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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囚徒的夢想》第一章、深圳第一高樓飛撒傳單
第 三 次 被 抓 捕 ，欲在中國第二高樓撒反共傳單，被眾多便衣圍捕
在中國，許多被命名為「廣場」的大廈前後其實並無廣場，「廣場」這個詞被異化為「大廈」的同義語。這恰如我們的國家，美其名曰「人民共和國」，實則既非「人民」的國家，亦非「共和」的國家。
不過，「中信廣場」倒是個例外，它的正前方有一片異常開闊的草地，只是綠草生得稀稀拉拉，如同廣州的空氣和交通一樣令人皺眉。但這塊草地卻並非是為「中信廣場」而「廣場」，它是市政規劃本來就有的公共綠地，「中信廣場」恰好借了地利與它比鄰而建，遂成了少見的有廣場的「廣場」。
我站在草地上，仰望這座據說是亞洲第三、中國第二的高樓，想象如果我的言論能隨紙片從那個頂端飄散，理應可以到達更多人的手中。請別見笑，整天泡在互聯網中衝浪，並被電視與報紙資訊包圍的您，肯定很難想象「傳單」是個什麼東西，可是在我們這個被新聞審查制度與輿論管制封鎖的國度，傳單是所有持不同政見者最重要的表達言論的工具之一。可笑嗎？二十一世紀的東方大國，表面上風平浪靜，沒有反對的聲音，而在角落裡，反對者卻在用「傳單」這種落後的玩意兒同強大的執政者「對抗」，不僅您會笑，強大的執政者也會笑得前仰後合，然後告訴它的嘍啰們：「不必緊張，不必用槍，只須帶上手銬去抓他們就得了。」
（廣州第一高樓中信廣場）
有人會問，你為什麼不採用網路帖子或電子郵件去發表言論？可是你不知道，在中國，一切「反動」的「電子傳單」一上網，很快便會遭到堵截和沖洗（網路員警的職責就是干這個），效果還不如紙張，而且這種方式又不便我的「游擊」式轉移。我在網上見到過這種言論，就像冒泡一樣，幾秒鐘頂多幾分鐘就再也見不到了，猶如石沉大海。相反，紙張還有一定的保存價值。同樣，我們也無法站在人群中用聲帶發表言論，這樣不出幾分鐘也會被國安的特工武力擒拿。在我們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有經濟特區深圳，有行政特區香港，卻沒有一個自由說話的特區——哪怕是小小的海德公園。以前倒是在北京有一個西單民主牆，但被我們偉大的總設計師一筆勾銷了。他不喜歡爭論，準確地說他是不喜歡聽到「反對」，對於「反對」，他寧願批發槍彈去「說服」，也不願開啟龍舌，破費他的唾沫星子。
在炎黃的土地上，國家為反對者準備的是「罪犯」待遇，反對者一開口就是犯罪，一開口就成了罪犯。憲法上寫了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條款，但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把這個條款給槍斃了，刑法判了憲法的死刑，這真是有趣的法律遊戲。同樣有趣的還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卻又限定全國人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憲法自己和自己都幹了起來，哪裡還有本事去調整全社會的「共和」關係。
有點遺憾，這是一個星期天，高大的寫字樓很少有人進出，上下班人潮洶湧時撒出「傳單」，效果可能更好。我已看過了「中信廣場」的頂樓避難層，鋁合金的柵窗完全可以實施我的快速作業。回到附近的城建賓館，做完準備工作后，躺下想了想——做完「中信廣場」後去哪裡？出去打了幾個電話，我又回到房間躺了一會兒，覺得心裏有些煩亂。走出房間卻發現賓館院子里停了一輛黑色轎車，幾天都無車輛的院子，突然停了部車，我感到有點意外。又回房間朝窗外看了看，窗下道邊停了好幾輛計程車，這也有點奇怪，素來少有計程車往來的小巷子如何一下停了這麼多車？不過我還是沒有過多去想這個問題，拉上房門，打算出去走走，或者找家書店看看書。
剛走出賓館大門，迎面走過來一個年輕人，離我大約兩三步遠了還無避讓之意，我正打算避讓，來人卻突然橫臂將我掀倒在地，猛然間又撲上來一群人將我按在地上，脫掉我的鞋，摘下眼鏡，搜去皮夾和衣袋內一切東西，然後上了手銬。我立刻明白是被便衣捕獲了。他們七手八腳捉住我，將我押到賓館房間，把我的包、床鋪均翻了個底朝天，大捆的傳單成了他們唯一的戰利品。這些人興奮之餘意猶未竟，逼問我還有什麼，我說沒有了，其中一個兵樣的大個子不信，沖我小腹和胸膛猛搗了幾拳，我感覺腸胃要翻出來了，躬成一團根本無法說話，那人遂又一拳將我打倒。我最後被打出來的語言還是「沒有」。他們又搜了一遍，確信真的沒有后，就架上我，一陣狂奔，如風一般刮進了一輛三菱吉普。
和武警銬在一起，押回深圳看守所
吉普很快停了下來，這幫人又將我架到車下，拖著我在砂石地上跑，只穿襪子的腳拖得生痛，後來便麻木了。周圍不少人追著看稀奇，以為又抓到了什麼殺人越貨的悍匪了，但是沒有眼鏡，我看不清他們的表情。很快上了一幢灰色的水泥樓，我知道這是廣州東站。而這灰樓，後來我得知它就是東站派出所。便衣們押著我在樓道和電梯里上下了幾個來回，最後將我關進了一間沒有窗戶的水泥房。
水泥房正中間有一張水泥床，是完整的一個長方體水泥台。看情況，這似乎是一間禁閉室，除了水泥床，別無他物。便衣命令我坐在水泥床上，以便拍照，隨後扔下一支純凈水就關門離去。我拿住這支水，才發現塑膠瓶早已被擠癟了，皺得像老太婆的臉。給囚犯喝的水自然是要低人一等的，我也不想客氣，擰開瓶蓋打算喝了它。這時門開了，走進來一位墩墩實實的中年便衣，看臉上煥發的容光，不難判斷應是一位不大不小的頭目。來人拍了拍我的肩，綻出一張笑臉，說剛才只是「控制」了一下，要我別介意，希望我能配合，相信不會有多大的事。我知道這是來放鬆神經的，目的是為了使我安靜，以便配合下一步的押解和審訊。來人簡單問了我幾句，我未作答，只是承認了自己的姓名。他在屋子裡踱了幾步，又拍了拍我的肩頭，說：「你也挺不容易的。」然後掛門而去。我知道自己是挺不容易，但不明白他說的「不容易」指的是什麼？
十幾分鐘后，我被轉移到了一間審訊室。審訊室分內外兩部分，裡邊是鋼絲網隔開的囚犯空間，僅有一隻凳子；外邊是員警空間，兩隻凳子，一張舊木桌。兩位看起來還不怎麼懂事的年輕員警正襟危坐在凳子上，目不轉睛地盯住我，樣子頗有幾分卡通味道。稍後進來一位像是文職員警的，坐到鋼絲網前，攤開記錄本開始訊問我。一開口便問我叫什麼名字，這叫我有些反感，我反問他既然不知道我的名字，幹嘛抓我，他尷尬地笑了笑，說筆錄的程式要求這樣問。他想知道的東西還挺多，我僅簡單回答了幾個「是」或「不是」，這時我還處在對境遇突變的適應之中，尚沒有心思去滿足他的「求知慾」。但是他問到深圳地王大廈傳單事件時，我很爽快地承認那是我乾的。我隨身攜帶的傳單已被他們搜出，而且與地王大廈上撒出的完全一樣，抵賴不認沒有意義。
我不肯多說話，那人卻好耐性，磨蹭來磨蹭去的。耗到了中午時分，遞進來一小盒飯和一小支水，水瓶仍是壓癟了的。我銬著手無法拿筷子與飯盒，要求他開銬，那人顯然害怕承擔什麼責任，拒絕了。於是我沒有吃飯，只喝了幾口水。
剛喝完水，進來了一幫人，打開鋼絲網，將我帶出隔離間，並取出一副新銬要換下舊銬，但開了許久卻打不開，直到我的手腕被擰來擰去弄出了好幾道紫痕，才勉強完成了換銬。聽他們的談話，是深圳公安在與廣州公安交接，要將我押解回深圳。那個換銬的深圳公安指著我手上的新銬對廣州公安炫耀：「這種銬很好開很好用，那種，要淘汰了。」臉上是典型的深圳人的優越神態，而廣州公安則好奇而又恭敬地聽著看著，似乎很佩服這「深圳新銬」，而對自己的「廣州舊銬」則有點抱歉。
警車在廣深高速公路上飛馳，這條路我曾來回過許多次，而這次卻是被銬在椅背後的塑膠握環上，無論我心裏如何地「精神勝利法」，但這模樣明顯是一副落敗相。我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落敗，便很放鬆地和身邊這位「押解」搭話，這青年人身著便裝，高大精瘦，骨節突出，看得出是久練擒拿武功的。他並不拒絕與我聊天，或許他覺得聊天可以更好地鬆弛囚犯精神，免生逃跑念頭或減少衝突的可能。實際上他也是不得不與我「近乎」，因為他有一隻手與我銬在一起，我要是折騰他也會蒙受些許皮肉之苦。坐在前排的「領導」則和其他兩名部下熱烈地討論從上海新採購的設備，以及周末的玩法、年度的獎金，當然也會不時地回頭來檢查工作和慰問我身邊的「押解」。
第一次被捕，20歲，老父百里送來10塊錢
這是2001年的9月2日，幾天前，號稱中國第三、亞洲第四高樓的深圳地王大廈頂層飄出了數千張「反動」傳單，深圳公安就是為這事來抓捕我的。遺憾的是，深圳市公安局就在地王大廈背後，僅一街之隔，部分傳單飄飄洒洒，落在了公安局的大院里，令他們尤其無法忍受。
（381米高的深圳第一高樓地王大廈——信興廣場）
於是，這成就了我第三次享受被抓捕的滋味。
記得第一次被抓是1992年8月26日。那時我正讀安康師專物理系二年級，並且是暑假閑置在家。中午時分，家住鄉政府附近的小外甥周健，遠遠地跑來我家叫我，說是我們學校有老師在鄉政府等我，要我去接。我感到有些詫異，但既然是老師來了，哪能不接。半小時后，我趕到了鄉政府，坐在鄉政府會客室里的兩位客人我卻根本不認識，我剛落座，其中一位便開門見山：「我們是地區公安處的，有點事請你跟我們走一趟。」然後遞過一張傳喚證要我簽名。一直陪坐的呂鄉長見是如此情況（顯然來人也未對他講明身份）便起身往外走，我站起身請呂鄉長轉告父親：我沒什麼事，過幾天就會回來的（父親原是鄉政府幹部，與呂鄉長是熟識的）。但自稱「公安處」的一位便衣以為我起身要走，橫臂攔在我的胸前，然後將我帶到早就停在鄉政府旁側的吉普車上，再驅車百余里把我送到了地區公安處的審訊室。
這次被抓總共在安康看守所關了8天，於9月3日放出，主要為的是我籌建學生組織以及向台灣廣播電台寫信的事（中共將其視為敵台）。臨出所時，看守員說帳冊上有我父親幾天前留下的10塊錢。10塊錢雖然很少，但卻是老父親奔波百余里來找我的證明。這8天里，父親一定是非常難過的，雖然來了這裏，但肯定得不到任何有關兒子的明確資訊，並且又見不到我。這10塊錢讓我流下了眼淚，我完全能夠想象父親這8天里的焦急和憂慮。因此一出所，我立即搭車往家趕。
回到家裡，只見到母親，眼睛里既有欣喜又充滿驚恐不安，她告訴我父親在外爺家幫忙修房子去了。我希望父親早些看到我安全歸來，沒有吃飯就趕到相距數里地的外爺家。當時父親正在房架上與一群村民忙著拆換石板，夕陽將他花白的頭髮映照成了淡黃色，他看了我一眼並未發話。傍晚我和父親一前一後往回家走，父親只簡單地問我有沒有什麼事，我說應該不會有什麼事，父親說：「那我就放心了。」經過三姐家時，三姐告訴我，得知我是被公安帶走的消息后，小外甥周健大哭不止，總說是他害了四舅（我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我不知該如何向他解釋，只是拍了拍小外甥的頭，表示對他的安慰。這怎麼能怪孩子呢？是當政的大人們欺騙了他。
第二天早晨父親出去替我借錢湊學費，直到傍晚才帶回來東拼西湊的700塊錢。此時我真的恨自己是一隻可憐蟲，惹下了麻煩還得靠父親來養活。自讀師範起，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創造出成功，實現自己的夢想，把夢想成功的榮譽帶給歷盡艱辛的父親和母親，可是我帶給他們的只有禍患。
此後我繼續在安康師專上學，那件事似乎不再追究了，我們一起搞學生組織的幾位同學暫時也停止了往來。因為那時我們僅僅是準備籌建，尚未具有真正的組織，並且總共也才五個人，又基本都是學生，我想既然已承認了錯誤，理應不會受到什麼追究的，畢竟沒有對當局造成任何危害嘛。當時我計畫等畢業后，利用做教師的便利條件重新開始籌建組織，並在三年級的第二學期將這些想法告訴了我其中的兩位好友。師專是三年制的，只需熬完這個學期我們就畢業了。
第二次被捕，正在考大專畢業試
1993年6月24日，那天我正考畢業試，只需再考完兩門就可以宣布告別師專課堂了。中午，家住市區的二姐特來學校找到我，要我下午考完試去她家吃飯，我才想起來這天正是端午節。當天安康颳了一場罕見的大風，街上許多廣告牌被颳倒，還有不少樹從半空被折斷。這場大風連同這個日子很長時間一直記在我心裏。下午大約3：00鍾，校保衛科的人來教室找到我說有人在學生處等我，去了那裡，才發現是去年傳喚我的那兩位公安，他們說去年的案子還有點問題沒搞清楚，要我隨他們再去談談。隨二人走到學校圍牆外，他們的吉普就停在路邊的樹蔭下，顯然他們不想在學生里造成什麼影響，有意將車遠遠地停在校外。
這次卻不是去地區公安處，而是市公安局。市局就在看守所前面，樓下有一個通道，車從這個通道開進大院里停下，其中一位帶我向後面走去，邊走邊說：「小李，這次可能要耽擱幾年了。」我未明其意，反問：「會判刑嗎？」那人說：「這得看你自己了。」我還是不甚明白，沒料想會有判刑的結果。我被徑直帶到了看守所，辦完羈押手續后，那人離去了，然後我又被帶到了所內預審室，有位姓劉的預審員攤開一張逮捕證要我簽字。
這是我的第二次被抓捕，整個過程與第一次相似，毫無暴力成分，但卻都是騙捕。這次抓捕后的第10個月，安康地區中院判定我犯「組織和領導反革命集團罪」，但鑒於「認罪態度較好，情節顯著輕微」而從輕判處3年有期徒刑。1個月後，我隨同四名同所投牢犯人被押解至漢中監獄服刑，記得同路這幾個犯人中有三名是殺人犯，另一名犯的是「介紹容留婦女賣淫罪」。這三名殺人犯當中有一個叫黃英軍的年輕人，才20歲，原是安康第一師範（中專）二年級學生，因為用鋼管打死同學被判了死緩。我去年聽說過他的案子，不想今天竟與他同路投牢，他說自己一審判的是死刑，只是因為犯案時剛滿18歲，二審才被改為死緩。等於算是死過一回的人了。
我的第二次被抓對父親的打擊是相當沉重的，我是本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父親曾深以此為榮，而我最終毀滅了他的榮譽，這對一個處在艱難操勞中的老人來說，真是莫大的傷痛。記得簽完逮捕證後半個月左右，一位姓張的老看守員拿來一個小帳本要我簽收，賬上是10塊錢，送款人欄里填著我父親的名字。我才知道，父親又一次來看守所找我，但他仍然沒有找到我，很可能仍然沒有得到公安一個字的解釋，悲傷地回到百里之外的家。我在這10塊錢下面簽上自己的名字，淚水在眼眶裡滾動，我不知道父親為了留下這10塊錢，有沒有捨得在街上吃一盒熱飯再踏上回家的路？
2001年的9月2日，我第三次被抓。遠在北方的父親，我將開始又一次的牢獄生活，將再一次把黑暗籠上你的心頭。我多想把夢想成功的榮譽帶回給你，然而，當我的希望再次被黑暗置換，我的心裏只能再次像刀割一般地傷痛，如同你為我的傷痛一樣。
可是，我知道自己無法避開這條追尋的路，我也清楚地知道——只要這個夢想還在風中飄零，這就不會是最後一次，很可能還會有第四次、第五次，甚至更多次。
（作者出獄后，流亡泰國，后在聯合國難民署幫助下，2013年5月移民去了芬蘭，定居Mikkeli市。這是在Mikkeli市的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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