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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中國民眾為何成為特朗普對華強硬政策的支持者?

2018年11月25日 13:45 PDF版 分享轉發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美中之間的貿易爭端,甚至中國在南海、印度太平洋地區和世界更廣泛地區的爭端,表面上看起來是美中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是越來越多的民眾更多地將它看作是一個中國的內部衝突,是中國政府中人數極少的左傾執政利益集團與其他社會精英甚至整個社會的衝突,他們似乎將看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幫手」。

在對待美中衝突的問題上,美國執政的共和黨和在野的民主黨的立場高度一致;政府和民眾的態度高度一致;學界、商界和媒體的立場高度一致。反觀中國,政府與社會、最高執政集團和各級行政技術官僚和公眾知識分子、「官媒體」和「自媒體」之間的立場則截然不同,這種立場根本對立的背後是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尖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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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執政黨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神經向來十分敏感,而貿易問題更是涉及不少人的切身經濟利益。按照常理,中國的各級官僚、公眾知識分子、商界私企精英和稍微有些知識的民眾在美中貿易衝突和南海問題上應該與中國政府的立場一致,反對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政府的立場。

奇怪的是,他們的絕大多數人卻站在一旁對和中國政府的困境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甚至是一邊倒地支持特朗普,而且「挺特」的熱度絕對高於美國人。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奇怪的局面呢?他們的回答是:中國已經沒有制約習近平的力量,他們只能期待特朗普阻止習近平的一意孤行,而這種一意孤行比美中之間貿易戰對的利益損害更大。

期待一個外國領導人來解決自己本國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可悲狀況;這種狀況發生在小國倒也可以理解,因為大國具有對小國的干涉能力。但是當它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時,就是極為可悲的了,大國之間一旦產生對抗,無論是干涉者還是被干涉者都會付出昂貴的代價。

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是經常發生的,能夠互利互贏當然很好,但是「零和博弈」也並不罕見。面臨利益衝突的時候,如果本國政府能夠代表國家利益與外國博弈,為本國人民爭取更多的利益,這當然是最好的情景。顯然,當下的中國人已經放棄了對習近平及其統治精英為自己爭取利益的希望,而是希望來自美國的壓力改變中國當前奉行的愚蠢而又頑固的政策。

看看美國在與中國的衝突中向習近平提出的清單,不得不承認清單上的絕大部分要求的確是中國的商業精英、知識精英和作為生產者以及消費者的普通民眾長期以來向自己國家的政府要求但是無法得到的。

例如,降低關稅將提高中國消費者的獲得感,促進中國這樣一個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取消對國有企業的特權能夠為廣大的民營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允許外國的金融企業進入中國更是對在信貸政策上遭受政府和國有部門歧視的民營經濟的一個重大幫助;互聯網對外開放更是打破政府壟斷、讓普通中國企業和中國民眾自由獲取信息的需要。

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眾的這些合理要求不僅無法得到滿足,在習近平主政之後甚至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形成自己世界觀的習近平和那些和他具有類似教育和成長背景的人,正在加速迫使中國從鄧小平的一條腿的改革向毛澤東的全面控制回歸,中國的進步之路基本上被堵死,從黨內到黨外的抱怨聲一片。

曾經是商人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最關心的並不是中國各階層民眾的訴求,但是習近平快速倒車的行為同時也損害了美國製造業和投資界的利益,尤其是習近平的外交政策也形成了對美國嚴重的威脅。就這樣,雖然出發點不一樣,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的普通民眾在應對習近平荒謬政策的「戰鬥中」成了一個戰壕的「戰友」。

中國國內官場上越來越多的人將習近平及其追隨者看作是文革中推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似的倒行逆施的力量,遺憾的是,現在的中國既沒有解決政府高層中四人幫式政客的制度基礎,也沒有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人那樣的中流砥柱式的政治領袖,這些領袖必須既具有政治實力,又有著明顯不同政治綱領。

正因為如此,中國各界精英和社會大眾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國總統的政策上面。他們不是支持美國總統反對中國,而是支持美國總統修理在中國無法無天的最高統治者,削弱他的政治基礎。這正是中國政治、商業、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對美中衝突所採取一種看似荒謬實則理性的立場的根本原因。

——RFA

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1/24/2018 09:42: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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