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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王德邦：進了焚屍爐也絕不停止維權的訪民
【編者按】中共的信訪制度表面似乎是為底層含冤受屈的百姓開了一條通道，實際不過是給其政權維穩的一種手段。信訪制度能解決的問題微乎其微，但是大量的訪民卻只能擠這個獨木橋。訪民們在反抗直接侵害他們的地方政府的時候，不得不對上級政府或中央政府抱有希望，這正是中共所希望的：專制體制的大量受害者們不至於把怒火燒向中共中央，讓他們在各級信訪部門的推諉及地方部門的反覆迫害中像自生自滅的野草一樣消失。本文的住角劉女士的遭遇就是這樣維權至死的典型。
劉傑（京城朋友圈中習慣稱她“劉姐”）的孩子竟然在自己母親去世四個月後才通過網路留言告我，並對我追問他母親具體去世時間與情形概不回復，且自此與我斷絕聯繫。由此可管窺他背負的壓力與對過往二十幾年苦痛訣別的意願。畢竟，他童年青年掙扎于伸冤泥途，日夜提心弔膽，倍受煎熬，已經太累了。
當此劉傑離世兩周年之際，不禁讓人想起她二十余年的申冤悲情。
（一）
劉傑系黑龍江農墾集團 遜克縣遜克農場26委4棟117號職工，身份證號：232625195201031522，受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掀起的造富狂潮推涌，誤讀“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憑藉政策、勤勞、技能致富，於1993年4月11日向當地縣級政府申請興辦畜牧養殖場，得到農場、林業、土地部門批准，並頒發50畝土地長期使用證以建廠。
1994年農墾欲發展肉牛建設基地，鼓勵職工興辦家庭畜牧廠，以充作農墾領導業績。當年劉傑於7月25日與農墾簽訂畜牧養殖廠承包合同，得划給1000畝牧場，可種草、改草、熟化種飼料及建房、建畜舍。
到1996年底，劉傑開墾419畝荒地為飼料基地；養殖優質肉牛存欄69頭，豬17頭，狗11條，雞、鴨、鵝不計其數；建起場房240平米，牛舍近700平米；為遜克農場開荒450畝，自已投資墾荒共計860畝，到秋天大豐收，廠中購買了大型墾荒機兩台，收割機一台，拖拉機一台，貨車一台。當年，不計土地價值，廠內總資產就達500餘萬元，而貸款只10餘萬元。
在上世紀90年代中葉，百萬富翁尚屬稀少時代，劉姐成功經營畜牲廠，身價擠入半千萬行列，是貨真價實的富翁。
然而，在農墾領導見劉傑財富激增而暗示應該“意思意思”時，劉傑不能深切領會國策“先富”就是讓有權者帶頭富，居然不懂分領導乾股及每年分領導錢，結果引禍纏身。
1996年劉傑用自己的機械給農墾墾荒450畝，勞務與墾荒費合計22萬余元，依照合同，在抵消農墾提供的加油費近5萬元后，年底需全部付給劉傑。可農墾不按約付錢，還要劉傑結清油費。對此公然違約搶劫行徑，劉傑拒不認可，並公開聲明要訴諸法律。
結果，1996年12月19日， 遜克農場場長王興才與26隊隊長季鳳林預謀， 動用遜克農場法庭、公安幹部（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農墾系統內設法院、公安、檢察）20多人，以追繳劉傑加油費為名，將劉傑種植的419畝黑河11號種豆，共計125700斤，價值人民幣188550.00元，搶走賣掉侵吞。
劉傑對自己財產被劫固然心痛，但更難容如此傷天害理、違法亂紀、欺壓民眾罪惡。為求正義，她依法控告農墾，結果發現高坐審判台者正是參与搶劫者，自己不僅敗訴，還成了欠債不還的被告。悲憤之餘，劉傑提起上訴。在農墾管公檢法的機制下，最後判決自然還是敗訴。
劉傑也想忍下損失與屈辱，但農墾並未因此罷休。1999年9月，劉傑孩子考上大學，為籌集學費，劉傑賣了自已養的兩頭牛，被農墾法院發現后，法官毆打了劉傑丈夫，並將他拘15天，導致延誤秋收，種的860畝大豆被一場大雪全覆蓋在地里，顆粒無收，損失慘重。
如此一來，農墾擺明要將劉傑一家置於絕地，不給生路。劉傑絕望、痛苦與不甘，於是被迫踏上萬劫不復的上訪伸冤之路。
（二）
1999年4月一天，劉傑前往齊齊哈爾市中院了解案情進展，住進一家旅店時，注意到一個中年男人帶著兩個小青年跟到，其行蹤詭異讓劉傑腦中掠過不祥之感。
第二天，劉傑一大早前往街上列印材料，發現不遠處昨晚那三人在遊盪。雖然劉傑努力對自己解釋這是巧合，但不安促使她繞道、坐車、換車，到市中心鬧市轉圈，再找地方辦事，最後到一家較偏僻的飯店吃午飯。如此折騰，一則想證實三人是否真是跟蹤自己，一則也為安全而本能逃避。
當在飯店劉傑邊吃飯邊低頭思考著自身遭遇時，一抬頭竟發現進門的桌上不知何時坐來那三人。一切再無懸念，劉傑馬上到櫃檯結帳並順便給那三人買了單。劉傑在出門走過那桌前時，跟那個年長者說：“老哥啊，我們有緣，昨天住一個旅店，今天又同一個店吃飯。我已經替你把錢付了，就算感謝這種緣份吧。”只見那人頭也不抬地擺擺手，低沉而冷冷地拋出一句：“不用了！”
劉傑顧不了多想，直覺告訴她危險已經包圍了自己，必須趕緊離開這個城市。於是她打了個車，直奔火車站。由於是下午了，過往的車很少，她衝到購票口買了張最近一個小時路過的火車。在等車期間，劉傑盡量選人多地方站，並密切注視周圍的動靜。終於等到車來時，注意到自己沒有再被跟蹤后，趕緊上了火車。當火車緩緩離站后，劉傑才如釋重負地長噓口氣，自語道：總算擺脫了那股不知來自何方的危險勢力。
然而，就在劉傑話音未落，一個中年男人手提幾袋小花生一路叫賣著從前一節車廂走來，讓劉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是，這個男人居然就是跟蹤自己的那個中年人。這時再笨的人都會明白自己被專業黑手跟蹤了。這種如影隨形般的跟蹤，帶來的恐懼是可想而知的。劉傑看到車上的人並不多，而躲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見那人若無其事地一路叫賣著花生，從劉傑身邊走過。劉傑再也不敢向前了，因為越往前，天色越黑，而這車最後到站就是午夜時間，到時肯定更被動。如果去找車上的乘警，一則沒有危害自己的證據，再則她根本就不知道對方究竟是些什麼人，說不定就跟警方是一路的。從這幾個人能如此順利上車，肯定不是通過正常檢票口進的站，可斷言他們就算不是警方，也定與警方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如此，找警方顯然是不妥的。於是劉傑決定在前面的車站下車。
劉傑出站后，跟碰到的第一個車站公安人員簡單說了下自己面臨的危險，請他提供一家最安全的旅店，結果那公安就近叫了個在車站攬客的人過來，讓她帶劉傑去住店。在辦好住店手續準備進房時，劉傑一轉眼看到那三個男人跨入了旅店。那店主很熟地招呼著：“雄哥啊，好久不見你們來了，都好吧？”“好，給我們來個三人間吧！”劉傑趕緊進入了房間，關上門封好窗，再也不敢出來。當晚劉傑根本沒法入睡，她猜想著究竟是那方面派來的人？準備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記得以前聽農墾系統中的好心人說農場已經買動公檢法與黑社會成員，欲置自己于死地，看來此話絕非嚇唬。今天這來者就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勢。並且從這種跟蹤情況看，對方不僅專業，而且肯定是得到警方維護的黑社會殺手。
劉傑一夜苦思脫身之策。就在天剛蒙蒙亮的時候，她忽然聽到自己房間的窗戶有輕輕的敲擊聲，這在原本安靜的早晨，聽來真有雷鳴之勢 。劉傑緊張地思考著怎麼辦？正在她猶豫不決時，窗外傳來小聲的呼喚自己名字。顯然對方是緊貼著窗戶，壓低了聲音。從傳來的聲中可聽出急切，但沒有惡意。於是劉傑拉開了點窗帘，但沒有打開窗戶。果然緊貼窗戶的是那個連日跟蹤自己的中年人。只聽那人說：“你起來趕緊離開！我們是聽哈爾濱市老大指令，要除掉你。這兩日見你並非惡人，不忍下手。”
劉傑沒有選擇的餘地，於是趕緊出門，直奔火車站。后得一好心老太相助，得躲她家中數日，並由她家人擇路送離當地。
（三）
歷齊齊哈爾市追殺，劉傑深感生命危險，於是前往京城伸冤，后幸遇省長陳情，批示中院審理。2001年6月1日判決劉傑勝訴。然而，僅僅10天後，農墾不僅沒有執行判決，且組織公檢法30多人，趁劉傑家人不在之際，闖入畜牧廠，搶走33頭黑白花奶牛（每頭5——6萬元），其中還有17頭帶犢的母牛，拖拉機一台、重耙一台、播種機一台、三鏵犁一台、脫穀機一台、四輪車一台、拖車一台、開荒犁一台，推毀73平米住房一處。牛群搶走殺光賣肉，機車、農具被毀壞切割作廢鐵賣。農墾聲稱此舉為執行法院判劉傑償還五萬元債務。
以徹底毀掉一家五百萬企業來賠償5萬元債務，這需要何等殘暴、歹毒與邪惡！
在痛苦的伸冤中，劉傑感知法制改革的必要。2005年3月3日發起聯名700人向全國人大、政協上書，提出司法違憲審查與行政違憲審查兩項建議，同時提出改變信訪制度，杜絕劫訪行為和設立憲政審查機制，成立憲法法院的議案，
2005年3月10日劉傑去中辦、國辦陳情，下午4點被黑龍江省高院法官截住說：我們找你好苦哇！你的案子兩會上會討論了，得到中央領導高度重視，並且批示，省列為第一案，五.一前必須解決。
劉傑跟隨省幹部返回后，3月26日，黑龍江省初、中、高三級法院和縣市省三級政府20多人組成專案調查組，到劉傑家中了解情況。隨後農墾系統56個連隊大賣辦公室、學校、曬場等等國有資產，聲言是為給劉傑解決問題作賠償，但直到4月底，全國人大調查組到省舉行聽證會，劉傑被看守在家中不得出席，專案組與農墾信誓旦旦地保證已經解決了劉傑的問題。而事實上劉傑沒有得到分文賠償，並被裁定連自己開墾的荒地都得每畝每年掏40元買回耕作。
更為詭異的是，從此各級部門一口咬定劉傑得到了數千萬賠償，並由此指斥劉傑貪得無厭，無理取鬧。
這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竟致結論與事實如此相悖？后劉傑反覆探究，終得體制內良心人士私下告知，所有原本賠償給劉傑的錢，全部被分送給了各級前來處理劉案的官員，而農墾借賠償劉傑之名，售賣國有資產數千萬，中飽各級幹部私囊。如此，受理劉傑案諸官皆大歡喜，統一了已解決劉傑問題的口徑。
（四）
2001年6月13日，劉傑到最高檢送材料，遭到接待人員拖入內室圍毆，直打得頭破血流，衣褲浸血，昏死過去。醒來發現自己被捆綁于操場暴晒，自己口焦舌燥，身如火烤，幾度昏厥。不知過了多久，劉傑感到自己被塞入了車中，就在半昏半醒之際，被車上一人扯著頭髮，用槍頂著腦袋，惡恨恨地說：“我打死你就如踩死只螞蟻。我們每年弄死200多人，還在乎多你一個？”隨後那人吩咐開車往郊區偏僻地方去。劉傑感到生命將盡，便吃力地問：我與你無冤無仇，為何要殺我？那人竟直言農墾給了錢。好在車上有個人不同意那樣處置劉傑，說關入遣送站，應該也活不了的。於是最後送入了北京昌平遣送站。進入站后，劉傑跪求一工作人員救命，請他幫打一個朋友電話，才得保住性命。
2002年3月7日兩會期間，劉姐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被省截訪的農墾總局信訪辦主任及中級法院兩名幹警抓住拖出200多米遠，暴打后押上了一台計程車，在車上兩名幹警踩著劉傑的頭，送到了黑龍江省駐京辦事處201房間關押。
第二天上午10點40分，劉傑被突然闖入的4個人打昏送上47次特快列車。在車上，劉傑蘇醒過來，深感生命危險，意欲跳車，被乘警、車長看護起來，到哈爾濱市站下車時，又被農墾信訪一伙人拖出，送到了省收容遣送站。6個人將劉傑打昏，扔進了一間小號，兩天後劉傑醒來時發現自己被拉入了火葬場，停放在焚屍爐前。劉傑本能地吃力呼喊著救命，只見一個老頭兢兢走來，遠遠地看著她，劉傑於是哭訴自己的冤情與遭遇，懇求老人相救。老人顯然被感動了，說：“他們將你拉來，準備焚燒，但天還沒有黑，他們又餓了，就出去吃飯，說等會回來再燒你。你趕緊起來離開，否則就走不掉了。”劉姐謝過老人，連滾帶爬離開焚屍爐，躲了起來。
（ 五）
2007年10月8日，劉姐發起12150人聯名上書，依照憲法四十一條規定，行使公民的建議權，反映民生問題，直言憲政民主是消解社會冤情的基礎。
10月11日劉姐在北京中關村大街行走，被地方截訪與右安門警方扣押遣返。 10月13日被農墾公安局刑拘。11月10日，農墾檢察院作出不予批捕決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然而，11月12日農墾勞教委居然作出黑勞決字（2007）第19號勞動教養決定書，對劉傑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勞教一年半。劉傑提起複議，並絕食抗議，但無改結果。
勞教結束后，劉傑集中挖掘農墾制度違法違憲及其內部貪腐黑幕，公開揭露時任黑龍江省人大副主任兼農墾領導隋鳳富受賄，並於2013年夏在京組織專家學者召開“農墾民生與法律研討會”，研討農墾改革，引起中外媒體關注。8月8日她被農墾幹部以回家解決問題之說，帶返農墾，立刻遭到農墾公安以涉嫌“誹謗罪”拘押，同年12月12日，被農墾牡丹江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劉傑入獄一年，農墾主要領導隋鳳富被以貪腐查處，很多農墾黑幕被揭開。事實證明劉傑並非誹謗，但劉傑的牢依舊照坐，直至刑滿前的2015年2月，才因罹患重病保外就醫。
（六）
出獄后的劉傑經過反覆爭取才得准到京診療，檢查發現肺有腫瘤，但一直未定良性惡性。
2015年夏，我回京辦事，與劉傑相約一聚，但正巧她離京在外，待她反京，我已南歸。由此錯失一聚機會。
回想2013年夏，我到京，劉傑來看我時，對未來充滿期待，相信在專家學者的關注努力下，農墾會很快除舊布新，自己有望沉冤得雪。我當時就勸她，最好不要抱太多希望，更別聽信前來接自己返鄉的幹部。若回去，定會有麻煩。劉傑說：幹部已發誓保證我的安全。應不會有事。
結果回去后便被投入大牢。
2017年9月一天，我接到劉姐孩子打來的電話，說母親現在哈爾濱市醫院，想與我說說話。隨後我聽到劉傑微弱的聲音，知她病情惡化。但她話語中依舊對未來抱持信心，盼著冤情大白。我忍痛認同她的信心，並對她倍加鼓勵，以為她戰勝病魔增神助力。末了，我們還約定來年夏天到她原農場度假。不意此番虛談，竟成永訣。
劉傑生前上下求索正義，幾度瀕死還生，其中多少錐心驚魂細節，不便與人細說。她曾一再囑我，不要將自己一些遭遇告人，恐傳入親人耳中，使他們更為自己擔驚受怕、寢食難安。而今她已仙去，天國理應無冤，親人們再無須為她糾心了。
劉傑由富翁致赤貧，歷20年尋求公正，窮盡當世中國所有律法、行政等等救濟途徑，九死一生，臨終竟是兒難報喪，冤及後人。
蒼天何眼？公道何存？盛世之下，命如螻蟻，冤如山沉。情何以堪？特此具文，以為紀念。
2019年11月
***議報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