上的这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就全文转载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员的公开信”。只是随着论战的不断升级,“火药味”才渐渐浓烈起来,先是往对方头上扣各种丑化的“帽子”,遣词用语也变得越来越尖刻,直至发展为水火不相容。

这里,我们不妨把当年中苏相互指责对方的要点概述一下。中方指责苏方: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否定斯大林”,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认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方指责中方:“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大跃进是经济狂热病”、“狭隘的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

有一点双方则是共同的,即都认为论战由对方挑起,而且是对方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制造分裂。

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论战,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而探究中苏论战缘何而开,则要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说起。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地震

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揭露了一直被称为“伟大统帅”和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在主政期间的种种专制暴行,指责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紧接着,苏联几乎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政治犯,为1935年至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苏共二十大还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主张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此举,显然有摆脱斯大林影子、树立自己领导威信的意图。但也是苏共勇于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行部分改革的先声。

1956年,苏联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对按苏联模式建立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精神大地震。一时间反对极权及其个人崇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潮流。随后,匈牙利和波兰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曾一度造成重大的社会动乱。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形成一定的压力。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甚至删掉了“毛泽东思想”,八大还增设了党的名誉主席职位,这个职位到底留给谁?也是不言而喻的。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和给党提意见的“大鸣大放”,明显也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纳吉与匈牙利事件、知识分子与“大鸣大放”这三者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极权专制的斯大林模式。然而,在怎样看待“地震”和“动乱”上,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却都存在一些片面性。

赫鲁晓夫及其苏共把“斯大林现象”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从体制上找原因,对波匈动乱,则采取了斯大林惯用的“镇压”模式。正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所说的,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则将上述现象归结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妄图“复辟”。经过短暂的沉默、观察、判断,做出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选择——全面“向左转”。概括起来就是:“捍卫斯大林”,“反击右派”,“强调阶级斗争”。接下来“向左转”更延伸到经济领域,这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一“转”,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直到1976年他去世。

正是中国的“向左转”,使后来的中苏分歧和论战成为必然。

“向左转”与维护领袖的个人权威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召开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反对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也成为大会的共识。应该说中共八大制定的基本路线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主流思想是相一致的。可到了1957年,毛泽东就改变了这种看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就背离了中共八大的结论。

1957年的中共,更准确地说是毛泽东,为何几乎是突然“向左转”?以往史界往往将其主要归结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反对苏联控制,或者是毛泽东的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这种种分析判断,或许都有它的道理。但论者往往忽略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和中国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不断“向左转”,有着密切关系。苏共二十大及其引发的波匈事件和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右派进攻”,实际上不过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向的催化剂。关键是,只有“向左转”,才有利于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有利于维护和强化既定的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将1957年“反右”和后来的“文革”进行一下比较,便不难发现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发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通常是在他个人的领导地位或权威遇到挑战时;第二,运动前给运动对象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甚至不惜“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然后大讲阶级斗争及其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危险性;第三,运动以突然的形式启动,其突然程度让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毫无准备;第四,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针对知识分子展开,最后,运动以进一步“向左转”结束。而个人权威受到挑战是运动的前提,也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个人权威遇到挑战的程度、威胁个人权威力量的大小、改变的难易,又决定了政治运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向左转”的程度。如果把1957年至1976年作为一个大的周期,这期间还有几个相对次级的政治运动,如1959年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1971年的批林彪(毛泽东亲自明确林彪是“极右”)、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向左转”和维护、强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在现实政治中成为互为因果的统一体。一方面,没有极权体制的领袖权威,“向左转”就转不动;转了,也难以持久。另一方面,只有不断“向左转”,才能为维护和强化极权下的领袖权威提供土壤和环境。正是这种因果互动,决定了1957年至197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势。

毛泽东在对待“个人权威”问题上,从1949年以后,比较明显的有两次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谦虚”。

一是如上所述的八大前后。事实上即便在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苏联领导人也不赞成中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的提法。批判斯大林以后,苏方更明显地表现出对此的反感,而毛泽东心里也是清楚的。在中苏论战期间,有件事极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很值得“玩味”。毛泽东对“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亲自做过一处重要的修改。原来的文稿中写道:“早在三十年代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在这句话里加进了刘少奇的名字。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在中共正式文件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显然有为弱化“个人崇拜”矛盾焦点,而“不得不”的意味。这种提法,之后便绝无。

二是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毛泽东一度表示反对林彪的“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等吹捧之词。其本意则是在抑制林彪的野心膨胀,置林彪于尴尬。

可见,毛泽东的这两次“谦虚”是非常态的,都另有缘由。众所周知,刘、林二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都曾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刘、林的政治生命,又都是因这种特殊地位多少让毛泽东感到“个人权威”受到挑战,戛然而止。用“打倒走资派”、“路线斗争”做说词,实在有些“冠冕堂皇”。

对领袖个人权威的极力维护,既累了毛泽东,也累了中国。

论战缘何“步步升级”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经过毛泽东本人参加讨论修改,系统阐述了中共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

选择列宁诞辰的时候,批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此举极具震撼力。特别是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的反响。由此也可以看出,中苏论战以在国际上公开的方式展开,是由中共主动发动的。这一招,使苏共恼羞成怒。这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公开指责,同这三篇文章不无关系。就在这年7月,苏联决定撤回所有援华专家。

中苏公开论战的标志,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近四万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探究“中苏论战缘何开”的直接原因,就不能不关注在论战前后,中苏两国各发生了一些什么诱发和导致论战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1962年春天,“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导致的饥荒,诱发了中国新疆几万人越境逃苏事件。经调查,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参与并纵容了事件的发生发展。为此中国政府极为不满。

二是1962年10月,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苏联采取偏袒印度的做法,进一步激怒了中国。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道德价值衡量,这无异于“吃里爬外”、认敌为友。

三是1962年10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古巴“导弹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在这前后,中国对苏联的对美政策公开提出批评。在这场危机过后,苏联很快就迁怒于中国。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

四是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在中国看来这无疑是美苏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自然遭到中国的反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条约在莫斯科出笼时,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

这四个事件,都是直接涉及中苏两国现实国家利益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倒没有多少关系。这种屡屡针对对方国家利益的相互侵害和指责,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必然导致根本利益冲突,公开论战也就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停止相互指责,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苏共所以主动向中共示好,试图缓和越绷越紧的苏中关系,与苏联当时奉行的国际政策有直接关系。在苏联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中苏矛盾的加剧,不利于苏联在和美国争霸的较量中,讨价还价。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举行两党会谈。就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当中,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苏中两党会谈的基础。4月2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了一封长达两万多字的信,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此信列出二十五条,详细阐述了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立场观点。在这封信中,中共对总路线做了如下阐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会上双方轮流发言,当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这个约定本身,也反映了当时双方的分歧和对立已经不是会议协商能解决的了。第一天的会谈,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隔了一天,7月8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整个会谈,基本上是中苏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观点,根本谈不到一块。就在会谈进行时,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苏共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了近四万字的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至此,会谈完全破裂。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之隆重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

为了与苏联论战,早在1962年年底,中共中央便正式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没有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起草的“反修”文章,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常委审定。从1962年12月起,一直到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都集中在钓鱼台办公。“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这个班子方告解散。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打出了彻底批判苏共领导“现代修正主义”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发表了《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了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其他八篇文章,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推向高潮。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共九篇,通称“九评”。这九篇文章除了上述一篇外,还有:“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批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不再有所掩藏。原来还准备有“十评”,只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突然下台而作罢。

中苏论战,进而发展到中苏交恶,实际上主要是中苏两党、两国领导者为巩固捍卫自身的领导权威,进而维护国家利益使然。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及到东欧、东亚十几个国家的“东方社会主义”,其典型的体制特征就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的政治结构。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必然成为政党之间的矛盾。中、苏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存在利益的差别和矛盾是自然的。虽然战后东西方冷战,掩盖和化解了两国间的很多矛盾,而一旦外部气候缓和,或遇到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仍会表现出来。对中共来说,主要就是不愿听从苏联“老大哥”的支配,想谋求政党、国家间的平等,而苏联则想维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从根上说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双方对“马列主义”的引经据典和标榜“正统”,不过是用来说事的“大旗”和“虎皮”而已。

但是,存在利益差别和矛盾,未必一定要发展为敌我对抗。中苏两党从内部意见分歧一步步发展为公开论战,直至发展为两党、两国的对抗,甚至接近战争的边缘。这种发展演变,其实并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原因。中苏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均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对意见”在中苏两国内部都难有存活的空间。事实上,从分歧到公开论战的七年中,双方曾有过一些可以相互妥协、退让的契机,中苏两国内部对激化两国矛盾的政策,也都有过不同的意见。从国家利益的大原则出发,对相互关系做一些调整,使论战适当降降温,起码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苏两党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使主要领导的意志很难得到修正。即便有主张缓和的人,也不愿承受妥协、退让,更别说承认错误可能会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而恰恰相反的是,起劲地按领袖意志同对方坚决斗争,反而会获取国内政治资本。康生、陈伯达在“文革”初期得到重用,与此不无关系。后来,毛泽东在重新启用邓小平时,仍把邓同苏修“坚决斗争”视为很重要的理由。这种“无路可退”的体制,使论战的立场、观点具有了某种“刚”性,这也是促使论战你追我赶、步步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曾试图缓和中苏关系,但中国“向左转”的路线以及苏联的霸主心态在高度极权的体制下,都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改变难,调和也难,两个大国的分道扬镳,已不是换个领导人所能左右的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中苏论战告一段落。而接下来,中苏关系便急剧恶化,每况愈下了。

对中苏论战的反思

综观“九评”,不外是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甚至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不断进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这也正是中国“向左转”的基本指导思想。尘埃落定,再来比较中苏双方的观点,不难看出,显然是苏方的观点更具合理性。因为当社会演变到今天,居然基本上可用当年中方给苏方扣的诸多修正主义“帽子”,用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苏方点出中方的问题,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很多都作为“极左”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

正是“极左”观念作祟,“九评”在立场方法上充斥着很多“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甚至“无事生非”的无端指责。最典型的就是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这里我们不妨把“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文章纲目列出,从中也可大致了解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主导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1)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3)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4)美帝国主义的附庸;(5)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6)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7)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8)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9)简短的结语。

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去分析这些指责的对与错了(中国已经用自己改革开放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单从战术层面讲,中苏论战,把第三方扯进来批判一通,既不能理清中苏的分歧,还制造了新的分裂。有意思的是,当中苏关系破裂后,铁托又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难得毛泽东赞扬的人物。尽管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衡量,南斯拉夫被认为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修正主义”最严重的,甚至已经“资本主义复辟”,却并没有妨碍南斯拉夫后来成为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少数几个东欧国家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真的看重意识形态的那些原则。对南斯拉夫和铁托态度的变化,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中苏论战缘何开。

中苏论战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可以说邓小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给中苏论战做了政治结论。同时他还谈道:“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要害是“不平等”,却非要上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去争是非,这不能不说是中苏两党、两国治国策略上不成熟的表现。

中国和苏联经过各自的社会变革,都已经否定和抛弃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实践已证明都是错误的路线,再辨析和判定谁对谁错,已没有意义。从修好两国关系的角度出发,而又保护各自的情面,邓小平各打五十大板的解释,可能是最好的选择。1989年春,已经退居二线的邓小平,之所以要亲自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谈,也是想在他的手中亲自了结中苏两党的恩怨,开辟未来。然而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苏共倒台,使这种解释似乎又成为了多余。

如今,“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国际性。“总路线”也已经没有任何政党和国家认同。即使再想“论战”,恐怕连对象也找不到了。“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对立的阶级”、是不是“全民国家”、共产党是不是“全民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能否“和平过渡”和帝国主义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吗,当年那种在“同志”名下的争吵,不管多么激烈,在今天看来,都已经变成一种带有童话色彩并连带某种亲切感的历史回忆。

当我翻看中苏论战那些由大量空洞辞藻堆砌起来的文献时,我一直在想,按照中国当年的逻辑,今天的中国,肯定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了。因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定位下,今天的中国,沿着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比当年的“南斯拉夫”走得更远了。“资本”在现今的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市场”,而且成了全国上下到处拼命引进的东西,成了社会财富的代名词。

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论战,从功效上看,既没有达到明辨是非,也没有实现存异求同。而论战使双方对立的加剧,特别是中国走向“极左”的政治路线,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概念化的争吵和给对方“扣帽子”,无助于解决思想问题,更不可能改变对方的立场。当年主持中方论战的邓小平,几经磨难复出主政后,在国内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或许是受了过去中苏论战的启发,采取了明智的“不争论”政策。果真如此,也可算是中苏论战的另一种收获了。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来源:温故

喜欢、支持,请转发分享↓Follow Us 责任编辑:刘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