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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製造了中共亂局

2019年12月01日 13:28 PDF版 分享轉發

文章轉自網路,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王岐山製造了中共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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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製造了亂局嗎?

中國歷來有「逢九必變」的政治傳統。遠的不說,就從1949年說起。1949年中共建政,國民黨退守台灣;1959年出現持續三年的大飢荒,4000萬人因飢餓死亡;1969年中蘇爆發武裝衝突,關係破裂;1979年爆發中越戰爭;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2009年新疆發生「七五」事件。

2019年顯然高度警惕政治風險。他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說的,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去年12月下旬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他也曾警告,中國未來可能遇到「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公安部長趙克志反覆強調中國面臨顏色革命的危險。

但人算不如天算,2019年中共並沒有逃出逢九必變的「緊箍咒」,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亂局。體現在,美中貿易戰持續一年多硝煙瀰漫;中國經濟增長創有GDP記錄以來的最低;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近半年,中共和港府進退失據;中共內鬥激烈程度也前所未有,習近平稱能打敗中共的只有中共自己,要防止「禍起蕭牆」。近幾天,中共又接連遭受多重挫折:自稱中共間諜的出逃;新疆集中營絕密文件接連曝光;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大獲全勝。在452個議員席位中,民主派一舉奪得389席,佔總席位的85%;川普總統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禁止向香港出口防暴裝備法案》。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裴敏欣教授指出,中共政權近年面臨一連串內憂外患,同時應付與美國的貿易和科技冷戰,以及國內經濟增長放緩、政治風氣封閉等衍生問題,「中共正處於毛時代以來,最接近統治瓦解的時刻」。

為什麼中共會面臨如此嚴峻的危局呢?事出非常必有妖孽。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進入了政治倒退時代。四中全會上,當權者提出的「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與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分庭抗禮。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指出:政治上,製造個人崇拜和任人唯親的卑劣行徑,引發朝野上下越來越大的反感和鄙視;以人劃線、袒護紅二代的選擇性反腐,將法律當成政治工具和權斗工具的以黑治國,導致反腐運動的道德破產和寒門官員的離心離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權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權力鬥爭和假大空,使當權者及其跟班們日益孤立。在經濟上,中共黨國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瘋狂的掠奪造成了兩極分化、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國內外市場萎縮和無法扭轉的經濟下行;飲鴆止渴式的瘋狂印鈔輸血,製造的是無法解套的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依靠特權將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不惜代價助長國進民退,以及妄圖利用私有企業給國有企業供血並提供活力,以致於民營企業惶惶不可終日,紛紛撤資逃離。外交上,紅二代狂妄地「中國道路」挑戰基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國際秩序,變本加厲地與國際流氓政權狼狽為奸,全面惡化中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反彈和反制;特別是當權者實行個人獨裁、執行背離普世價值的政治路線,使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從經濟轉型走向政治轉型的願望徹底落空;世界民主聯盟開始重新集結起來,聯手圍堵中共,憲政民主與共產專制之間的冷戰爆發。

可以說,毛澤東時代結束后,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代,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挽救了中共的覆滅。但鄧小平的時代又是一個矛盾的時代,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政治上卻仍然保持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習近平接班時,鄧小平的道路已難以繼續,中國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要麼憲政改革,要麼拒絕憲政改革,退回到極權主義。習近平顯然選擇了后一條道路。但這一條制度是違背中國人民意願的。社會制度的變軌決定了中國的亂局。當權者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條違背歷史潮流的道路呢?談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提到習近平的鐵哥們王岐山和他推薦的一本書了。

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王岐山主持了一個座談會,聽取若干專家學者對中共「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的建議。王岐山向與會者推薦了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此前後,王歧山已經向很多人推薦這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於1856年,距離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只有67年。法國大革命前的歐洲國家,大都實行農奴制或君主制,而法國,是其中最開放的國度。國王路易十六實行開明專制,推行經濟與政治改革。國王路易十六溫和而寬容,願意傾聽民眾呼聲,連自己的獵物不慎損壞了農民莊稼,都主動予以賠償。路易十六的經濟改革,不僅創造了法國經濟最繁榮時期,而且在歐洲國家中一枝獨秀。當時的法國,文化藝術也空前繁榮、活躍,知識分子大胆敢言,成為眾望所歸的異見領袖,對法國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當時的法國農民,已經解放為自由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然而,法國大革命卻爆發了,王朝被推翻,國王路易十六還被砍了頭。托克維爾在書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結論,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並非在專制壓迫最殘酷的年代,而是在專制壓迫相對較輕的封建王朝改革年代。

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反映了中共高層部分官員的集體焦慮。當今中國社會處在改革年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不滿情緒卻一路高漲;政治改革,可能會帶來社會動蕩,並最終通向革命。王岐山要官員讀這本書,意在告誡官員:不要輕言改革,不要輕易改革,改來改去,恐怕對官員本身不利。王岐山向學者推薦這本書,則意在警示法國大革命的後果:人們對舊制度的仇恨,超過了對自由的渴望。法國大革命之後,是血腥的報復,不僅國王被砍頭、貴族被砍頭、舊勢力的代表人物被砍頭,就連許多革命領袖、革命者本身,也被砍了頭。王歧山的意思是,革命對知識分子同樣不利。

我相信王岐山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觀點深刻影響了當權者的執政路線。他們認為,要守住中共的紅色江山絕不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憲政民主,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否則中共將面臨崩潰。唯一的道路就是經濟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政治上對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將政治經濟的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用極權主義黨國扼殺所有危及政權的不穩定因素。從2012年以來至今,當權者的執政之路應該說就是這個統治邏輯。但王岐山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理解正確嗎?如果他的理解是錯誤的,我們是否可以說王岐山埋下了中共的亂局的種子?

客觀說,王岐山敏銳地感受到了危機,他聞到了大革命風暴即將到來的氣息。有學者指出,當今中國社會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的確存在相似之處,如經濟改革,帶來中國經濟規模的急劇擴張和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但官場腐敗和貧富懸殊,卻引發民眾越來越大的不滿和憤怒情緒;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擁有住房,住房價格遠遠高出其真實價值,人們普遍抱怨房價太高、買房難;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大胆敢言,成為眾望所歸的異見領袖,對中國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但不同之處在於:如果說十八世紀的法國,在政治與文化上,是當時歐洲最進步的國家,當今中國,在政治與文化上,則是亞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如果說路易十六是相對溫和而寬容的國王,當今中國領導人則都是冷血無情的獨裁者;如果說十八世紀的世界,主要還是威權的世界,當今世界,則主要是民主的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實現民主憲政。

當今中國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民對憲政民主的要求與落後政治體制之間的衝突。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已經讓社會矛盾充分暴露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背景是政治高壓后的改革,而中國在毛澤東政治高壓時代后,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歷史背景截然不同。所以,習近平時代拒絕政治制度改革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嚴厲打壓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只會將人民逼成「革命者」。我們看看香港的拚死抗爭的勇武派青年,他們不正是中共極權政治所造就的嗎?

王岐山和當權者拒絕政治改革源於對中共特權利益喪失的恐懼。王岐山故意誤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是為極權主義統治尋找合法性。但他忘記了托克維爾的另一本偉大著作《美國式民主》以及作者對自由民主的歌頌。正如鄭也夫先生所言:在中共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蕩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那就是中共體面地退出歷史舞台。 來源: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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