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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澤東的騙取術及反人類罪》第七十三章
季鵬
延安整風（上） “毒”害王明，臣服高層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戰爭初期，德軍勢如破竹。這一事件對毛的打擊不小，眼看蘇聯自身難保了，“靠山”沒有了，毛立即改變策略，命令他的部隊：“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這恰恰從反面證明了此前共軍在進行對“對國民黨敵後各部的攻擊性行動。”）但此時蘇共和斯大林急了，不斷命令毛共拿出打擊日軍的“具體步驟”，以牽制日軍對蘇聯東部可能的進攻。可毛卻以半推諉、半耍賴的方式拒絕執行斯氏的命令。這時毛早已決定將中共的全部工作轉到另一個領域:打掃後院，整頓內部。
毛的這個決定應該是蘇德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作出了，5月19日，毛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就已經作出整風的決定，而且，作為整風的綱領性文件《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也準備好了。這是因為蘇德在戰前關係就已經很緊張，毛共對此己心中有數，據說德國6月22日向蘇聯發起進攻的情報就是中共特工閻寶航提供的。中共也因此推遲了原定於1941年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七大”的決定。然後，又決定將全黨工作轉入內部整風。可見毛共對徳蘇戰爭是有預感的。
毛的整風打算是通過開展一場廣泛的內部清算和整頓，徹底臣服黨內高層的對手、政敵，樹立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使自己成為中共的斯大林。同時，徹底清算幹部隊伍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把整個幹部隊伍打造成“無產階級”的鋼鐵隊伍、馴服工具。這是毛早就計劃的一項巨大工程。他原擬通過召開“七大”來解決這一問題，可是被共產國際阻止了，共產國際指出，中共的七大應著重解決抗戰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是花很多時間去討論過去的“路線是非”。還告誡毛總結歷史經驗要“特別慎重”。看得出來，共產國際對毛以“路線鬥爭”之名打擊“國際派”的謀圖早已有所警覺。
然而現在好了，形勢大變，共產國際無暇干預了（後來它自己也被迫解散了）。毛可以從容實施自己的既定計劃了。而且，把七大放到整風之後召開，七大就成為從制度上確立毛在黨內絕對領導地位的大會，從而使毛真正成為”中國的斯大林”。
整風運動雖然是一個整體，是在統一的、強有力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但是，運動實際上被分別在兩個部分，在兩個領域進行，即，在以高幹為主要對象的戰場，主要解決黨內鬥爭等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進一步鞏固、強化毛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和領導體制；對於中層以下幹部和廣大黨員來說，整風則主要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風”，通過開展普遍的幹部審查、甄別，將幹部隊伍打造成為堅強的“無產階級先鋒隊”， 成為毛的馴服工具。
下面，我們分別這兩大領域對這場重要的運動進行闡述。
一、關於毛開展這場運動的動機、目的
毛澤東最突出的特長之一，就是說的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說的可以全是仁義道德，禮義廉恥；做的卻絕對是男盜女娼，阿飛流氓。他善於把完全相反的“言”與“行”合而為一，統一起來，還振振有詞，理直氣壯。他可以把一切齷齪的陰謀詭計和血腥的卑鄙殘暴說成是正大光明、溫和可愛，，當面撒謊而面不改色，氣壯如牛。毛有關延安整風的言行，就是上述特長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我們翻開《毛選》，或中共一切公開文獻、黨史、教科書等，你看到的延安整風絕對是一場美妙的、溫柔可愛的幹部學習和自我教育運動，完全是在心平氣和、和風細雨中坦誠的思想交流，結果，“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使中國共產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毛選》第三卷《改造我們的學習》）
按照中共的說法，收入《毛選》第3卷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三篇文章是指導延安整風的基本性文件。那麼，在這三篇文章中，毛說了些什麼呢？在第一篇文章里，毛說，“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變一下”，改變“理論和實際分離”，以及“主觀主義”的學習和思想方法，進而提出三點要求：（一）開展調查研究，“周密地研究周圍的環境”；（二）集中人才，研究近百年中國的歷史；（三）在職幹部中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主要教材，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提出要去掉“三風”，即主觀主義的學風；宗派主義的黨風；“黨八股式”的文風。同時提出整風的兩大宗旨和原則：”第一是“懲前毖後”， 第二是“治病救人”。
第三篇文章似乎完全是講文風問題，即要求去掉那些內容空洞，裝腔作勢，玩弄文字遊戲的作文習慣，包括講演、宣傳的方式方法，毛稱之為“黨八股”。文中毛還提出要使馬列主義民族化、中國化，毛似乎也只是把它限定在文風的範疇。
總的看，這三篇文章中所指出要“整”“改”的問題實在沒有什麼不對，也沒有什麼不好，而且都是善意的、言之成理的。而且，毛提出的問題，似乎也不是什麼原則上的問題，只是一些思想作風、文風問題、沒有可稱之為“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東西。所以有給人無關痛癢、小題大做的感覺。而毛也說整風運動是“和風細雨”的自我教育、自我思想改造運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有益的格言”。（見毛在中共七大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對整風運動的回顧和評價。）從毛這些自我標榜中，使我們想象中的延安整風肯定是一場非常和諧、生動的、其樂融融的共產主義者內部之間的友好互動和心靈交流，人們推想：大概因為在當時緊張、殘酷的抗戰環境中，大家的神經綳得太緊了，所以才搞這麼一場學習以放鬆心身，回歸自然，恢復理性。所以它應該是一場非常美妙、充滿人性和善意的思想沐浴和心靈休憩。
這種判斷還能從毛這位運動的領導者後來在其他場合的講話中得到印證。1957年2月，毛在為一場新的“整風運動”造勢而作的後來叫做《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中，再次提到延安整風，他說：“在1942年，我們曾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得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方法。…..還可以追溯的更遠。自從1927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係，就是採取這個辦法的。”
這段話不僅宣傳了延安整風，而且宣傳了更早的中共黨內一系列內部運動，包括蘇區肅反，打“ＡＢ團”等等。當時聽到毛的這一說法的廣大的幹部、知識分子、以及全國人民，肯定都相信那些運動也如延安整風一樣是非常和諧美妙，和風細雨，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相信中共和毛－貫採取這種與人為善、同志式的方法以達到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於是大家就都興高采烈地、躍躍欲試地來參加這場“幫助黨整風” 的美妙運動了……
這時大概只有那些親身經過這些運動的“老革命”們的心中有所觸動，他們知道那些運動意味著什麼。但是，鐵的紀律使他們守口如瓶。而對延安整風之後才參加毛共隊伍的知識分子和一般幹部來說，聽到毛說要採用延安整風的方法來搞1957年的整風運動，大家一定興奮莫名，一定感到那是毛對自己的信任，看著講台上毛那彌勒佛一般的笑容，大家從心底里充滿了對毛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不過，如果當時聽報告的人對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用詞加以認真推敲的話，還是能從其中悟出一些暗含的“殺機”的，比如，他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必須注意，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給人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這就是說，要注意：不要過火，把人整死了。一個和風細雨的運動能夠把人整死嗎？如果真的只是善意的交流，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夠需要提醒：不要把人往死里整嗎？這其中的潛台詞令人回味，也足以使人不寒而慄。可是，不管當年在延安聽毛作整風報告的人，還是1957年聽毛作整風報吿的人，都沒有對毛的這些用語細心斟酌，仔細推敲，總是以君子之心度毛之腹…….
所以，可以說，1957年毛那場“陽謀”之所以得逞，主要是當時人們對延安整風一無所知所致，它顯示了毛共幾十年來鐵幕政治的巨大成功和專制制度無與倫比的威力……
延安整風後來一直列為研究的禁區，幾十年來，只能按毛為它定下的調門，按照統一的口徑，為它讚美、歌頌。這種情況，直到毛死後二十年之後，才有了改變。先是一些當年的親歷者以回憶形式揭開了它的冰山一角。繼之，有勇敢的研究者撬開了它沉重的、黑暗的閘門。慢慢地，陽光開始照進了那被捂得緊緊的重重黑幕……
如果從1941年5月19日毛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算起，到1944年底宣布運動結束，這場運動花了三年半時間；但實際上，應把它推延到1945年5月的中共七大開幕之前，因為直到1945年4月20日為七大準備的那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是在為整風運動作總結，那篇《決議》就是這場運動的結晶。所以，它實際上花了整整四年的時間。
關於毛髮動這場空前的、馬拉松式的大運動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一些人簡單地歸結為他為了要當上中共“一把手”。這是把事情簡單化了，也把毛低估了。毛擔任中共一把手的問題，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解決了，經過王稼祥轉達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聖旨”，王明已經自動退出競爭，誰還敢與毛爭鋒呢！所以問題不僅僅是毛要當中共的一把手那麼簡單，他有更高更遠的打算和想法，簡單地講，就是他要當中共的“斯大林”，成為全黨的絕對權威，說一不二的獨裁者，也就是人們所說的“黨皇帝”；然後是為未來可能當上當今的“秦始皇”打下堅實基礎。為此，毛要從兩個方面解決這一問題，一是，在黨內高層，徹底馴服過往的、現在的和未來的、潛在的競爭對手；二是，對廣大幹部、黨員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讓他們成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忠實的、馴服的工具。做到了這兩點，前面的目標就自然達致了。當然，要做到這兩點，需要對全體參加整風的人員進行脫胎換骨式的改造，這當然就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和經歷非常痛苦的過程，決不是和風細雨和輕鬆愉快所能達致的。
為了實現上述總目標，毛必須具體解決幾大問題：
第一，借鑒歷史經驗和教訓，改變現行黨的領導體制，樹立毛個人的絕對權威，避免重蹈過去領導人被人推翻的覆轍。
從歷史上看，自中共成立時起，先後坐上一把手而又被拉下台的領導人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以及張聞天等人。每個前任都是被後任以犯有這樣或那樣錯誤（“左”或“右傾機會主義”）拉下台的。而實際上，這種所謂錯誤既難以避免，也可以隨意羅織。這首先就說明，這些領導人沒有足夠的權威，更沒有形成如斯大林那樣掌握有強有力的鎮壓工具和忠於自己的“近衛體系”。毛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牢牢掌握這種權力和建立這種體制之前，他不願匆忙去爭當這個一把手。
第二，改變與共產國際（蘇聯）的“父子關係”，建立自主的領導體制。
中共在到達延安之前，與共產國際的“父子關係”是絕對的，不加掩飾的，每屆中共領導人的任命，撤換都是由共產國際作出，甚至可由共產國際中某個領導決定（如王明就是由米夫扶上台的）。這種情況對毛極為不利，因為他不屬於莫斯科直接培訓的 “布爾什維克”， 他沒有直接的“國際背景”。所以，毛在取代張聞天的一把手位置問題上特別小心謹慎，因為張是“國際” 的人。在毛實際掌權后，他便採取了一些對蘇共陽奉陰違的措施，增加了中共的自主決策權。然而，這件事卻由於蘇德戰爭，蘇共不得不主動解散了“共產國際”而得以基本解決。毛決心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進一步擺脫蘇共的控制，從而建立自主的、由他主導的領導體制。他在整風中大反 “教條主義”（ 實即共產國際路線），重點打擊王明等“國際派”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措施。。
第三，樹立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建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這點既是為打造自己獨裁統治所必須，同時也是毛試圖未來在中共內甚至在全中國人民心中鑄造自己“政教合一”的“全能神” 形象所作的準備。在這方面，毛可謂又得天助，因為他趕上了中國全民抗日這一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因為抗日，蔣介石再次“容共”，中共合法化了；因為抗日，毛才有了在抗戰後方大展拳腳的機會，中共得以空前壯大。這使他在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方面有了足夠的本錢。也是他在整風中以“路線鬥爭”之名，毫不留情地清算黨內政敵、最終降服所有對手的真正目的所在。
第四，徹底清除幹部隊伍中的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習氣，將他們改造成為毛主義馴服的鋼鐵工具。
在中共的隊伍里，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仍然有很多大小知識分子，特別是隨著毛在抗戰初期推行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后，大批帶著各色各樣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湧入了毛的隊伍。毛採取的是先讓他們進來，再加以甄別、改造、處理的政策，讓其轉變為“無產階彶戰士”。整風就是這種“轉換器”。毛決不讓知識分子的思想作風影響他的隊伍，他最鍾情“工農兵”，大老粗，因為這些人頭腦簡單，動機單純，還兇狠殘忍，敢打敢殺，絕對服從命令。相反，知識分子總是有點自作聰明，凡事好問個為什麼，天生地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結緣，在當時，五四運動時期流行的自由、民主、平等觀念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還很有市場。毛知道，他不得不接收知識分子進入他的隊伍，但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更為重要，他必須用馬列主義改造知識分子，而決不能讓知識分子“改造”他的隊伍。整風的實質之一，就是要“整”掉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
此外，抗戰以來，毛的黨員隊伍、戰士隊伍迅速發展，這些新成員雖然不都像知識分子那樣必須加以改造，但對其進行嚴格的訓練是必要的。現在的形勢使得他有了充裕的時間來從事這一他認為最緊迫、最重要的工作。
二、與主要對手王明的較量：王明先勝后敗
經過在延安幾年來的苦心經營，在抗戰之初，毛在中共內部的最高領導地位就已經基本形成了。黨內幾個主要對手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張國燾、朱德、周恩來經過多輪較量，先後都敗下陣來，甘拜下風了。不過，這種情況並不能使毛滿意，如上文所述，這離他心目中的要求甚遠。即使對於這幾個在與他較量中敗下陣來的政敵，毛在內心仍然不肯放過他們，毛認為他們雖然認輸了，但對其“錯誤路線”尚未進行徹底的清算，還沒有清除他們的“流毒”， 也沒有觸及他們的“靈魂”。這樣，以後若有適宜的環境和氣候，難保其不“翻案”或東山再起，而毛是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的。他喜歡“追窮寇”， 喜歡“打落水狗”，喜歡“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敵人，制服對手。
誰知，正當老對手們一個個被毛制服之後，抗戰伊始，一個新的、更有力的對手出現了，那就是王明。王明，中共留蘇派、國際派的首領，共產國際的寵兒。王明可謂少年得志，1931年，年僅26歲的王明就被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米夫看中，扶持其繼任了李立三的中共總書記之職。但他剛剛乾了九個月，就不得不去莫斯科避難，只好把這個寶座讓給同伴博古，自己充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去了。在莫斯科，他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亦步亦趨，唯命是從，甚得寵信。不久，王又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頗為得意。
1935年後，歐洲形勢日趨緊張，日本也蠢蠢欲動，蘇聯面臨西、東兩面受敵的危境。斯大林重操列寧故伎，決心利用各國共產黨充當扞衛蘇聯的工具。1935年7月，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作出了一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的最重要任務是建立人民反帝陣線”的決議。所謂“反帝人民陣線”，就是要求各國共產黨暫時停止在本囯的造反奪權活動，轉而積極投入反對德國、義大利、日本的活動，以牽制、制衡這些國家可能對蘇聯的進攻。中共是這一戰略最重要的一環，斯大林的中國戰略是要中國共產黨人與國民黨結成暫時的同盟，參与到國民黨領導的全民抗日戰爭中去，目的是把日軍牢牢地拖在中國抗戰的泥潭裡，使其無法進攻蘇聯，避免蘇聯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險境。
王明充分領會斯大林的戰略意圖，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王明立即擬好了一個以中共中央名義的《為抗日救國吿全體同胞書》，這便是後來所謂的中共《八一宣言》，成為經共產國際欽定的抗戰時期中共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然而，實際情況卻並不令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放心，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始終堅持“抗戰必先反蔣、滅蔣”的方針。即使在《八一宣言》和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傳達到陝北之後，1935年12月中共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議仍然定為：“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在1936年4月5日中共發表的有關宣言中，仍然呼喊“打倒漢奸賣國賊蔣介石”。後來又與野心家張學良勾結髮動“西安事變”，試圖殺蔣、分裂中國，挑起中國內亂。雖經斯大林直接干預，毛的陰謀沒有得逞，然而對於不大聽話的毛和中共中央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憂慮。
七七抗戰爆發后，斯大林決定派王明回國，以便不折不扣貫徹自己的戰略思想。臨行前斯氏召見王明，明確告訴他：“現在在中心是抗日，抗戰結束后我們再打內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乘飛機降落在延安的簡易機場。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領導人全體到機場熱烈歡迎。毛還與王明擁抱並熱情地說道：“歡迎你給我們山溝里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當晚，中共中央設宴歡迎王明以及隨同回國的陳雲、康生、曾山，毛給王明歡迎致詞，興味盎然地說：“中國有句古話‘喜從天降’，今天王明同志乘飛機從天上回來，豈不就是‘喜從天降’？中國還有句成語叫‘飲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其本源是什麼呢？那就是《八一宣言》。”
毛的表演頗有點像神話傳說中那個吃人之前要大笑三聲的魔鬼。這時，除了毛自己之外，誰也想不到不久的將來毛就要置王明於死地而後快。
十天後的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共黨史稱之為“十二月會議”，拉開了毛、王之間較量的序幕。
王明在會上做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其主旨是“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王明說：“現在的中心是抗日”， 接著不點名地批評了不久前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制定的假抗日、真奪權的方針，其重點指向毛所謂的“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路線”。毛所謂獨立自主，實即陽奉陰違，大耍兩面派，有利的服從，不利的不服從，甚至對著干。（筆者按，所謂“統一戰線”只是中共的提法，從國民黨來說，它只是容納共產党參加政府領導的全民抗日。）又點名批評毛的堅定支持者劉少奇。王明認為，在抗日成為全國軍民中心任務的形勢下，過分強調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可能會破壞已經形成的國共合作局面，不利於抗戰大局。而這個大局是高於一切的。王又提出：在抗戰的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要到國民政府中去立案，爭取合法。他還批評中共（實指毛）對國民黨的“根本改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這是王明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概念）的作用、和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軍的作用估計不夠。王明還反對“爭取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提法，認為不要空喊領導權，不應該提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抗戰。
從王明的講話中，不僅體現了斯大林關於中國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是抗日的主旨，而且明確提出應該承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應在這個“國防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真誠參加到全民抗戰中去。既如此，再提爭取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就是一個古怪的、違反邏輯的問題，因為事情明擺著，中共早已明確承認並願意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共同抗日，中共的陝甘寧邊區已作為國民政府的一個特區，中共的軍隊也只是全國抗日隊伍中的一個部分，它還有什麼資格奢談什麼爭取“領導權”呢？然而共產“正統”理論認定自己是“最先進的階級” 的政治代表，所以，它絕對不能承認自己為“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所領導。對於這一點，王明也只好退避三舍，轉而提出含糊的“共同負責、共同領導”論。
這樣看來，王明與毛的差距就明顯了：王只知道遵循著斯大林的指示辦，而毛則始終把打到國民黨、推翻國民黨放在第一位，把“抗戰”只作為中共擴軍備戰為未來打倒國民黨的幌子。
但王明的報告得到與會者的贊同，被一致通過。那些在洛川會議上與毛意見分歧者（包括周恩來）似乎又從王明的報告中尋找到了理論方向，又搖擺到毛的反對面去了。
面對不利的形勢，毛澤東決定暫時忍讓。他知道這時王明作為斯大林“欽差大臣”的風頭正勁，更主要的是黨內高層在深謀遠慮、兩面三刀、玩弄權術方面與自己差距太大，只能靠將來用事實糾正他們的幼稚無知和殘存的“資產階級”思想（好面子、充英雄，圖虛名等）。因而在會上毛裝聾作啞，無動於衷，不辯護，不爭論，並裝作擁護的樣子，保持表面上的“團結”。
王明趁機擴大戰果，在會上作出了準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決定，並成立了大會籌委會。籌委會主任是毛，但王明任書記，會議決定由王明作七大的政治報告。按照中共慣例，上一屆的黨的領導人任籌委會主任是陳規，而作政治報告的才是新一屆的領導人。照這種安排，王明接替毛任中共一把手似乎是無疑的了。
毛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然而，久經戰陣的毛臨危不亂，在表面上一團和氣的氣氛掩護下，毛在暗中緊張地籌劃著戰勝、制服王明的策略。
他的第一招是讓會議不作正式決議。會後只是讓張聞天起草了一個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會議“接受了國際的指示，檢查了過去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一些經驗教訓，糾正了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統一戰線政策有了新的發展。”王明以為這已經反映他在中共領導層取得的勝利。然而毛知道，沒有會議正式決議，這些東西都是不作數的。會後毛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一切指示、命令，仍然按照洛川會議的決議和他原來的布置辦，王明的影響被消解于無形之中。
毛的第二招是，將王明支走離開黨中央這個權力核心，讓他去武漢當中共代表團團長與國民黨打交道。
第三招是不設總書記，只由常委進行了重新分工。這表面上奪了毛的權，實際上給毛支走王明提供了方便。按常委分工，張聞天負責主持日常黨務工作，毛負責軍事，王明擅長統戰，由他去跟國民黨打交道。這倒很合王明的口味。然而誰都知道，毛是這種分工的最大受益者，他緊緊抓住了最重要的軍權，為後來實行專權、制服王明和一切對手提供了保證。
毛的第四招是對王明的陣營進行了初步的分化瓦解，挖牆腳。很快，毛把康生拉了過去，康生也看岀了毛掌握實權，樂意投毛。毛對這位“肅反專家”委以重任，讓其擔任中共的“格克勃”—— 社會部部長。陳雲不久也投入毛陣營，擔任了有實權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曾山本與毛關係密切，自然也向毛靠攏。王明逐步變成了孤家寡人了。
王明被毛孤立是必然的，因為大家都看得出，中共中央全部的軍、警、特的實權都掌握在毛手裡。誰願意投靠一個手無實權、只會夸夸其談的“理論家”呢。只有王自己沒有意識到這點。
王明在分工后就去到武漢，任中共駐國民政府代表團團長，內部職務是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周恩來任他的副手。王與周配合默契，與國民黨方面的關係也很和諧協調。王明把在武漢的工作搞得風生水起，頗為自鳴得意。毛不動聲色，把王（以及周恩來）在武漢所作所為作為他的“右傾機會主義”罪行牢記在案，後來在整風中被徹底清算。
王的失算還在於他離開延安。雖然名義上他與毛都是常委，是“平等” 的，但離開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也就離開了權力核心。毛盤踞在延安，又負責軍事，自然成了事實上的中共負責人。王的離去還為毛對其陣營進行“策反”和 “倒王”活動提供了方便。
毛進一步施展手腕，在中共領導層內部開展了廣泛的“統戰”，任弼時、王稼祥、乃至周恩來都陸續倒向毛澤東。王明的後台是莫斯科，毛決心把王的這個後台奪過來。任弼時被毛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實際上是為毛遊說；王稼祥和周恩來則是以去蘇聯治病治傷為由，也被賦予為毛說項的任務。這些人紛紛棄王投毛，從主觀上講是看到毛大權在握，從客觀上說，是毛的假抗日、真擴張政策已見成效，中共根據地和軍隊、黨組織獲得大發展，使他們不得不佩服毛，從而決心跟著毛。
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后，先向共產國際作書面報告，後作口頭彙報。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通過了肯定中共政策的《關於中共代表團的決議案》，稱：“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7月，王稼祥自稱獲得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頭“聖諭”：“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的問題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解決。” 又說毛“是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導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領導人了。”
就是為了“傳達”季氏這一“口信”，毛澤東特地召開了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關於中共代表團的決議”，以及季米特洛夫的口頭“聖諭”。一錘定音，確立了毛在全黨的最高領導地位。
毛澤東大獲全勝。王明不得不俯首稱臣。毛、王的第一輪較量於此落下帷幕。
後來一些中共和蘇共黨史專家對季氏這一口諭提出了質疑，認為是王稼祥與毛勾結的“陰謀詭計”，因為當時毛（還有任弼時參与）壟斷了與莫斯科的通訊、通話權，如果毛與有關人員串通進行這種揑造，其他人是無法也不敢去查證的。論者還認為，共產國際6月正式討論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沒有提及的問題，一個月之後卻由季氏個人提出，是不合情理、也不合組織程序的。
此種質疑有一定道理。不過筆者認為，可能不是完全“捏造”，因為王明還擁有蘇聯的朋友可為其打聽真偽，毛可能還不敢完全無中生有進行捏造。但是，這顯然不是代表共產國際的正式意見，也許只是季氏個人的一點看法，毛便把它提升為“聖旨”，為提升自己的地位張目。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這期間王明的老師、“伯樂”米夫在肅反中被斯大林當作“叛徒”處決了，季氏看斯大林眼色行事，這可能是他拋棄王明的一個原因，所以講了那麼一句話。毛便拉大旗作虎皮，拿雞毛當令箭了。
經過不到一年的較量，王明就敗下陣來了。這期間只有最初幾個月他和周恩來合作愉快，配合默契，一度，王任書記周任副書記的中共中央長江局被黨內人士稱為“第二中央”。王有時並不聽命于延安的毛中央，如，他敢於公開批評中共的晉察冀邊區政府不經中央政府批准就擅自宣布成立；自擬了一份中共中央給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電文，而將毛的電文壓下不用；有時則擅用中共中央名義對外發表談話等等。這些都引起了毛的強烈不滿。1938年3月，毛以中央名義將王明召回延安，拆散了他與周恩來的合作。
王明回延安后想挿手軍隊，這更不為毛所容，毛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嚴把“鐵門”，王明得不到任何與軍隊有關的職務。
毛在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撤消了長江局，另成立南方局，設在重慶，由周恩來任書記，主持與國民黨的聯絡、統戰工作，取代了王明。王明被毛架空，調任徙有空名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並被“圈禁”在延安，自此，他再也無法離開毛的視線自由行動（只在1939年9月參加國民參政會去過一次重慶）。這期間毛任命王明擔負幾個職務：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這是個延安最冷的衙門），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實際工作由周恩來在重慶的南方局擔當了），東北工作委員會主任（因東北抗聯已被日軍消滅，已無事可干）。后又讓他擔任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兼中國女子大學校長。這本身已是對王明的羞辱，可王明憑藉這個職務還可拋頭露面，又掌握了一個叫《中國婦女》的刊物，可以在上面發表文章。毛於是乾脆將女子大學併入延安大學，《中國婦女》雜誌也被撤消，王明無事可幹了。實際上成了由毛監視居住的可疑分子，成了躑躅于延安街頭的“多餘的人”。
眼看自己一敗塗地，王明只得服輸了。這時他作出了一個“能屈能伸”的決定，對毛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策略轉變，由原來的對抗變為對毛大吹大擂，大頌大擁。1940年間，王明親自撰寫了包括《學習毛澤東》在內的兩篇文章，對毛極盡諂媚吹捧之能事，稱毛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偉大戰略家”，後來又加上一頂“偉大理論家”。 送給毛這一頂“偉大理論家” 的帽子，表明王確實願對毛俯首稱臣了，因為留蘇派一貫以馬列主義的正統自居，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的“守護神”， 瞧不起毛的“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如今作為留蘇派首領的王明連這個陣地也不要了，送給毛澤東了，表明他確已服輸，或者不顧原則地向毛“投懷送抱”。
面對王明這種表演，毛在內心雖不為所動，但他也想進一步看看王明葫蘆里賣什麼葯，於是表面上放鬆對王明的限制，還讓他發揮“理論特長”去各學校、各單位宣講馬克思主義。王明抓住這一機會，在為毛吹捧的同時，大肆炫耀他的“理論家”本領。據說王明口才極佳，口若懸河，往往幾小時不用講稿，滔滔不絕，條理分明，出口成章。王明的才華獲得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的由衷讚歎，被稱為“天才”，“活馬列主義”。有時一場演講下來獲得數十次掌聲。王明的出彩使毛本來拙劣的口才更形見絀，引起毛的極大忌恨，立即下令終止了王的一切活動，並在上層開展了一場以王明為主要靶子的討伐運動——在政治局內開展對“左傾機會主義”、 “右傾機會主義”、 “教條主義”的批判，為即將開展整風運動對留蘇派進行清算作準備。
1941年5月，毛澤東的整風正式拉開了序幕，當年5月和次年2月毛為整風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等報告中，開始了對留蘇派——又稱“國際派”、後來毛正式命名為“教條主義宗派”——展開了猛烈攻勢。由於留蘇派都是知識分子，而毛這次運動要整肅的也是知識分子，所以他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所有知識分子。在報告中他稱知識分子“－不會種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是“最無知識的人。”其中又特別給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加上“洋教條”的罪名，指留蘇派是“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對中國的過去、現在“一團漆黑”，是“連豬狗都不如的蠢貨”。而且“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麼用途呢？”——這些毛式語言由於太過粗鄙，在收進《毛選》自然都刪去了。
後來有熟悉中共內情的學者總括說：從表面上看，毛確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貌不驚人，才不壓眾，語言粗鄙乏味，面目邋遢可憎，具體講，其口才不及王明，學問不及張國燾，管理不如劉少奇，外交不如周恩來，軍事不如林彪。不過從總的方面看，這些人卻都不及毛澤東，因而他們最終一個個都敗在毛的手下，或死或囚，或外逃，或轉而成為毛的忠實奴僕。細細探究，原因在於上述所有人在玩弄權術、陰謀詭計、臉厚心黑、卑鄙無恥方面都不及毛，如王明，就缺乏毛的陰險毒辣和痞氣；張國燾缺少毛的狡詐油滑和權謀機變；周恩來缺乏毛的“王者”膽量和霸氣；劉少奇缺欠厚黑和圓滑；林彪只一軍事人才，不具備紅色國君必備的下三濫資質；博古和張聞天則還殘存一些知識分子氣質……看來，如果當年蔣介石真的把毛澤東抓起來幹掉了，中共的結局還真的不好說，延安恐無人能取代毛，難免陷入群龍無首的內訌和互相傾軋之中……
三、王明死里逃生，眾大臣一網成擒
毛的整風——“打掃後院，整理內部”的運動目標是明確的，簡單講就是要把整個共產黨打造成他的馴服工具。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樹立一個要達到的標杆和榜樣，毛已找到這個榜樣，那就是蘇共的斯大林。他要成為中共的斯大林。為此毛又發現斯氏主持編造的黨內教材《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是以斯氏劃線的黨內“路線鬥爭“史，是一本極佳的斯大林成功之路的記錄，完全可以拿來仿效，為我所用。只要按照這本教材統－全黨的思想，把其中的斯大林變作毛澤東就行了。因之毛對《讀本》讚不絕口，欽定為幹部必讀書，高校必修課，並定為整風運動的指導讀物。
當然，中國的具體情況終究與蘇聯有些不同，故此他又提出馬列主義“中國化” 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將斯大林主義中國化，或者說將他的“毛思想”作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於是他決定根據斯大林的套路，構建以他劃線的中共“路線鬥爭史”，為此，毛要編－套以中共秘密文件為藍本的黨內文件彙編，將它命名為《六大以來》，收集了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後至1941年11月黨內的秘密文件、文章共519篇，共約280萬字。其中以毛自己的55篇文章為核心，其他文章、文件均為從反面襯托毛的一貫英明、正確的“旁證”，大致囊括了“國際教條主義”（留蘇派）和國內“經驗主義” （ 周恩來為首）的代表作。另外還收進了劉少奇的四篇文章，作為毛的文章的補充，算是特別眷顧，也作為要將劉提為二把手的暗示
當然，毛編這套文集不會是照本宣科、照原樣收彔，他是“選編”， 只 取其“所需”。比如他自己的東西，凡那些有“右傾”嫌疑的都不收，如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論新階段》就不收，給蔣介石的電、信當然也不能收。反之，對立面的文章、文件也一律取其所需，斷章取義，有的還改變了原作時間。這樣，路線鬥爭的特色就鮮明了。任弼時、胡喬木、王首道等協助毛進行具體的選編工作。
文集在1941年6月編好了上冊，立即作為整風的學習資料下發，讓大家作為批判和對號入座的樣扳。1941年12月又編好了下冊。於是轟轟烈烈的、長達幾年的整風運動就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學習、批判、鬥爭的源泉，整風的積極分子們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按照毛的說法，整風的重點是整黨內兩個“宗派”：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由於1943年7月之前周還在重慶無法回來參加整風，所以毛決定先拿“教條主義宗派”開刀。按毛劃線，在毛掌權之前中共幾屆領導人如王明、博古、張聞天、李立三、王稼祥等都划屬於這個“宗派”（即共產國際派）。而這個“教條主義宗派”的頭目、便是對毛最具現實威脅的王明，所以王是整治的重中之重。但其他的已經臣服的、或已無任何威脅的“死老虎”也要清算，要將其徹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以防其死灰復燃。
毛在政治局會議最早放出關於中共歷史上路線鬥爭的試探氣球是1940年12月，他在會上說：在中央蘇區的蘇維埃後期黨中央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此說立刻在“國際派”內部激起了震動，因為當時當權的都是那些國際派，他們一聽到毛要清算這筆舊賬，便有些慌了，於是開始互相推諉，王明說自己後來去莫斯科去了，把責任推博古；博古則推給張聞天，…..看到國際派自亂陣腳，毛暗自慶幸，知道他們各懷鬼胎，不堪一擊。同時加緊編輯那本《六大以來》，以便讓這些企圖矇混過關的國際派們在整風中一個個現出原形，將其徹底擊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的政治局開會整風，是毛正式向“教條主義宗派宣戰”的第一場攻堅戰，並且大獲全勝。已經分崩離析的留蘇派們，互相撕咬，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隨著撿舉揭發的深入，這些留蘇派自爆了一個大冷門：原來當時由米夫指定的中共中央六屆政治局常委們本身尚不是中央委員。所以當時曾決定到了中央蘇區后，要在多數政治局成員在場的情況下向大家作出說明，補辦選舉手續。但是，這些人到了中央蘇區之後害怕遭到否決，失去權力，便沒有作出這種說明，更沒有補選。他們集體隱瞞這件事。這樣，嚴格說這些國際派就都是不合法的“冒牌貨”。這讓毛太開心了。毛對他們又加以“區別對待”，如張聞天認錯態度較好，受到毛的“表揚”鼓勵，而博古則被冠以“篡黨”的大罪，據王明回憶說：毛“疾言厲色”威脅博古：若不好好檢討，將被逮捕槍斃！博古嚇得哭了一夜，做好了死的準備，后被迫寫了詳盡的認罪材料，才獲毛赦免。
其實毛的主要打擊對象是王明，打擊博古主要是鎮懾王明。毛在會上宣布剝奪王明所有職務。又將張聞天的宣傳部長轉讓給凱豐（何克全），並讓囯際派進一歩互相揭發相互嘶咬，以加劇其內部矛盾。國際派很快瓦解了。毛澤東笑了。
國際派沒有什麼抵抗能力了，眼看毛對國際派大獲全勝。可誰知毛一時不慎，又將王明這個已經投降的對手激活了，從而又弄出一場鬧劇。
事情的起因是：1941年10月4日，毛收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向毛質問：中共採取什麼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從東面夾擊蘇聯……電報列舉了15個問題，個個尖銳，不容迴避。毛一時未想好茹何作答。他想起能言善辯的王明，心想不如叫王來作答。於是毛把此電報交給了王明，要他作出答覆初稿供討論。
孰知王明一看，季氏之言正合己意！且季氏言辭尖銳。氣勢洶洶，知道國際和斯大林對毛不滿已有時日了。有了這個底，王明一下就變了，他決定抓住這個機會東山再起，與毛再斗個輸贏。經過考慮，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直抒己見，認定目前毛對日、對國民黨的政策是錯誤的，王明說：“我黨已處於孤立。與日蔣的全面戰爭，無同盟者，國共對立，原因何在？黨的方針太左，新民主主義太左。”“從1937年12月會議之前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之後，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
毛聞言大驚！原以為這個手下敗將是真心向他投降了，臣服了，誰知說變就變，完全暴露了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真面目。毛於是當場反駁，說中央本來等待他進一步交待在長江局工作期間的錯誤，誰知他不但不知錯悔改，反而又反攻倒算。接著毛便逐條數落王的錯誤和罪行，“第一是輕信國民黨……”
經過毛一番針鋒相對的駁斥，政治局委員們權衡利弊，倒向了毛的一邊，多數人附和毛，批評王。但此時王已經豁出去了，堅決不肯認錯，並聲稱要將“官司”打到共產國際，大有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之意。
毛知道，官司真的要打到共產國際，對他來說是凶多吉少。他知道王明有辦法跟共產國際聯絡，共產國際會偏向王明。他真後悔低估這個王明了。這時，毛一方面要設法阻止王明向國際告狀，另方面要尋覓能制服王明的途徑。一想起這些毛止不住怒火中燒，他發泄不滿的方法除了正面與王明辯論以外，還在背後寫罵王明的文章，大概有些話不好公開講，便在筆底罵，連同曾經與王明配合工作的周恩來一起罵，一共寫了九篇。但仔細一想，還是沒有將這些罵人文章公開，只給了少數幾個人看。但他仍然把它們當作寶貝一樣珍藏起來。直到他死前一個月還讓人給他讀。可見他對王明等人的仇恨之刻骨銘心。
可不久，王明突然重病住院了，無法與毛打這場官司了。
王明究竟因何得病住院，這事還真難以考證，據王自己說他是被毛投毒病倒住院的。王說：他前一段時間每天去毛家裡吃一餐飯（兩人如此仇視，為何還去毛處吃飯？），於是“胃由於大量失血變得極不正常，頭暈得利害，心臟虛弱。醫生診斷說：癥狀很像中毒。”
王明住進醫院。毛立即在政治局開展對王明大規模的“背靠背”批判，發動一切力量揭發、批判王明，為此毛暫時放過博古和張聞天，把他們拉攏進來批王明。批判的材料和發言不斷往醫院里的王明送。還於1943年11月1日由李富春主持搞了一場專門批判王明的大會（王從1941年10月住送醫院之後，不參加任何會議）。
1942年3月，在入住醫院4個多月後，王明準備出院，試圖繼續與毛大戰三百合。他拒不接受毛給他的狂轟濫炸，不但不認罪，還反過來指責毛“反對蘇共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極度僨怒之下，王明還賦詩明志曰：
“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
可是他出不了醫院了。王明的主治醫生金大夫告訴他必須繼續住院，而且還要給他做“拔牙、割痔瘡、割扁桃體” 三大手術，這后兩個手術在當時延安的條件下都屬危險性很大的“大手術”。後由于其他醫生的反對而作罷。3月13日，王明再次要求出院，金大夫當即給他服了一片葯，“十三日服一片即頭暈，十四日服二片，即嘔吐頭暈，肝劇痛，脾腫大，心區痛”。“三月十五日（金）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診斷就發現（病人）急性膽囊炎及肝炎，肝腫大”。（ 以上及下文的引文均出自1943年7月延安醫生給王明會診產生的《對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此文後作為中共高度保密文件。參見張戎毛傳第24節。）
後來會診的醫生問及金大夫拿給王明吃的究竟是什麼藥物？因為“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給王明同志的，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藥方。”金的回答“含糊不清”。但會診總結確定：“服此葯后病人的中毒癥狀與某些藥品中毒癥狀是相同的，如砒霜製劑。”
王明只得繼續留醫。後來金大夫又給他開了大量劑的甘汞加小蘇打。這是有名的禁忌配方，因為它會產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金給的劑量 “足以引起數人中毒或致死”。但王明為什麼沒有“致死”呢？原來這時王明及其妻孟慶樹已懷疑金是有意下毒，把金給的葯背後扔掉了，卻把藥方暗中保留下來。
這位金大夫是什麼人呢？據另一部“毛傳”介紹，此人叫金茂岳，原是國民黨派去給延安老百姓治病的紅十字醫療隊的醫生。中共說該醫療隊在治病時“下毒“，醫療隊被趕走，金因是婦產科和小兒科專家，被共產黨留下來，專門為中共高幹服務。金給王明治病是“特殊任務”，由毛澤東直接掌控，金只對毛負責。
1942年6月，延安來了新履職的蘇聯絡員孫平（即俄文的弗拉迪米洛夫，張戎毛傳中稱其為孫平，是其中文名字），同來的還有蘇軍情報局的大夫阿洛夫，以及一名電台服務員。孫平級別很高，可直接發電報與斯大林聯繫。
這時金茂岳已停止了對王明的下毒，但王明的身體已受到嚴重損傷。1943年初，王明病情惡化，延安的醫生和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議送他去國民黨統治區或者去蘇聯去醫治。但毛拒絕讓王明走。為了能去莫斯科治病，王明向孫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長篇電文，內容提到“毛的許多反蘇反共罪行”，最後“請求是否可能派飛機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屆時我將向共產國際領導彙報毛澤東罪惡的詳情。”
毛獲悉王明向莫斯科告狀，立即發出了一份電文反告王明。但季米特洛夫仍然回電答覆王明說：“我們將派飛機接你來莫斯科。”
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再次給王明開出致命的甘汞加小蘇打。一星期後，又開出單寧酸給王明灌腸，濃度高到“有嚴重危險”（會診總結）。這次王明既沒有吃藥，也沒有灌腸，而是把處方留起來作為對方罪證。
3月22日，王明向孫平報告毛對他下毒，並把金茂岳的處方交到阿洛夫大夫手上。孫平隨即用電台報告莫斯科。莫斯科回電稱處方將“導致慢性中毒”，“嚴重時死亡”。王明將處方抄件交到了延安醫療負責人傅連璋手上。在孫平的直接干預下，包括傅在內的延安的醫生於當年七月對王明進行了一次聯合會診，會診結果產生的《總結》肯定了王明在治療過程中有“中毒癥狀”。
毛澤東感到了事情敗露的威脅，不過他早就準備好了退路和替罪羊，那就是金大夫。據孫平的日記記載：3月28日，江青“突然來拜訪我”，“她長篇大論地對我談金大夫如何如何不可靠，說也許他是個特務。”
但這隻是毛的預案，是最壞時的打算。重要的是必須阻止王明離開延安，只要王明在掌握之中，就一切危險都不會發生。
這一點毛澤東做到了。季米特洛夫原來的打算是，趁送毛的長子岸英回國之便，將王明接回莫斯科。可按當時的規定，飛機能否到延安，以及乘飛機進出去延安的人，都要經過蔣介石的批准。於是毛通過周恩來告訴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蔣不同意王明離開延安。但據當時也在重慶的林彪告訴潘友新：周根本沒有向國民黨提出讓王明離開延安的請求，原因是毛不讓提出這一要求。
當季氏得知這一切之後，也採取了對策：原來打好行裝回國的毛岸英在臨行前被留下來。莫斯科的意圖很明顯：你放王明，我們才放毛岸英。
可是，從來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毛，並不因為父子之情就壞了他的政治大計，他堅決不肯放走王明。孫平寫道：“醫生們受命說王明的病使他坐不了飛機。”同年8月和10月先後有兩架來往延安和莫斯科的飛機，王明眼看它們飛來又飛走了。
不久，王明被勒令出院參加整風，接受批判鬥爭。此時共產國際已於1943年5月解散，王明失去了“後台”， 只得遵命。在王明住院的一年八個月的時間里，毛已做足了批判王明的文章，早已將王明批倒批臭，王明已成為政治麻風病患者，過街老鼠，人人見了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任何人敢接觸他，更不敢支持他的觀點。王明除了挨批、挨罵，就是躺在床上哀嘆：毛澤東太厲害了，他是睚眥必報呀！
終於，王明知道自己不是毛的對手，他現在跳不出毛的掌心，繼續頑抗下去，身敗名裂不說，可能小命難保。於是再次選擇了妥協、投降，承認了加給他的一切罪名。1943年12月28日，毛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了一份《關於王明、博古宗派主義的指示》的文件，將王明問題的性質定為“反黨”，其主要罪名有四條：一是反對毛的《論持久戰》；二是迷信國民黨；三是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四是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
王明己成了“死老虎”， 這時，又有一個重量級“宗派首領”趕來領罪了，那就是周恩來。於是，人們將鬥爭矛頭轉移到周恩來身上。
周恩來的頭銜是“經驗主義宗派”首領，其“地位”僅次於王明。這其實是很冤枉的，因為周早就站到毛的路線上來，與王明劃清了界線。1939年9月周去莫斯科治療騎馬摔傷的左手，就在莫斯科積極為毛遊說，宣傳毛的政策路線的巨大成就，並且與共產國際路線的“一致性”，還直言毛“必須被選為總書記”。其後周積極、忠實地執行毛的路線，配合毛的工作，比如在皖南事變中周就成為毛的有力助手，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可惜，毛是個只會記仇、不會記恩的角色，他耿耿於懷的是周曾經充當他的上司的時候給過他難堪；在洛川會議上與他“唱反調”；在長江局時與王明配合默契搞“右傾投降主義”。毛決定要將他這個“土宗派”首領與王明那個“洋宗派”首領牢牢地捆綁在一起清算示眾。
毛封給周這個“經驗主義宗派頭子”的頭銜，更有“擒賊先擒王”之意。毛所謂的“經驗主義宗派”，其實就是指在國共武裝鬥爭中培養起來的各級將領、各路掌軍權的“諸侯”，他們如今都是中共的地方實權派。周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職務，是這些人的總頭目，總上司，周在這些人之中擁有很高的威望和號召力。毛如今把這些人通通劃歸于“經驗主義宗派”名下，把周作為他們的首領、“代表”，“擒賊先擒王”，毛知道周肯定會臣服。周這樣做了，其他人也就跟進了。所以必須先把周恩來這個“王”整得服服帖帖。
延安整風開展了相當長的時間，周仍呆在重慶。原來皖南事變之後，蔣介石為了與中共聯繫方便，不許周離開重慶。這使本來就不願回延安參加整風的周有了合法的借口。毛對此只有暫時忍耐，決定不打草驚蛇，基本上不向周通報運動的情況。但從1942年2月21日起，毛開始向周通報運動簡況，說明毛改變策略，決心促使周儘早回延安參加整風。
直到1943年6月，周才得到回延安的許可。這一段時間，周的內心世界肯定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因為他知道毛式運動的實情，他知道自己在運動中肯定會挨整，問題是毛要整到什麼程度，自已能否過關，他沒有底。經過反覆斟酌，周決定仍然拿出他對待毛澤東一貫的老辦法：順從、吹捧、祈求原諒。一切為了能順利“過關”。
周決定主動投毛之好，先為毛歌功頌德，獻媚表忠，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周想，自己這樣奴顏婢膝事毛，大概總能得到毛的寬恕吧。
1943年4月，在重慶的周恩來親自撰寫了一篇叫做《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的文章，搜索枯腸對毛讚美道：“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分子的博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著；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
可是，周的良苦用心還是落空了，毛並沒有因為他的獻媚、討好、“效忠”而給他好臉色，更不會放過他。己經獲准回延安的周，因為要處理一些未決之事，需要在西安等地逗留一些時日，可毛已經顯得不耐煩了，6月15日，毛給周發出一封措詞罕見的電報：
“成都、西安兩地望勿耽擱，一則求速，二則避嫌。”
這“避嫌”一詞，露骨地表達了毛對周的威脅，同時也表現他對周的仇恨、不信任。本來，像周這種長期代表全黨與國民黨打交道的人物，毛應是充分信任的，可他故意說周仍有 “魏延” 之嫌。毛當然知道，周要背叛，在重慶豈不易如反掌？何須等待今天。毛出此惡言，其實只表達了他將要整肅周而已。可是事到如今，周已毫無辦法，只有主動“避嫌”，聽候挨整而已。這也就說明了，此前自已主動向毛的表忠、示好，毫無效用。
周只好快馬加鞭，於7月16日偕同鄧穎超和林彪回到延安。
毛在表面上裝作歡迎他的回歸。但想不到冷不防又冒出一句雷霆萬鈞之語：
“不要身在曹營心在漢！”
這是一句更加露骨、更加惡毒的咒語，是毛對周不加掩飾的威脅。就這一句，應該使周幾個月夜不成寐，食不甘味。
可是周究竟是一個久經戰陣之人，他與毛打交道也不是一次兩次，一年半載。冷靜下來之後，周決定轉守為攻：高舉“白旗”，主動向毛投降、靠攏。
8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為周舉行歡迎宴會（這不由使人想起幾年前毛為王明回國舉行的歡迎宴會）。周決定藉機再次向毛主動示好，憑著他多年來在政治角力場上練就的厚黑功夫，當面對毛進行毫不掩飾的阿諛、吹捧，以圖贏得到毛的原諒、寬容：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有）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路線！……”
面對周恩來如此奴顏婢膝獻媚取寵，毛大概在心裏竊笑：難道就憑你這點表演，這點小聰明，就想矇混過關嗎？…..周恩來的“故事”太多了，“內容”太豐富了，多年就想來一次總清算，但未能如願，這一次休想再矇混過關！
毛不是不知道，周早已對他臣服、順從，實際上周也沒有王明那樣有“篡位”的野心，對他並不構成威脅。而且，他也欣賞周的才幹，周負責的統戰工作非常出色，在黨內無人可替代，在某種程度上說，他離不開周恩來的輔弼。
但是，惟其如此，毛認為更要對周嚴加約束，時時敲打，對其保持高壓態勢。因為周懂得的歷史內幕太多了，並且在黨內有很廣的人脈，有很高的人望。對這種功高震主之人，如果不能除掉、滅口，就要使之成為最忠順的奴才、僕役。所以，即使知道周沒有野心，也要不斷對其保持高壓，讓他時時牢記人臣之道。
9月7日，毛以整風總學委主任的身份宣告整風運動進入新的階段，也就是“殲滅” 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和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 的最後戰役。這裏順便交待－下這個總學委：總學習委員會。這是毛為整風設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它於1942年6月2日成立，毛自任主任，康生為副主任兼秘書長，下設混編的十個由高幹負責的學習組。總學委有權決定整風的有關政策、任務，有權查閱任何人的學習筆記和相關資料。總學委成立后，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成為毛新的專政工具。毛命“肅反專家”康生任總學委副主任，康生便成了人見人怕的排在毛之後延安的第二位實權人物。康生（原名趙容）曾任顧順章之後的共特科負責人，又到蘇聯學得了“克格勃”全套本領，如今被賦予延安整風的生殺予奪大權，這一任命令那些略知康氏底細的大小幹部們不寒而慄。
劉少奇到達延安后，受封為二把手，總學委也調整，劉兼任總學委副主任，排在康生之前。胡喬木任秘書長。不久，整風轉入“審干”、“鋤奸” 階段，又成立了由劉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的“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從此，劉少奇、康生成了毛的左膀右臂，一個（劉）負責幕後策劃，一個（康）負責前線指揮，掀起了一陣陣腥風血雨。
鑒於王明己經臣服，所以這個最後戰役實際上主要“收拾” 周恩來。
從9月7日開始，毛開始了他又－輪馬拉松式政治局會議。9月13日，毛親自披掛上陣，他先批王明，然後重點轉向周恩來，其“語氣尖刻、激烈，帶有濃烈宣洩感情色彩。”（有關周的引文皆出自中共中央研究室的《周恩來傳》，下同）算是給了周一個下馬威。
早有準備的周恩來立即主動配合，在會作了概括性的初步檢查。系統地批判自己自六大以來歷次反毛、反毛路線的思想和言行。
這當然不會令毛滿意，只能算是“開場白”、序幕。接下來，毛宣布要集中學習三個月，主要批判周的經驗主義宗派。自此，周陷入了無窮無盡、反反覆復、自潑污水、自打嘴巴的尷尬境地，同時要“虛心”接受別人的攻擊、誣衊、謾罵和羞辱。
不過這個周恩來的“抗打擊力” 特強，也確實有能耐，接下來他演出的高潮是，以五萬字的檢查提綱，連接作了五天的“檢查報告”。
想一想吧，檢查的“提綱”就達五萬字！它的內容有多少萬字？接連五天的檢查檢討，一個人自編自導唱獨角戲，那要多少東西來講？要多少詞語來罵自己？不過這難不倒周這個“才子”，他知道，越講得多，自我辱罵、自我蹧踏得越徹底，毛就越高興，也才能表現自己改過自新、脫胎換骨的誠意。他從歐洲回國講起，整整二十年，以時間為經，“故事”為緯，重點則是六屆六中全會之後到此次整風之前的種種問題，種種錯誤和罪過，毫不留情地痛罵自己，深挖自己，自煽嘴巴，自撕臉皮。他承認自己“犯了極大罪過”，充當王明的“幫凶”，說他在中共中央任職是“篡黨篡政篡軍”，又說自己本來沒有什麼能耐，卻具有“奴性”，人格“猥瑣”……完全顧不得面子，斯文掃地了。好不容易自我作踐完了，轉而卻氣宇軒昂地為毛唱讚歌，稱毛從自己及其他人手中奪權是“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他周恩來……
儘管已經如此“猥瑣”，如此可憐了，毛卻仍然不肯放過他。在毛式運動中，這類檢討永遠是“不深刻、不全面、避重就輕、企圖矇混過關”的，所以，檢查和檢討必須反覆、無休止地進行，批判也要無休無止地跟進，而且要越批越狠，越批越毒，不斷“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否則，參加批判之人就有“鬥爭性不強”、“同情被斗者”，甚至被指為“內奸” 的可能。
原中共中央研究室《周恩來傳》組長、中共黨史學者高謙文在其《晚年周恩來》中對周在延安整風中的遭遇有一段概括性的描寫：
“在高幹整風期間，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最難捱的日子。他被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主義的幫凶’在黨內領導層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鬥爭。歷時之久，火藥味之濃，都是在以往的黨內鬥爭中從來未經歷過的。其中不少用語，諸如‘篡黨’、‘篡軍’、‘幫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後文革中所使用的語言如出一轍，甚至被威脅開除出黨。”
其實，周面臨的絕不只是“開除出黨”的威脅，而是坐牢、殺頭的威脅。這時整風運動已進入“搶救”階段，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四川省地下黨已被打成“特務集團”，經他推薦、提拔的大批中共幹部都被打成了特務、叛徒，有的已經被槍斃或者自殺，周恩來隨時有可能被冠以“特務頭子”、“叛徒首領”的罪名打入黑牢，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他頭上寒光閃閃。
為了突出重點，懲治首惡，為了批周，毛對其他次要人員網開一面，讓他們反戈一擊，在批周中戴罪立功。
除了毛本人上陣以外，劉少奇是批周的二號殺手，據說劉的攻擊“尖銳、嚴厲、分量重”。其他如康生、張聞天、任弼時、王稼祥、彭真等人，亦在批鬥周恩來的鬥爭中有卓越的表現。（所有的大員都要在運動互相檢舉揭發，互相批鬥，這是毛的策略，故而在中共黨內始終形不成反毛的統一戰線。）
這時的周恩來彷彿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前面是無盡黑暗的隧道，看不到一絲光明。他不知道毛究竟要怎樣處置自已，他也不敢想象以後的事。死，當然可怕，但對於周來說，政治上、名譽上的毀滅更可怕，特別是這種毀滅完全是出於卑鄙的誣陷……當然，周畢竟是政治上的老油子了，他早已知道“政治”的黑暗、齷齪，自己既然選擇了這條道路，也就無怨無悔了。
面對無窮無盡的折磨，再堅強的周恩來也一度落淚，黯然神傷。據司馬璐在其《歷史的見證》的回憶錄中說，周曾向毛澤東下跪，說：“主席確是中國革命的皇帝。”懇求“放過一馬”。後來在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傳中，周只是含蓄地表達了他對延安整風的一點感想：“經過幾年的教育，對毛澤東的領導確是是心悅誠服地信服”了。黨性那麼強的周，除此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可這時又應了那句“天無絕人之路”的老話，就在周自己感到絕望、看不到出路的時候，突然“貴人”降臨了。這貴人就是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最終靠著斯氏、季氏的干預，周恩來和王明才得以脫離苦海，重獲“解放”。
前面講到，病中的王明曾通過蘇聯派駐延安的聯絡員的電台向共產國際申訴自己被毛下毒陷害，請求國際援助。季米特洛夫不忘舊情，曾兩次派飛機欲接王明去莫斯科治病，但都為毛所阻。這時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季氏仍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也依然聽從莫斯科指揮。面對毛的踞傲無禮，季氏曾一度放棄干預，他無奈地告訴王明：“你們黨內的事，你們自己解決吧，我這兒是鞭長莫及。”
然而過了不久，大概季氏於心不甘，也於心不忍，把這事捅到了斯大林面前。“大老闆”終於心動，1943年12月23日，斯大林親自授權季氏給毛髮了一份不同尋常的電報，電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就一句話，說毛的長子岸英“我剛剛把他送進軍政學院”。岸英本來說好就要回國的，現在卻無頭無腦說把他繼續留在蘇聯，這顯然是告訴毛：你的兒子已成為我們的人質了！
電文的第二部分，是“關於政治問題”，這才是其實質部分，電報原文如下：
“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以後，它過去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出於個人友誼，我不能不對您說，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令我擔憂。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一直密切注視而且常常直接研究中國事務。根據我了解的一切，…..我認為，現在進行的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他們是由於執行共產國際倡導的民族統戰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們因此而把黨引向分裂。像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不應該開除出黨，而應該保留他們，併為了黨的事業充分使用他們。我擔心一部分黨的幹部中存在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我也覺得，康生的作用令人懷疑。那些像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團結黨的正確措施，康生及其機構是通過那些不正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只能煽動互相間的懷疑，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強烈不滿，幫助敵人瓦解黨。”
當毛初看到這份由孫平翻譯的電文時，不覺勃然大怒，他拿起紙筆一揮而就，針對季氏來電進行逐條反駁，根本否認季氏的指責：“我們並沒有削弱對日鬥爭，恰恰相反……”“我們跟周恩來的關係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黨的意思，周恩來已經取得很大的進步。”“王明一直在從事著各種反黨活動……”“康生是可靠的”，等等，等等。並將其作為回複發給季氏。
但是，當毛冷靜下來以後，便對自己的做法後悔了。他意識到這是斯大林親自授權的電文，是對他直言不諱的警告。他彷彿看到了斯氏那深邃莫測的眼神，自己那些雕蟲小技的辯詞，能騙過這位詭計大師嗎？當然，毛想到，斯氏製造黨內鬥爭冤案比他厲害得多，毒辣得多，他殺了那麼多“親密戰友”，而他只是整了一下周恩來和王明，他們還完好無損，斯氏卻不能容忍了。這就是中國人說的“只准自己放火，不準別人點燈”。但是有什麼辦法，誰叫他是世界共產黨的大老闆呢？誰叫他手裡握著自己的命運呢……
毛越想越不對勁，立即去找孫平，問那份電報是否已經發出？如尚未發出，“一定要改變裏面的內容。”
可是電報已經發出去了。毛無法，只得立即再給季氏發去一電以為補救。時隔一天，兩封內容、口氣迥異的電報發給同一個人，在後一封電報中，毛一下子又變成了一隻溫順的綿羊：
“我真誠地感謝您給我的指示，我將深入研究，堅決貫徹執行。”
“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目標是團結。對王明也是這個政策。”
“我請求您放心，您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緊貼著我們的心。”
……
毛還行動起來。立即去拜訪蘇方在延安的各類人員，努力表示友好。（1944年）1月4日，毛破例地請孫平去看京戲，“見面后一句客套話也沒有就馬上談起他對蘇聯、對斯大林的尊重，還說他真誠地尊重在蘇聯受過教育或工作過的老同志。”第二天，又來拜訪（孫平），聯絡感情；6日，毛設宴招待在延安的蘇聯人，席間，“一切都禮儀周全，友好備至，甚至帶巴結性。”7日，毛與孫平談起王明，口氣已經大變，似乎要與王恢復“友善”（引文均為孫平《日記》原文）
就這樣，王明和周恩來都奇迹般地“獲救”了。
這時，季氏也給王明來電，要求王明對毛妥協。王明經此九死一生的煎熬，也不得不退讓求和，表面上表示服從毛和中央的批判，算是被“降服”了。
臣服了王明、周恩來這兩大“宗派頭頭”，剩下最讓毛掛心的就是他那些手握軍權、戰鬥在第一線的各路將領了。古今中外的一切統治著，對軍隊的控制都是第一位的大事，而且，“將在外，君臨有所不受”是得到公認的合乎情理的傳統。所以，如何防備在外統領大軍的將領獨行其是，甚至暗中反叛，是一切君王的重中之重，無疑也是毛要借整風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毛的對策是，首先，他的各路將領陸續集中到延安來參加整風，在他看來，這遠比作戰更為重要。
總司令朱德實際上長期駐留在延安。
四方面軍的主要將領徐向前1940年夏天就奉召到延安，參加整風全過程。
聶榮臻、劉伯承1943年9月以後參加政治局高層整風。
陳毅1943年11月離開軍隊，1944年3月初到達延安參加整風。
林彪隨周恩來於1943年7月回到延安。
其他如葉劍英、賀龍、譚政、肖勁光等主要軍事領導早就編入第一輪的各個高幹學習班，並分任副組長。
毛把這些主要將領歸屬於“經驗宗派” 進行重新洗腦，但在做法上與對周恩來完全不同，對這些軍頭主要是“正面教育”， 以拉為主。除了籠絡舊有將領，毛還提拔了不少新的少壯派新人，如彭真、薄一波、陶鑄、鄧小平；隨著劉少奇地位的陡升，劉的北方局人馬也得到重用，劉瀾濤、林楓、安子文、黃敬、胡錫奎、林鐵、姚依林等，都成為整風中的積極分子，被當做新的依靠力量，成為毛新的權力支柱。
除了要求各路將領參加高層整風之外，毛還叫王稼祥、王若飛在1943年7月15日起草了一份主要針對軍亊將領的叫做《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的文件，內中特別提到手握軍權在外的軍隊領導人“不得在政治上搞自由主義”，“在組織上搞獨立王國”，並警告他們要吸取“張國燾身敗名裂的教訓”。這份文件成為軍隊高層整風、學習的綱領性文件。
當然，毛知道，僅有警告和規勸是不夠的，必須拿出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軍中人物作為反派樣板加以批判，讓其他人從中接受教育，以儆效尤。
毛選擇了彭德懷。彭是抗戰中中共軍隊的實際最高指揮官，在軍中地位僅次於朱德。毛選取彭開刀，足見他對軍隊整風的決心之大。但是，毛對彭的“百團大戰”曾經予以充分肯定和表揚，所以他決定自己不出面，而是糾集一些“火炮手”對彭進行圍攻，並且內容遠遠超出百團大戰，而是從清算彭的“革命入股” 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起始。
彭德懷也在1943年到達延安，但遲至1945年初春才被整。毛對彭的“整風”採取一種專門會議的形式，名為“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簡稱“華北會議”。時間從1945年2月到4月，期間對彭開展批判、鬥爭四十余次（彭後來在廬山會議上說：華北會議，毛“操了他四十天娘”）。
對彭的批判鬥爭是一次深入、全面的清算。按照毛的規定，彭的問題主要在四個方面：一是宣揚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等資產階級思想，鼓吹戰後“和平建國”（主要罪證是前面提到過的、後來發表于華北版《新華日報》彭那篇關於教育問題的講話）；二是在抗戰初期擅自製定以“運動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與毛的山地游擊戰對著干；三是背著毛髮動“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實力，造成重大損失，客觀上幫助了國民黨；四是對毛不敬重，以及早年“入股革命”的思想。
所有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將領都被指定參加對彭的批鬥，還讓他們檢舉揭發。
彭沒有就範，在會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毛則不斷加大批判的力度。會議起初由薄一波主持，薄顯然不足以制服彭德懷。於是毛將他手下最能幹的肅反大將、整人專家康生、以及李富春等全調去對付彭，除了對彭的思想和政治軍事問題進行批判以外，還對彭的生活和作風進行無中生有的污衊，彭本是中共高幹中艱苦樸素的典範，卻被批為“虛偽”，“收買人心”；羅瑞卿則“揭發”彭德懷原名“彭德華”，早就有“得中華”的野心，等等。（可見，後來廬山會議批彭只是華北會議的繼續）
其實，就總的政治立場方面說，當時彭早已轉到毛的路線上來了，前面已經提到，彭佩服毛的假抗日、真擴軍方針的有效徃，佩服毛的“高瞻遠矚”。 只是他仍然堅持發動百團大戰打日本沒有錯。彭在一些思想深處與毛的分歧（如共產主義革命的目的）並沒有解決。
所幸的是，此時國際國內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歐戰結束，希特勒德國無條件投降，戰爭重心轉移到太平洋和東亞來，眼看日本侵略者的命運不長了。毛知道，他與國民黨爭天下的新時代就要降臨了。他必須結束這場長達四年的“清掃後院”的行動，立即動員他的全部人馬投入到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新的鬥爭中去。對彭的鬥爭戛然而止。
雖然這次整風結束得有點倉促，有點虎頭蛇尾，但毛的大目標已經達到，黨內高層已經完全馴服，新的權力機制已經建立，廣大中下層幹部隊伍經過整治，已經煥然一新，成了他絕對的馴服工具。
所以，這時毛被廹將他的“虎性”暫時收斂，而以其“猴性” 用來收場、圓場。他知道這場運動對他的隊伍傷害太大了，現在應該要收拾人心、挽回黨心了，於是在幾個公開場合向幾年來被他整得哭爹喊娘、屁滾尿流的廣大黨員、幹部“脫帽致敬”，“賠禮道歉”， 叫大家與他重歸於好。這些在運動中被整得心驚膽戰、死裡逃生的大小幹部，看到掌握他們命運的偉大領袖現在居然向他們笑容可掬地脫帽致敬，不由得感動得熱淚盈眶，轉而變成嚎啕大哭，再轉而變成滿屋的“毛主席萬歲！”、“偉大領袖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
毛決心把這場戲演完滿。他知道，應該趁熱打鐵，把這場運動的成果變成文字，變成黨的決議，以防以後有人翻案。於是花了大半年的時間弄出了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個中共版的《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完全按照毛的需要、以毛劃線編寫新的中共歷史，即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從而充分肯定了毛在中共歷史中的正統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是黨內唯一的正確指導思想。五年前，當毛接觸到那本令他耳目一新，為之傾心顛倒的《聯共（布）黨史簡要讀本》時，就決心自己也要搞出這麼一個東西。如今傾注四年心血，終成正果。《決議》出籠，宣布延安整風目的達成，毛被全黨公推為“中共的斯大林”， 整風運動功德圓滿結束了。
召開七大的條件完全成熟了。為了慶祝這場偉大勝利，更為了表示自己的寬大胸懷，毛決心把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團結”的最好標誌便是，毛將在這場運動中集中打擊的兩個主要對象、兩個“宗派首領”王明和周恩來仍然放進黨的領導圈子裡。周恩來仍然留在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靠後；而王明，據說經過毛做苦心的說服工作，終於得以在中央委員中叨陪末座。（這個被毛整得心身俱傷的政敵，終於在1956年“叛逃”蘇聯，後來著有《中共五十年》等回憶錄。1974年在蘇聯病逝）。
中共七大主席台的上方橫額，書寫著一排直擊人心的紅色大標語：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這就是四年整風成果的集中體現。一輪“紅日”在陝北大地冉冉升起。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