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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小銀:新疆十年,關於失去的故事

2020年01月08日 0:28 PDF版 分享轉發

轉自:matters.news , 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譯文,原文鏈接:https://livingotherwise.com/…/reeducation-time-a-decade-of…/(同時也發表在 Supchina : https://supchina.com/…/a-decade-of-stories-of-loss-in-xinj…/)

原文標題:Reeducation Time : A Decade of Stories of Loss in Xinjiang

原文作者:Darren Byler

作者和阿布力克木最後一次見面,2015年。
文中的所有人名均已更改,以保護受訪者的身份。

2014年下旬,我在烏魯木齊南部居住區的一個家庭聚會上第一次遇見了阿布力克木,他是一個瘦削的男子,留著短短的小鬍子。他弓著腰坐著,肩膀內扣。我們互相介紹了名字,但我並不確定我該如何看待他。整個晚上,他安靜地坐在角落裡,注視著房間里的其他人。 直到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們順路一起走回家,我們才開始交談。他說他不喜歡在人多的場合說話,因為他不喜歡和陌生人公開交談。 像過去十年中我採訪過的許多年輕一樣,與和漢族社會打交道的經歷深深影響著阿布力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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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和阿布力克木成為了好朋友。 我們幾乎每天都見面喝茶、看小說,聊他的求職進展,和社會的未來。 慢慢地,他向我講述了他過往人生的故事。最常提到的是有關他在2010年代初被拘留的故事。他從他的學校出發,乘上一輛公交車,學校位於烏魯木齊北部一個漢人占多數的社區,當車經過一個檢查站的時候,他意識到他是公共汽車上唯一的維吾爾族。不僅如此,他還留著鬍鬚,這標志著他不是一個受過長期漢語教育的城市維吾爾族,而是一個從農村來的移民。他知道在他遇到的許多漢族人的眼裡,他看起來像是個自殺性炸彈襲擊者。警察看了他一眼,命令他下車。他說:「那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說了什麼,我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他們會對我做什麼。」阿布力克木說他感到自己完全暴露在外,很脆弱。在這之後他意識到,在2010年代,做一個維吾爾人就意味著他的身體隨時隨地都可以被帶走。

阿布力克木的故事促使我詢問其他維吾爾族人,過去十年對他們來說有著什麼樣的感覺。 我請他們回憶一下那些印象最深刻的時刻——那些改變他們人生的時刻。這篇文章當中採訪的大多數人如今被迫流亡,生活在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地。而阿布力克木仍然在

最近和我聊過的一些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告訴我,給他們的2010年代留下深刻印跡的,是一些極度恐懼和經歷失去的時刻。在這些創傷時刻的間隙,人們試著恢復他們的安全感,試著保護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們互相講述了他們所經歷的關於警察暴行的故事,那些使他們懷疑人性的關於種族主義的故事。他們試圖保留對於他們自己的生活以及所處社會生活的敘述權。但21世紀10年代依然是一個歷史的轉折。多達一百八十萬「消失」在巨大的拘禁營系統當中,還有數百萬人因為勞動和教育制度而被迫和家人分離。

維吾爾族和其他語系穆斯林被迫進入了一種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賀蕭所說的「運動時間」。對賀蕭而言,這是指現代中國歷史上那些政治暴力侵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時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在21世紀10年代,突厥語系的穆斯林進入了一個類似的時刻:再教育時間。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被有針對性地替換的年代。就像那些先前的劇烈動蕩年代一樣,能夠讓他們從暴力和種族主義的侵襲中復甦的空間在不斷地縮小。他們感到歷史在碾壓過他們,他們的世界不在他們的控制之中。不存在留給「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創傷后」時間。在過去的十年中,全部的生活都開始被無休止的創傷擾亂。

2015年的時候,阿布力克木告訴我,他生活中的創傷性壓力並不僅僅來自於他和警察打交道的經歷,它們也是來源於他從那些在他背後喊他「鬍子老師「的漢族同事那裡感受到的冷漠和歧視。他說,被騷擾和孤立的經歷使他變成了一個「瘋子」(維吾爾語:sarang)。

「當我在審訊室待了幾個小時之後,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恢復正常。 實際上,我到現在都感覺不正常。這就是為什麼我開始討厭那所學校和我的工作,以及為什麼我最終辭了職。 要克服這樣的事情真是困難。 在那之後的一年裡我表現得像個瘋子,我想我給所有同事都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們以為我是一個奇怪的人,總是很緊張、總是害羞,不想正常說話、正常做事情。」
我採訪的另一位維吾爾族年輕人買買提明告訴我,他在2013年和2014年有很多類似的經歷。他說,在旅行時,許多酒店拒絕向他提供服務。「有時候他們一見到我就拒絕了我。 或者當他們在我的身份證上看到出生地是新疆時,就告訴我說他們沒有空房間。」他說這些經歷使他感到無助和憤怒。法律體系本身剝奪了他平等的公民權利。

但是更加困擾他的是其他公民認可這種不平等的方式。「有幾次在城裡時,漢族人非常友好和禮貌地用英文向我打招呼。 他們問我,『Where are you from ? 』」他猜到漢族人用英文跟他說話是因為把他當成了外國人,於是他會用普通話回答:「我是維吾爾人。」

「每一次,他們都會翻個白眼說:『哦,新疆人?!』」 買買提明說。「然後他們就會用厭惡的眼光看我——他們的嘴唇聳起,就像看到一隻老鼠或者一隻髒兮兮的狗那樣。」
在維吾爾族占多數的地區之外,買買提明和阿布力克木遇到的所有機構都是以漢人身份為中心的。巴基斯坦和英裔社會評論家Sara Ahmed指出,種族化的機構「以盤踞其中的事物為形」。它們使那些不屬於多數群體的人感到自己的身體「不合群」,像個陌生人。當阿布力克木進入這些機構的時候,他感到自己的身體既被入口處的安保人員,也被他遇到的所有官僚機構的工作人員一遍又一遍地攔截和搜索,他告訴我,他覺得彷彿每次交談、每次會面,空氣中都充滿著疑問:你是誰? 你來這裏幹什麼?

支持和鞏固著這種系統性的種族主義的,是警方。在過去的十年中,警察的騷擾和歧視改變了數百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語系穆斯林的生活。另一個阿布力克木曾向我講述過多次的故事,是他和他的另一個朋友圖爾松被警察攔下的經歷。他們當時走在火車站附近的市集區域,一名漢族警察走上前來攔住他們,要求檢查他們的身份證。

「我對他說,’為什麼要檢查我們的身份證? 我們什麼也沒做。 你為什麼不檢查幾個漢人的身份證呢?』」阿布力克木說。他立刻把我們帶去了警察局。我一點也不害怕。圖爾松很害怕。但是我一點都不害怕,我沒有做錯任何事,為什麼我應該害怕他們?如果他們不尊重我,我為什麼要尊重他們?」
在威脅過他們之後,警察最終放他們離開。每次阿布力克木講這個故事時,他的聲音都會顫抖。在他的害羞和他顫抖的手的背後,藏著他深深的憤怒。儘管心懷恐懼,他仍然是自己故事的敘述者。

阿布力克木的憤怒,和我採訪過的其他移民的憤怒,總是與擔心隨時被警察抓走的恐懼感交織在一起。在2017年初左右,當成千上萬的突厥語系穆斯林父母、姐妹和兄弟與他們親人的聯繫被切斷,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消失的時候,這種恐懼急劇加深了。目前被困在北美的哈薩克族女性古麗娜爾告訴我,對她來說,這十年中的關鍵轉折點,是她2016年底在烏魯木齊機場和父母告別的時刻。

「從烏魯木齊到北京的航班延誤了。新疆整個被思想的宣傳覆蓋,到處都是寫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字的紅色橫幅。我的父母幾乎從來不談政治,但連他們都說:『這看起來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樣。』他們來機場送我。航班延誤了,但是他們倆都陪著我,直到很晚很晚。最後我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們倆都哭了,即使我反覆對他們說我還會回來的。彷彿他們預感這會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我沒有哭,因為我在北美有自己的生活在等著我回去。」
「而事實上,這是一個狹窄的逃離通道。我後來才知道,新疆的局勢在2017年初突然惡化。在出中國海關時,軍官問我是什麼民族。每次過海關時,我都會感到緊張,但我通常會裝作鎮定自若的樣子。我說『哈薩克』。他們研究了我的護照很長時間,甚至找他們的上級討論了是否該放我離開。最終他們說我可以走了,但我記得坐在飛機上時心想:『操! 剛才那是怎麼回事啊?』後來我在讀到那些與新疆有關的報道之後,我一再回想起這件事。我感到既害怕,又慶幸,又內疚,又生氣。」
「現在已經三年了,我一直都沒能再和我的家人見上面。他們的年紀越來越大,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們。我清楚地記得他們流淚的眼睛,我感覺很糟糕,我沒有成為一個待在他們身邊的貼心女兒,我也沒能成為一個很能幹的女兒,一個可以預見未來,在情況變得這麼糟糕之前就把他們接出來的女兒。最讓我崩潰的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們最後的告別。」
一位年輕的維吾爾族女性穆薩菲爾告訴我,過去十年來她最深的創傷也始於2017年,當維吾爾族公眾人物開始消失的時候。作為一名國際學生,他們是她過去在維吾爾機構求學時的生命線,在那裡她曾感到自己有一種歸屬感和目標。 她說:「在那之後,我意識到對我們的態度已經完全改變。我們曾經在作為公民的權利方面抱有過的任何一點信任都完全被打破。從那時起,我感到無力和恐懼。我沒有想到這種不公正能夠成為可能。我對人性的信念破碎了。」
但是國家暴力並沒有隨著維吾爾族機構被更換掉而停止,它也開始切斷穆薩菲爾與她家人和朋友的聯繫。她告訴我說:「在2018年夏天,我最親密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在微信上刪除了我。然後我媽媽打電話給我。 她流著眼淚告訴我一件讓我心碎至極的事情。她的原話是,『如果您關心我們,就請你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了。』在那一刻,我被剝奪了與親人聯繫的基本權利。」
在201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穆薩菲爾害怕自己可能再也見不到家人,也得不到家人的消息了。她已經被迫流亡。她說:「這十年永久地改變了我的人生。」

在21世紀10年代即將結束的2019年,許多突厥語系穆斯林所經歷過的恐懼和創傷,都變成了徹底的絕望。

對於穆薩菲爾來說,這一年中最觸動她的時刻之一是當她看到 VICE 製作的名為《They Come for Us at Night》的紀錄片。她說:「看到我心愛的家鄉和我曾經走過的街道,讓我眼裡充滿淚水。可是看到它變成了一個如此難以想象的警察國家狀態,到處都是監視,太讓我心碎了。它變得那麼的空空蕩蕩,完全不再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在那之後它一直困擾著我。」

2019年最讓她心中灌滿絕望的一件事是,紀錄片里火車上的一位漢族老婦人對記者Isobel Yeung說:「維吾爾族就應該變得和漢族一樣,我不為他們感到可惜。」穆薩菲爾說,「那一刻我才意識到,大多數漢人實際上相信政府的敘事,而且在積極地參与這種踐踏人權的暴行。我知道如果沒有公眾支持,要扭轉國家的話語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我們既沒有政府的支持,也沒有公眾的支持。黑暗只會繼續加深。這讓我對人性的未來前所未有地感到絕望。」

2015年,阿布力克木曾教給我一句維吾爾俗語,描述了與維吾爾人建立友誼所要承擔的義務:「朋友的友誼在悲劇降臨的那一天顯現」(維吾爾語:dostning dostluqi bashqa kün chüshkende biliner)。這就是為什麼友誼可以賦予人力量。然而這也意味著,當你無法保護自己的朋友免受傷害時,暴力帶來的傷痛是最大的。

2017年6月29日,我收到了阿布力克木的最後一條消息:「我們很久沒有聊天了,很遺憾,出於安全原因我不得不從微信聯繫人中刪除所有外國人。」他說他回到了他的家鄉喀什附近的村莊,因為他的父母安排他和一個同村的姑娘結婚。幾個月之後,阿布力克木的朋友與他失去了聯繫。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有聽說他的消息。他就這麼消失了。他們確信阿布力克木已經被抓進了一個新建的再教育營。他有可能被認定為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因為他曾使用VPN下載電影、聽歌和閱讀未經過濾的新聞

在2019年,買買提明從在國內的一個熟人那裡收到了類似的令人費解的信息。「信息說『你的哥哥去世了。』我當時的反應是,「你確定你所說的是我的哥哥嗎? 他只有40多歲。』他回答說,『是。』當買買提明反應過來理解了這條消息時,他一陣頭暈。「我失去意識了,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房間的地板上,我一次又一次地看他的照片,還有我們在2017年6月的最後一次微信對話。我哭得停不下來,我多麼渴望能在他去世之前再和他說一次話。」

十年來,阿布力克木和我的其他突厥語系穆斯林朋友教我懂得,分擔別人的痛苦意味著聆聽他們的故事,並找到幫助他們講述他們的故事的方法。人類學家Michael D. Jackson曾說,敘述故事是賦予事件秩序和一致性的一種方法,無論事件是悲劇還是勝利。在每個人的故事中,他們成為主角,而不再是社會變革邊緣的無足輕重的角色。Jackson認為,故事不僅僅給人類的生活帶來意義,而且它們改變著人們「通過象徵性的重組來經歷他們所遭遇的事件」的方式。在這樣做的時候,故事就給了人們一種在哪怕最嚴酷的環境下,保留對他們自己生活的發言權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買買提明,古麗娜爾和穆薩菲爾想要儘可能大聲地講述她們自己和她們所愛的人的故事——儘管每一次講述都要付出情感上的沉重代價。

阿布力克木最喜歡的歌曲之一是Norah Jones的《Say Goodbye》。這是一首關於不再假裝自己仍在戀愛,誠實面對自己,和開啟新生活的歌曲。當我在2018年最後一次去烏魯木齊時,我去了我們在土耳其茶館曾經坐過的座位。歌曲的混音有一些改變,但是已經足以喚起記憶中我們曾經關於那首歌的聊天內容,也喚起了之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可怕。他最深的恐懼已成真,他不再能夠把握自己的人生。他的故事被再教育時間截停了。我不想成為那個在角落裡哭泣的古怪外國人,我走到外面,抽了兩支紅鶴,一支為他,一支為我。

在過去十年裡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常常思考阿布力克木告訴我的那些故事。我與他的友誼,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讓我想要去不斷地講述關於新疆的那些難以講述的故事。如果我們的處境對換,這也是他會為我做的。我不知道阿布力克木是活著還是死了,但他的故事會繼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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