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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澤東的騙術及反人類罪>第五十八章
季鵬
技高一籌:從黨內鬥爭看毛澤東的
政治流氓本色
筆者以為，在大陸中共官方之外的學者對毛及中共歷史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著一些錯誤觀點，一是認為毛的錯誤和罪惡是他在建國之後特別是晚年才犯的，是因為勝利、產生了驕傲情緒和好大喜功的結果，亦即所謂“斯大林晚年現象”，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毛及其 “革命路線、政策”是正確的；二是對毛及共產黨在歷史上一些血腥的暴行，如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對手無寸鐵的地主的殘酷虐殺，認為是革命的需要；對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毛澤東借“打AB團”濫殺無辜，也認為是在嚴酷的革命環境中難以避免的錯誤。再是，受傳統的“成王敗寇” 觀念的影響，一般人認為毛領導的革命畢竟勝利了，那就說明它在大的方面是正確的，對毛已往那些錯誤（豈止是錯誤？），也就不應該深究了。
這種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明顯地是錯誤的。對一個人的歷史不能人為割裂，毛參加中共時已28歲，去井岡山時33歲，早已是政治成年期。毛本人也從未對他早年歷史有過反省、批判，反而一再強調他和他的黨一貫偉大、光榮、正確，所以沒有必要為毛隱惡。至於歷史不譴責成功者更是謬論，夏桀、商紂，秦始皇、以及希特勒、斯大林不都曾經是成功者嗎？ 如果歷史對“成功者”、權勢者都不能批評、譴責，那麼歷史這門學科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探究歷史必須以亊實為依據，功過、是非都應該分明，並且不以一時的成敗譽之，毀之，這樣才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也才是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和研究歷史的義意所在。
其實，毛澤東自始至終是沒有多大變化的。毛自稱他的哲學是鬥爭哲學，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爭，其樂無窮。其實與天斗、地斗，也是通過與人斗去實現的，所以說到底還是與人斗。這是貫穿毛一生思想行為的主線和始終如一指導方針。毛澤東之所以說這種鬥爭“其樂無窮”，是因為大部分情況下，他是這種鬥爭的勝利者，中共的歷史就是毛這種鬥爭不斷勝利、發達的歷史。到後來毛己經鬥爭成癮，越來越不擇手段，沒有底線，完全成了“整人狂”、“虐人狂”、“殺人狂”。看來還是知夫莫若妻，楊開慧早年就給予他的八字評價：“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可謂一語中的，入木三分！勝過後來各類學者對他的千言萬語的評價。
下面我們談談毛在江西蘇區時期在黨內鬥爭中的一些情況，見識一下毛對鬥爭哲學的早期運用，這也許只能算是毛的鬥爭哲學的濫觴，但對毛主義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過程，是研究毛和毛主義不應忽略的一個環節。
一、與上級斗：硬頂軟磨，我行我素
毛的黨內鬥爭術是他獲得“成功” 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基本特點是善於以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翻雲覆雨、兩面三刀等手段打擊和迷惑對手，多數情況下都能戰而勝之，取而代之。他有兩個一般對手難以企及的特質：一是流氓無賴的本性，這使他可以厚顏無恥、不擇手段，可以完全不顧道德底線和知識分子的形象；二是他善於變臉，巧于偽裝，能屈能伸、能白能黑，亦莊亦諧，像一條帶剌的泥鰍，令對手一籌莫展，無可奈何。下面分別從其與上級、同級、下級的鬥爭中略窺其－斑。
這裏說的毛與上級斗，主要是指他到井岡山以後，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逃離“中央蘇區”之前這段時間與中共中央的糾纏，而不是指他與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鬥爭的全過程，後者我們將在另外的章節中逐歩展開。
在上述這段時間里，毛尚未躋身中共的領導核心，而是處在中共中央的“下級”的地位，所以總的形勢對他是不利的。這段時間的前期，他的上級不僅有中共中央，而且還有湖南省委，甚至湘南特委。有這麼多“婆婆”對他發號施令，這是一件不容易對付的事。
毛剛到井岡山尚未站穩腳跟，上海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已探得其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的情狀，十分惱火地通知他去中央開會。毛當然知道，他對秋收暴動的失敗負有主要責任，而且暴動失敗后將隊伍拉上井岡山也未經得中央的許可。所以，這種情況下去開會，無異於自投羅網去挨“整”，而且很可能一去就不復返了，因為中央完全可能另外派遣一個人來統領井岡山這支部隊，而將他留在上海住亭子間充當一個無關緊要的小角色，或者派他去別的根據地擔當中下層職務，那樣，他的一生就完了。他選擇的是以武力割據，稱雄一方，然後靠實力躋身中共領導層，進而問鼎中原、奪取天下的人生目標，豈能在開始階段就被挫折毀掉。所以，這上海的會他是決不能去參加的。果然，毛決定對上海的命令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這在紀律森的共產黨是一種非常嚴重的事，是一種“抗旨”行為。但毛不怕。現在我們已不知道毛是以何種理由應對中共中央，但可以肯定，毛有軟硬的兩手，“軟”的一手，他可以對中央作出書面檢討，承認錯誤，同時又說明甫到井岡山，立足未穩，危機重重，絕不能在此時離開，而且說明在井岡山建立和保存這塊根據地的重大義意云云。“硬”的一手是，毛憑藉手中這支武裝力量，中央對他是毫無辦法的，這時中共的革命已處於低潮時期，南昌起義以及其後的廣州起義都失敗了，其他根據地大多已被國民黨摧毀，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的殘兵敗將還在各處“游擊”而未有安身之地。這種情況下，毛這支武裝力量和他新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就顯得非常可貴了。毛只要牢牢掌握這支武裝力量，中央就不僅不能“整治”他，還得依靠他。後來的事實證明，毛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毛拒不去上海開會，中央雖然無法叫他去，但也不能如此“便宜”了他（中共中央的背後是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也要維護中共中央的紀律和威信），因此不久，中央的臨時政治局便自行開會，在1927年11月10日通過了一個包括譴責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有關領導人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決議案中對毛和湖南省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最後決定將毛“開除”出臨時政治局和湖南省委（毛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撤消暴動前成立的“前敵委員會”（毛的前委書記一職自然也沒有了）。過不久，中共中央大概覺得處分太輕，應該撤消毛的一切軍職，完全剝奪他的軍權，於是又在12月31日給湖南省委去信，稱：鑒於“毛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湖南省委應“派一負責同志前去軍中召開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明白勇敢的工人同志去任黨代表。”
按照中央這一指示，是要將毛趕出軍隊的領導層，徹底剝奪他的權力了。這一指示如果及時傳達執行，毛的命運或會是另一番景象，可幸運的是，中央的這一指示發出一星期，湖南省委便被國民黨一網打盡，這個指示也就無從落實了。
等到1928年3月，湖南省委恢之後，派了一名叫周魯的人去到井岡山傳達這一指示，這時毛在井岡山軍內、根據地內的地位已經鞏固。湖南省委也沒有另派專人去接替毛的黨代表職務，可見手中無兵無勇的湖南省委先自膽怯了。但周魯在傳達時將開除毛的臨時政治局委員誤為“開除黨籍”，這樣，毛就不能當黨代表了。然而毛卻叫他的一名親信（何挺穎）代替自己接任“師黨代表”，自己則轉任“師長”，而一切實權仍操在自己手中。可見周魯根本不是毛的對手，動不了毛。毛的另一個對應辦法是將中央的這一指示只傳達到少數人止步。因而對他在軍內的威信、地位並無多大影響。
在這段時間，毛派出人去聯繫南昌暴動的余部，而朱德率領的南昌暴動的余部也在打聽毛部的情況。很快雙方接通了關係，4月，朱德率部到達井岡山。
朱、毛兩支部隊匯合后，根據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仍就任黨代表。
就這樣，由於秋收暴動失敗引發的毛的“政治危機”，不到一個月就結束了，毛由原來的“師黨代表”順利“晉陞”為“軍黨代表”。
毛第二次對中央抗命是1929年4月。起因是毛視井崗山為自己獨家的政治資本，不甘讓朱德平分他的權力。1928年4月朱毛兩軍合併后，毛就盤算如何使自己位居朱德之上，取得對紅四軍的絕對領導權。這時他的前委書記一職已經在當年11月恢復，他以加強統一領導為借口，以自己黨代表和前委書記的雙重身份提出“黨管一切”的口號，對全軍大小事務進行獨裁。結果引起朱德部隊的強烈不滿。但毛不僅不收斂，還進一步撤消了紅四軍中由中共中央設立的“軍委”，取消了朱德的軍委書記職務，進一步將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這次朱德有點沉不住氣了，進行了有限的反抗，在1928年冬國民黨軍隊準備對井岡山紅軍發動進攻時，朱德不顧毛的反對，毅然率軍離開井岡山去新的地區（贛南、閩西）發展。朱部是主力，朱部走了，毛獨力難支，無奈只得率領自己的部隊跟著朱部轉移。於是，在逃跑的路上雙方繼續開展權力鬥爭。
在這關鍵時刻，國民黨的追兵被調回去打內部的派仗（蔣桂戰爭）了。沒有了外部威脅，朱毛間的鬥爭更為激烈了。上海的黨中央獲知朱毛二人爭權奪利的鬥爭，多次調解但收效不大。於是，想採取把朱毛一起調離江西根據地，將二人拆開以息事寧人的辦法。中共中央於1929年2月7日給紅四軍發出一信，信中提出：“中央根據目前的形勢決定朱毛兩同志有離開部隊的需要。……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后，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但是，這封指示信遲至4月3日才送達朱毛部隊，這時，紅四軍已在贛南和閩西大展拳腳，連續打下了包括汀州這樣的中等城市的大片地盤，正在喜氣洋洋之際。而毛在與朱徳的鬥爭中己取得初步勝利，這時已身兼前委書記、黨代表、政治部主任這三個要職，朱德已甘拜下風了。大權已全都集中在毛一人手中。這種情況下他怎肯俯首聽令？毛不去，朱德當然也不去。於是，中央的“調令”再次成為一紙空文。
在中國，傳統上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不成文規矩，所以，毛敢於拒不執行中央的指示。不過，當時並不是“戰時”，如果這種時候中央不能指揮下屬，那麼它就只能算是空頭司令了。其實，黨中央也知道，毛之所以有恃無恐不聽調令還是因為他軍權在握，沒有直接掌握軍隊的黨中央對他不能不有所顧忌，只好暫時牽就。
幾次在內鬥中大獲全勝的毛，這時已看清了兩點：一是黨中央不過是個“紙老虎”，沒什麼可怕的。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而莫斯科卻是支持他的（斯大林親自批准了他要求恢復前委的報吿。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毛被缺席選為中央委員）。二是莫斯科之所以支持他，是因為他能把根據地和紅軍不斷擴大，他越是把事情弄得轟轟烈烈莫斯科就越喜歡他、支持他，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也就拿他沒有辦法。
認準了這兩點，毛的膽子和野心越來越大，開始撇開中央擅自抓權。毛在離開井岡山向贛南轉移途中，到達有“東井岡” 之稱的江西本地共產黨和本土紅軍的根據地東固，見到了以李文林等江西共產黨領導人。鑒於自已的軍力佔有絕對優勢，毛決心鳩占雀巢、反客為主將贛西南這塊共產黨根據地據為己有，將原來的江西共產黨人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使自己自動升級為整個江西和閩西所有紅軍和根據地的總頭目。
為實現這一計劃，必須首先對贛西南根據地原有之機構和領導層進行改造重組，將自己的心腹安挿到新的領導機構中去掌握領導權。毛利用朱毛武裝力量的優勢，強行撤消了原來的中共贛西南特委和湘贛邊界特委，將兩者合併為新的贛西南特委，任命自己的親信、后又是連襟的劉士奇為一把手，掌控贛西南特委。又將李文林的主力部隊紅軍第二、第四團併入彭德懷部，另外成立由江西本土武裝組成的紅軍第六軍，毛指定自己信任的黃公略為軍長。隨後，毛將自己的紅四軍前委升級為兼管紅五軍（彭德懷、滕代遠部）、紅六軍（黃公略部）的“總前委”，毛自任總前委書記。這樣，就意味著毛成了江西所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這些舉措無疑引起原江西地方共產黨人的強烈不滿。為了壓服不滿者，並徹底打垮贛西南本地共產黨的勢力，毛於1930年2月上旬在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一次江西境內各紅軍和各根據地領導人的聯席會議。為了使這次議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圖通過相應的決議，毛使出了兩個卑鄙手段：一是臨時改變會議日期，將原江西本土代表排徐在外。毛將原定2月10日正式開會突然提前在2月6日召開，等到參加會議的江西本地代表趕到到時，會議已於9日結束，決議已通過了。二是將自已陣營中不可靠、可能不聽話的領導人也排除在會議之外，實際參加會議全為毛的親信或擁毛的領導人，主要有劉士奇、曾山、潘心源、熊壽祺、以及被新任為紅六軍軍長的黃公略等；其他應出席的人員如朱德、彭德懷、滕代遠、陳毅等都未能與會。
在陂頭會議上，毛對江西和贛南共產黨領導人江漢波等開展了嚴厲的批判，毛澤東等人氣勢洶洶指責贛西南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犯有有兩項“嚴重政治錯誤”：
一是，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 進行分配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
二是，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這裡是指由毛澤東派去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
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令，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分子”的鬥爭，內中宣布：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這等於是向李文林等原贛西南黨委和紅軍發出的進攻令，由此，拉開了江西蘇區持續兩年的“肅反”——“打AB團” 的序幕。
這種針對江西本地的黨組織和紅軍發出的進攻的決定，自然引起了江西共產黨人的不服和反抗。於是，毛決定一不做、二不收，以武力鎮壓，先殺雞儆猴。毛借口江西共產黨和紅軍執行了“富農路線”， 把本屬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轉化為敵我矛盾，以“反革命”、“叛徒” 的罪名處決了郭士俊、劉萬等江西本地共產黨的“四大黨官”，開了以殺人方式處理黨內矛盾的先河。之後，毛便按照這一公式開展黨內鬥爭，將黨內一切不同意見的爭議變成令人談之色變的、血腥的所謂“路線鬥爭”。
陂頭會議作出如此之多重大決議，毛不僅事前不報告中央，事後也不報告。毛的打算是待一切已成為既成事實再報告，迫使中央承認。後來紅五軍政委滕代遠將陂頭會議的有關內容報告了黨中央。中央得知後有些著急了，首先是因為江西新成立的紅六軍的軍長黃公略黨中央已另有安排；其次，中央對毛不報告中央擅自作出一系列決定，特別是擅自“兼并”其他紅軍的越權行為也極為不滿。於是，在4月3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給全國各地紅軍發了個通知，再次重申：“各地已組織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于中央軍委。”等於不點名指責了毛的趲權越軌行為。
不過，可以看出，這個“黨中央”對於毛仍是謹慎小心行亊，不敢點名，也不敢直接斥責。這反映了當時的黨中央對毛已有幾分畏懼的心理，此時中共中央領導人是李立三，李立三是毛的長沙同學、同鄉，曾是毛的部下。現在雖被共產國際提為中央主要領導人，但他對毛終究是了解的，知道此人不好對付。更重要的是，在一年多前，在恢復紅四軍前委和毛的前委書記問題上，毛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支持，這更使李立三不敢造次。所以，也是在4月3日，李也以中央的名義給毛去了一封信，叫做《中央給紅四軍總前委的信》，信中雖然重申了中央的立場，並要毛到上海開會。但對毛的批評非常委婉，信的末尾說：“剛寫這一封信時，張幄籌同志（在江西的中央蘇區中央局秘書）由贛西南來，知道你們有極大的發展和組織上的改變，中央將於最短時期中，根據張同志的報告，加以詳細的討論，並給你們最周詳的指示和人員的供給，並特告知。”
毛接到中央的4月3日來信，一看便知道中央的底氣不足，首先從信函的標題：《中共中央致紅四軍總前委的信》就可知，中央已經默認他擅自成立的這個總管三個軍的“總前委”了。信中對毛擅自作出的一系列決定，也不敢批評，更不敢推翻，只說“知道你們有極大的發展和組織上的改變” 。還要給予“人員的供給”，以示支持。據此，毛認定，信中再次提出要他去上海開會，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不過，既然李立三給了他面子，他也就在迫使中央承認既成事實的前提下，向中央說一些好聽的軟話，以博得中央的進一步退讓。但此後毛不但不去上海，還與劉士奇勾結，將反對他擅自抓權、越權的省委巡視員江漢波暗中殺害，同時卻以江的名義給上海寫了一份支持陂頭會議各項決議的假報告。毛的這一手實在卑鄙、陰險，毒辣，不但私自殺害不同意見的高幹，還讓被害者向中央表態“支持”自己。可謂無恥之極了！
4月26日，大概是上海的中央不見毛回信，又不見毛來上海。於是根據“張同志的報告”，再次發出了一封《中共中央致紅四軍總前委的信》。信的內容主要有四點：
（一）要毛務必來上海參加中央籌備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信中說：“迄至今日，毛同志還未到滬，不知迭次調毛同志出來的信是否收到？或毛同志業已動身？或是因事牽制不能出來？中央認為，此次毛同志無論如何必須出來一次……”而且，“蘇代會萬一過期，毛同志亦必須出來一次。”
（二）“紅三、四、五軍總前委，只是一個黨的集中指導，是不夠的，必須有一個軍事集中指導機關，即三軍的總指揮部。中央指示你們立即成立總指揮部，以朱德同志為總指揮，以統一軍事行動計劃……”
（三）“總前委書記毛同志來滬后，由三個軍前委書記中指定一個人代理，由你們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四）“你們現有第六軍的名義，仍應按中央規定改為第三軍（六軍已在湘鄂西成立）。軍長一職，中央……派蔡申熙同志來充當。現聞已由黃公略同志充當，黃同志久有鬥爭經驗，當然是很好的，但黃同志曾決定他當第八軍軍長（正在成立）。事實上可以改變或不應該改變，均以當地實際情況為定，由你們會議最後按情形決定，中央對於這一決定是可以伸縮的。但蔡同志如果不派三軍工作，中央意見還是要他回來。
此致
革命的敬禮！”
此信的前面還對毛擅自召開的陂頭會議作出的各項決定不報告中央，委婉地批評說，“惟是中央沒有接到你們的詳細報告，感覺很困難的來具體指示你們。”
從此信全文看，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內容是要調毛去上海。去上海的理由本來是去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蘇代會），可是，中央為提防毛以無法按時赴會為由不去，筆鋒一轉，突出強調“蘇代會萬一過期，毛同志亦必須出來一次”。這就露了底，開會並不是主因，調毛離開根據地才是目的。“迭次”一詞，說明中央要毛離開江西去上海的調令已下達過很多次了。但毛就是充耳不聞，不予理睬。正由於此，其間還傳聞（或毛有意使人散布）毛已經為革命“犧牲”的消息，以致莫斯科信以為真，還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專門發了一則關於毛已去世的“訃告”……。大概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央經過再三討論，覺得毛實在太不把中央放在眼裡了，於是下定決心此次一定要把毛調出來。“中央”很清楚，只有將毛調離他的“巢穴”，江西的事中央才好指揮；而朱、毛的矛盾，毛與江西地方黨的矛盾也就會迎刃而解。但他們也知道，中央對毛沒有足夠的“牌”可以使他屈服，故只能採取溫和的辦法，“軟”的辦法，希望毛能給中央一點面子。雖然信中反覆使用了“一定要來”，“無論如何必須出來一次”這樣貌似強硬的字眼，但卻沒有一句如果對方不服從、不出來如何處置的話。這使毛看出了對方的色厲內荏。
為對付毛擅自成立總前委的越權行為，黨中央以另立一個總指揮部來牽制，並指定朱德為總指揮，以與毛抗衡。
這一切自然使毛十分生氣。他決定對上海來信仍然採取他的老辦法：對於與他切身利益無害的，可以照辦；對於他認為有害的，則 “無論如何” 不辦、堅決不予理睬。
根據這一原則，毛對中央這次氣勢洶洶的來信的具體答覆是：同意將紅六軍改為紅三軍。僅此而已。其餘的呢？對不起，一概不予理會。三個軍的總指揮部拒不成立，朱德自然也就當不上這個總指揮，一切大權仍然全部集中在毛手中。
至於三番五次指令他去上海去開會的事，毛更加嗤之以鼻。他決不會離開他的權力窩。這是他當年做出武裝割據、佔山為王決策的一個原則，他要做實權派，而不充當任由他人主宰、聽憑他人調來調去的角色。
不久，中央派任紅三軍軍長蔡申熙到江西赴任來了，可毛就是不給他面子，使蔡無法開展工作，最後只好灰溜溜跑回上海去了。逼走了蔡申熙，毛按原計劃扶黃公略上任，正式宣布黃為紅三軍軍長。
到此為止，毛這次與中央的鬥爭可以說獲得完全勝利。不久，他又將他的三個軍擴充為六個軍，成立為第一方面軍，自己當起了總頭目，中央當然只得“承認”。毛的山大王是越做越大了，氣魄也越來越大了。
不過，在與中共中央的鬥爭中，毛也不是全都採取這種“硬頂”的傲慢態度，有時候，比如在不涉及他的根本利益的時候，或者他背著中央擅自做出一些越軌的行為，自知理虧的時候，便也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充滿柔情蜜意，裝出一副“順臣“的樣子。比如1929年春，在從井岡山向贛南轉移的途中毛擅自撤消了紅四軍軍委，奪了朱德的權。毛自知這是種趲越行為，怕朱德向中央告狀。他自己也不敢立即向中央報告，想造成既成事實后使中央不了了之。因此，這段時期毛特別勤于向中央寫報告，而且報告中充滿了甜言蜜語。如3月20日毛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望中央將一般計劃指示我們，紅軍應該怎樣行為，尤盼飛速指示！”“六次大會（即中共六大）的決議非常正確，我們歡躍的接受！”4月5日的報告說：“以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給我們，我們亦至少每月給中央一個報告。”等等。
上海的黨中央知道毛在耍手法。為了抑制毛的獨斷專行，他們派了－個叫劉安恭的到紅四軍來擔任僅次於毛、朱的三把手（政治部主任），目的很明顯，就是分毛的權並就地了解朱毛鬥爭的真實情況。劉安恭立即發現毛在軍中大搞“獨裁”，“書記專政”，“不服從中央”等等，於是旗幟鮮明地站在朱德一邊與毛鬥爭。毛知道原有的一切都瞞不住中央了，只好先採取退縮策略，向中央委婉地說明他要撤消軍委的理由，並說只是“暫停軍委辦公”，不是撤消。報告的其他部分則充滿了討好、恭順的語言，如：“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種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惟江西省委三年來不曾有一個字給我們……這種情形太不好了，請中央指示江西省委千萬改正這種狀態”。 可就是這同一個毛澤東，僅僅在一年多點之後，就借打AB團之機，將他原來盼望給予他“指示”有如大旱盼雲霓的中共江西省委大大小小負責人，幾乎全部“斬草除根”！此真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說謊成不了大亊”。
毛對於他的另外一個上級中共湖南省委，乃至湘南特委，更是從心底瞧不起，他只相信實力，不在乎這些手無一兵一卒的所謂“上級”。但他表面上仍然敷衍它們，但是當侵犯到他的利益的時候，則堅決抵制之。如1928年3月，湖南省委為加強對湘贛邊區的領導，決定成立邊區特委。毛敏感到湖南省委此舉是意在奪取他對邊界地方的領導權，於是進行暗中抵制，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到寧岡縣從事創建湘贛邊區特委的工作，毛則操縱由他一手扶持和控制的永新、寧岡縣委，以及酃縣、遂縣地方黨組織，叫他們拒不與楊開明合作，楊無法只好跑回長沙。楊走後，毛即自己動手組建了邊區特委，並自任書記。這顯然是在向湖南省委示威。但不久之後毛又考慮到要和湖南省委這個頂頭上司搞好關係，必須敷衍一下，於是主動請楊開明回來代理特委書記，可是毛仍在幕後進行操縱，諸事只能按毛的意見辦。楊開明和湖南省委拿他無法，在背里稱他為“新軍閥”。
朱德與毛部匯合不久，湖南省委作出要朱毛紅軍參加湘南暴動、“向湘南發展”的決定，並派杜修經來傳達這一決定。當時毛為首的紅四軍部分領導人決定抵制湖南省委這一計劃。但是朱德的部隊一致要求“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原來朱部到在井岡山後，反映“吃不飽飯”，“與其在井岡山挨餓不如回家挨餓”。朱德下轄的 二十九團率先擅自向湘南的國民黨軍進攻，朱德已無法控制部隊，只好帶上二十八團一起向湖南進軍。結果在郴州被國民黨范石生部擊敗。（范石生與朱德是同窗好友，在朱德率南昌起義余部最困難的1927年12月，范石生給了朱德以巨大援助，使朱部“起死回生”，雙方約定以後互不攻擊。所以此次朱德率部進攻駐紮在郴州的范部，是一種背信棄義、恩將仇報的行為。後來朱德說是情報錯誤所致。）先潰敗的二十九團士兵擅自向老家宜章逃跑，結果被國民黨軍全部消滅。二十八團也損失一部，朱德的參謀長王爾琢也在此次戰鬥中犧牲。這就是所謂“八月失敗”。
八月失敗給了毛澤東攻擊湖南省委和朱德的最好機會，在此後毛澤東給中央寫的一系列報告中，都把“八月失敗”作為頭等大事反覆分析、譴責。如毛給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鬥爭》（載入《毛選》第1卷）中，他把八月失敗的罪責首先歸咎於湖南省委及其派出的杜修經、楊開明，其次應負責的是紅四軍軍委，也就是朱德（朱德是軍委書記）。毛利用此事可謂一箭雙鵰，既打擊了他討厭的上級湖南省委，又打擊了他的競爭對手朱德。此事使湖南省委和朱德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後來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支持毛搞集權，其理由就是“八月失敗”的教訓。毛又取得了勝利。
總的看，毛在與中共中央的鬥爭中屢戰屢勝，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得到了共產國際、亦即斯大林的青睞與支持，這使他底氣大增。而斯氏之所以支持毛，是看中了毛在鬥爭中的強悍作風和不拘常規的擴張、抓權手段。斯氏是過來人，他知道共產黨要奪權，要取得“革命”的勝利，不是靠理論，不是靠按常規辦亊的人所能成功的，共產國際培養的那些中共領導人雖然都是他的嫡傳弟子，但他們都缺乏實際鬥爭經驗，身上還殘存著書獃子氣，大多隻會跟隨共產國際一步一趨，缺乏一種大胆潑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風格。而這正為毛所有。當然，斯氏也看到了毛不大聽話的方面，所以在以後的歲月里，斯氏也不斷地敲打毛、抑制他的野心。從而使毛由對斯氏衷心欽佩轉生出些許怨恨。
毛後來一直強調所謂“黨指揮槍”。但事實相反，毛無時無刻不在抓軍權，他知道，一旦沒有了軍事指揮權，他這個黨的－把手就會變成傀儡，並可能招來生命危險。所以，軍隊以後成了他的禁臠，決不讓別人染指。後來毛的歷屆
二、與同級斗：矮化、吞併對手，先斬後奏
除了與上級斗以外，在毛的江西蘇區生涯中，更多的是與同級斗。前面說的實際上也有與同級斗的成分，其主要鬥爭對手就是朱德。
毛對於與朱德的匯合，心情是複雜的，頗費了一番腦筋和謀略。在毛落腳井岡山之初，毛就派人打聽南昌起義部隊的下落，得知有朱德領導的一支余部，就有“收羅” 朱部的野心。朱德這時也派人打聽毛部的下落。在雙方都得知對方的情況以後，卻並沒有立即“會師”。從毛的一方來看，他對兩部的匯合既有期盼，更有顧慮，期盼的是與朱部的匯合，將大大增強根據地的力量，有利於抗擊國民黨的“進剿”。如果朱德自願將他的部隊完全融入他的體系，聽從他的統一指揮，甘當他的副手，那當然是最好的了；可是當他打聽到朱德的部隊實力在他之上，心裏就不踏實了。如果朱不聽從他的指揮，甚至要居他之上、吞併他的部隊，那該如何是好呢？他知道朱德是職業軍人出身，軍事上比他內行，如與他對抗，不知道鹿死誰手……
其次，他考慮到井岡山的接納能力。以井岡山及附近幾個縣的情況，經濟本來就落後，加上長期土匪滋擾和戰亂，今天你來籌糧，明天他來籌餉，早已弄得民生凋敝，財盡糧絕，養活自己這支軍隊已見困難，如朱部來到，給養問題必將更加捉襟見肘。
而在朱德方面，了解了毛及井岡山的情況后，也產生了一些顧慮，朱德倒不是考慮如何爭權奪利，只是想到井岡山地域有限，且地脊民貧，隱約感到並非理想的根據地。但他一時也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只能是安頓下來以後再作下一步打算。原來，朱德在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后，率領殘兵敗卒千辛萬苦奔到南海岸，卻並未見到蘇聯的軍火，反而部隊被打散。朱收集殘部轉而北上，奉命去組織湘南暴動。由於執行極端殘暴瘋狂的燒殺政策，不僅暴動計劃失敗，反而引起農民趕殺共產黨的“反暴動”。 朱部在當地無法立足，於是才遵照湘南特委的命令，於1928年4月率部上井岡山與毛部匯合（當時的體制、朱、毛部隊都屬湘南特委領導）。匯合后合編為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亦為湘南特委的決定。
據有關資料，朱德帶上井岡山的總人數約1.1萬人左右，其中有八千系湘南的農民自衛隊及湘南各縣中共幹部和他們的家屬，這些人在當地已法立足，走頭無路只好跟隨朱部上山。他們只有一些梭標作武器，不能算作正式軍隊。除此之外，朱的正規軍有二、三千人，其中主力二十八團是原有“鐵軍”稱號的葉挺部隊，戰鬥力較強。總體上看，朱部的力量遠在毛部之上。
毛面臨的第一個緊迫問題是安置這支新來的龐大的部隊，並且要使實力強於自己的朱德及所部官兵老老實實聽從自己的指揮、控制。
毛所恃的本錢和優勢是他在黨內的資格比朱德老、地位比朱德高。但是不久前中央派人來將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撤了，他的“前委” 和“前委書記”也沒有了（“前委”是個權力很大的機構，它在戰時不僅統領軍隊，而且統一領導地方政黨，前委書記是戰時最高長官）。雖然他現在任軍黨代表，但黨代表只管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其權力和權威還不如軍長。所以，毛的當務之急是要恢復前委、重新坐上前委書記的寶座，以便名正言順統帥部隊，壓過朱德。於是毛一邊給中央寫報告，而且不等中央答覆，就自行召開黨代會，將自己“選為”前委書記。
但是，毛知道，這個沒有經中央批准的前委和前委書記有些不合法。於是毛繼續向中央寫報告，要求恢復前委。這時中共正在莫斯科開六大，毛的報告由秘密交通員從上海不遠萬里送達莫斯科，最終送到斯大林的辦公桌上。如前所述，雖然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對毛印象很不好，但斯大林卻不這樣認為，斯看出毛是個有主見、辦法多、能成事的人，因此爽快地批准了毛的要求，恢復紅四軍的“前委”，由毛任前委書記；同時在前委之下設軍委，由朱德任書記。這樣就明確了毛的“一把手”地位，而朱德只能在毛之下充當“二把手”了。毛這次勝利意義重大，它不僅推翻了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在《政治紀律決議案》中給他的處分，而且，由於這一次決定是由全世界共產黨最高領袖斯大林親自批准的，這等於宣布斯大林是支持毛澤東的，那麼，還有誰敢在以後打壓毛、與毛作對呢？毛的威望無形中大大提高了。
就這樣，毛在與朱德爭權中的第一回合取得了勝利。
但是，毛是個對權力慾望永不滿足的人，也是個在權力鬥爭中永不停步的人。不久，他就又使出攬權的新招了，這個新招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他提出“黨管一切” 的口號。原來黨中央有“黨領導一切” 的提法，但“領導”是個比較原則、抽象的詞，人們理解的領導主要是大的方面如政策原則和政治思想的領導。毛雖然是黨的代表，但在工作中他感覺到很多具體問題、特別是軍事方面的問題人們不請示他而是請示朱德，這使他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險。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毛提出了“黨管一切”的口號，這樣，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就都得通過毛、由毛拍板了。毛的權力空前膨脹起來。
毛的這一提法和做法引起軍內很多人的不滿，特別是朱德部屬的不滿，有人對此提出質疑。這個“口號”之爭最終鬧到黨中央，中央雖然覺得將“領導一切”改為“黨管一切”不大妥，但也許對毛有所顧忌，不明確表態，更不出面糾正。於是毛繼續他的“黨管一切”，後來發展成“包辦一切”，個人獨裁。也因此，毛一人忙得不可開交。
好在朱德是個權力欲不那麼強的人。朱是職業軍人，他的興趣和精力都放在打仗方面，至於其他如人、財、物方面的事，他也不想多管，就讓毛“包辦” 罷了。
可是過不久，毛又覺得軍隊究競以打仗為主，不能讓朱德獨佔軍事指揮大權了。於是毛又發起了向朱德的進攻，他的辦法是撤消軍委。
本來，朱毛匯合后，軍事上的指揮、具體的作戰部署等均由朱德負責。毛也自知這方面還很不成熟，正需朱德這種軍事專才彌補自己的不足。先前有一段時間毛被撤去黨代表職務，改為當“師長”，他自己就說：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太行，對軍事不是很內行。據說毛一輩子只帶過一次槍，那就是與朱德會師的時候裝裝模樣，也就是那麼一會兒。平時打仗或指揮戰爭，毛是“動口不動手”，或隔著幾個山頭遠遠地用望遠鏡觀看指揮。
那為什麼又想起要奪取（或分割）朱德的軍權呢？可能是毛覺得經過較長時間的鍛煉，自己已經可以直接指揮作戰了；但更為重要的是，既然是搞武裝鬥爭，總得會直接指揮作戰才行，否則如何能“立威”、“ 立功”？所以他決定也要攬軍隊指揮權。取消軍中的“軍委”， 戰爭的決策權和指揮權自然歸於他這個前委書記了。
可是，毛這樣做也有風險，因為設立軍委，由朱德任軍委書記不但經過中共中央，還經過斯大林批准。現在不報經中央，就由自己擅自將它撤掉，豈不是目無中央？目無組織紀律？
的確，這事要是換了任何一個人也不敢擅自作主。但毛不是常人，他常常能幹出別人不敢幹的事情。所以，就在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轉移的途中，毛就獨自拍板將朱德的軍委撤消了。軍委的職權統歸毛的前委行使。
這裏面還得補充一段插曲。上一節中提到，由於上海的黨中央三番五次請不動毛“出山”，大概當時的中央負責人李立三等也有些惱火了，他們想不出什麼高招，只是派了一個劉安恭的去朱毛部任三把手，以分割毛的權力。劉到了紅四軍了解情況后，旗幟鮮明地支持朱德。有了劉安恭的支持，朱德也一改過去忍辱負重，對毛說一不敢來二的形象，開始起來與毛面對面據理力爭，在湖雷會議、白沙會議上朱德均與毛直接交鋒。朱德就撤消軍委問題責難毛說：“設立軍委是完善黨的組織系統。況且前委之下設立軍委是中央的決定，總不能中央的決定也不執行吧？”
在白沙會議上，毛受到空前激烈的攻擊，處於孤立，毛一時無法，便賭氣辭職。劉安恭說：“沒有張屠戶，照樣不吃活毛豬。我建議選舉前委，前委書記可以輪流擔任。”
於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開的紅四軍黨的七大上，進行前委書記選舉，結果毛澤東落選，被陳毅取代。這是毛對陳毅懷恨之始。
此時周恩來也已開完六大由莫斯科回國。莫斯科對李立三不滿意，要換馬，李即將下台。由周恩來負責處理朱毛紅軍的問題。為了解決紅四軍面臨的內鬥、分裂危機，新的前委書記陳毅於是年8月去到上海找黨中央彙報。哪知在陳毅到達之前，周已就朱毛問題在8月21日給紅四軍去了信，此即1929年的“八月來信”。八月來信完全支持毛澤東，認為毛的做法都對，指示軍委也不必恢復了，軍隊就是要實行毛式的集權制度。劉安恭被調回上海，不久就被送去戰場戰死了。
周之所以如此袒護毛，完全是看莫斯科的眼色行事 。周知道，毛在莫斯科眼裡正當紅，他當然要無條件維護毛。不久，周又以中央名義給紅四軍去了“九月來信”，明確指令恢復毛的前委書記職務。經過一番運作，便於同年12月召開了紅四軍的中共九大，即古田會議，重新確立了毛的領導地位，並通過了由毛起草的一系列決議。從此毛與朱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確立不移了。
經過這一輪鬥爭，朱德也徹底臣服於毛了，再也不敢與毛鬥了。毛也看出朱不擅長政治權術，並不是個有權力野心的人，也就給了朱面子，以後仍與朱和平共處。後來他給了朱一個“總司令”的虛銜，只讓他幹些打仗的實事，自己則牢牢掌握決策大權。朱也老老實實在毛的領導下干做事，不敢稍有違抗。建國后，中共領導人排序，表面上“毛劉周朱”朱排在第四位，可實際上，不管是在黨務、行政、外交、內務以及軍隊系統，朱都沒有實權，朱也甘心做個傀儡和好好先生，直到死去。
不過這是后話，當年，朱被毛壓下去后，思想上也曾有過痛苦的掙扎 1931年2月，某次朱背著毛對他的軍事指揮官講話時，朱突然發作，吐了真言，說自己“不過是毛手裡的玩物，沒有任何權，毛只是耍他。”不過有什麼辦法呢，朱只好認命了。
第二個鬥爭對象是彭德懷了。
彭德懷是真正的貧苦出身，早年參加湘軍，當了湘軍軍官。1928年加入共產黨，同年7月彭發動平江兵變。12月，奉湖南省委指示，彭帶著他的八百人馬上井岡山與毛“聯繫”。
當時，朱毛部正準備突破國民黨軍何健部的包圍去贛南、閩西遊擊，正愁沒有人守山。彭部的到來，使毛暗喜，立即給彭部派了留守井岡山的任務。
毛的這種做法實在太不厚道，引起彭部強烈不滿。因為按照一般道理，彭部剛到還算是客人，對井岡山一切都不熟悉，況且彭部只奉命與毛“聯繫”， 並非他的下級，湖南省委並未派他們來幫毛守山。所以彭的部下說，既然已經“聯繫”上了，我們就可以自己走了，為什麼要幫他守山？而且大家都知道，“守山”是最艱巨的任務，為什麼把這種任務派給剛來的“客人”？
可是彭從長遠考慮，不願與毛搞壞關係，所以他欣然領受了這一“任務”。而且彭已偵察好了突圍的退路，那是一條敵人不知的獵人出沒的崎嶇小道。
幾個月後，彭率部到閩西來與毛會師。閩西是塊較富庶的地方，毛不願彭來分佔他的“油水”，他儼然以上級恣態，叫彭率部回到貧困的井岡山一帶，“恢復湘贛邊蘇區”。彭也不想與毛共處，就默然接受了這一指派，獨自帶著部屬走了。
在毛看來，凡是來到江西或閩西的紅軍和地方黨政，都是他的下級，他毛澤東是“見官高一級”。所以每到一個地方，他都對見到的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人發號施令。如果說在井岡山，毛自認為有開創之功，這種心態還可以理解，但到了其他地方，如江西本地的紅軍創立的根據地，毛居然也是如此頤指氣使，實在有些令人有趲越之感了。對毛的這種作風，只能用他具有攬權的“天性”來解釋。
但是，毛這種自封的領導地位終究是不合法的，因為並沒中央的授權。毛於是又想出了一個主意。當時的形勢是：1930年初，國民黨內部大搏鬥的中原大戰觸發在即，共產國際想趁此機會幫助中共奪取全國或幾個省的政權。當年3月，中共軍事負責人周恩來被召至莫斯科，經討論后將當時分散在全國八個省的62700多紅軍編為13個軍，重新任命。朱毛的紅四軍和彭德懷的紅五軍都已發展到一萬五千人，但都是作為一個軍，與其他軍是平行關係，統歸中共中央軍委指揮。
毛對這種安排自然不滿，他有他的應對辦法，就是自行吞併其他紅軍，造成唯我獨大的“事實”， 迫使中央承認。第一個吞併的對象就是彭德懷部。
機會來了。當時中共的負責人李立三，正在推行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李氏野心勃勃，要求紅軍攻打省會城市和大城市，“首先爭取在幾個省的勝利”，還提出什麼“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宏偉計劃。在李的命令下，彭德懷率部於1930年7月25日乘敵不備奇襲長沙城，並佔領了10天，但第11天被趕了出來。
毛得知此事後，便向中央寫信說，彭部現在的形勢十分危險，他願暫時放棄攻打南昌去長沙援助彭，然後兩軍合力，再度拿下長沙，並佔領岳州，進攻武漢……“望中央指示奪取武漢的意見，並準備組織政權機關。”毛說得如探裹取物一般輕巧，一番話說得李立三心花怒放，支持他去二打長沙。
於是毛率部向長沙進發。8月23日，在長沙與南昌之間的永和市，毛、彭兩軍匯合，毛立即宣布兩軍合併成立“紅軍第一方面軍”，毛自任“一把手”總前委書記、總政委，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並立即呈報中央批准。上海的黨中共正寄希望打毛大城市，當然照準。這樣，毛就名正言順將彭德懷部吞併、收歸麾下了，毛的“獨大”第－步計劃實現了。
其實，毛知道打長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因為前次彭德懷靠的是出其不意偷襲，此次敵人已有充分準備，怎會重蹈覆轍？打武漢就更是投黨中央之好吹吹牛罷了。毛真正的目的是趁此機會把彭德懷收歸為自己的麾下。
但是，既然兼并彭部的計劃已經實現，長沙總要去打一打，何況，他還有更大的計劃。就在8月23日宣布圍長沙城的同一天，毛便通電全國各地共產黨和紅軍，宣布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負責指揮全國的紅軍和共產黨的地方政權，毛自封為主席。這樣毛就變成全國紅軍和共產黨政權的總頭目了。毛自我膨脹的膽子真是夠大了。
其實，充當全國紅軍的總頭目是毛早已有之的計劃，早在6月25日，毛就向全國各地共產黨根據地發出過自任“全國工農委員會主席”的兩封通電，可是沒有什麼反應。倒是中共中央在八月一日宣布全國工農委員會的主席是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算是對毛的回應。可毛不管這些，他自認為此時自己勢力最大，羽毛已經豐滿，於是故伎重演。
很明顯，毛這是在跟上海的中央唱對台戲，而且是藐視中央、企圖取而代之的一種表現。可是黨中央並沒有懲處他，後來二打長沙失敗也沒有責怪他。相反，於9月20日恢復了毛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資格。 中共中央如此對毛委曲求全是因為莫斯科已經內定毛為即將成立的中國紅色政權的首腦。所以只好順水推舟抬舉他一下。
三個星期的二打長沙以失敗告終。據當時蘇軍情報局中國站站長格理斯向莫斯科報告：“紅軍傷亡慘重”，其中彭部的傷亡比毛部的多得多，“毛袖手旁觀”。
二打長沙還帶來一個副產物，也算是毛的收穫之一，那就是毛的原配妻子楊開慧被國民黨殺害了，這樣就使得毛與賀子珍的婚姻合法化了。
毛撤消了對長沙的進攻后，要帶彭德懷的部隊一起走，彭部很多人不願跟毛走，還是彭德懷親自說服了部隊，很多人非常勉強服從了命令。毛對這些異己者牢記在心，不久他們便在肅反、打AB團的腥風血雨中被消滅了。
第三個吞併的對象是江西本土的紅軍和地方政權。早在1929年春，朱毛部由井岡山向贛南撤退的途中經過李文林領導的江西紅色根據地首府東固時，李文林曾熱情招待過朱毛部隊。毛也對東固大加讚賞，同時，立即以“上級”的身份宣布，委派他的小弟毛澤覃為東固的黨委書記。江西共產黨人看出了毛要兼并他們的野心，當然不服。但當時又要跟國民黨軍隊打仗了，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不久后，毛得知他的小弟尚不成熟，不能壓眾，於是轉派對他忠心的得力幹將劉士奇來接替毛澤覃的職務。
劉士奇一來到，先把毛澤覃的未婚女友賀子怡（子珍之妹）變成自己的妻子。這樣，劉與毛便變成連襟了。劉的性格與毛相似，不擇手段地抓權，而且心狠手辣，喜歡實行高壓統治，從不手軟。
在1930年2月的陂頭會議上，毛與劉一唱一和，二人大演雙簧，他們利用江西共產黨人的內部矛盾和派系進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順利地將紅四軍的前委變成四、五、六（紅六軍后改為紅三軍）三個軍的“總前委”。還讓劉士奇當上了統管江西各個紅色根據地的贛西南特委書記，而將江西中共原領導人李文林降職為贛西南特委下屬的贛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
劉士奇秉承毛的意旨，推行高壓統治，對江西共產党進行無情打壓，把江西共產黨人注重生產建設批為“建設主義”。動不動就召開萬人大會，抓人殺人，在幾個月內就以“AB團”、“地主富農”、“反革命” 等罪名屠殺了幾千人，弄得人心惶惶，怨聲載道。
但，陰謀和高壓下取得的成功是不穩固的。8月初，當毛帶領部隊北上打長沙之時。劉士奇失去了後台。當地共產人在李文林領導下，起來造劉的反，公然拒不執行劉士奇的命令。又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把劉士奇趕下台。人們憤怒地指斥劉的罪行，但他們並沒有向他討還血債，而只是要求中共中央開除劉。劉跑到上海，中央把他調派去同樣嗜權好殺的張國燾統治下的鄂豫皖根據地，結果作了張國燾“粛反”的刀下鬼。
毛在二打長沙失敗的歸途中，得知江西、福建的共產黨人紛紛起來造反，把他原來安插在這些地區的代理人趕下了台。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一個血腥的復讎計劃在毛的腦海里逐步形成。這就是後來毛髮起的殺AB團運動……（另章專述）
毛真正、完全將江西、福建的紅軍和根據地大權奪到自己手中是在大殺AB團之後，特別是1931年7月，毛將江西中共地方武裝紅二十軍徹底消滅之後，才算完成。可是不久之後，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住了，被廹遷到了江西蘇區，毛剛剛完成的江西統一大業的成果又被黨中央奪去了——這是后話。
從總的看，共產黨黨內的鬥爭，不過是“狗咬狗”式的內部爭權奪利行為，誰勝誰負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但因為毛是中共眾多頭目中最惡劣者，也是最具權謀機詐者，所以，毛的勝利是最劣者的勝利，因之對中國未來的影響重大。關於毛的人品，連知情的中共內部人士也不以為然，在朱德、陳毅一行率部上井岡山之前，對毛熟知的中共湘南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就曾向他們敲了警鐘，指出：“毛是個陰險殘忍的人物，湖南黨的中上層同志對他素無好感。但朱德軍長是坦白誠實的人，很容易受毛愚弄，陳毅同志為人太爽直，無防人之心，今後你們合作，我真替你們擔心，希望你們多多注意。”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說：“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倒是不亞於三國時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義，且缺乏人情，卻沒有曹操能知人善用有容人之量的襟懷。”（見葉永烈著《林彪與毛澤東》）
應該說，這些曾與毛長期共事的“同志”，對毛的觀察和評價是比較準確和深刻的。進入中共不久、在權力角逐場上初顯身手的毛，就表現了他的與眾不同、不擇手段抓權的強悍風格，也正是因為如此，他被同樣具有這種風格的斯大林所看中，這也可算惺惺相惜、物以類聚了。從這一角度說，斯大林有知人善任之明。
三、與下級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所謂與下級斗，其實就是駕駛部屬、士兵的手段和方法。毛在這方面主要採取兩手策略，就是有打有拉。一方面，他運用權術，在下級中發現、拉攏、培植親信，鞏固和壯大自己的權力基礎；另一方面對不聽話的，或敢於與自己作對的給予狠狠的打擊、清除。最後使所有下屬俯首貼耳，甘願為他賣命，也就是推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從下屬中發現和培養親信的最大收穫是收服了林彪。林彪原是朱德部的一個連長，毛看準了林的才能和發展前景，成功地把他從朱德陣營中挖了過來，後來成為他一生中重要的助手和幫凶。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毛、林分別成了中國第一號和第二號“神”，最後又演出了一出至今尚令國民糊塗莫解的“毛林大戰”，結果是一個摔死在異方，一個從茲一蹶不振，加速了毛氏王朝的殞落，可謂兩敗俱傷。
林彪，湖北黃岡人，家中是當地雇有四十名工人的中等企業主。林彪受過私塾、小學、中學教育（未畢業），1925年18歲時被中共地方組織選送考進黃埔軍校第4期，入學僅半年，提前畢業編入北伐軍葉挺的部隊，當習見排長。因作戰中機智勇敢被提為連長，后隨葉挺部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被打散后，林彪被編入朱德率領的殘部，1928年4月隨朱部到井岡山與毛部匯合。
林彪在作戰中有突出的表現，加上他的軍校科班出身，又有一定文化，本來在朱部應得到進一步提拔，但他在朱德向贛南敗退的途中曾企圖開小差，雖然很快又跑回來並作了“深刻檢討”，但既有了這個“污點”，即使立功，朱德也沒有提拔他。所以他對朱德、陳毅等領導人是深懷不滿的。據說毛澤東在朱毛會師的第一天看到林彪在給部隊講話，就感覺此人有一定文化和政治頭腦。后又知道他在打耒陽的戰鬥中有突出的表現，便覺得這年青人是個可造就之材。特別是當毛知道林彪是林育南和林育英的堂弟，而毛與他這兩位堂兄早年就相識並有過較密切的交往，於是決心將林彪拉過來培養成自己的親信。
毛知道林對朱德不提拔他不滿，於是便利用職權先將林的頂頭上司二十八團一營營長李中奇調任他職，接著便將林彪提為一營營長。林彪對遇到的這個知音自然感激零涕。
毛又趁勢進攻，經常找林彪促膝長談。談紅軍，談“革命前途”，還談他與林彪二位兄長的“友誼”。
不久，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在朱德的“八月失敗”中被打死，毛不顧朱德的反對，又將林提拔為二十八團團長。
林彪對毛的第一次“報答”是，在1929年7月底國民黨向紅軍進攻時，朱德要求集中軍隊抗擊，林卻借故單獨行動，不聽從朱德的統一指揮 。這時已是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的林彪，與毛澤東領導的閩西紅軍實際上都處於朱德的指揮之外，給朱的軍事行動造成很大困難。朱德知道林有毛做後台，也就不敢拿他怎麼樣。
在朱毛鬥爭尖銳的湖雷會議、白砂會議上，林彪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特別在白砂會議上毛憤然辭職后，林彪給毛寫了一封信，表示對毛的支持和挽留，而對朱德和劉安恭則進行了無情的攻擊。毛把林彪的信刊登在《前委通訊》上，以擴大影響。后又以對林彪回復的形式，毛寫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近萬言的文章發表在《前委通訊》上，文中毛進一步發揮了林彪的觀點，並儼然以紅四軍創始人、黨的化身的口吻指責朱德一派的“人個主義”、“破壞團結”和“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等等，為自己集權和獨裁進行辯護。
林、毛這兩封信的公開發表，表明了毛林結盟的正式成立和公開化。
後來在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期間，作為前委代理書記的朱德召開了紅四軍的八大會議，但由於林彪等的有意對抗而無甚結果。林彪在會上再次提出請毛回來主持紅四軍的工作，但毛表示不能“和稀泥”，不能遷就朱、陳的觀點回來工作。陳毅從上海回來，帶回了李立三、周恩來支持毛的中央意見（九月來信），並在隨後紅四軍的九大上得到落實，毛澤東再次回到紅四軍充任前委書記、“一把手”。自此，紅四軍成了毛的“馴服工具”。
朱毛鬥爭以毛的全勝結束，也表示了毛對林彪的“策反”完全成功。
其實，拉攏林彪只是毛瓦解朱德勢力的一個步驟，一個方面。早在朱毛匯合，毛就從戰略高度考慮到，要使朱德的部隊以後變成由他指揮控制的部隊。第一步就是在朱部安插自己的人馬，培植自己的親信 。二十八團是朱部主力，他首先是利用他的軍黨代表的職權，把自己的親信何長工派去二十八團任黨代表，企圖將二十八團“改造”成自己的部隊。哪知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是個非常強有力的人物（王還是一師的參謀長，師長由朱德兼任），何長工不僅未能將其拉過來，反而被王感化，成為王的得力助手。毛這一著“打進去”失敗了，只好把何長工調去別處工作。接著毛“發現”了林彪，硬是讓林彪當上了二十八團團長，終於把二＋八團拉到了自己手中。二十八團是朱部的主力，其主力被毛拉過去了，朱對自己的部隊的控制權也就讓位給毛了。以後，毛就以這種“打進去”、“拉過來”的兩手，把各個部隊都控制在自己的手裡。如由江西地方武裝組建的紅六軍（后遵中央命令改為紅三軍），毛任命聽他話的黃公略為軍長，但還不放心，又派他的心腹幹將劉士奇去兼任黨代表，六軍就變成毛的部隊了。
毛對士兵的控制也是有拉有打。1929年12月古田會議上，毛重新回紅四軍任“一把手”前委書記，為了籠絡廣大士兵，毛在這次會議上，特別提出取消槍斃逃兵的制度。這一著深得士兵的擁護。可是，當會議結束，毛的地位穩固后，在後來的會議書面決議中，毛偷偷將這一條刪去了。逃兵照樣被槍斃。
毛還曾在軍中組織士兵委員會，宣傳是推行軍事民主的重要舉措，也得到廣大兵士的擁護。可是後來他發現此舉不利於他實行獨裁和“鐵的紀律”后，便以“反對極端民主”為由，將其取消了。
當毛大權在握后，為了防止朱德的軍事指揮系統與他爭權，毛又開展了“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運動。當廣大士兵和中下級軍官對他和上層軍官享有的特權和優裕生活頗有微詞時，毛又提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 的口號，並寫進古田會議決議。此外毛還有針對性地在軍中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等等運動，每次都能使他的個人威信得到提高。這些教運動雖然還不能與後來的“政治運動”相比，但已初步成為他治軍的有效手段。
對下級，總的說，除了培植少數親信以外，對絕大多數中下級軍官和士兵，毛採取的仍然是愚弄和高壓的“兩手” 策略，他善於利用他的政工、保衛系統，將部隊訓練成他的馴服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對他認為無用、成為累贅的士兵和中下層幹部，則堅決拋棄、消滅之。前面講過，朱德帶上井岡山的隊伍中有8千沒有槍枝武器的原湘南農民自衛軍和各縣共產黨幹部和家屬，不久就被毛強行遣返回湘南，“送給”國民黨軍隊消滅了。這些人實際上就是毛曾經熱情頌揚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骨幹，即那些“痞子”、“ 惰農”、“革命先鋒”們。但 當他們成了毛的累贅之後，毛就毫不憐惜讓他們充當刀下鬼。至於他的政敵手下那些下層幹部和士兵，毛則毫不猶豫地予以殲滅。1930年10月後，毛親自發動了首次內部大清洗的“打AB團”運動，在消滅了作為政敵的江西地方共產黨勢力的同時，讓數以萬計無辜的中下級幹部和士兵也做了冤死鬼。可算是他對待一般 “同志”、“階級兄弟” 真實態度的大暴露。（詳見下一章）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