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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勒死」黨內反對派

2018年10月09日 7:07 PDF版 分享轉發

來源:正見網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二部分 革命、內戰和恐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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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捷爾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提出正式決議,強制所有黨員向格別烏告發他們遇到的任何反對派活動。捷爾任斯基的提議導致內新的危機。10月8日,致函中央委員會;10月15日,隨之而來的是「46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46)。隨後的辯論集中在俄共的「新方向」上,並在各部門受到激烈爭論。

同時,1923年底,當局下令共產國際所有部門都要經歷「化」進程,更嚴密地重組其結構,並強化對莫斯科的效忠。這導致關於蘇俄(Soviet Russia)權力演變的辯論。在此背景下,對這些措施的抵制導致共產國際「聖教士」權力大增。

領導人之一的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uvarin,Suvarin有時拼寫為Souvarine),對新的路線持反對立場,譴責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正對他們的對手托洛茨基所使用的卑鄙策略。1924年6月12日,蘇瓦林被召到蘇共十三大上,並被要求為自己的所為作出解釋。會議本應上演一場毫無保留的自我坦白,最終卻變得充滿火藥味。一個委員會匆匆組建起來審查「蘇瓦林案」,他被黨所停職。法國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反應清楚地顯示了當時盛行的情緒。7月19日,一位匿名作者在《人道報》(L』 Humanité)上寫道:「在我們黨(法國共產黨)內,革命戰爭尚未從中徹底滌盪社會民主黨餘孽,個體人格仍然扮演著過大角色……只有在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被一勞永逸地摧毀之後,法國布爾什維克的匿名鐵軍團(iron cohorts)才會成形。如果我們希望對得起我們所屬於的共產國際,並跟隨光榮的俄共的腳步,我們就必須無情地懲罰我們隊伍中所有不守規則的人!」該路線要指導法國共產黨數十年。工會主義者皮埃爾?莫納特(Pierre Monatte)用一個詞──共產黨的「下士化」(把每個人都變成小小的下士)總結了這一變化。

1924年夏,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季諾維也夫揚言要把其對手的「骨頭打斷」,清楚地顯示了這種正變成共產黨圈內常態的行為。不幸的是,後來竟報應到了他身上:1925年他被撤銷共產國際主席職位時,正是他的骨頭被打斷了。季諾維也夫被布哈林所取代,但布哈林很快遭受同樣的命運。1928年7月11日,就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7日至9月1日)之前,加米涅夫與布哈林秘密會晤。會晤中,他做了筆記。布哈林解釋說,他是這個警察政權的受害者,他的電話正在被竊聽,他還受到格別烏跟蹤。他的恐懼非常真實。正如他所說:「他將勒死我們……我們不能給黨內帶來分裂,因為他會掐死我們。」所說的「他」是指斯大林。

斯大林試圖「勒死」的第一人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27年發起的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抨擊,是早前反對托洛茨基本人的運動的延伸。這樣的跡象出現在1926年10月布爾什維克黨的一次會議期間。當時,尤里?拉林(Yuri Larin)在《真理報》上撰文,要求「要麼必須將反對派驅逐出黨,並依法消滅,要麼必須在街頭用槍解決問題,正如1918年7月我們在莫斯科對待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一樣」。它被正式稱為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一直受到孤立並日益衰弱。格別烏對它發起了一場恐嚇運動,聲稱該團體有一個秘密印刷廠,由弗蘭格爾軍隊一名前軍官(實際上是格別烏特工)指揮,那裡在印刷反對派的文件。1917年10月的十周年紀念日之際,反對派決定宣傳自己的議程。殘酷的警察戰術阻止了此事的發生;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均被逐出布爾什維克黨。接著是將最有名的反對派活動人士流放到蘇聯偏遠地區。前蘇聯駐法國大使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被流放到伏爾加河一帶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然後又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巴爾瑙爾(Barnaul)。維克托?塞爾日於1933年被發配到烏拉爾地區的奧拉寧堡(Oranienburg)。其他人則被全部驅逐出蘇聯。托洛茨基首先被強行帶到哈薩克的阿拉木圖;一年後,被驅逐到土耳其,從而避免了等待其大多數追隨者的牢獄之災。這些追隨者變得越來越多。像曾經的工人反對派和民主集中派團體(Democratic Centralist Group)的活動分子一樣,他們正遭到逮捕,並被送到被稱為「政治拘留中心」的特殊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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