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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資中筠：棄舊革新是民族興衰所系，不是應付或迎合外人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這方面論述林林總總，其中不少真知灼見。本人只是從歷史的角度，就幾點個人的感受，略述一得之愚。
資中筠先生
前人的功績不可抹殺
首先，中國向著現代化方向的改革開放絕不止40年，應該至少是近180年，常聽到的一個說法：中國用了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道路，這完全不符合客觀事實，無視前人的努力和貢獻，如果扣個帽子，應該算是”歷史虛無主義”。
再早的姑且不論，從鴉片戰爭后一批士大夫開始睜眼看世界算起，至少已經走了近180年。在這期間一大批先行者做出的努力、犧牲和貢獻，造成光輝而悲壯的歷史，不容抹殺，值得敬畏。前人的成績是今天繼續前進的基礎；而原來阻礙前進的因素也頑強地存在，仍然起著阻礙的作用。前人已經解決的、克服的，又不斷回潮。 中華民族的劣根性積重難返，現代化任重道遠。
何謂現代？一般以工業化為分野。工業社會以前的農耕、狩獵、畜牧等等為”前現代”。工業化絕不止於產業革命由手工到機器生產，而包括與之相配的整套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根本性的變革。
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是文明古國，有悠久的、曾經光輝燦爛的文化，農耕文明悠久而成熟、精緻，代表著一個高度。
另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與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相遇時，已經落後。從何時起落後？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大體上從14-15世紀，也就是歐洲走出中世紀，而中國還在皇朝往複中停滯不前。曾經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正成為阻礙變革的沉重包袱。
因此， 現代化與開放分不開，沒有國門的打開不可能產生根本的變化。而這個開放，就是向歐美早發達的國家開放。180年前如此，40年前亦復如此。只有在中國的大門打開，面向當時先進的西方之後，現代化進程才得以開啟。因此，一百多年來，每一輪的現代化改革都與開放分不開。
從教科書上學到的，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打了一系列敗仗，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以一部近代史就是帝國主義侵華史。這種概括十分片面，既是對前人的不公平，也不足以客觀對待歷史，認真吸取經驗教訓。
姑且不論這些戰爭是否非打不可，哪些是可以避免的，以及當政者一連串的誤國舉措。只說客觀上所有這些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對中國起的作用就是開放門戶，刺激中國人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覺醒，開始有民族國家意識，在不同程度上喚醒了一批知識精英，不但引進現代科技和先進的經營模式，促成了從無到有的初期改革和建樹，而且開闢西學東漸，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吹進新風、開啟民智，落實到行動上的洋務運動和走向憲政的努力，儘管那些努力未能取得預期的成功，其所起的奠基作用功不可沒。
直到世紀之交庚子之亂，清皇朝已經腐朽昏聵到那樣的程度，在朝中還有一批有眼光、有擔當的高官，認識到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戮力圖變、圖強。有拚死力諫的京官，有敢於”亂命不從”，保住大片國土免受蹂躪的封疆大吏。在野則新潮洶湧，出現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為挽救民族危亡爭取革新而奔走呼號的志士仁人。在這過程中不論朝野都出現了以命相搏的烈士。在外強逼迫、朝野合力之下，最高掌權者也終於接受變法、立憲。不過已經太晚，革命爆發。
辛亥革命以後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開放大踏步走向現代化的時期。教育、實業、新聞、出版、文化、社會風氣，乃至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都全面走向現代化。現在有所謂的”黃金十年”(1927-1937)之說，並不確切，這個過程遠不是從1927年開始，而是更早，至少早十年，第一次歐戰發生之後，列強暫時顧不上東方，也給了中國發展的空隙。
這二三十年中的口號是”XX救國”，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各方面精英人才輩出，奠定了中國各個領域自主自立，繁榮發達的現代化雛型。更寶貴的是思想活躍，當時世界各種思潮都進入中國，一度形成新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僅民族工業一項，在短短二十年中日常生活必需的輕紡、日化以及食品工業實現國產化，去掉”洋”字(如”洋火”、”洋布”、”洋蠟”、”洋灰”……等等)，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貴的是，這個成就不是靠人為的”抵制洋貨”，而是靠以價廉物美的產品佔領市場實現的。在社會結構上出現了新興中產階級。儘管百年積弱，在內憂外患中屢遭挫折，其為後世造福有深遠的影響。(詳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實業家》，《經觀報》2018.月。日)
最近一輪改革開放
在經歷了眾所周知的曲折彎路以後，最近一輪改革開放從1978年算起。這是經歷了一場人為的大浩劫之後的重建，稱作
“撥亂反正”，實際上是在一切領域回歸常識、回歸正常生活，恢復正常人性、人倫。
“前三十年”，也不可一概而論，初期亦非毫無建樹，”階級鬥爭”時緊時松，經濟建設一直在日程上，人民生活總的有所改善。到1957年那個特殊的春夏之交之後，國內國際都以”階級鬥爭為綱”，一浪高一浪，建設全面逆轉，日益喪失理智，直到1966年之後達到高峰。對外”帝、修、反”一起反，達到徹底孤立，卻以世界領袖自居，不是引領現代化，而是倡導”世界革命”，在”自力更生”口號下閉關鎖國，經濟上脫離世界發展的潮流；在思想文化上”封、資、修”一概否定，”在一切領域實行專政”，文化形成沙漠，經濟瀕於崩潰。
1976-—1978年是大轉折。對外開放與國內改革同時進行，相輔相成。以後的三十多年中實現了經濟騰飛，大面積脫貧成績顯著，其中挫折也是一代人心中之痛，不必詳述。僅略述幾點促成進步的亮點：
(一)對外戰略
1. 對時代的看法：一切對外政策和行動的基礎就是決策者對我們處於什麼時代的看法。簡單化地說來，前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之前：延續列寧的理論：”帝國主義走向全面滅亡；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的時代”。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也就是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就告滅亡，共產主義就實現了。這一理論在中國發展為：”不是革命消滅戰爭就是戰爭引起革命——最後消滅資本主義”。二戰後，特別是到60年代，亞、非民族獨立運動興起，被納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所以給予大力支持。
之後：逐步轉變為”和平和發展的時代”，世界大戰可以避免。
這樣一個180度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達成的，在高層經過幾年的時間慢慢達成共識。要點是：承認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不可避免；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在衰亡，西方國家並非以滅亡中國為目標，世界革命不會馬上到來，兩種制度可以和平共處，還可以共同繁榮。在這一認識的前提下，才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才能敞開大門，全方位地改善與發達國家的關係。這個效果我們已經看到了。
2. 對誰開放？對西方，主要是美國。
以前並不是完全沒有開放過，在”一邊倒”，與蘇聯尚未反目之前，可算”半開放”。後來又劃分”三個世界”，以不發達國家和革命組織為友。所以真正的開放，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開放。
尼克鬆訪華，中美解凍是毛澤東留下的遺產。沒有這個開頭，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要改變可能阻力要大得多。毛與斯諾談話在全國一直傳達到基層，這個大逆轉只有作為”最高指示”在當時”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的氣氛下才不會遇到對抗。不過當時聯美是為了反蘇，有策略性質。並沒有改變對戰爭的看法，還繼續”深挖洞、廣積糧”，只不過把最危險的戰爭來源由美國變為蘇聯，根據集中對付一個敵人的原則而有此決策，更重要是美國正在考慮轉變對華政策，是雙向的。
“改開”以後對美是作為大戰略，不是策略，堅定不移，並與國內改革緊密結合。證據之一：有一次清華張光斗教授在與共青團的講話中仍根據老調子，說對美是策略，反帝原則不變。鄧小平借一次接見外賓之機，重申與美國的關係是大戰略，點名說那位教授的講話是”胡說八道”。 事實上，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整個對外關係的一盤棋就活了。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與美關係密切的國家都爭先恐後，先於美國與中國建交，聯合國席位問題也先於尼克鬆訪華而解決。
“反霸條款”的意義
現在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是奠定中美關係的《上海公報》中的”反霸條款”：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其具體所指在美方是收縮戰線，陸續減少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例如停止越南戰爭、撤出在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減少在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軍事基地(包括把沖繩歸還日本)；在中方則是停止輸出革命，亦即不再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反政府武裝鬥爭，也可以理解為沒有在這一地區稱霸的野心(此後中國也真的實行了)。”其他國家”顯然主要是指蘇聯。這一條款非常重要。因為美國原來對華的”圍堵”政策的依據就是防止中共的革命蔓延到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這樣，一個造成兩國敵對關係的關鍵性的現實因素就排除了。以後與美國的《建交公報》和關於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報》以及1978年與日本締結的”和平友好條約”都重申了這一原則。
(二)解放思想：真理標準的討論。
核心在取消”兩個凡是”。也就是任何人的思想言論都不代表真理，都應以實踐來衡量。反對個人崇拜，把人造的神從神壇上拉下來，還原為人。既是人，就可能犯錯，不必言聽計從，可以揭露、批判。這一思想解放在當時產生的實際效應，一是為一大批冤假錯案平反，受迫害的倖存者得以恢復正常生活；二是以實踐為標準，崇尚務實，打破了諸多阻礙經濟改革的教條迷信。更重要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說真話的權利，使人們從謊言中清醒過來。這裏用了”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詞，因為這一權利始終沒有完全恢復，以至於”真話不能全說，至少不說假話”成為名人名言。不論如何，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真話率大大提高，文字獄顯著減少，有人比之於一次”再啟蒙”。
其他如提倡尊重知識、為”臭老九”脫帽、恢復高考(取消領導批准)、開放自費留學，等等，不必贅述。
(三) 如何接受蘇聯解體經驗教訓？
在那個關鍵時刻，中國決策者採取的態度不是”兔死狐悲”，而是與之切割開，提出的經驗教訓是：因為他們沒有改革，沒有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所以我們更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做好自己的事，繼續改革開放，改善人民生活。於是而有著名的”九二講話”。對外關係強調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轉移。繼續重申：不當頭，永不稱霸，韜光養晦。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不當頭”的含義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之後，克制自以為引領”主義””捨我其誰”的衝動。這一明智的決策，使中國經受了考驗，繼續前進，而不是倒退。
以上粗略概述筆者體會的幾點促成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因素，在今天的形勢下特別值得強調。
當然還有開放市場經濟，農業包產到戶，農民進城務工，承認民營企業、利用國際市場，參与國際競爭、努力與國際接軌，參加WTO……，才有後來的GDP連續上升。這方面方家論述汗牛充棟，姑從略。
步履維艱，阻力何在
180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中國的現代化前赴後繼，但是似乎總是走不上康庄大道，往往進兩步，退一步，或進一步退兩步，甚至大倒退，走上歧途。在”崛起”的呼聲高漲的今天，又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險阻。前一節提到的幾個亮點，似乎每一項都在反轉。何以至此？
歷史痼疾
自”睜眼看世界”以來，每一輪的變革遇到的挫折，有一以貫之的相同點，近二百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1. 永遠在”急起直追”之中。由於痛感落後差距之大，需要”迎頭趕上”，急功近利成為慣性，把民間智慧”磨刀不誤砍柴工”丟棄一旁，就是不肯下磨刀的功夫。行”拿來主義”，貌似捷徑，稱之為”后發優勢”，實則為劣勢，因為創造發明的艱苦探索不能由他人代勞，真正的”秘笈”並未學到手，結果每一個階段都是夾生飯，而且永遠在追趕之中。
2. 未能以法治代替人治。重大改革措施依賴掌權者的意志和權威，通過政策、法令推行，而未能以立法固定下來。而況整個法治體系未能建立，即便有法也可以憑長官意志選擇性執行。無論多”英明”的決策，免不了人亡政息，甚至前功盡棄。
3. “體用”的情結揮之不去。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就遇到”夷夏之辨”的堅硬內核，對”西化”的拒斥和恐懼油然而生。在士大夫是文化觀念問題，在當政者更是特權利益問題。”拿來”器物或製造器物的技術(不是科學)非常順利，而進一步觸及現代文明的制度和思想文化，就百般阻撓。在這方面頭腦清醒的先行者往往境遇不佳，甚至蒙上”叛徒”、”漢奸”的污名。從晚晴的郭嵩燾到今天，都是如此。
4. 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是走向社會公正，普惠黎民百姓，包括物質和精神，包括人權和尊嚴，還是實現大國、強國夢？與外國交往重面子，還是重實惠？”寧予外夷，不予家奴”，一擲千金實現萬邦來朝的”盛況”，對溫飽尚未解決的小民有何意義？與此有關的，就是 一切施政的目的是保民，還是保官，保權？這個問題不解決，改革就失去方向。
5. 官民關係主次顛倒(民當然包括商)。這是最根本的。歸根結底，誰是國家的主人？誰養活誰？實質上，從億萬富翁到升斗小民，都需要仰官府的鼻息。從晚晴以來，不論名義上如何稱呼，終究是專制制度，沒有健全的法治。只是有些時期內亂、外患，削弱了官府力量，客觀上掌控力不夠強，沒有達到無孔不入的大一統，輿論沒有全部歸順，執政者還有所忌憚，所以民間力量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一度思想活躍，文化多樣化。
除了歷史的痼疾之外，還有幾點新因素：
1)曾經一度從理論到實踐消滅私有制，倡導階級鬥爭。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四十年前啟動的一輪改革必須解決對私有資本合法性的承認問題；
2)權力空前集中，官府掌控能力空前強大而無孔不入；
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前三十幾年改革開放積累了空前豐富的資源，支撐了上述第4點的虛驕的”強國夢”。不受監督的權力與資本結合達到空前強大。
4)”體用”的含義，最初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語)。現在”體”是什麼？有好事之士正在致力於把兩千年前祖宗之學與後來新認的祖宗——一個十九世紀的西方人——180年前的部分言論相結合，經過裁剪，任意詮釋，迄今尚未見能令人信服的”體統”。
這些新舊病源四十年前的改革都未解決，留下倒退的隱患。當時為克服阻力，提出”不爭論”、”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務實的取向對扭轉積弊，跨出第一步有其必要性，但是許多基本觀念沒有取得共識，在繼續前進中沒有進一步澄清思想。例如：
——私有財產問題、民營企業與國企的地位問題、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始終未有定論。官方”調子”時松時緊，忽而打壓，忽而優沃有加，都帶有權宜之計的性質。在私有產業受法律保護的訴求上，億萬資產的企業與被城管粗暴驅趕的小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是大企業家在得意時意識不到這一點。
——思想界樂道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事後證明也僅適用於一時，不久”兩個凡是”就回潮，只不過主語隨機變化，於今尤烈。 說真話的權利又被收回。
——在大家記憶猶新，最易取得共識時，未能徹底否定”文革”。仍為尊者諱，特別是沒有從制度上總結教訓，以致這樣一場禍及全民的浩劫，竟在一代人中被遮蔽，被努力忘卻、淡化，甚至似曾相識的言論、思維方式又在某種契機捲土重來。
——在舊的信仰和階級鬥爭為綱的價值體系崩塌以後，沒有建立新的全民認同的價值體系，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飽受匱乏之苦的十幾億人追求豐裕生活的慾望和才能一旦釋放出來，產生無比巨大的能量，創造了無比巨大的物質財富，而另一方面精神貧乏，導致拜金主義盛行、腐敗叢生、特權橫行。在社會矛盾尖銳化時，人們嚮往平等廉潔的”好時候”，卻無新的精神資源，新的途徑，只能憑記憶，或傳說的神話向後看。正如晚晴以來屢次發生的現象： 清醒的、符合常識的、道出真相的言論被封殺，人物被污名化。無數次歷史實踐已經證明為禍國殃民的，從義和團到”文革”式的反理性、反常識、反邏輯的思潮，竟然在21世紀的后工業化時代又有了市場。
——急功近利，不肯下功夫磨刀之苦果，已在今年多起轟動效應的事件中突顯出來，不必贅言。
然而 世界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或稱數字經濟時代，聰明的中國人也已”迎頭趕上”，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矚目。結果如一畸形的巨人，一隻腳跨入後現代，一部分頭還在前現代，形成巨大張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幾十年所享受的、歷史上最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機遇有失去之虞。
所有這一切都呼喚根本性的變革。這是中華民族興衰所系，是十幾億中國人福祉所在，而不是應付和迎合外部的壓力。不過”禍兮福之所倚”，在內部動力不足，或阻力太大時，外部壓力也許反過來起助力作用。大門已經自己打開，絕不是像180年前那樣被炮艦轟開。一代、兩代的中國人是在睜眼看世界中成長，在與國際接軌中前進(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不可能回到閉關鎖國。如能認真繼承先輩的寶貴遺產，吸取失敗的教訓，21世紀的中國人無論如何應該比19世紀在思想上有所長進，是所至禱。
2018歲末
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11/2019 10:15: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