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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告密! 習近平會收到趙樂際對王岐山的告密信嗎？
文章轉自網路，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重慶師範大學的唐雲副教授因為學生告密，「轟」地一聲，人仰馬翻，一跟斗從他站了33年的講台上栽下來。」說這話的是唐雲教授的好友，重慶師大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一年半前，他也因學生告密，一跟斗從站了22年的講台上栽下來后，唐雲曾專門為他設宴「壓驚」，沒想一年多后，唐雲重蹈了譚松的覆轍。事實上，不僅僅是唐雲和譚松，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北京建築工業大學教授許傳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和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呂嘉都栽到了學生信息員的手上。
有網友評論道：「昨天重慶師大教授因為上課被學生告密解職的消息傳來，老師們都感到危機四伏，不僅僅是因為在今天上課突然成了高危職業，而且是因為人倫的底線已經被突破的時候，大學教育還有什麼價值？從古道今，告密一直被看成是下流行徑，可是高校鼓勵告密成為風氣，那還接受高等教育幹什麼？」去年6月27日，吳曉求在人大財政金融學院畢業典禮上表示：要給2018屆的畢業同學講的主題是：堅守人生的底線。沒有人生的底線，理想就會成為噩夢，結果就會危害社會、禍及他人；有了人生的底線，理想就會造福于社會，人生就會閃亮發光。其中，道德底線包括：一、不撒謊；二、不告密；三、不獨利。
告密這個詞彙已經遠離我們五十多年了，但它「頑強的生命力」又使它重新回到了我們的生活中。年長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朋友們一定不會忘記那個腥風血雨的告密時代，學生舉報老師，孩子舉報父母，妻子舉報丈夫，同事互相舉報，那時候即使在自己家說話，都害怕「隔牆有耳」。
為什麼告密文化今天會沉滓泛起、死灰復燃呢？我的看法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倒退。習近平面對各種社會衝突，想充當紅色帝國的守夜人，他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從鄧小平后極權主義路線返回毛澤東極權主義路線，加強對社會的意識形態控制，打擊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的思想、組織和行動。另一條路就是開啟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憲政民主，變一黨專製為多黨競爭，融入現代政治文明。兩條路，極權主義之路是危機四伏的獨木橋，憲政民主是國強民富的陽光道。但習近平的知識結構、思想境界和政治智慧決定了他選擇獨木橋。極權主義國家的基礎就是謊言和暴力，而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是謊言的天敵，所以打斷知識分子的脊樑就成了習近平政權的必然選擇。而如何營造一個讓知識分子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的氛圍，告密這個邪惡的舊夜壺就成了習近平的新法寶。當然，學生信息員制度並非習近平開始，「六四」以後，中共就已經實行了，但真正讓告密文化復興卻應歸功於習近平。
學生信息員實際上就是學生特務，專事告密、舉報老師不符合當局要求的「偏激」言論。廈門大學自2014年開始，實施嚴防「教學事故」措施，禁止教職員發表被認為是違反黨的政策及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言論。湖北大學數學計算機學院某班出台新班規，要求學生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暗中監視另一名同學，並在所謂「天使信條」上寫下對被監視對象的意見。
告密源於人性的惡。人性有善也有惡，憐憫、扶危濟困是善，而告密、嫉妒、貪婪是惡。在一個正常社會，如憲政民主社會裡，人性的善得到鼓勵和張揚，但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如極權專制社會裡，人性的惡便像「惡之花」一樣盛開起來。告密文化源遠流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統治中，「告密」行為大行其道最主要集中在漢武帝時期、武則天時期、明朝和清朝四個朝代。中國歷史上，首先以國家立法將告密列為法律義務的是戰國時代的秦國，而始作俑者正是習近平推崇的商鞅。告密最盛行的當屬武則天當政時期。武則天鼓勵告密，命制「銅匭」，類似於「檢舉箱」，置之朝堂，以納告密信。在明末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於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錦衣衛沖入密室，立刻將四人繩捆索綁。清朝雍正皇帝發明了「密摺奏事之權」，即直接密奏皇帝之權，鼓勵官員每天都上密折，說話不必瞻前顧後，事無巨細都可以說。狀元郎王雲錦元旦在家打牌莫名丟失一張牌。次日雍正隨口問他新年做了什麼，王雲錦如實回奏，雍正龍心大悅，喜其不欺君，並隨手把那張丟失的牌掏了出來。
告密文化不僅盛行於中國，在斯大林的統治之下，告密就「蔚然成風」，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各個階層被一張告密的大網罩于其中，沒有人敢對他人敞開心扉，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也不行，一不留神就會成為告密的受害者，成為國家的敵人。全蘇聯幾乎都陷入了集體的非理性中，踴躍告密，前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在這場「全國人民齊參与」的告密狂潮中，全蘇聯至少有5%的人口遭到了清洗。
1949年後，告密文化在中國更是大行其道，推陳出新。1955年5月9日，周揚把舒蕪整理的《關於胡風小集團的材料》呈送老毛子，於是毛亟不可待地抓住時機，在全國發動了反胡風運動，將胡風從反黨小集團漸次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團」。清查胡風分子運動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在此冤案中舒蕪的告密「功不可沒」。在這個案件中，很多令我們尊敬的名人、大師都扮演了醜陋的角色，他們紛紛告密、落井下石，發表效忠當局、給胡風捏造罪名的批判文章和講話，推波助瀾。他們中有夏衍、馮雪峰、吳伯蕭、老舍、丁玲、冰心、巴金、曹禺、趙丹、翦伯贊、畫家豐子愷、豫劇名角常香玉、音樂家馬思聰等。
有學者指出：縱觀古今中外，我們不難發現告密惡行大都盛行於專制獨裁和極權統治之下，發生的烈度和頻率與社會的黑暗和殘暴程度成正比，且往往是發自權力中樞，在最高統治者的組織和鼓動下由上而下逐層推向全社會的。之所以說告密危害巨大，是因為告密並非發生在敵我之間，它只發生在朋友、同事、師生、血親、同鄉、鄰里之間，告密者靠出賣友情、親情、鄉情獲取利益，其惡果是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受到嚴重的腐蝕，嚴重衝擊社會道德體系，損毀綱常，所帶來的後果必然是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儒家認為，告密這種行為不會讓國家興盛，政權穩固，孔子就反對告密，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謂告密者往往有不同動機：或惑于名利；或迫於壓力；或緣于愚忠。惑于名利者可恥，迫於壓力者可嘆，緣于愚忠者可悲。我們如果不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去具體分析告密者不同狀況，結果必是「洪洞縣裡無好人」，恐怕沒幾個人配在這世界上活著了。
告密真的可以確保中共紅色江山萬年青嗎？不僅不可能，相反會加速其覆滅。因為告密文化不可能只在高校肆虐，它會像病毒一樣蔓延到中共體制內。官員們相互高發、相互防範，前蘇聯和文革就已經證明了它的高度傳染和擴張性。8900萬中共黨員在人人自危、互害中，成為中共最大的堰塞湖和高危群體。一個依靠黑社會手段與特務文化治國的政府，不可能將中國引導到光明大道上去。我們可以設想，當王滬寧告發栗戰書，栗戰書告發蔡奇，陳全國告發趙樂際，趙樂際告發王岐山時，習近平就危在旦夕了。歷史證明，依賴和推崇告密，並將其作為維穩和鞏固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是統治者喪失民心、及其不自信、行將末路的先兆。 來源：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