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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赵国君：小计沙叶新
沙叶新，剧作家。1939年生，著有《假如我是真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幸遇先生蔡》，近有新作话剧《邓丽君》行世。
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
——苏珊·桑塔格
1673年2月17日，《无病呻吟》在巴黎上演。演员，也是编剧的莫里哀却是在身体极为不适的情况下带病演出的。舞台上他“有病呻吟”，虚弱已极的表现被视为剧目所需，观众们深为其精彩的表演叫绝，浑不知他已真正走入生命尽头，在热烈的喝彩的几个小时后，莫里哀与世长辞。我一直为这个戏中戏的故事所感动，也为戏剧留给人类的贡献感叹，这是历史上真实的一幕，我拿来做开篇，并无任何附会之意，只是意在向那些以生命书写戏剧的人致敬。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戏剧艺术，有识者这样说。波光潋滟的戏剧长河不只有莫里哀，还有莎士比亚、奥尼尔、布莱希特、阿尔比，不只有古希腊的悲喜剧，还有印度《沙恭达罗》、日本的能乐、狂言，还有中国的戏曲，等等，无论戏剧名家如何涌现，无论戏剧形态如何千姿百态，戏剧的灵魂却不会死，这灵魂就是极具审美价值的文学性和极具人文关怀的责任感。戏剧人的美丽与正直在一个极具荒诞感的社会里尤为凸显。
一
沙先生三十二岁的时候，我才出生，与他的儿女同龄，他是父执辈的人。年幼读书，多文学，沙先生的大名响亮耳畔。《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总被提起，尽管并没看过。
转眼到了北京，文学青年加十年税吏的我过起了“吃了上顿也有下顿”的北漂生活，理想丰满，热情高涨，由法律思想到历史文化，一头扎了进公民社会的乌托邦，办论坛、开讲座，臧否人物，纵论时局，着实快意。天下英豪来之，各路名师聚之，多为社会进步呐喊的知识英雄。此时，沙老一改戏剧的政论时评频频出炉，传唱于知识界，渐成亮点，于是就比少时的名声更加耀眼，但只见文章不见人，只是远远的欣赏他的语言清奇，趣味多端，那种嬉笑怒骂皆文章的奇才令人叫绝。
2003年，长文《宣传文化》出炉，向言论专制开枪，扒洗脑宣传大粪。文章不似另外一个猛士的调侃姿态，而是条分缕析，将宣传的历史、特点一一揭露铺陈，服人也感人，轰动一时。
“只有假的，才需要宣传”，即便有宣传的必要，也该宣传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一家独大，不允许别人发声。朴实的观点里就是鲜明的言论自由的立场：“如果要真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一针见血地点出暴政的本质，言简意赅。有人打招呼要他停笔，意在将言论专制、愚民洗脑进行到底，他的回答掷地有声：“假如威胁我、迫害我，我将以死抗争。”
2006年一篇长达16000字雄文《腐败文化》再度出世。文章直陈当前的腐败种种，将腐败深入社会细胞的危情与凶险表露无遗，直至大声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则形象地分析了言论专制与思想专制下的众生相，笔力愈加沉重。
近来，有海外媒体依旧想就这“四化”文章采访他，他说，不急，我还要写《告密文化》、《崇拜文化》继续剖析凡此种种的社会病。然后，就是《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讲话》、就是《不为权力写作》、《中国的希望何在》等等一系列的政论文章，文章展现出的忧国忧民之心异常明显，寄望国家政治清明、言论自由的良好希望与可贵的社会责任感无处不在。他不再是那个熟悉圈子里“自以为贵”的文化名人，而是全国乃至国外知识人都很尊敬、很喜爱的公共知识分子。
前几日，一个未曾听闻的业界名人知道我为沙老师做事，几乎立即站立，要我转达对他的敬意，显见其可贵的名声。
这时候的我在思想自由的世界里拜师学艺，无论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都是一路作揖拱手，求教请益。因为还是论坛主人，讲座策划，自然结识了不少思想巨子，风骨文人，沙叶新先生一下子就由天涯到比邻，由比邻到内心，以可贵立场见识击中了我，但，“美人如花隔云端“，只是在网上拜读其文，领悟其言，并无实际的往来，莫逆于心，神交而已。
那时候微博还未流行，都是博客文章。印象很深的一次，著名学者吴祚来在“博客中国”网站呼吁网络文明，禁止脏话骂人式的表达，沙老师跟着响应：
“吴祚来先生文章我读过，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希望吴先生对网络暴徒和流氓的抗争要坚决，但我更希望吴先生的心态要平和……他们无法和你相比,这只要从他们所使用的非人类的肮脏语言、而且从来不敢真名实性地面对你，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施放冷箭，就可以知道他们身价的低俗，他们角色的卑劣。我向来不和他们生气，因为不值得。我常把他们视为病人。我甚至不恨他们，也是因为不值得，没必要；我只是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处境和身心实在可怜。如果你识破了他们的目的，你就会处之泰然，笑傲网络。我当然也是支持你的。最后送你两句诗：不被人妒才必庸，常遭鬼骂是真神！”
奥运来临，知识界有个呼吁人权的联署宣言，除了比较熟悉的前辈，惊见沙叶新先生的名字，其实也并无意外。在举国狂热浑不知权利为何物的荒诞时刻，如此严正的表达，其实为国人大争脸面，他毅然、决然，不畏风险，战斗在为国人争自由的第一线，难得。
二
他和“我的朋友余秋雨”的关系就更有说头。
余秋雨何许人也？那可是声名远播的文化班头，学术明星，其书其文上得国家频道，入得百姓坊间，简直为“德艺双馨”，皇帝筵席贵客也。奈何“文革”期间一段公案被人扒粪，吐槽，士林名声开始打折、露底，一片狼狈。扒粪者乃新锐学者余杰。这位北大怪才指证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曾经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专事意识形态粉饰与管控，从而指控他是“文革余孽”、“流氓才子”，并大声质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是非人格之争引来众多学者抄家伙上阵，围观参战，一场持久的“二余之战”闹得沸沸扬扬。
“二余之战”余波未断，“汶川地震”又起。党的优秀文艺工作者余秋雨同志“含泪劝告灾民”：不要为豆腐渣工程上访，不要为“反华媒体”利用，要做“识大体、明大理”的人。“余含泪”者，网民馈赠，实回避责任，谄媚政府，文人无骨之谓也。 “新丑加旧恨”，余大师的人格备受争议。
沙叶新与余秋雨，本为好友，却在这一事件中了断了情谊。针对历史上的那个是非问题，沙叶新写了一篇文章，《‘书生’及‘梁效’刍议》。文章并没有点评余秋雨的是是非非，而是借北京另外一个“梁效写作组”的参与者周一良的一句话：“毕竟是书生”开题，分析了书生与驯服工具、御用文人的异同，进而追问知识分子的操守与责任。文章不长，并无个人恩怨与隐私暴露，可沙老师的寥寥数语就让昔日好友“衔恨绝交“了！
余秋雨也怪，从来不就是非问题坦白澄清，或缄默不言，而是断然指责质疑者“疯狂崇拜美国”，是“持不同政见者”，只会在“海外反华媒体“上疯狂鼓噪，纯属别有用心，而对“剧作家朋友”背叛友谊的“行径”怨恨无比，一口一个“沙警官”如何如何，“我的朋友沙叶新”被余大师断然打入另册，遂成陌路。余秋雨的这一指控已经背离了观点之争，把个体言论自由绑架到国家战车上，观点之争陡添政治杀气，争论绝无继续，此等假权力之手打压言论自由的做法让沙老师毫不犹豫地与之决裂，不以为惜。
几次都不无好奇地提起这段“公案”，沙老师总是啧啧叹息，摇头不已，“旧的不提了，给你讲个新的吧”，沙老师说：
苏州一家民间文化机构，叫德源文化研究所，本是一个企业家关怀社会的公益之作。请我、袁伟时、章诒和、贺卫方等人做研究员的，办得很好。不知余秋雨是什么心思，要加入德源吧，反正，人家拒绝了。这还了得？余大师的愤怒可想而知了。奇怪的是，不久以后德源文化研究所的负责人即遭遇“联合执法”，工商、税务、文化、宣传能够想到部门齐上阵，查！可结果呢？不但没有偷漏税，还多交了税，鸡蛋里就是没骨头可供挑选，检查组悻悻然作罢，但德源有益社会的民办教育机构还是被查封了，谁做的？还用说吗？
“这个人呐，真是不可救药”，沙老师一声叹息。
三
第一次见到沙叶新先生已经是2008年的事了。拜程巢父先生的热心引见，和上海的另外一位作家朋友，来到了他沪上的寓所。寓所干净整洁，客厅上方就是李锐手书的“善作剧”三个大字。沙老一身格子衬衫，因为大病手术刚过，清瘦了很多，与《围城》里那个胖胖的“曹元朗”对不上。
程先生夸张地介绍我，说我能够组织各种会议，很有办法躲避限制，召集嘉宾等等。他面带笑容，和善地看着我，目带赞许。
“因为癌症，我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我也是‘无（胃）畏’的，你想听什么都可以说”，开头就是幽默。
我摆开了采访架势，打开录音笔，怕错过他的每一句话。他兴致勃勃地自己的青年时代，如何写文章与姚文元商榷，又怎样遭受批判。最幸运的是遇到了恩师黄佐临先生，这个开明的戏剧大师爱惜人才，将他调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专事编剧，开启了一生的事业。黄先生一直对他鼓励提携，甚至亲自为他的《一分钱》戏剧做导演。说到《一分钱》，他来了兴致，当场找出硬币，表演起戏里的一段魔术来！惟妙惟肖的。然后就讲《假如我是真的》，就讲《陈毅市长》，台前幕后的故事很多。
“谭咏麟还演了您的电影么？”
演了啊，《假如我是真的》主角。多年后我们在上海见面，他还请我吃饭，那电影的主题歌还是邓丽君唱的，所以，邓丽君虽没来过大陆，我算是与他间接合作的第一人呢。
他讲北京召开的全国戏剧剧本座谈会，主要是谈论《假如我是真的》，会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仗义直言，讲了很开明很支持的话，让沙老对胡耀邦有了深切的认识。然后就是入党。因为组织上准备让他接黄佐临先生做下任院长，院长不是党员怎么行？可是也困难重重，官司打到中央，又是胡耀邦亲自批示才“火箭入党”，这样才做了院长，一做就是八年。
“我做院长，提了两个要求，一不管钱，因为天生对数目字记不清，搞不懂，二是不管人事，对怎么管人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连自己都管不好”。做领导不管钱，也不管人事，您别笑，这算哪门子领导？
“不，我管剧目，剧目是一个剧院的生命之本，必须多出精品，出好精品才是正道。第二，我管对外交流，把剧院的好戏推向国外是我的责任”。这基本上是顶着院长的名声，做着业务副院长的活儿，人是无官一身轻，他是“有官一身轻”，奇。
他是文化圈中的名流，也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那一年，因为特殊的机缘，他与上海市委的各位领导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均有接触，其中各种趣闻、秘闻已不能公开书写，只能留作秘密感喟人生了，但，戏局、闹场之间也有感人的片段，沙老都一一领略了，看得也很清楚。
那事刚过的第二天，电视上还叫嚣着通辑犯的名字。他臂带黑纱三日，去大街，去单位，老婆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了!沙叶新说，我是不要命了，此刻不戴黑纱，我就愧对历史，愧对烈士!硬是要戴，终有人问，这是怎么了？＂我的北京同学死了!＂沙叶新毫不犹豫地说。
于是，他“不与水合作”，不做权力的吹鼓手，坚持自我思考、独立书写，绝不出卖灵魂，以至于今。上海滩上，49年一来，工业重镇、开放口岸的浮华气派顿消，民国的海派文化也踪影难觅、文人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其实何止上海？而他是个异数，为这个曾经辉煌复又沦陷的地域多了一道风景，余音不绝。上海曾经是一个何等了得的城市，思想巨子，文化精英均为一时之盛，那可是近代中国的思想艺术渊薮啊，可新中国以降，什么文化思想？除了工业城市产个皮包，造俩机器，于今全市场了，经济了，要多市侩多市侩，提起一二文人、艺人，屈指可数了。
在一篇忆及沪上另一位大家王元化先生的微博里，沙叶新写道：我也认识先生，极敬重，不敢自诩忘年交，不够格。先生说“要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责任，留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对人有益的东西，我愿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赶时髦、不回避危险”。“任何环境都不回避危险，掷地有声！”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年，去香港参加会议，有关部门不忘告诫他说话注意分寸，像这样的骚扰已不止一次，这是特务统治的残迹，直到今天仍用在一个正直的文人身上，可他掷地有声地说：
若不民主政改，我绝不和这体制同步，绝不和这政权同声。在我有生之年如果还能为这灾难的土地上的善良的人民做一点有益之事，便是告诉国人尤其告诉青年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告诉他们：我们不再受骗！
四
自此，和沙老就熟络了起来，他人在上海，只有电话联络，关心身体也好，纵谈时政也好，为的是在他那里讨一点智慧，讨一点乐趣。他总是耐心而富有热情、激情。大讲自己的计划，活动，使得后生晚辈的我顿生拖沓、荒废之感。
突然间，野心暴露：沙老，我想给您写传。
“啊？不用，不用，我有什么好写的呀？”
“不，您太难得了，也太有趣味了，写您可不是只为您自己，而是记录曾经的时代，为历史做个印记”，诱导的话一句句的。
“不急的，我还能活很多年！”，算是拒绝吗？管它，也不是为发表用，得做多少准备，多少工夫啊，有个目标在那，悄悄准备吧。
2011年6月，“艺术独立论坛”成立，我邀请江平、栗宪庭、贺卫方、雷颐等思想骄子加盟，自然想到了沙老师，他爽快地答应，极力支持我的公民事业，自此，他就算是我们“自己的人”了。
这不，眼见着他72岁的生日到来，又是程巢父先生热情邀请，专门去沪上为其庆贺生日。
那一天，早早来到宴会地附近，先是与好友克坚的下午茶，畅聊，然后沿着福州路找寻杏花楼的近晚，是上海的雨季，天气清凉。
终于见到各路朋友：先是白桦、王蓓夫妇，均已耄耋。白桦就是写《苦恋》的那个老作家，一句“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悲啼之语首开解冻时代先声。
王蓓女士更是传奇，先是与赵丹演过轰动中国的《武训传》，一直到后来的《大浪淘沙》，是民国走来的电影美人。
然后是赵丽宏先生，著名的男诗人，散文家。好多人“望名生爱”，误把须眉作娥眉，写信言情，结果失望透顶。
年轻的来了一半，坐我右侧是上海辞书的潘涛，克坚，翟明磊等几个都是上海滩上思想比较相近的，多做文化、出版。当然，还有我们的东道主，古道热肠的程巢父先生，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
沙老师夫妇进屋后，大家热情的送他生日礼物。我担心他回族的身份，这也吃不得，那也用不得，挠头之间买了套《上海老歌》的光盘给他。
饭局间各路英雄互通信息，表达观点，绝对无主题变奏。一说先皇是否西去，二说国运是否永祚，然后是上海的天，北京的雨，东拉西扯，南腔北调，好不热闹。
我说，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就这一句，话题逆转，全集中在太祖身上来了。
沙先生讲，一次，一个年近的八旬的将军欲与他捋袖揎拳，就因为他评价了毛泽东。于是说起了苦命的上官云珠，她的生，她的死，当然还有吴莉莉、江青、丁玲、乃至章含之、吴旭君，等等。你一言，我一语，各有史料贡献。凡人言尽处，沙先生绝对有上篇、下篇的补充，均是与他所结交的各路高人提供的猛料，这料爆得，把太祖的前世今生翻了个底儿朝天，沙先生的记忆力与表达让人敬佩，思维清晰，语意丰富且时有诙谐。也就是在这也深度的交流中，第一次与上海这个城市发生了联系，以往不过过客，如今，当地的文化人通过历史，通过心气相通的理想搭起了桥梁，让我这个俳优浪子落了地，亲切而温暖。
依旧是与沙老师的相约，以后要多来海上亲聆其教了。
暮色中，将白桦夫妇，沙先生夫妇送上了车，就与我的上海朋友们愉快地告别了。不由的想起了太白仙人的好诗：
欢言得所憩
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
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
陶然共忘机
五
沙叶新哭了。
因为女儿给推荐给他一篇文章：《妻子的空位》。讲述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如何带孩子的故事，爸爸在一个个误解中逐渐认识到孩子的善解人意，充满了对亡妻的思念与对孩子的歉疚，感人肺腑。他边看边哭，哭了不止一次！
他又哭了，也是看到好文章，牛群妻子刘肃写的，全因质朴感人，感动了。还有，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看过之后是“不哭也难”。而2007年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又让他大放悲声，那么多无辜的人成了现代奴隶，生不如死，他为这矿工的苦难落泪不止，为文章感人哭，为社会苦难哭，他太爱落泪了。
而哭顾准，是他众多哭声中最撼人心魄的一笔。顾准是黑暗年代里的一束光，在“三反五反”中落马之后，一直噩运不断，但他“拆下肋骨做火把”，以戴罪之身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现代专制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并对希腊城邦制度、西方市民社会、中国史官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有思想自由的勇敢，也有现代愚民里的真知灼见，振聋发聩。顾准是上海的“异端”，更是三十年思想专制下的一朵奇葩。沙先生心同此感，是否神接前贤，感同身受？因为，这思想者的苦难撼人心魄，这于荒寒与罪恶下的奋争与呐喊多么可贵？哭顾准，我看出了他骨子里的士子情怀，文人忧思。
沙老挺温，也因为温家宝爱哭。他在政治上是个乐天派，对胡温多有期待、肯定，而温家宝的眼泪几乎是他乐观时局的风向标。
“温总理大概是全世界最会哭的总理”，无论“非典”猖獗，还是微服私访、矿难地震，温总理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哭不止。
这让沙老有了判断：能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了，何止不哭，麻木得都不会笑了，面容呆板，表情僵硬，跟活死人没什么两样，怎么可以让人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温家宝总理呢，我是做戏剧的，多少知道真哭假哭，而“他会哭，就说明有人性，不欺骗，是真诚的，我喜欢这样的总理，也对未来中国政治看好”。
六
还是想给他做传。
去年三月底，电话与他，想找时间长谈，将其所思、所想全聊出来，整理，可暂时保全，也可适时流布社会。
“沙老师，我有热情，有精力，也相信有才力做到这一点。您给我的只是时间、经验和智慧，国君自由一身，奋争一世，天地独往，甚为期待与先生的人生谈话。此中大义，一生难得，与先生游，夫复何求！”。
短信飞去，是我的磨和泡，有点儿小慷慨，小激昂，微博中，他答应配合，又心存疑虑：
“上海程老执意为我写“长编”，北京赵君誓愿为我写传记，情意恳切，既感且愧，我何德何能，竟传而记之？如是，则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辞谢再三，并非谦冲，实在是自知之明也。故而声明：来访、聊天、签名、合影、听乐、观剧、赏饭、邀游等等，如有空，定应承。若求序、索字、采访、写传，请原谅！”
这确实是他的谦虚了了，写传，看重的是他的风采与品格，时代异人也。他本是可以“投降”的，或者就这样饱受党国优渥，做个不言不语、名誉等身的“人民艺术家”颐养天年吧？他偏不！不愿说谎，不愿配合造假，心有不平，不平则鸣。
一说写传，他总说，不急，我还能活十几年，弄得好像盼着给他盖棺定论式的。其实，他急的不是这些，而是急着要写很多作品。
一次在车上，我们碰出写《苏东坡》的念头，看出他的兴奋，我说，您与东坡先生很像。
而写完邓丽君后，还要写赵丹、张宁、宋美龄。
写，写，写，他毕竟还是个剧作家。
2012年4月，“艺术独立论坛”经过各位评委和专家的认真评选，将年度“艺术独立论坛奖”颁发给了他。
这是一个纯民间的奖项，除了一张奖状，没有任何奖金，也没有任何官方媒体予以报道、颂扬，只是同仁之间的彼此安慰、肯定。他很重视这个奖项，亲自来到北京受奖。
在论坛主席江平把奖状颁发给他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欣喜。他说：
我爱独立二字，故重视此奖。20人入围，5人胜出，我首当其冲，受宠若惊。获奖感言想说：“我获奖，我光荣。获奖感谢共产党，光荣归于毛主席。”怕不严肃，挨批评，只得正经。一正经就动真情，说“艺术家必需坚守独立精神！”首先独立于政党，独立于领袖！
这一次在他家，只见“艺术独立论坛奖”的奖状赫然挂在墙上，再无其他任何奖状，心头热热的。
七
沙老师的幽默是出了名的。他的幽默段子网上到处流传，早已耳熟能详。什么少十斤，亲三口的“拆名”；什么实话实说的名片；还有他的四项基本原则：“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都成了流传一时的经典了。
“让我在此夸张艺谋，不免太‘夸张’了”， 叫绝。
自深入接触以来，耳濡目染，面聆身教，一次次感受到了他无所不在的乐观、豁达与妙趣。
春天来京，见面即问：沙老，最近读什么书？
“《少年维特之烦恼》”，脱口而出。
他说，那天半夜接龙应台电话，只是笑，问笑什么？龙应台说，看了你的《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太逗了。何止这篇，趣味、幽默在他的文字里比比皆是，看得你俯仰自得。
《律师文摘》杂志社请他去演讲，他定的题目：《吃饱了，撑着呢》。开篇他就说，我的胃生过癌，切除了四分之三，所以“宰相肚子能撑船”，我撑不了那么多，又是文人的肚子，沉不住气，爱发牢骚，爱发议论，情感比较激烈，说话不着边际。
陪他见北京的朋友。一次是戏剧界的同仁，多是追求戏剧自由与尊严的，与他思想、立场接近，席间谈笑风生，都爱听他讲，就是有趣，看得出大家的尊敬和喜欢。他几乎都是正经的大实话，却很有喜剧效果，在一个生存即幸存的年代，实话即笑话。
而这一次请他的人可了不得，91岁的何方做的东，何方曾经做过张闻天的秘书，是著名的“两头真”式的民主老人，于是嘉宾里都是同道，有96岁的李锐，86岁的张思之，81岁的蒋彦永，80岁的邵燕祥，还有杨继绳、章诒和、贺卫方等“年轻人”。何方先生为宴请这一席着实热心张罗了好长时间，不断与沙老师确定进京时间和行程，甚至早早地来到饭店等候他。他到北京来，确实是大事，有类民国期间北京上海文人的交往，当然，他们不是简单的文人，是关心社会进步与中国民主的可敬老人。
席间又是说笑，他讲，大家也讲，96岁的李锐兴致甚高，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都是猛料，猛料多猛，听得见写不出。每个人对他都很关爱，东道主何方说：“今天聚会，一为沙叶新来京接风洗尘，二为提供机会大家说笑。”于是笑语欢歌不断，尤其是章诒和与贺卫方互相斗嘴，邵燕祥听力不佳却猛爆往事，跟着沙老师的诙谐幽默，笑语欢颜。
他的乐观、幽默、豁达，其实是一种罕见的诚实，加上一些语义的变幻，语境的落差，和着他的文采，信手拈来，随时发挥。而诚实之外，是一种对人和事特别，特别的善意，所以才不争，不怨，对人的局限与各种不足，多有善意的体贴。
说他“善作剧”是对的，他对这个世界毫无恶意，无论多么不完美，总是乐观的，正道直行的，因为他是哈维尔意义上的“活在真实中”，无惧，亦无忧，所以，他才在紧锁眉头的时代说，我是个快乐的人！
八
去岁深冬，没有暖气的上海，很冷，就在他家里，各穿棉服，聊。先聊他的贵州演讲，一群关心社会进步的青年组织的民间沙龙，要级别没级别，要影响没影响，但有理想，有责任，他去了。他尊重一切有追求的人，所谓异端。
接着聊时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再次浮现，讲权力斗争的公开化，讲独立选举人事件，当然，还有那个说不尽的温总理，说温总理的人情味儿，说他能够背诵那么多诗句，不是一般作秀说得了的，还是有人文的东西在，对所谓观念上并不相同的人，亦是尊重。
晚饭的时间到了，就在他家附近，过马路，细声地提醒夫人注意，并自然地搀扶病妻，场景动人。
进了饭店，还未落座，突然想起事情，原来忘带钱包，赶紧回家去取。
“不必啊，我来请您。”
“哪能呢？坚决地说不”，其实，是对我造访探问的尊重，尽管我不过是万千“沙粉”中的普通人，在他眼里却是贵客。
饭间的闲聊多前尘往事。说刘琼、白杨，话赵丹、章含之，等等，不是一般的八卦秘闻，都有独立成章，妙趣成篇的精彩之处，耐人寻味。不由地像专访一样，好奇地发问戏剧界的种种。说夏衍，李默然，当提及吴祖光，更是话题多多。
“我非常敬佩他，尊重他，他是我的精神导师！”，于是就聊吴祖光的正直敢言与热血热肠。在政协会上他直呼那个大救星“贼寇”，更为普通民众仗义执言（指1991年我国首例消费者名誉侵权案呼吁的事），一身肝胆、性情，甚至比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更动人。
“我有幸和他有过很多的交往，多次同他出访国外，他曾为我颁过一次奖，深感他的正直可爱，他是一个活得很自然的自由人。”
这些还不够。今年夏天，北京友谊宾馆前台，我与服务生发生争执，动气放狠之间，他急切地走近，耐心说理，客气之间化解了矛盾。事后提醒：“不要随便和人发脾气，一是无助问题解决，二是人各有资质、天分，办事多有不同，要理解，要尊重。”
“发脾气就是不尊重人么”，他说。
发脾气就是不尊重人么，这句话在心理盘旋了好多遍，以至于今，稍有动气，很快就想到他的提示，自然放缓趋和了许多，感谢沙老教诲。
一次，助手为他办理来京事务，多有不周，我激烈地批评，不遮不掩。他明明地制止：做得很好了，不要说他啦，那时以为他不过客，轮到如今我做他助理，本该更加细致、周到，可北方习气也好，天性散漫也好，大大咧咧，顾东不顾西的，落得全是他一人在照顾自己，错漏之处，从不指责。
那次更是无礼。午睡时刻，因客人占据了他的房间，他不得不跑我屋里打盹，当然起床让他，他却坚定地按我床上，说从不失眠，只要一个靠枕靠着椅子马上就会睡着。于是，靠在椅子上开睡。床上的我，情绪翻滚未定，已听闻他细细的鼾声经略耳畔，坦荡无物之处登时想起了陈独秀。史载，当年陈独秀被捕，囚车之上，鼾声雷动。
九
真正了解邓丽君也是因为沙老师。
在我的记忆中，一代歌后就是个很成功的演艺明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很有影响罢了。宣传机器还说她之所以不来大陆，是国民党特务云云，一经了解，才知谎言弄人。
沙老说：八十年代末，中联部、统战部不惜一切要把邓丽君统战过来，希望她能够在大陆举办演唱会。功夫真正是做到家了，到邓丽君的家里去，和邓妈妈在一块吃饭，一起购物，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她。其实，邓丽君非常想回大陆，一方面是歌手，总想唱遍全世界，没到过祖国唱过，绝对遗憾，二是为了父母，他们的根在大陆，思乡更甚，正好借此拍些照片、录像带给爸爸妈妈，了却故乡之思，也尽了孝心。
于是，就谈。
第一个条件：
在天安门广场唱。
答应。
第二个：
免费。
“免费？”
“是的。我要报答那些曾经因为听我的歌、唱我的歌而受到开除团籍、受到批评的歌迷们，我要谢谢他们，他们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进行商业演出的话，估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买不起票。”
随你，不用说，很快谈妥。
可是，春雷一声震天响，天安门已不能演唱了！她震惊、错愕、愤懑、恐惧，泪流不止。惊魂未定，她发表声明，事不正名，绝不履约，她毁约了，成吨成吨的银子往外推呀，她，还是个商业明星吗？
沙老师接着说：她还是怕呀，怕遭毒手，就躲，跑到屯门，跑到西贡，然后到了巴黎。在巴黎，每年到那个时刻都参加祭悼，在巴黎有一个墙，忘了叫什么墙，事件的祭日就在那儿哭。
“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好的机会失去了，可以回大陆了，却回不去了，甚至永远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样一个女艺人，一个艺术家，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是，我决定拿起手中的笔，写她，写一部话剧给她，就叫《邓丽君》。这时，我不敢说神圣，但极为虔诚，极为尊重的心情去写她。我非常高兴我的感动，这说明我的心依然柔软，我的情仍旧丰赡；我的思还能飞翔，我的剧可能有望。只有我被感动，我才能感动观众。
那年，在台北邓丽君的墓前，毕恭毕敬的沙叶新先生默默发誓：
“邓小姐，我写你，请放心，我一定呕心沥血、情深一往，绝不让你失望。”
十
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区的天是恣意的天。
这天，《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笔意恣肆的奇文：《教条和裤子》。
文章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要的刀也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所以，先脱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脱！文章署名胡乔木，修改：毛泽东。
自此，由党内红色教授以降，只至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等有文化、有学识，更不要说有思想的人均在公开羞辱、彻底打倒、完全扫荡的炮火中了，一去整整七十年！七十年来，知识人的生命史是辛酸史、苦难史、血泪篇，莫说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连人身安全，生命存活都不能保证。
都看到了的，直到今天，他们也不能、也不会处理好与知识人的关系。
裤子，脱。
尾巴，割。
脑子，洗。
利益，诱。
于是，投靠、出卖、钻营、萎缩成了大部分知识人的面相，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谈谈而已！
于是，遍地犬儒，沙洲满眼，一片落败、萎靡、沉沦、软骨之景象。
一位美国学者说：“人文文化是人道思索与公民责任的文化。它已共同的善为鹄的，意在借助语言来传达那些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高贵理想，并通过触动人的情感来激发他们的赞美和深刻贡献。”
沙先生作剧多年，以词句织网，网布天下人间的野心勃勃、爱恨情仇，网罗出的是一部部文学上的戏剧，戏剧里的人生，既有优美的展示、无情的披露，也有热情的讴歌，辛辣讽刺，让我们在理解生活、经历世事的同时反照自身，有所喜，有所哭，有所思，但，他与这个时代也是“相见恨早”，饱含心血的部部剧作难见天日，一切声名、美誉“私下相处流传”，他的著名有些“中国特色”式的奇怪，不是那个因权在握而著名的特色，而是由于可怕的无物之阵，思想管制使得他的剧本离舞台总是一步之遥，尽管他创作的激情与力量一直都在，可写作者巨，上演者寡，“平常寻不见，偶尔也不露峥嵘”，却幽香款款，声名远播，奇哉！而他竟“我自创作不动”，“以笔为旗”不改，时时以知识人的良知与责任自勉，嬉笑怒骂，针砭时弊，清音不断。他，配得上知识人的名声，尽管他有伸手可得的便利机会，却一一作别，不与为伍，为了心灵的自由与精神的高贵甘愿自我放逐，自得其乐。
海德格尔说，只要善意与真心同在，人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他就是这样诗意盎然、趣味悠然地栖居在故国家园，饱含人道关怀与公民责任，成了这个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定论似嫌尚早，他依然思索日深，笔耕不辍，依然妙趣横生，语暖四座。古有东方朔那样的智者，滑稽多智，切谏直言，他总让我想起东方朔，尽管，他比东方朔更有担当和勇气。他太可爱，太好玩儿了。（原谅我对先生的不敬）他说：人的一切都要美。容貌、语言、服饰、思想。确实的，沙老师言谈恳切，服饰素美，在极小的细节上透着一股干净俊朗的神采，更别说思想的独立、包容与平等了。
傅国涌先生说：“上海有个沙叶新，是这座物质化城市的大幸。有人把他誉为‘上海的吴祖光’，不是偶然的。年过花甲的沙叶新先生不仅为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挽回了一点面子，也为整个儿缺乏气骨的上海文化界、知识界挽回了一点荣誉。一句话，正是他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上海久违的精神气骨。”
著名电影人布努埃尔也说过一句话：“一位作家并不能改变世界，但他们能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在一个政治与戏剧纠缠得一塌糊涂的社会，“寡人有疾”的阴暗心理除了“赵家的狗多看了我两眼”的敏感外，就是不惜动用权力来封杀艺术自由。政治原因成为戏剧家永远也走不出去的城堡，戏剧人牟森对沙老的判断是：只要沙叶新这种深具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现实的立场和干预生活的激情的人，只要他的宗旨未变，结果只能离开戏剧，选择别的探索。
但他没有选择别的，依然快意恩仇地继续着他的戏剧事业，继续着他对时代的所思所想，天地孤鸿，清音耿耿。“唯此沙洲上，有叶独自新”，这就是我眼中一个不为权力写作的老戏骨形象。
他说：“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不容易啊。”
选自本人新著：《十二张面孔里的中国》，文中照片为艾群所摄。
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