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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神聖感」到「理所當然」: 一代人的恐懼消退,與另一代人的冷淡崛起

2026年06月07日 7:07 PDF版 分享轉發

從“政治神聖感”到“理所當然”:

一代人的恐懼消退,與另一代人的冷淡崛起

艾地生

中國社會正在發生一種極其深刻、卻很少被認真描述的代際變化。

這種變化,並不首先體現為制度,也不體現為組織,而是體現為一種心理結構的斷裂:

老一代人面對政治,充滿恐懼;

新一代人面對政治,則越來越顯得冷淡。

這兩者之間,看似都是“疏離”,實際上卻屬於完全不同的時代精神。

一、老一代人的政治心理:禁忌、恐懼與神聖感

在長期高壓政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幾乎都經歷過一種共同的心理馴化:

政治不是普通事務,而是危險領域。

於是,人會形成深層條件反射:

不敢談論;

不敢表達;

不敢懷疑;

甚至不敢認真思考。

久而久之,恐懼不再只是來自外部壓制,而變成一種內化的自我規訓。

很多人即使身處相對安全環境,依然會在談及敏感問題時本能緊張。

彷彿某種無形審查,已經進入了

因此,對於老一代異議者、自由派、公知而言,“開口”本身,就具有一種強烈的突破禁忌意味。

他們往往需要大量理由來說服自己:

為了歷史;

為了民族;

為了正義;

為了良知;

為了後代。

只有在賦予自身某種道德使命之後,他們才能克服內心恐懼,進入公共表達。

於是,“發聲”逐漸帶上了一種悲壯色彩。

在那個年代,這當然有真實意義。

因為表達本身確實意味著風險。

但問題也恰恰在這裏出現:

當“敢說”本身成為價值時,政治行為便容易走向一種自我神聖化。

很多人會沉浸於一種心理結構:

“我突破了禁忌。”

“我承擔了危險。”

“我完成了道德獻祭。”

於是,表達本身,開始壓倒表達內容。

“敢不敢說”,開始高於“說得對不對”。

政治由公共事務,重新變成了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道德儀式。

二、新世代的變化:政治的“去神聖化”

而新一代人,正在發生完全不同的變化。

他們當然未必擁有真正成熟的公民意識。

甚至很多人顯得犬儒、碎片化、娛樂化。

但他們與上一代最大的區別在於:

他們不再天然敬畏政治。

對於許多年輕人而言:

討論政治並不比討論遊戲、房價、就業更特殊;

批評權力也不一定意味著“英雄主義”;

表達觀點無需“悲壯感”;

更不需要歷史使命感。

他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

這不就是普通公共事務嗎?

這種變化,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一個社會真正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政治從“神聖領域”下降為“公共領域”。

政治不再是:

信仰;

獻祭;

革命;

崇高敘事;

歷史使命。

而更像是:

公共服務;

稅收分配;

行政效率。

換句話說:

政治開始失去宗教性。

而這恰恰意味著社會心理正在趨於正常。

三、從“反抗權力”到“懶得搭理權力”

老一代人即使反抗權力,本質上往往仍然以權力為中心。

因為他們的精神結構,是在“政治至高無上”的時代形成的。

所以無論是擁護者還是反對者,都會天然認為:

政治極其重要。

權力極其重要。

國家極其重要。

他們的一生,很大程度都被這種巨大陰影所支配。

因此,哪怕是異議行為,也容易帶有一種:

“與巨獸搏鬥”的悲劇英雄感。

而新世代則越來越呈現另一種態度:

“你們配不配佔據我的注意力?”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心理位置。

他們未必熱愛自由。

也未必積极參与公共事務。

但他們越來越不願意:

為宏大敘事獻身;

為抽象歷史激動;

為權力神話流淚。

他們首先關心的是:

我的生活;

我的快樂;

我的時間;

我的情緒;

我的利益。

從政治角度看,這似乎顯得冷漠。

但從社會心理角度看,這其實意味著:

權力正在被“祛魅”。

四、“公知時代”的終結

這也是為什麼,“公知”這一代人會迅速失去影響力。

因為他們本質上仍然屬於一種“體制內精神結構”。

哪怕他們批評體制,他們依然默認:

國家高於社會;

政治高於生活;

負有教化使命;

自己是參与治理的一部分。

他們像一家公司的職員。

哪怕對公司不滿,

也依然默認公司是世界中心。

因此,他們天然容易形成:

道德優越感;

歷史使命感;

教師姿態;

啟蒙者人格。

但新一代越來越不接受這種身份。

他們不會天然崇拜“”。

也不會自動認為“關心國家”是一種高級人格。

在他們眼裡:

不過是一群打工人而已。

既不是聖徒,

也不是先知。

這種“去光環化”,本身就是時代變化的一部分。

五、從恐懼到冷淡:一種真正深層的

很多人誤以為,一個社會的進步,意味著人們會越來越激情澎湃地談論政治。

但真實情況往往相反。

成熟社會的特點,恰恰是政治越來越“平凡”。

比如:

不再被視為英雄主義;

批評政府不再需要巨大勇氣;

投票不再帶有神聖儀式感;

公共表達不再意味著道德獻祭。

人們會越來越覺得:

“這不就是正常的嗎?”

而這種“理所當然”,其實正是一種巨大進步。

因為只有當政治失去神聖性,

普通人才真正從權力崇拜中解放出來。

從“禁忌政治”到“日常政治”,

從“恐懼”到“冷淡”,

從“神聖感”到“理所當然”——

這或許正是最深刻、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場代際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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