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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鎮反暴露中共的背信棄義和殘暴本性
——對中共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
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發生在50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以下簡稱鎮反運動），被殺、關、管的人數是最多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披露，鎮反運動共殺了71萬2千人，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1）在這裏，被殺的人數很可能是縮小了的。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曾講過：“反革命殺了一百萬。”（2）
若論殘害致死的人數，也許土改更多；若論關押和變相關押的人數，也許文革更多。不過在土改和文革中，有很大數量的政治迫害行為是借群眾之手，而鎮反中的行為都是以政府之名。
鎮反運動無疑是中共建政以來最殘暴的一次政治運動；然而在國內學術界，對鎮反運動評價的爭議卻似乎是最少的。當然，這裏說的國內學術界，指的是體制內，體制外另當別論。在體制外和海外，有很多學者對共產革命持強烈批判態度。在這些學者看來，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是中共滔天罪行的一個重要部分，理當否定，自不待言。不過對很多體制內學者對鎮反運動的不同評價，我以為也不難理解。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個靠暴力起家的革命政權，在建政之初用暴力嚴厲鎮壓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動，實為情理中事；在鎮壓過程中犯有擴大化的錯誤，也比其他運動的擴大化情有可原。我認為這種評價是基於對鎮反運動性質的嚴重誤解，所以是站不住腳的。
一、鎮反運動是借題發揮
問題就在這裏：作為革命政權，中共在建政初期鎮壓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動，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級領導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裡還用得著最高領導人特地出面發文件，專門搞成一場大運動呢？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共發動鎮反運動，其實是借題發揮，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名義，或者說在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同時，實際上去鎮壓另外的群體，去鎮壓那些並沒有從事過任何現行的反革命活動的另外的群體。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以鎮反為名的文件《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該文件寫到：
最近各新解放區的股匪有許多地區業已肅清，另有許多地區的股匪則正在清剿中。但是在股匪業已肅清地區，又發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裝暴動，殺害我們幹部多人，搶劫甚多公糧和物資，並在各地工廠、倉庫、鐵路和輪船上進行了多次的破壞。這證明在這些地區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亦給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謠和鼓動群眾的機會。
對於這些反革命活動，各地必須給以嚴厲的及時的鎮壓，決不能過分寬容，讓其猖獗。（3）
從字面上看，所謂鎮反，就是鎮壓上面提到的種種反革命活動，就是鎮壓那些從事這些反革命活動的人。但正像我前面講到的那樣，如果就是為了鎮壓這些活動，鎮壓從事這些活動的人，那麼，中共各級領導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所以根本沒必要再專門發文件搞成大運動了。可見，這份文件只是表面文章，它並沒有告訴人們中共搞鎮反的真實用意。
黃鐘先生在《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里寫到：“鎮反運動是根據中共中央的黨內秘密文件發起，並由一系列黨內秘密文件所指導和推動”，“而被視為反革命分子的人，往往就是根據他們無從得知、無由得見的秘密文件而被殺、關、管、放”。（4）這就是說，很多在鎮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的人，如果他們根據中共公開文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定義來對照自己，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是反革命；可是他們終究還是被當作反革命鎮壓了，因為按照中共內部的秘密文件，他們就是反革命，鎮反運動就是要鎮壓他們這種人。由此可見，鎮反運動是借題發揮。中共之所以要搞鎮反運動，並不是要鎮壓《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一類公開文件里所界定的那些人——再說一遍，如果僅僅是為了鎮壓那些人，中共就用不著搞鎮反運動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鎮反運動要鎮壓的是另外一些人。
二、從清查“五一六”運動看什麽叫借題發揮
像鎮反運動這樣的借題發揮，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並非孤例。我們這代人所熟知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就是借題發揮。
文革史專家、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為什麽1967年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五一六’？為什麽九大以後還要清查‘五一六’？”（5）
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實有兩場打擊“五一六”的運動，1967年那次是一場，1968年到1972年那次是另一場。前一場運動打擊的是“五一六”，后一場則是借題發揮，是在打擊“五一六”的名義下對造反派的一次秋後算賬。那些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後被平反成了造反派頭頭乃至進入革委會的人，除了中學生造反派之外，幾乎都在後一場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又被打成‘五一六’份子。事實證明，在後一場打擊“五一六”運動中被打成“五一六”份子的人，沒有一個是“五一六”。
金春明說：“清查‘五一六’是個謎。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關於清查‘五一六’的檔案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請看，沒有批准。”（6）我們可以推斷，一定有這樣一些中央級的絕密文件，上面寫明要下面怎樣借題發揮，在清查“五一六”的名義下清算造反派。其實，不用去查找什麽絕密文件，單單是根據公開發表的中央文件、中共領導人講話和以後發生的事實，我們就可以知道，“五一六”就是個口袋罪。公開文件和領導講話里說“五一六”是全國性的秘密組織，又說反革命秘密組織絕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既然是秘密組織，既然要清查的不只是一個“五一六”，而且還包括“五一六”一類的秘密組織，那麽，被指控者百口莫辯，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左清查右清查，不死也脫層皮。事後一看，一大批造反派都被裝進去了。
為什麽要借題發揮？事情是這樣的：中共最高層打定主意要整某類人，但是又不能公開講明。因為即便按照當時官方自己的理論，整這類人也是師出無名的，是名不正言不順的，是拿不上檯面的。所以他們就巧立名目，假借打擊另一類當時普遍認為應該打擊的人，而由於這類人和前一類人有某種相似性，於是就趁勢把前一類人都收拾了。
三、為什麼要搞敵特黨團人員登記？
鎮反運動過去60多年了，但是到目前為止，有關鎮反運動的檔案還很不開放。我們只知道當年搞鎮反有很多絕密文件，但是不知道那些文件到底是怎麼說的。不過，僅僅根據我們已經知道的信息，僅僅根據中共當年的種種外部行為，我們也大致上可以知道，鎮反到底是針對誰。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公安部緊接著就做了一件事，在許多城市開展了敵特黨團人員的登記工作，通過警告、檢舉等上下結合的方式，逼使原國民黨特務機關人員及其國民黨和三青團骨幹分子主動交代身份。
早在接管時期，中共就在很多地方，以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名義對國民黨舊軍政人員、黨團人員和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人員進行過登記。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與朱德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的形式公布了一個被稱為是新解放區的八項基本政策，共八條，又被稱為“約法八章”。其中第五條明確宣布，“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7）在當時，這些登記的舊政權人員一般都得到了寬大處理。鎮反運動一來，那些原來沒有登記過的地方開展了登記工作，那些原來登記過的地方則再次要求進行登記。很明顯，這次登記的目的不一樣。這次登記意味著，所謂鎮反運動，實際上針對的就是那些早就放棄反抗，並得到新政權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
四、毛澤東起初為何不積極？
中共中央第一份關於開展鎮反運動的文件是1950年3月發出的。當時，毛澤東剛結束對蘇聯的訪問還在休養。中央的工作由劉少奇主持，這份鎮反的文件就是在劉少奇主持下發出的。毛澤東歷來主張階級鬥爭，主張對反革命分子堅決實行專政，可是在鎮反運動發起初期，毛對鎮反卻不甚積極。毛澤東強調要考慮統一戰線，不要四處出擊，不可樹敵太多，不是不要搞鎮反運動，而是要分清輕重緩急，不能急躁。
顯然，毛澤東在這裏談到的鎮壓反革命，並不是指暴動、暗殺、破壞一類反革命，因為對這些種類的反革命必須及時鎮壓，不存在統戰不統戰的問題，也不存在應該緩一緩、不能急躁、不要樹敵太多四面出擊的問題。毛無非是說，對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已得到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的鎮壓應該緩一步，現在先不要碰。由此可見，在毛那裡，在中共高層領導人那裡，所謂鎮反運動，要鎮的就是舊政權人員；他們搞鎮反的目的，就是要對那些他們先前承諾過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算舊賬、開殺戒。
五、“千載難逢”、“只有這一次”是什麼意思？
朝鮮戰爭一爆發，毛澤東對鎮反運動的態度立刻就變了。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後，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毛澤東對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說：“千載難逢”，“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8）
這話看上去很奇怪：怎麼叫“千載難逢”，“只有這一次”呢？如果反革命是指“武裝暴亂，打游擊、暗殺，投遞反動信件，殺人、放火、投毒”之類，現在有，現在要鎮壓，以後有，當然也要鎮壓，怎麼可能“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呢？中共和毛澤東幾時說過以後就再也不會有反革命了呢？可見，這裏說的鎮壓反革命，並不是指做出“殺人、放火、打游擊、武裝暴動”等反革命行為的人，也就是說，不是指例如中共1950年3月18日關於鎮反運動的文件里說的那些反革命，而是專指那些沒有做過上述行為即沒有任何現行反革命行為的原國民黨政府軍政人員，即那些中共曾經承諾“只要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除了國民黨高級戰犯以外的軍政人員”，以及中共曾經承諾既往不咎的起義投誠人員。劉少奇說得很直白：“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9）
六、何謂“反右傾”？
《“雙十”指示》的精神就是反右傾。指示明確提出：“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10）
何謂“反右傾”？說來很簡單。在鎮反運動初期，很多地方領導吃不透中央的意圖。他們以為鎮壓反革命就是鎮壓3月18日那份文件所說的那些造謠攻擊、殺人放火、打游擊、搞暴動的反革命。他們不知道中央實際上是要他們對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得到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開刀。這就成了中央眼裡的“右傾”。
楊奎松教授的論文《上海鎮反運動的歷史考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右傾”的實例。
由於種種原因，上海地區的鎮反運動開展得比較晚。1951年1月，上海軍管會頒布了反動黨團特人員實施登記辦法。這個實施辦法一公布，有些敏感的人就感到危險：“為什麼過去不進行登記工作，是否過去講寬大，今天講鎮壓了？”起初，上海地區的領導也沒有意識到登記是為了鎮壓，而是把登記、把坦白和寬大聯繫在一起。在當時，不少中共幹部，包括市長陳毅，都相信“只要坦白，決不追究”。哪怕你曾經是特務，只要坦白登記，就可以被視為歷史上一時失足，不划為異類，就有出路。
正如楊奎松教授指出的那樣：“很顯然，上海方面這時對‘鎮反’主旨的理解，與北京方面仍不十分一致。中共中央所以要發動‘鎮反’運動，根本上並不在‘反特’。毛澤東很清楚，打擊特務的現行活動，完全用不著在全國範圍內搞如此規模的群眾運動。他的目的，是要乘朝鮮戰爭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徹底清除各種可能會便利國民黨復辟的舊的社會基礎。因此‘鎮反’不僅不是要搶救‘失足者’，恰恰相反，它是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挖出一切有過反對共產黨，以及壓迫共產黨所依靠的社會群體的人的歷史舊賬，對那些可能會對新政權造成危害者，堅決予以‘嚴厲鎮壓’。”（11）
楊奎松教授知道但沒有提到的是，這“一切有過反對共產黨，以及壓迫共產黨所依靠的社會群體的人”，基本上都是得到中共公開承諾不抓不判、寬大處理的。實際上，楊奎松上面那段話已經暗含這樣的意思，即，鎮反運動是借題發揮，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旗號，對那些只是歷史上曾經反革命而沒有任何現行的反革命活動，並因此得到當局承諾寬大處理的群體算歷史舊賬。
楊奎松寫到：“正是因為對‘鎮反’運動的主旨理解上沒有到位，上海就‘鎮反’所做的種種部署一直未能達到毛澤東的要求 。對此，毛澤東一度再三督促 。”（12）這就是所謂“反右傾”。後來，上海方面終於領會了中央意圖，於是上海地區的鎮反運動進入高潮。
七、一夜之間的“輝煌戰果”
1951年春，鎮反運動進入高潮。在已經捕殺了相當一批反革命之後，各大中城市又依據最新的殺、關、管計劃，在三、四月間的某一天，採取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一捕就是數千人。例如重慶的3.13大逮捕，一次就逮捕了4000多人。（13）上海則有4.28大逮捕，於4.27午夜之後在全上海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突擊搜捕行動，一舉拘押了10058人，（14）如此等等。
試問，各地這一夜之間就逮捕的成千上萬反革命是怎麼回事？難道一下子就發現和破獲了這麼多殺人放火、造謠投毒等反革命活動或者是一下子就發現和查明了這麼多改名換姓隱藏下來的反革命逃犯嗎？當然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些人幾乎都是早就放棄反抗，先前登記過，並已經獲得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當局照著花名冊抓人，只要一聲令下，想抓多少是多少，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間就取得如此的“輝煌戰果”。
八、起義投誠人員的厄運
在三年內戰中，共軍消滅了大量國軍，除斃傷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起義、投誠和投降”的。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績公布，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共177萬人。
起義投誠和投降當然有區別。嚴格說來，起義和投誠二者也是有區別的。中共有時候把起義人員和投誠人員分開說，有時合在一起說，統稱為起義投誠人員。中共宣稱對起義投誠人員有一貫的政策：愛國一家，既往不咎，一視同仁，量才錄用，妥善安置。然而在鎮反運動中，大量的起義投誠人員也遭到殘酷的鎮壓。如果說對已經得到承諾寬大處理的舊政權人員的鎮壓是極大的背信棄義，那麼，對已經得到承諾既往不咎的起義投誠人員的鎮壓就是更大的背信棄義。
對起義投誠人員的鎮壓，大都發生在鎮反運動的中後期。按照楊奎松的解釋，這是因為地方領導“為完成指標而勉強湊數，濫捕濫殺”所致（15）。不過我以為這很可能是出自最高層的決定。畢竟，起義投誠人員和一般的舊政權人員屬於不同的類別。在鎮反運動初期，起義投誠人員大體上並未列入鎮壓對象，但是卻在運動的中後期遭到鎮壓，如果不是中央有了新決定是不可能的。可見是中共殺紅了眼，殺上了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前朝人員一次性全解決。早在1950年10月18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就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劉少奇說：“反革命是可以殺乾凈的”，“不辦就不要辦，一辦就辦得你很痛，不痛不癢又得罪了人，就划不來”。（16）
九、鎮反運動與卡廷慘案
彭小明先生在他關於鎮反運動的文章《約法八章的騙局》（17）里，把鎮反運動比作“中國的卡廷（Katyn）慘案”。1939年蘇軍配合德軍進攻波蘭，俘虜了45萬波蘭軍人和知識份子。蘇軍遣散了所有士兵和平民，卻在卡廷森林等地秘密殺害了兩萬多名軍官和知識精英。這一類比無疑有很強的衝擊力。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卡廷慘案畢竟是秘密實行的，蘇聯方面一直矢口否認，直到1990年才承認他們實施了並隱瞞了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隱瞞屠殺固然十分惡劣，但隱瞞屠殺表明當政者畢竟還知道屠殺戰俘是極大的醜惡與罪行。中共的鎮反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進行的。僅此一點，中國的鎮反運動就比蘇聯的卡廷屠殺壞上十倍百倍。
十、鎮反運動與歷史上的坑降卒
歷史上也有過一些政治集團對已經投降歸順的敵人橫施暴虐，例如秦將白起坑殺40萬趙軍降卒，楚王項羽坑殺20萬秦軍降卒。為什麼要坑降卒？有說是糧食不夠，幾十萬降卒供不起；有說是降卒們其心不服，要是造起反來不得了；再有就是製造極度的恐懼，徹底摧毀對方的抵抗意志；等等。中共的鎮反要比古代的坑降卒惡劣得多。畢竟，坑降卒發生在戰爭時期；中共的鎮反卻是發生在贏得政權后的和平時期，對坑降卒的幾條解釋一條都用不上。坑降卒的暴行受到千年詛咒，中共的鎮反更無半點可辯護的餘地。
一場鎮反運動，單單是殺死的國民政府黨政軍特人數，就遠遠超過國共內戰三大戰役國軍傷亡之總和。中共在奪權之後殺的人，要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這是一個最不尋常、也最為惡劣的事實。凱撒、成吉思汗和拿破崙是為了征服而屠戮，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卻是為了屠戮而征服。這正是極權暴政和歷史上其他暴政的一個重大區別。
十一、大蔣介石一個不殺，只殺小蔣介石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明確提出溥儀等人是“大蔣介石”。對其處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簡單地處決。他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18）
1959年中共建政十周年大慶，中共宣布特赦。特赦令第一條：“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犯罪犯，關押10年而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19）起初，戰犯管理所向中央報請的第一批特赦名單中並沒有溥儀。但毛澤東說：“要特赦，就先放‘皇帝’，我們共產黨要有這個氣魄 ！ ”（20）
起義投誠人員也是如此，中低級官員大量殺掉，頭面人物都安然無恙，還擔任高職。例如原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上將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並出任水利部長；原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張軫中將出任共軍51軍軍長，並擔任湖北軍區副司令員和河南省省長，等等。
中共的做法一反常態，大蔣介石一個不殺，小蔣介石殺了幾十萬上百萬。這種做法有極大的欺騙效果，另外它也說明，中共搞鎮反，完全不是出於維護政權安全的考慮。通常總以為，一個革命政權對前政敵殘酷鎮壓是出於維護政權的安全，因為統治者常常神經過敏，所以往往殺人過多把事情做過火。但是中共的鎮反卻不是如此。俗話說“蛇無頭不行”。大蔣介石們是象徵，有人脈，有號召力。如果舊勢力想造反想復辟，必定要由大蔣介石們出頭，至少也要打著某個大蔣介石的名義。所以新生的革命政權要是出於安全考慮而對前政敵開殺戒，必定是殺大蔣介石，小蔣介石們倒不必殺不必多殺。可是中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可見，中共搞鎮反，完全不是出於維護政權安全的考慮。
十二、《末代皇帝》與《特赦1959》
在鎮反運動中，中共極端殘忍地殺害了千千萬萬的普普通通的前政敵，與此同時，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數頭面人物裝飾門面。一般人很容易以為，既然連日本侵華戰犯、偽滿洲國戰犯、國民黨戰犯、乃至末代皇帝溥儀都免於一死，那麼其餘的人員想必就更寬待了。我們知道，大凡一個新政權鎮壓前政敵，總是依據對方的職權大小分別給予不同輕重的懲辦。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的經驗去思考題，這就可以造成十分強烈的欺騙效果。
斯大林說：“殺死一個人是謀殺，殺死一百萬人只是一個統計數字。”
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殺死了沙皇一家，這件事被世人牢牢記住，直到蘇聯解體后，葉利欽總統還親自主持一項儀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澤東留下一個末代皇帝溥儀做活口做人證，就在毛撒手西歸，毛昔日的罪惡再也不是秘密之時，這段故事還激起義大利導演的靈感，拍了一部電影《末代皇帝》，贏得奧斯卡獎。觀眾津津樂道溥儀被思想改造，從皇帝變成公民。在有意無意之間，人們得到一個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對政敵不像俄國共產黨那麼兇狠。至於說中共殺害了上百萬舊政權的中下層官員，由於這些人默默無名，遠遠沒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樣富於戲劇性，不會有人把他們的遭遇寫成書拍成電影，就是有人寫了拍了也不會有多少人看，所以不會給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今年7月29日，趕在中共建政70周年大慶之前，中央電視台播出39集電視連續劇《特赦1959》，講的是國民黨高級戰犯杜聿明、王耀武等戰敗被俘，關進北京的功德林，享受人道待遇，接受思想改造，最終於1959年中共建政10周年大慶前夕獲得特赦的故事。“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重慶作家黃濟人成名作的標題）。這部電視連續劇試圖讓人們相信，1949年，共產黨在戰場上打敗了國民黨；1959年，共產黨又征服了這些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心。然而，一個人只要對鎮反運動的真相略知一二，就會對這樣無恥的宣傳投以最鄙視的目光。
十三、殺人立威
中共為什麼在鎮反運動搞得那麼殘酷，殺那麼多人？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鞏固政權。在中共看來，殺人立威，就是鞏固政權的不二法門。共產黨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就說，失敗的原因就是殺人太少，沒有乘勝向凡爾賽反革命巢穴進軍，
在1956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針對波匈事件說，鎮反運動，“我們殺了70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麼行！”（21）1959年，毛澤東又講到鎮反：“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22）
十四、背信棄義與“歷史反革命罪”
在《共產主義與中國》（1999年）一文里，我寫到：“關於鎮反，注意，所謂鎮反，主要並不是鎮壓反革命活動，而是鎮壓‘反革命份子’。在這裏，被鎮壓的‘反革命份子’絕大多數其實並沒有從事任何現行的所謂反革命活動。他們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無非是因為在過去他們曾經是舊政權的官員，大部分只是比較低級的官員，不少還是‘起義人員’。”（23）孟泳新先生徑直把“鎮壓反革命運動”定義為“鎮壓歷史反革命運動”。（24）一語破的。
鎮反運動就是鎮壓“歷史反革命”運動。“歷史反革命”是中共後來才制定的一個罪名， 鎮反運動是先鎮壓，后制定罪名。那麽，中共為什麽不在鎮反運動發動之初就制定和公布這個罪名呢？因為它說不出口，拿不上檯面。在當時，“約法八章”，“起義光榮”，墨跡未乾，言猶在耳，如果中共一開始就公開宣布它要對它昨天剛公開承諾過要寬大處理和既往不咎的那些人大開殺戒，那勢必會在社會上、乃至在共產黨內部都引起很大的混亂、驚愕、爭議和反感。所以中共必須要採用陰謀詭計，打出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旗號，借題發揮。而隨著鎮反運動的一步步開展，圖窮匕首見，中共一步步顯現出它的出爾反爾、自食其言、背信棄義。陰謀詭計
鎮反運動有兩大特點：一是它的殘暴，一是它的背信棄義。這裏引出的一個問題是，中共何以能如此輕易地自食其言，背信棄義？還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張旗鼓。
當然，首先，這是因為中共政權是一個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不受制約，也包括不受它自己的諾言的制約。有權就是任性，任性就是反覆無常；絕對權力絕對任性，絕對權力絕對反覆無常。
可是倘若說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它所作出的一切承諾都毫無意義，它可以隨意撕毀，那也是缺乏說服力的。畢竟，政黨、政權不同於單獨的個人。政黨、政權總是由一群人組成的，而這種組合又總是需要建立在某種承諾即共識之上。因此，違背諾言就是破壞共識。它勢必會在組織內部引起混亂、爭議乃至分裂。問題不在於共產黨為什麼會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問題在於，當共產黨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時，為什麼竟會行得通？受害者一方當然不會服氣，不過他們勢單力薄，抗議爭辯也許都無濟於事。但是，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員呢？千千萬萬擁護共產黨的群眾呢？既然他們之中不乏正人君子，為什麼在這種公然食言的暴行面前不起身反對？即使我們把共產黨視為一夥強盜，古人說得好，“盜亦有道”。在強盜集團內部也是有某些規矩的。歷史上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強盜，至少根據民間傳說，都是一諾千金的，否則他們無法服眾。“威信”這個詞本來就包括了“信譽”的成分。道理很簡單，一樁公開的大規模的背信的暴行，如果沒有千千萬萬的人的支持、參与、起碼是默許，它根本不可能發動、不可能實行、不可能成功。
其實，要說共產黨根本不遵守任何承諾，從來不遵守任何承諾，是不符合實際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當年流行的那首歌《社會主義好》，其中一句歌詞是說共產黨“說得到，做得到”，就是說共產黨很遵守它的承諾，很認真地兌現它的承諾。這並不完全是撒謊。比如說共產黨當年承諾要共產，一上台果然共產。很多中共幹部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他們連自己父輩的產都要共，連自己老子的命也要革，可見還是十分當真的。
如前所說，承諾即共識，因此它絕不是可以任意違反的。但是，承諾有層次上的區別。有些承諾比另外一些承諾要更為基本更重要，因此人們很容易為了實現更重要的承諾而放棄不重要的承諾。在中國歷史上和古典小說中，我們常常讀到“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句話，那大概也算是當時人們的一種共識或承諾吧。可是我們發現這個承諾很脆弱，沒有多少人認真遵循，常常有斬掉來使以表示戰鬥決心的習慣。在古人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只要有利於激勵士氣、消滅敵人，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說古人有時候也要善待俘虜、尊重使者，那多半是為了顯示風度，瓦解敵人軍心。這就是說，在古人那裡，“不斬來使”和善待俘虜一類承諾乃是從屬於克敵制勝這個大原則之下。它本身沒有獨立價值。中共更是把這一點發展到極端。共產黨之所以一度承諾對不反抗的國民黨人員不逮捕不羞辱，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既往不咎，一視同仁，那僅僅是出於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對方，爭取人心，以便戰勝對方的政治需要。這個目的一旦達到了，信守這一承諾就變得不重要，違背也就比較容易了。
在政權更迭、制度變革之際，新興政權對昔日政敵殘酷報復，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很多新政權原來也承諾對政敵寬大，但後來又自食其言，轉而對之嚴加打擊。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一個普遍的原因是新舊勢力之間有強烈的仇恨，因此當新勢力掌權後有很強烈的報復衝動。中共的問題是，它非但沒有在掌權后約束這種仇恨，反而不斷地強化和放大這種仇恨。本來，中共即便不搞鎮反運動，它對昔日政敵的態度就已經很嚴厲了。在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十一前夕），由中共主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其中提到：“對於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后，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並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25）按說，對於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都要“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這已經很嚴厲了。殊不知到頭來，這倒成了他們這種人受到的最輕微的懲罰了。鎮反運動的極端殘酷性，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得到辯解的。
必須看到的是，中共之所以在鎮反運動中表現得那麽殘暴、那麽背信棄義，更是和它狂熱信奉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譴責鎮反，譴責古拉格是容易的。但共產主義不僅僅是地獄，而且它也是天堂。人們建立共產社會，本意是在人間建立天堂。為了建立這樣一個完美的新世界，人們就必須把一切壞的人和壞的事通通清除掉。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壞人壞事清除得越徹底，新的世界就越完美；壞人壞事清除得越迅速，完美的新世界就實現得越快當。我們可以想像，當劉少奇說“反革命是可以殺乾凈的”時候，他的神情與其說是兇狠的，不如說是興奮的。這和古人說的“殺盡不平方太平”，和文革時紅衛兵小將說的“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一樣，表達了同一種意思，那就是用最暴力的方式，最快地實現最美好的理想。如果僅僅是出於仇恨，如果僅僅是為了維護權力，如果僅僅是天性兇殘邪惡，統治者都不可能在政治迫害的道路上走那麽遠。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但把仇恨合理化，把維護自家權力的私慾合理化，把兇殘邪惡的天性合理化，而且還給它們披上了一件無比神聖的外衣。這才能造就一樁樁史無前例的罪惡。
十五、靜悄悄的平反
1976年，毛死江囚，中共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先期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錯案。鎮反運動中的很多案子也得到平反或摘帽。
關於給起義投誠人員平反，楊奎松教授說：“已知僅湖南一省，經認定身分列入複查的17145人中，就有13530人得以撤銷判決，恢複名譽，約佔複查數的79%”。“在全國範圍，總共有15萬起義投誠人員被摘去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26）
香港的鳳凰網有篇流傳很廣的文章《鎮反運動中被錯殺原國民黨將領平反錄》。文章說：
“總而言之，一般對被鎮壓的前將領，可以略加分類：
1）解放戰爭末期起義投誠后解職返鄉者，被俘后釋放（一般都經過幾個月的解放軍軍官教育團學習）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
2）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閑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不少。
3）繼續作戰，打游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以及特務背景。此部分人數並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對前兩類別的情況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27）
然而，和其他平反冤假錯案相比，為鎮反運動受害者的平反進行得靜悄悄，一般人幾乎都不知道或沒察覺。像我這樣，父親在鎮反運動中被處死刑，都對平反一部分鎮反運動受害者這件事缺少感覺，一直到1983年年底地方法院把父親的平反通知書送到家裡，一直到不久前才知道中央早在1979年1月就訂出了給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的文件。按說這是當局做的一件好事，可是它為什麼進行得如此低調？
想想也不難明白，給鎮反運動受害者平反，對當局而言，實在是太尷尬太難堪了。它幾乎找不到一個下台階，找不出一種措辭自圓其說。文化革命是錯誤路線是十年浩劫，所以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叫“撥亂反正”，名正言順。反右是必要的但是犯了擴大化的毛病，所以要改正，此說雖然很勉強，但好歹說得過去。土改是正確的，地主不是平反是摘帽，看上去也順理成章；等等。唯有給鎮反的案子平反這件事怎麼說呢？當初說好的不抓不判，既往不咎，可是就是把人家抓了判了甚至還殺了。在天下所有的罪錯中，出爾反爾、自食其言、背信棄義未必是最嚴重的，但無疑是最無法辯解的。中共的鎮反運動，從人權人道的角度自然是無法辯解的，從反共的角度更是無法辯解的，就是從中共自己的角度，也是無法辯解的。
順便一提，說起給鎮反運動中的一些受害者平反或摘帽，我想大概也和中共改變對台灣的政策有關。1979年1月，美國放棄台灣，轉而與北京建交，想來會在談判期間向北京提出過台灣的安全問題。中共大概口頭向美國承諾將武力解放台灣改成和平統一。既然要和平統一了，國民黨就從打倒對象消滅對象變成統戰對象團結對象。對台灣的國民黨的政策變了，對國內的國民黨人員的政策自然也要跟著變。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從即日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商討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並提出三通、擴大交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組祖國和平統一。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六部門《關於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的通知。其中提到，過去，對起義投誠人員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使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我黨的政策產生了疑慮”。
由此看來，中共在1979年1月就開始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應與中共改變對台灣國民黨的政策有關，與中美建交有關。
十六、蓋棺定論
歷史上，也許有的政治迫害事件比鎮反更殘暴，但不會比鎮反更背信棄義；也許有的比鎮反更背信棄義，但不會比鎮反更殘暴。作為政治迫害事件，鎮反應是背信棄義+殘暴的史上之最。這就是對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
後記
在我們這一代人中，我對鎮反運動的關注大概比很多人要早一些。這和我家的遭遇有關。
我父親出身於河南許昌農家，考上公費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后當過縣警察局長、縣長、總務課長、禁煙督導專員等。1948年冬參加到河南的國民黨軍隊127軍，第二年夏天，該軍軍長張軫率部于湖北金口“起義”，編入解放軍51軍，我父親在212師政治部宣傳科擔任幹事。當時共產黨說“起義光榮”，保證“既往不咎”，還發了一紙證書，住家門口還掛了一塊《光榮軍屬》的木牌。但是到了鎮反運動，仍然被當作“歷史反革命”處死。我父親在1952年4月由湖北省軍區押返原籍，6月就被處決。1984年年底，許昌縣人民法院發給我家一份刑事判決書，上面寫道：“按照黨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確屬錯誤，應予糾正。”
1984年秋和1986年春，我兩次前往許昌，處理有關父親平反的善後事宜。從許昌縣法院工作人員的口中，我進一步證實了父親被處死完全是因為他過去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的那段歷史，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有什麽現行的問題。
此前，我家並不曾就父親的問題向有關部門申訴。父親案件的平反是當局主動進行，然後通知我家的。起初，許昌縣法院不知道我們一家人的下落，費了不少功夫才找到我們。那時我就想，估計中央一定有文件有政策，不是個案甄別，而是對所有的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複查，而這一工作已經進行好幾年了。可是，像我這樣的利害相關者以及平時對時政問題的關心，居然都不知道，直到許昌縣法院找上門來。說來也不奇怪，因為我們從媒體上從來沒有讀到過相關報導。我們從媒體上讀到中央給文革中冤假錯案平反，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給地主富農摘帽，等等等等；可是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平反，媒體上幾乎沒有報導。
這次，為了寫土改與鎮反研討會的論文，宋永毅先生髮給我一批資料。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六部門<關於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的通知》（日期是1979年1月17日，文件號是中發<1979>6號）。上面寫道：根據黨對起義投誠人員的一貫政策，愛國一家，既往不咎，一視同仁，量才使用，妥善安置，對過去的對起義投誠人員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做好善後工作。文件還說，對起義投誠人員的家屬子女不得歧視。他們入黨、入團、參軍、升學、就業等不應受影響，等等。
看到這份當年的內部文件，我不禁想起，1979年我在北大讀研時，哲學系研究生班黨小組長D同學找我談話，鼓勵我入黨。D同學說她知道我父親的事，她說那時候很多被鎮壓的都是錯案。我聽到她這樣講很有些驚異，但當時也就以為D同學思想解放，為人正直。如今想來，她很可能在那時就知道中央已經有了這個內部文件。這或許也和她家有長輩是中直機關高級幹部有關。
限於自身條件，我不可能接觸到中共關於鎮反運動的內部文件，也不可能就鎮反運動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但僅僅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及有限的閱讀，就足以使我在較早的時候便認識到鎮反運動的本質。在寫作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我又閱讀了大量的文章和資料，受益匪淺。這其中也包括一些體制內學者的論述。由於他們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資料，對相關研究提供了一般人不可能提供的信息。謹此，我向所有研究和寫作鎮反問題的人士，包括這些體制內學者，表示由衷的感謝。
註釋
（1）《徐子榮關於鎮反以來幾項主要數字的統計報告》，1954年1月14日。
（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頁。
（3）《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頁。
（4）黃鐘：《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炎黃春秋》，2014年第12期。鏈接：http://www.yhcqw.com/36/9703.html
（5）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出版公司，2016年，上篇，第552頁。
（6）同上。
（7）毛澤東、朱德：《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告》，194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北京版）
（8）《羅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1年5月19日。
（9）《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1年5月7日。
（10）《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頁。
（11）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234-236頁。
（12）同上，第236頁。
（13）公安部公安史史料徵集研究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群眾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頁。“五個方面反革命分子”是指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
（14）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頁。
（15）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206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辦公廳編印《黨中央、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肅反問題文件選編》，1958年12月，第41頁、第39頁。
（17）彭小明：《約法八章的騙局——中國的卡廷慘案》，《北京之春》雜誌，2009年11月號。
（18）《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317頁。
（19）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人民日報》，1959年9月18日。
（20）《毛澤東說：“要特赦，就要先放溥儀，我們共產黨要有這個氣魄！”》，鏈接：http://www.sohu.com/a/280798633_557768
（21）《馬、恩、列、斯——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八）》，《百年潮》雜誌，1999年第3期。
（2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頁。
（23）胡平：《共產主義與中國》，《北京之春》雜誌，1999年5月號。
（24）孟泳新：《論價值判斷和必須徹底否定鎮壓歷史反革命運動》，《博訊新聞網》，2014年1月30日。鏈接：https://www.chinanews.co/news/gb/pubvp/2014/01/2014013001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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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