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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鴻路：育嬰堂末日
育嬰堂末日
作者：鴻路
上帝之託
1934年生於安東的丹麥女作家吳坤美（Estrid Nielsen），16歲那年，隨家回歸。對於安東育嬰堂，她曾有如下的說明（《丹麥傳教會在東北傳教歷史簡介》）：
1916年在安東創立一所孤兒院，被叫做育嬰堂。在育嬰堂的丹麥“母親”及護士雙重身份的Karen Gormsen郭慕深女士，負責撫養了當時的幾百個孤兒，其中主要是女孩。郭慕深女士被稱為郭教士或者教士。育嬰堂還擁有自己的小學……從那時起至今（1949）這所育嬰堂一直被作為在東北孤兒院機構中的典範和例子。
1949年秋，工作組奉安東市府之命接收安東基督教育嬰堂，出乎意料的是，卻遭到該堂主任（院長）即丹麥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1960）小姐的拒絕。郭慕深小姐何許人也，如此怠慢新崛起的政權。
1880年，郭慕深生於丹麥王國偏僻的鄉下，一個基督教農家，自幼受洗，少時便萌生了去海外傳道的夢想。1906年，她終於如願以償，從哥本哈根乘船，在海上漂泊了五十余天，來到了中國小城安東，投身於丹國醫院。該院是兩年前丹麥人所建，郭慕深來后，又在院內成立了女子產院，引入了西方的新法接生，極大的提高了新生兒的成活率。可是，她卻經常見到牆角、樹下以及草叢裡有被拋棄的嬰兒。她拾到的第一個嬰兒，是在產院門口的台階上。那時，沒有育嬰堂，她只好收養于宿舍。郭慕深的慈善行為，不脛而走，於是，女子產院幾乎成“棄嬰島”。
郭慕深（1880—1960），圖片源於丹麥基督教會（DMS）
不久，安東爆發霍亂，災難使許多孩子淪為孤兒，郭慕深為建立育嬰堂而奔走呼號。終於，地方政府撥了青龍山荒地，而丹麥教會提供了建設資金，還有，本地商界慈善家和基督徒的捐獻。於是，在郭慕深小姐的操持下，1916年，建起了安東基督教育嬰堂。由此，風雨蒼黃三十余年，育嬰堂撫育了300餘名孤兒，郭慕深棕色的頭髮染上了銀霜。
69歲這年，郭慕深迎來了新政權的誕生，雖然，她不懂“馬克思”，也不了解“共產黨”，但與中國老百姓一樣，充滿了對新生活的憧憬，覺得戰亂結束了，不再被貧困與飢餓所困擾了，可以過上平安、溫飽的日子了，她和育嬰堂孩子的生活也將翻開新的一頁。可是，來了一個工作組，組長是一個中年女子，叫趙家鳳（化名），曾是鄉村小學教師，體態豐盈，梳著齊耳短髮。她向郭慕深宣布代表市政府“接收”育嬰堂，見郭的神色驚詫，便做了一下解釋，所謂“接收”，直說就是“沒收”，如剝奪地主的田地一樣，所不同的是——“和平”。對於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來說，她是無所畏懼的，因為，凡事以神的話語為依託。所以，郭慕深拒絕政府“接收”，她說，基督教育嬰堂是教會的財產，一切都屬於上帝，我不過是受上帝之託的一個管家而已。所以，我無權將上帝的東西去送人。而且，基督教育嬰堂是在新政府登記在冊的合法財產，不是敵偽財產。最後，她又補充說，聖經有訓：覬覦別人的東西是有罪的。趙組長問，政府不能接收，那麼，誰來接收呢？郭慕深說，可以讓渡兄弟教會，也就是安東教會了。
兩年前（1947）“刮大風”（寬甸縣土改），趙家鳳在村裡領著幾個婦女纏上綁腿，扛起紅纓槍，名曰“婦女解放隊”，跺一跺腳嚇的地主渾身發抖。沒想到，眼前這個丹麥老太讓她吃了閉門羹。但上邊講了，要注意內外有別，講究鬥爭方法，安東育嬰堂在海內外頗有口碑。再說，“打掃龍庭坐天下”，屁股尚未坐穩，還不能到處樹敵，四面出擊。想到此，趙組長只好強裝笑顏，告辭了
山雨欲來
趙組長碰了釘子后，重整旗鼓，又回到育嬰堂。這次打出的旗號不再是“接收”了，而是“協助工作”。於是，郭慕深便安排工作組下榻在北樓。
聽說，工作組來接收，要把丹麥人攆走，許多學童哭了，說沒有丹麥人，“我們也不能活這麼大，就像小樹林子似的，沒人撫養還能長嗎？” （引自《關於接收育嬰堂的情況報告》，下同）工人擔心政府接收后，解僱原班人馬，打掉了飯碗。尤其是保姆，“因為每個保姆都帶幾個孩子自己的孩子，在堂內享受孤兒待遇”，一旦被政府打發了，生活難以為繼。總之，“普遍認為丹麥人好”，“大部分人不滿意政府接受”，見到工作組的人敬而遠之。
育嬰堂人心浮動，對工作組產生了疑懼的心理，而和丹麥人仍有著難以割捨的情結。於是，工作組召開了群眾大會，以便籠絡民心，扭轉形勢，同時，敲山震虎，煽風點火，把運動搞起來。趙組長走上台，彷彿又回到了課堂——
秋天來了，樹葉黃了，一群大雁往南飛了。丹麥人要回國了，洋人欺壓中國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解放了，中國人的事情，中國人自己來辦。在這裏，我給大家吃個“定心丸”，政府要接收育嬰堂，在這幹活的中國人，全都留下來。但是，你們必須和帝國主義“割斷聯繫”，站在政府這一邊。到底是要走陽關道，還是走獨木橋，由你們自己選擇。說到此，她用眼睛掃視了一圈，又說，政府號召大家檢舉揭發“帝國主義”的罪行，有冤申冤，有仇報仇……
鄉下有句諺語：螞蟻搬家蛇過道，眼看大雨就來到。按照土改的套路，開會“大嗡大轟”，山雨欲來風滿樓，螞蟻、長蟲（蛇）就要蠢蠢欲動了。於是，工作組便開始“紮根串聯”，把“苦大仇深”的“窮棒子”組織起來，成為鬥爭的骨幹力量。在一個鄉村裡誰窮誰富，一目了然。可是，一群被拋棄的孤兒，出身誰家，無人知道。這個秘密只有郭慕深一人知道，她手中有一本記錄簿。
檢舉信
有了這個記錄簿，不但可揭開大多孤兒的身世，而且，就此把他們裝進政府的檔案“口袋”里。同時，還是要密報公安局政保科（國保）的“特別任務”，因為，其中有個“假孤兒”，父親是台灣的高級人物。至於是老蔣的嫡系，還是中共的卧底，那是秘不可宣的。所以，趙家鳳一心要拿到手，這也是邀功領賞的機會。但和郭慕深第一次照面，這老人雖不動聲色，卻是柔中寓剛，頗感棘手。而且，和她“理論”簡直是“南轅北轍”，不是上帝，就是聖經。所以，趙家鳳要另闢蹊徑。
人說育嬰堂是三女一台戲，即主任郭慕深，下設正副總務員即丹麥人樂慕華（Kathrine Niesen）小姐和中國人郭愛德。趙組長認為，郭愛德畢竟是中國人，容易溝通，方便拿捏。於是，工作組圍繞著郭愛德進行“深挖”，尋找與她有隔閡的人，特別是受過她打罵的孩子。這與在土改中煽動和地主有積怨的人，如出一轍。經過秘密談話，運動骨幹浮出了水面，在工作組的操縱下，開始興風作浪了。於是，一封檢舉信從工趙組長的門縫底下塞了進來。這是一封“匿名”檢舉，矛頭直指育嬰堂“管事的”——郭愛德：
這個“帝國主義基督教信徒，一貫忠心為敵效勞，供敵役使”
“為取得丹國教士歡心，依仗其勢力，虐殺中國兒童”
“毒打的孤兒計一百二十多人”
“孤兒高玉珠、高銀珠等三人經其打傷致死”
並且，在土改時期，夥同郭教士“窩藏逃亡地主”。
這些煞有其事的文字，令人觸目驚心。趙組長心中暗喜，這正是運動所需要的“彈藥”。郭愛德和樂慕華可謂郭郭教士的左膀右臂，削掉其一，堡壘也就從內部攻破了。她要拋出這塊“石頭”，在育嬰堂掀起波瀾來。
綿里藏針
郭愛德，是郭教士最早收養的七名女孩之一。因為，不知姓名，所以，郭慕深便冠以“郭”字為姓，名曰愛德。此後，成為無名嬰兒的通例。
愛德自幼聰穎，在堂里讀完小學，又讀中學。後來，被安東一家銀行聘用，且受器重。1946年春，郭慕深聘任她為助手，時年26歲。重歸兒時的天地，並非對以往的留戀，而是出於一個基督徒的虔誠，鍾情于上帝的產業。
愛德長臉盤，前額沒有劉海覆蓋，亮出寬闊的腦門，戴著眼鏡，目光若有所思。趙組長端量了一下，先聊家常，以顯關懷，拉近距離：愛德，生活過的怎麼樣，聽說你丈夫早逝，不幸啊，還是獨身嗎，這麼年輕、漂亮，又有文化，大姐給你做媒——找個政府的小伙，你看怎樣？愛德說，謝謝，但我要像郭教士那樣……話未說完，被趙打斷，哎呀，那可不行，人老了，不能動彈了，想喝碗水，身邊連個人都沒有，那怎麼行啊。接著，轉入了正題——
我查看了一下有關檔案，對於育嬰堂孩子的出身是有記載的。她翻開工作手冊念道，根據《丹麥教會檔案》記載：
“（安東）育嬰堂的孩子有著不同的出身，有由於政治威脅被廢黜的王公貴族的情婦生下的孩子，有妓院生下來的，還有被扔到街頭的嬰兒。有時嬰兒送來還附帶著衣服和名牌，但大多數送來的都沒有名字的，用布或狗皮包裹著。”
但是，我還要知道的具體些，也是工作組應該掌握的情況。我想，你們育嬰堂有記錄的吧？愛德說，是的，有一本記錄簿。趙說，你配合一下政府工作，拿來給我們看一看。愛德說，那是郭教士記載和保管的。趙說，這丹麥老太有點霸道了吧。愛德問，政府要做什麼？趙說，這，你就不明白了，階級成分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不管走到，都要分清敵我。育嬰堂的孩子出身很複雜，可以說，草深蟲子密，林大鳥兒多。簡單地說，我們要摸清這些孩子的出身……
趙組長的“理論”，使郭愛德有些困惑，始終未置可否。也許是因為一把手的“內務”，副手不可“越俎代庖”。最後，趙組長扔下幾句話，有點“綿里藏針”：工作組掌握你有些問題，但我看你孤苦伶仃的，給你機會，希望你配合政府工作，不要毀了自己的前途。丹麥人捲起鋪蓋就走了，別忘了你是中國人 ，你還要在這裏生活下去……
郭愛德（1919——1999），圖片系育嬰堂孤兒作家劉金銀（1936-）提供。
“挖地道”
工作組在育嬰堂上攻“堡壘”，下挖“地道”，可以說，“雙管齊下”。所謂“挖地道”，是指在孩子堆里“從中進行政治工作，培養了一批兒童，這些兒童便是以後接收時的骨幹”（《關於接收育嬰堂的情況報告》）。
育嬰堂的生活是有序而嚴格的，從早晨六時鳴鐘到晚上九時就寢，這中間的活動都有具體的規定，每天都要唱讚美詩，或禱告。禮拜六大掃除，禮拜日的午前要在教堂做禮拜，下午休息，但所有的學童不許離開院子，每周的生活概莫如此。這種封閉式的生活，使天真爛漫的少兒感到了壓抑，悄悄滋長了“叛逆”的情緒，彷彿一堆乾柴在等待著火星的點燃。
趙組長當過“孩子頭”，長於揣摩孩子的心理。上頭對她說，派你去育嬰堂，因為你有“哄孩子玩”的經驗。她通過“摸底”，“物色”到了一個流浪兒，14歲的女孩，雖然瘦削矮小，卻膽大機靈，和男孩子打仗也不怯陣，一頭撞去，讓對手跌個仰面朝天。孩子們都叫她“虎丫”，東北話“虎”有“傻”的意思。她在育嬰堂保持著挨打的“最高紀錄”，而那些名次緊隨其後的“淘氣包”，平時自然也都圍繞在她的周圍。去年春（1948）鬧飢荒，郭慕深領著學童上山挖野菜時，虎丫偷著跑了，找回來后，露出臀部，受了藤條抽打之苦。但緊接著，又跑了。於是，又吃了“藤條”。趙組長喜歡這個女孩，“苦大仇深”，且有“反抗”精神。群眾總是一盤散沙，需要“領頭羊”，才能運動起來。所以，特意帶她去看了一場電影，吃點零嘴。後來，又請她和幾個學童看電影，然後，又帶去參觀七道溝孤兒院，這是政府開辦的，從前是一所小學。然後，在食堂招待了一頓午餐：大米乾飯，白菜肉片。去年以來，育嬰堂的孩子一直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因為鬧飢荒，而且，原來生產糧食和蔬菜的土地被沒收了，捐助善款的富人被打倒了，變成了“窮鬼”。一個不能填飽肚皮的育嬰堂，又能給孩子多少快樂呢？學童們一邊吃著，一邊議論影片。趙組長“趁熱打鐵”，問道，同學們，你們看——是育嬰堂好，還是孤兒院好啊？大家齊聲回答：孤兒院好——。趙說，以後，這裏就是你們的家，咱們一起從育嬰堂搬過來。有學童問，那郭教士呢？趙說，老太太該回家了。啊，教士要走了，小鳥飛出了籠子，又有電影，又有肉吃，孩子們怎能不快樂呢。
由此，育嬰堂的學童散學后，便翻過八道溝的小山，來到政府孤兒院，學唱《共產兒童團歌》，聽“刮大風”（土改）的故事，尤其是校長、老師被學生用繩子捆起來，套上紙糊的高帽，牽著遊街，令學童們感到驚奇而興奮。
南轅北轍
趙組長和郭愛德談話后，以為她會把記錄簿送來。因為，一本花名冊，又不是什麼生死攸關。但一連幾天，沒有動靜，她有些惱羞成怒。搞土改時，說要搜查什麼，哪怕是祖宗的棺材，還是女人的褲襠，她都動手“翻”過。那年月，打死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小雞，所以，人們惶惶不可終日。看來，人總是要有恐懼感的，一個老師若是學生誰也不怕，說話就沒人聽，不如放個屁。所以，她要向郭愛德施壓。
彷彿老師在面對一個做錯了事的學生，先是凝視著學生的面部表情，猜測其心理活動。然後，再發問——
郭愛德，我叫你配合政府的工作，你是怎麼想的？
配合政府的工作，那是應該的。可是，你要育嬰堂的記錄簿，郭教士不同意。
她為什麼不同意？
她說，孩子無論什麼出身，沒有貧富貴賤，都是上帝的孩子，不但有生存的權利，也享有人的尊嚴。所以，無論從哪裡來，時間、地點、衣服的顏色，是否留有書信，我都有詳細的記載。想的是，有一天，孩子長大了，恐怕要問起身世來，這是孩子們的隱私，也是受法律保護的。
愛護孩子的心情，我理解，我也是當過教師的人。但是，交給政府來“保護”不更好嗎？難道你們還不相信政府嗎？
聽說，“刮大風”時，政府不讓地主家的小孩上學。
是的，不僅如此，有的小孩被摔死了，有的被扔進冰窟窿里，還有的被劈死了，說著，她便伸出兩臂，要做“劈腿”的動作……
郭愛德眼含淚水，喃喃自語：上帝啊……
她聽說過，打死了兩千多人（《寬甸風雨錄》），原來，孩子死的竟然這樣慘，而這位“老師”彷彿在講述一篇平常的課文。趙組長繼續“講課”：
那是革命的年代，沒什麼大驚小怪的。說到此，趙組長便拉開抽屜，拿出那封匿名信——
我這裡有一封信，是檢舉你的。別的暫且不說，就說土改吧，我念給你聽聽——
那天夜晚上下大雪，一個女人抱著孩子，是從地主家裡跑出來的，郭愛德和“老鬼子”（郭慕深）給藏在地下室……
趙組長蹦起面孔說，郭愛德，就憑“窩藏逃亡地主”這一條，我就可以把你送進監獄……
郭愛德用手扶了一下眼鏡，說，我想起念小學時，聽郭教士講過一個故事（雨果《悲慘世界》）：一個從監獄放出的苦役犯，沒有一個旅館肯留他過夜。於是，他敲開了一個市民的家門，這是當地一個主教（一個地區教會的首領）的家，苦役犯說出了真實的身份，仍然受到了主教的熱情款待。可是，他卻半夜偷了主教家的銀器，跳牆逃跑了。警察認出他身上的銀器是主教的，便把他帶回去了。可是，主教卻說銀器是贈送的，於是，警察放了苦役犯。主教低聲對他說，我要把你的靈魂救出來，交還到上帝那裡去。
後來，我親眼看到——日本人端著刺刀逼迫教士交出窩藏的“反滿抗日”分子。事後，才知道，原來日本人要抓的是王會長（安東商會長王建極，時為1936年11月）。還有，“老毛子”（東北人習稱蘇聯）要她交出躲藏的日本女人。當時（1946），她把一位日本朋友的女兒藏在了育嬰堂（《丹麥教會檔案》）……
共產兒童團
郭愛德的“回敬”，使趙組長感到窘迫，無以言對。因為，也是“南轅北轍”，大概是“精神鴉片”的毒害吧。但“記錄簿”拿到手只是遲早的事，郭慕深總不會把它帶到丹麥去吧。況且，也無礙“接收”，只要把“挨打”的學童組織起來，何愁不成？寬甸土改打死了32名教師（《寬甸風雨錄》），誰說沒有“革命”學生的踴躍呢。工作組只要把學童都拉過來，使育嬰堂變成一座空巢，接收，自然也就瓜熟蒂落了。
眼瞅著年根了，育嬰堂孩子最盼望的是聖誕節。翠綠的聖誕樹，點綴著彩色的小星星，頭戴紅帽子的聖誕老人，在歡樂的琴聲中，手舞足蹈，送給每個孩子一份禮物，有花生、糖果以及本堂烤制的西式糕點。還有稀奇的玩具，捐贈來自丹麥王國，也有僑居東北的西國人。此外，每個孩子有一套嶄新的毛衣毛褲，而每件的顏色和圖案各有不同，這是平日大孩子們的作業。育嬰堂的女孩除了唱歌、彈琴，織毛衣也是必學的藝業。育嬰堂的快樂，吸引了周圍的孩子，他們紛紛跑來，而這一天，育嬰堂的門是敞開的，孩子們可以盡情地相擁在一起，唱啊跳啊，育嬰堂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
雖然，育嬰堂仍然沒有脫離飢餓和動蕩，但是，為了讓孩子們過上一個快樂的聖誕，郭慕深和愛德依然煞費苦心地做了些籌備。然而，何曾料到，工作組對於抵制聖誕早有謀劃了。
12月24日，白天，育嬰堂的牆上出現了鉛筆寫的紙條（標語）：
要求政府法辦殺人兇手郭愛德
要求老鬼子交出花名冊
郭愛德是老鬼子的忠實走狗
老鬼子必須交代虐殺中國兒童的罪行
這裏罵的“老鬼子”，便是指郭慕深。
這些小標語，雖然字跡有些歪斜，卻如突然颳起的旋風，令人驚駭，風是雨的拳頭，育嬰堂要天旋地轉了。
晚上，禮堂內冷冷清清的，裝飾好的聖誕樹成了殘枝敗葉，聖壇上的木頭十字架不見了，換上了人的頭像。突如其來的變化，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忽然，牆外響起汽車的轟鳴聲，學童們擁擠在卡車上，這是要去七道溝孤兒院，那邊放映電影。有幾個學童舉著扎槍，迎著寒風，扯著嗓子唱了起來——
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
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
嘀嘀噠嘀嗒……
——《共產兒童團歌》
平安夜
一列北去瀋陽的列車，緩緩駛出了安東站，明亮的燈火漸漸遠去，列車陷入了無邊的黑暗，偶爾，遠處有若明若暗的閃爍。北方之夜寒徹透骨，尤其在列車上。郭愛德從旅行袋裡拿出一條毯子蓋在腿上，這條黃中帶綠的毯子是二戰時的美國軍毯，它是丹麥醫學博士安樂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送給郭慕深的。安先生是安東丹國醫院（丹麥人於1904年所建）的首任院長，1912年，調往奉天（瀋陽）醫大（教授、校長）。在安東時，他曾向郭慕深求婚，但遭婉拒。中國同事問郭慕深是“有緣無份”嗎，她說，中國人的孩子最害怕“後娘”，甚至是“虐待”的同義。我如果結婚了，就要生孩子，那樣，育嬰堂的孩子豈不是掉到“後娘”手裡了嗎？所以，我不喜歡做中國孤兒的“後娘”。於是，在這窮鄉僻壤消磨了青春，直至背已微駝，兩鬢如霜。在充塞著貧窮、飢餓、戰亂和動蕩的國度里，為了孤兒的生存和尊嚴，她抵抗著殘暴與屈辱，忍受著悲哀和孤獨，風霜雨雪三十四年。
愛德的眼前浮現出和教士分別的情景——
聽愛德說十字架被拆掉了，卻掛上了人像。教士吁了一口氣，拉起愛德的手，說，孩子，聖經上說了，“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啊。可是，難道這就是報說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共同綱領》1949年9月29日）
愛德感覺教士的手有些發燙，從記事起，教士給她的印象是憐憫而平安，即便是日本人端著刺刀威逼她交出藏在育嬰堂的“反滿抗日”分子，她依然從容自若。此時，老人的心在顫抖，也許，她感到了從未有過的逼迫……
教士將一條疊成方塊的毯子遞給她，說，夜裡火車上冷，你蓋著這條毯子。說完，她把臉扭了過去，愛德的心彷彿被猛刺了一刀，她知道——教士哭了，她不願意讓孩子看到她臉上悲傷的淚水。
愛德說，教士，我不能離開你啊。
教士說，孩子啊，聖經有訓：“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愛德說，可是，工作組要來找你麻煩的。
教士說，孩子，不要為我擔憂，天父自有計劃和安排。瀋陽的姊妹會去接站的，等你安頓下來后，我再去看你。說罷，她站起身來，顫巍巍地點燃了燭台上的兩支蠟燭，然後，伸出兩隻手說，來吧，孩子，讓我們唱首《平安夜》吧。愛德撲在教士的懷裡，淚如泉湧，教士摟著她，輕聲地說，有神的同在就不懼怕。
窗外北風蕭蕭，屋內燭光搖曳，歌聲平緩、安詳，沒有沮喪，沒有憂傷，因為，一個降生在馬槽里的嬰孩，為黑暗的世界帶來了曙光——
平安夜，聖善夜
萬暗中，光華射
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靜享天賜安眠
靜享天賜安眠……
郭慕深、樂慕華（後者）和最早收養的七個女孩，前右二系郭愛德，攝於1925年，圖片源於DMS。
獨守空巢
1950年1月1日，早飯後，育嬰堂的男女學童都換上了一套新裝，衣服是灰色的，褲子是灰色的，頭上的帽子也是灰色的 ，帽檐兒很長，在帽子前端有兩顆黑紐扣，時稱“朱德帽”。上衣是夾克式的，西服領，雙排扣，斜插的暗兜。據說，這是革命家列寧喜歡的行頭。在工作組的組織下，學童們爬上了卡車，然後，卡車賓士起來，車上響起了的歌聲：“準備好了么，時刻準備著，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共產兒童團歌》）
郭慕深迎著寒風，站在陽台上，天空灰沉沉的，車上的人灰濛濛的，路上翻滾的塵土也是灰濛濛的，她望著遠去的卡車，心裏有一種被掏空了的感覺，淚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終於，工作組向政府寫出了圓滿的“報告”：
“由於派去的幹部教育，使兒童主動要求到孤兒院去。就在這情況下，將一部分大孩子轉到孤兒院，剩下一部分小孩，由於當時經費不足（原該堂生產土地被沒收以及無人捐獻），迫使丹麥教士郭慕深主動交政府接管，至此，將該堂全部接受。”
“當時，有收容人員180餘名，保姆10名，工人4名。”（摘自《關於接收育嬰堂的情況報告》）
1950年8月1日，在蓋有安東市人民政府紅色印章的一紙文書上，郭慕深戴著花鏡，寫下了她在華的漢語名字：郭慕深。從此，安東基督教育嬰堂落入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這年夏季，一江之隔的朝鮮爆發了戰爭。對岸的戰火餘燼隨風刮過江面，散落在安東的街巷。空襲警報不時的響起，老百姓過著提心弔膽的日子。政府孤兒院的孩子被疏散到了城外，一個地名套外的鄉村，分散在農民家裡。有幾個孩子參加了志願軍， 包括15歲的虎丫，個頭還沒有步槍高。
孩子們離開了育嬰堂，彷彿一群小鳥飛出林子，剩下了寂靜的“空巢”，而郭慕深也就成了獨守“空巢”的老人。由於，她變成了“披著宗教外衣”的“老鬼子”、“帝國主義分子”，並且，是“虐殺中國兒童”的罪人。所以，先前的朋友不翼而飛了，熟人也變成了陌生。但也有不速之客的造訪，如背長槍的民兵或者便衣警察，他們是來搜查“深宅大院”是否隱藏了“特務”，因為，夜裡發現山後有信號彈射入空中。
走出育嬰堂順坡而下，大約二百步的樣子，便是丹國醫院的後門，郭慕深有一把鑰匙，可以獨享這個“捷徑”，省卻了繞道而行。建立育嬰堂之後，她仍沒有脫離臨床，因為，人手短缺，特別是婦產科，常有應急的情況。戰爭爆發之後，這裏成了志願軍的“後方醫院”，郭慕深也投入了搶救傷員之中。這天，她照常穿起白大衣，順坡而下，剛走到醫院後門，忽然，出現了一個持槍的士兵，把槍一橫說，禁止你走這個門。她問為什麼，回答是，跑出特務來呢？為了首長的安全（附近遼東省府）。
瀋陽站
由於，戰爭的恐怖，提升了在中國的西方人的地位，雖然，朝鮮戰場上聯合國軍16個國家中並無丹麥王國，但是，郭慕深也接到了“逐客令”：為了保護外籍人的安全，請離安回國。郭慕深的院子門口羅雀了，卻也有來“話別”的，她是趙家鳳。此時，她的身份是孤兒院院長。因為，記錄簿尚未拿到手，沒能交差，這是塊心病。但是，最早承認新政的寥寥無幾的國家之一（1950年1月），丹麥卻是其一。所以，投鼠忌器，不可惹惱了這個丹麥老太。再者，恐怕“東西”已轉給郭愛德了。所以，她要打探郭慕深何時啟程，窺測時機，張網以待。
12月6日，中朝軍隊收復了淪陷49天的平壤（10月19日），扭轉了朝鮮的戰局。於是，安東的緊張氣氛緩和了，疏散山區的政府機關返城了，逃難的百姓也回家了。郭慕深又接到了通知，若暫不回國，即疏散內地。
有位作家說過，“故鄉是我的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然而，對於基督徒而言，“流浪的最後一站”恐怕就是“魂歸天家”——上帝的身邊了。所以，無論是菲英島（故鄉），還是安東，都是郭慕深人生的驛站。因為，她不過是寄居地上的客旅，“葉落歸根”那只是漢文化的觀念而已。
12月18日上午，郭慕深坐在列車廂里，憑窗眺望，鴨綠江結冰了，一群野鴨子飛來飛去，這些活潑的小動物，越是嚴寒越是歡快，尤其雄鴨頸上的羽毛讓冰水的洗滌的愈發碧綠如玉了，這就是“鴨綠”。
冰雪覆蓋的鴨綠江，曾經是育嬰堂孩子的樂園，還有坐爬犁（雪橇）來的朝鮮兒童……
三個女孩為教士送行，一個坐在教士身邊（謝真林），兩個坐在對面（葉麗娜、郭永林），她們都是高小卒業，恰逢花季，面臨著升學或者就業。但這些“大孩子”不在政府的“接收”之列，所以，又落到了無家可歸的境地。
列車由緩而急，飛馳起來，瞬間，安東的山水、房屋被遠遠地拋棄了……
孩子們感覺了教士的心緒不寧，對面一個孩子（葉麗娜）拿一個蘋果遞到教士面前，但她搖了搖頭，苦笑了一下，說，孩子，我的牙已經咬不動了。接著，唉聲嘆氣的，叨咕著“虎丫”。她見三個孩子的眼神有點神秘，便蹙起眉頭說，我這一去，怕是回不來了，你們不要瞞著我。孩子們面面相覷了一會，便說虎丫犧牲了（育嬰堂孤兒在朝鮮犧牲的有侯景雲、女，崔景賢、郭天民、見於《安東育嬰堂收養嬰孩名單》）。教士痛苦地兩手遮住臉龐，哽咽起來……
列車一陣轟鳴，駛入了黑暗的隧道。令人感覺是那麼的窒息、煩悶和漫長。列車鑽出了山洞，不知何時飄起了漫天的大雪……
送別是不愉快的，且有悲傷的壓抑，所以，沒有閑聊的興緻。三個女孩盼著快點到達瀋陽，因為，流落此的郭愛德來為教士送行，約會於站台。然後，郭教士換乘去天津的列車，從塘沽港上船回丹麥。
終於，瀋陽到了。孩子們攙扶著教士走出車廂，可是，沒有見到愛德，絡繹不絕的旅客漸漸散去，站台上顯出空曠而凄涼，只有北風呼嘯，大雪紛飛……
12月24日，風雪瀰漫的塘沽碼頭。郭慕深站在甲板上，四顧茫然，彷彿一葉孤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漂流 ……
她擔心愛德遭遇不幸，仰望被雪幔遮蔽了的夜空，默默地禱告——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平安之夜。
她哪裡知道——愛德已被關進了牢房。但是，記錄簿至今仍是個懸案。
寫於2020年春寒
附記：
本篇歷史紀實主要採訪下列人員——
劉玉清，生於1941年，安東育嬰堂孤兒，退休于本市某銀行。多年來，參与有關回憶育嬰堂的紀念活動。2006年，與他人整理出孤兒近300人的名單。
田方舟，生於1944年，安東育嬰堂孤兒郭寶珍（1921年生）之子，退休于本市客運司機。自八十年代起，即收集有關育嬰堂的歷史。2014年，應邀赴丹麥參加為郭慕深立碑的紀念活動。
劉金銀，生於1936年，安東育嬰堂孤兒，退休于本市某企業，現為作家，2010年發表以安東育嬰堂為素材的80餘萬字紀實作品《中國聖母院》。
參閱史料：
《丹麥傳教士在東北傳教歷史簡介》，丹麥女作家吳坤美Estrid Nielsen（1934年生於安東）於2007年提供與作者。
《安東基督教育嬰堂事業報告書》，劉玉清女士提供。
《關於接收育嬰堂的情況報告》（丹東市檔案館藏）
《寬甸風雨錄》（主編尚振生，吉林大學出版社）
附錄一：《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1979）刑監字第486號
申訴人（原審被告）郭愛德，別名夏懸生、夏偉欽，女，六十一歲，十一年文化。原籍遼寧省安東市，現住鳳城縣二檯子硼礦，原系瀋陽市皇姑區聯合醫院挂號員。
申訴人郭愛德因反革命一案，對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安東市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七年不服，提出申訴。
現經本院查明：申訴人解放初期在安東基督教孤兒院任管理員期間，打罵、體罰孤兒多人事實屬實。原判認定高玉珠等三名孤兒被其打后致死一節事實失實；利用教會窩藏地主，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認定。至於不讓兒童接近解放軍屬於思想落後，構不成犯罪。據此，原以反革命定罪科刑均不當。故判決如下：
撤銷原安東市人民法院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判決；
對申訴人郭愛德宣告無罪。
本判決為終審。
一九八0年一月二十三日 遼寧省丹東市中級法院（印章）
第三刑事審判庭
審判長 劉鵬志
代理審判員 李洪祥
代理審判員 梁勇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書記員 楊寧寧
附錄二：《安東基督教育嬰堂事業報告書》
名稱 安東基督教育嬰堂
創立年月日 公曆一千九百十六年
所在地 安東省安東縣元寶山中學衚衕門牌十四號
宗旨 救濟孤苦之嬰兒養成有用之人才授以生活上必要之知識為宗旨
代表者姓名 郭慕深
堂內設備
房屋共有四座，內計兒童宿舍二十一室，室內安設床榻或火炕、光室一、總務員室一、副總務員室一、禮堂一、祈禱室一、膳堂一、縫紉室一、工人宿舍二、廚房一、儲藏室一、沐浴室一、廁所二。院庭三，係為兒童遊戲之場所，並有自備水井一口。
每一兒童按其年齡配有合宜之玩物，五至八歲之兒童即入幼稚園，本堂自備幼稚園一，設有教室一，保姆一，保姆助手一，風琴桌椅等幼稚園應有之物品亦無不備。八歲以上兒童即入學校，每人備有收藏衣履書籍之櫃箱。本堂自飼乳羊三十余只、乳牛三頭、家豕三頭、驢二頭，並有自備之磨房一所。
內容組織
主任一人，主理本堂一切事宜。總務員及副總務員各一名，以監視保姆及乳母之工作。保姆二十六名，每保姆負責本組所有兒童養育之責，乳母十三名以乳哺嬰兒。此外尚有保姆助手十名、工人十名。
按嬰兒之年齡分為十八組，第一二三組系十四歲以上之兒童，該等多半入校讀書或就職業。十五至十八組系乳母組，在一歲以下之嬰兒，每人有一乳母。其餘每組有一保姆並一二名助手助理之。
本堂自設之幼稚園，聘有保姆一名，及助手一名，五至八歲之兒童皆入幼稚園，八歲以上之兒童即入小學，高小卒業后，依各人之天資或升學或藝業。
入堂之手續，凡經人介紹，或本堂確知系無人照顧之嬰兒，本堂一律收容，但有家族或親戚能負養育之責者，本堂概不收留。
沿革及歷年業績
本堂成立於公曆1916年，原系丹麥傳教士郭慕深創設，該時有孤兒七名，無人教養，遂由地方名人王筱東先生之援助，及一切熱心基督教信徒誠懇之捐助而成立。歷年經費由丹麥國匯來之資金達萬余元，復蒙安東縣公署，安東總商會及滿鐵地方事務所，並一般慈善家之捐助，經濟方面尚無困難。嗣後逐漸擴充，增添房舍及用具。至今收容兒童已達二百余名，查自成立以來收容之兒童，已能獨立謀生出堂任職者有二十余名，在初小讀書者二名，高校就讀者二名，中學肄業者三名
溯自成立至康德四年雖收容兒童漸多，但賴上帝之恩惠及關心育嬰堂者之輔助，仍能維持前進。斯年代十一月間蒙滿洲帝國恩賜團授予將近三百元對於本堂精神方面及經濟方面，得益匪淺。年終結算虧欠約及千元，至康德五年，兒童數目日益增多，物價亦昂貴，因此費用浩繁，經濟方面頗感艱窘，但處此困難情形中，愈見上帝之恩助，官府及各界人士亦屢惠顧，施以援助，年終結算不足千余元。賴親友之藉助彌補，仍得繼續進展。至康德六年歐洲戰事驟起，以至丹國捐助資金之來源斷絕，百貨之價格又日漸昂騰，雖有僑居滿洲各國基督教信徒及各界人士之捐助及官府方面之輔助，但對於本年之用度，深恐難以維持，唯求我們所依賴供給我們一切需要的上帝，感動關心社會事業及本堂工作者之衷懷，使能協力援助本堂之事工，使本堂進展不能因此等困難而稍輟。
康德六年末現在兒童數目與年齡
現共有兒童二百一十三名。男兒九十二名，女兒一百二十一名，以年齡區分之，則男兒一至五歲二十六名，六至十歲三十五名，十一至十五歲二十五名，十六歲以上者六名。女童一至五歲三十二名。六至十歲三十四名，十一至十五歲三十九名，十六歲以上者十六名。
佔地面積與房屋數目
佔地面積 共佔地面積四畝六分三厘
房屋數目 共四座，一、兩層樓八間 二、兩層樓房十六間 三、兩層樓房十間 四、瓦房四間。
育嬰堂經濟之支配法
本堂感覺所得之金錢，皆系愛護本堂之人士愛心之捐助，故對於經濟方面力求節儉，亦欲使本堂之兒童自由養成殷勤節儉之美德，今舉對衣食住方面之一斑，作為一例。
對於衣服方面，因有丹國國內信徒、親友及僑居滿洲之西國朋友，屢寄贈新舊衣服等物，即可用其新者直接為兒童穿著，舊者可以改作小之衣服，稍破者仍可補綴以應用。雖系破舊片者，但亦洗濯清潔收拾整齊，一方面可以保守衛生原則，一方面亦使兒童有整潔之習慣。近來滿洲各教會及日滿朋友，亦曾寄來衣服鞋履等，實裨益不鮮，去歲有人熱心捐助舊膠皮車輪，本堂即利用之為兒童做鞋底，有人捐助舊襪，即利用未破之上端為嬰兒做成小衣服，柔軟而合用。總之，本堂利用一切物品即不堪用之破衣亦用之作拭地帚或粘在一起以為鞋之襯布。蓋自本堂視之無一物不可利用之造成有用之才。
對於飲食一方面，務使兒童獲得夠用之營養，再一方面還得力求少費金錢。故本堂自飼乳羊三十隻，乳牛三隻，較幼或軟弱之兒童，每日可得鮮純之乳飲用。並賃八道溝內菜園一處，其中可猜栽種若干菜蔬，較大之男孩課餘后亦可至園內輔助工作，此外本堂亦自備磨驢等，較大之兒童亦可輔助工人自備米及麵粉等，如此可省卻若干之費用，更利用兒童殘餘之食物及皮康等物飼豕七隻，遇年節時可謂兒童備肉食，以助其興緻，以上種種不過舉數例爾，詳情實難枚舉。至於所住之房屋系逐漸備置，室內雖無精美之陳設，但較大之兒童及各室之保姆分擔房內清潔之責，故地板窗壁每日務令收拾整潔，兒童入室另著軟布鞋，可保地板木質之完整，亦可維持終日清潔。總之本堂消耗較小之費用，取得較大之收穫力，求其經濟得適宜支配，以副捐者之熱心。
每日生活概況
每日午前六時鳴鐘，共同起床，梳洗畢掃除卧室，七時早餐學童等均入食堂，幼兒與乳母均食于寢室內，餐畢學童入學校，幼兒于室內幼兒園授課，並有入各人工作者，九時有工人共同禮拜，乳兒各有乳母照顧，十二時學童散學歸來，共同午餐，一點幼兒與乳兒休息，學童仍入學，晚四時學童散學即與幼兒等均聚于庭前各自遊戲，六時晚餐，七時學童幼兒各有分班禮拜，八時幼兒和乳兒休息，學童自習，九時就寢，每禮拜六學童與工人負責大掃除一次，禮拜日除午前赴禮拜堂外均休息，每周生活如是。
經濟收入與支出（略）
封底（18頁）
昭和十五年七月十日印刷
昭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育嬰堂事業報告書
安東元寶山中學衚衕四十四號
編輯人 郭慕深
發行人 賈恩膏
印刷人 耿立德
印刷所 農業進步社印刷部
發行所 基督教信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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