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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澤東的騙術及反人類罪>第七十九章
作者：季鵬
和談與破裂：重慶談判前後的毛澤東
毛澤東被逼重慶秀和談
正當毛澤東豪情萬丈，晝夜點兵四面出擊，企圖在一夜之間獨吞抗戰成果之時，突然接到蔣介石從重慶發來的函電，邀請他去重慶商談戰後和平建國大計。這簡直給了他當頭一瓢涼水，掃興之餘更令其惱怒。在毛看來此時正是千載難遇的奪權良機，怎能容許這個垂死的蔣再施緩兵之計？眼看你老蔣很快就要完蛋了，還談什麼和平？看著那一紙電文，毛本想劃一根火柴一燒了之，轉念一想，此乃敵人的和平攻勢，意在製造輿論，擄獲民心，陷我于被動，我豈能上當？我且也以緩兵之計應對之，看其能奈我何！於是暫且將電文圧下置之不理。
其實蔣此舉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一為順應民心，二謂廹于壓力。八年抗戰結束，國人無不祈盼和平，最好是永久和平。此乃民心所向，為政者豈能不順而從之？再是蔣的頭號盟友兼靠山美國，二戰後一直在大念和平經，特別要求國民政府以和平手段銃一中國，與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共同和平建國。不過蔣也知道，這個中共，特別是其黨魁毛澤東，是個刁鑽狠毒，陰險狡猾，極難對付之人，其背信棄義，言而無信已屬家常便飯，與此種人談和平，有點像對牛彈琴，與虎謀皮。不過，轉念－想，在當前的大勢下，在國際國內壓力下（美蘇都表示希望中國走和平建國之路），中共和毛被迫改弦更張也未可知。和平，乃「天意」 也，和談，盡人力而己。能否達致天意，也就只能盡人力了。好在目前自己的武力仍強于對手，如果談不成，或彼全無誠意，再動武也成。以和息戰，以戰促和，這兩手均不可廢。最終結果如何，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就這樣，蔣給毛髮出了第一封和談邀請函：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亊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廹切盼望之至。
蔣中正 未寒 八月十四日
電函去，無迴音。
毛澤東想想，又把壓下的電報拿出來，逐字推敲，試圖破解其中玄機。他最想讀出的是這封電文背後暗藏的殺機，那就是預設的「鴻門宴」， 那就可以堂而皇之拒絕，並揭露、公諸天下，大肆聲討之。
可惜，他用顯微鏡找了半天，卻不見鴻門宴的蹤跡，只好把它放下。心想：這鴻門宴斷不可能在這文字中披露。但既然到了那裡，自已也就成為蔣的籠中物了，要殺要剮，不就是他的一句話嗎，此亊如何使得！斷斷不能受騙上當。
毛想了又想，覺得應以某種方式隱蔽地告訴老蔣，叫他趁早取消這個打算。
拖了兩天，他才給蔣回電，電文是這樣的：
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
未寒電悉。朱總司令本日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與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 未銑 八月十六日。
這可是毛既高明又狠毒的一招。原來這兩天毛並沒有閑著，他在趕寫一篇罵蔣的文章，這就是以朱徳的名義八月十六日致蔣介石的電文，是一篇氣勢洶洶的討蔣檄文，長達兩千多字。文章繼續毛在延安幹部大會上講話的風格，充滿了肆無忌憚的造假、吹牛、恫嚇和無理取鬧，他先是宣傳共黨的抗戰成果如何偉大，抗擊了百分之六十九的侵華日軍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偽軍，那意思是說：共軍才是抗戰主力，我老毛才是抗日領袖，你應拜倒在我之下。接著又大言不慚地說他是代表「二萬萬六千萬人民」， 三天前毛在幹部大會上講話時說他代表「解放區一萬萬人民」， 如今剛過了三天，他就「代表」 二億六千萬人民了，原來他把「敵占區」 的一億六千萬人又收歸他的旗下了。光這兩句，你就可以知道此君的臉皮比萬里長城厚得多！可是，這次他是以朱徳的名義說這些話的，朱老總只好代毛背起這超級厚黑大師的黑鍋了，豈不冤哉。接著他提出了六條「要求」， 內容包括：共軍要有受降權，「一切接收行為，亊先要與中共商量，取得一致意見方可執行」；中共還有權參加將來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和聯合國會議；「請你制止內戰」， 即所有中共搶佔的地盤國軍不得再去接收，否則就是「內戰」……最後一條是「請你廢止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
提出了這些漫天要價、蔣不可能答應的條件之後，毛認為還不夠，又重複十三日電報提出的要蔣承認11日他發給朱德的命令是「絕對錯誤」， 要蔣「公開承認錯誤，收回這個錯誤命令」……
毛反攻為守，提出這些會令蔣惱怒、不可能答應的條件，滿為以蔣再也不敢來找他的麻煩了。為了保險，他又立即召見國民政府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和羅伯倫，明確告知：他不打算離開延安，讓他們轉告重慶方面。
做完了這一切，毛就又專註指揮各路共軍去搶摘「桃子」去了。
出於毛的預料，蔣沒有往他設計的陷阱里跳。八月二十日，蔣發來了第二封邀請函，全文如下：
延安
毛澤東主席勛鑒：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了。査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同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亊失對內妨礙猶小，今于盟軍所以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守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揖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亊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蔣中正 哿 八月二十日
通觀電報全文，不溫不火，有理有節，滴水不漏，且情真意切，義正詞嚴，與毛文那種痞氣流氣，強詞奪理恰成鮮明對比，真乃文如其人也。文中對毛前電中關於蔣給朱徳的電令一亊，自以為歪理在手，氣勢洶洶，興師問罪，以為蔣難以作答。誰知對方僅三言兩語，便將其謬理盡化于無形，轉而一番義正詞嚴訓斥，即令流氓無賴如毛，也無可對答。
關於接收受降問題，電文中雖己解釋，但只「系盟軍總部所規定」一句。此處補充：8月17且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第一號受降令，明確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當時被日本佔領）、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的日軍，均應向蔣委員長投降。在此前還命令日軍在合法的受降接收軍隊到來之前就地守備，不得向受降部隊以外任何人投降繳械。
電文再次催邀毛赴重慶談判，寫得情真意切，義正詞嚴。毛如再次拒絕，就在輿論和民眾面前丟分了。
為正視聽，蔣的這封電函特由中央社作為新聞電在報紙上公開刋犮，這就把有關此亊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擺在廣大民眾面前，令狡滑無賴的對手無所施其蒙蔽視聽之狡計。
僅從此電文看，說明蔣陣營決不缺乏宣傳人才，之所以在宣傳上處於劣勢，乃蔣氏不屑於從亊此種造謠誣賴、播弄是非之陰術也。而毛正好相反，特愛這種無是生非、蠅營狗苟之勾當，故親任中共宣傳委員會主任，所有報刊重要文稿，不是親自操刀，也要經其審查，方能豋刊播出。此即毛所謂的搞革命要靠「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實則依賴於暴力加謊言之「兩手」是也。
收到這第二封邀請電函之後，毛原來的氣焰頓失，可見終究邪不勝正。不過他拿定不去重慶的主意仍未改變，只是口氣變軟了。
兩天後，毛給蔣回電：
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
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複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毛澤東 未養 八月二十二日延安
周恩來本來長駐重慶，此時已回到延安，又被毛叫去談判，何也？ 毛想由周代已，實際上取消了這次會談。著「先派」 二字，乃為自己留有餘地。
蔣看出了毛的游移不定。且早已窺破毛特別怕死、害怕赴「鴻門宴「的心理，於是表示將保證他的安全，並準備讓張治中乘專機來延安接他。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亦表示可乘美軍飛機親去接毛。蔣介石趁熱打鐵，給毛髮去第三封邀請函電。
延安
毛澤東主席勛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囯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電速駕!
蔣中正 梗 八月二十三日
此次蔣似乎不容分說，飛機都備好了。
果然，第二天就接到毛的回電，語氣亦轉為恭謹，較前兩次明顯相同，電報前面還註明「特急」：
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勛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諭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毛澤東 敬 二十四日
毛前踞而後恭，並且也「急」了，是為什麼？難道幾天之間他就轉變了對蔣的態度，立地成佛了?當然不可能，原來是背後有玄機。
當蔣接到毛的第一封複電時，就知道叫毛來重慶決非易亊，他一方面布置軍亊反攻，讓毛丟掉以武力搶奪的幻想；另方面，想到了利用毛共的太上皇蘇共來壓他就範。此時因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王世傑還滯留在莫斯科，蔣於是給王世傑去電，叫他面見斯大林，請求斯大林出面壓毛去重慶參加和平談判。
剛剛簽訂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氏檢了個大便宜，心情愉快。聽王世傑講明蔣邀請毛去重慶商談中國戰後和平建國之事，也正合斯氏心意，他認為中國走和平建國之路符合蘇聯利益，國內和平，蔣才能履行雅爾塔協定和剛簽訂的中蘇中友好同盟條約。況且蘇德戰爭剛剛結束，蘇聯需要歇息，也暫時不想打仗。在談判簽訂中蘇條約時，為了安慰中國作出的主權犧牲，條約中已加入蘇方只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不幫助中共的內容。面對王世傑所請，不好推辭，決意做個順水人情。何況，斯氏對不大聽話的毛澤東也無甚好感，正好藉此事教訓他一下。
王世傑苐一次面見斯大林是8月20日，斯氏當面答應了王的請求，應于當天或第二天給延安發去了指示電，所以毛給蔣22日的回電口氣已經軟下來，但他仍想抵賴不去重慶。於是蔣指示王世傑第二次求見斯大林，王第二次見到斯大林是22日，王大概吿知毛仍未就範，斯氏有些惱火了，發去了更嚴厲的指示電，同時告訴毛，將由美蘇兩國保證他的安全。
關於斯氏兩次指示電的內容,筆者缺乏第一手資料，不敢杜撰，只知道斯氏給出了不容置疑的指示：
「考慮到日本投降和國共雙關係的惡化，這次會晤是必要的。」
「不能進行內戰, 否則, 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指示是下達給中共中央的，這表示斯對毛本人的不滿，不屑於直接與他打交道；語氣是命令式的，不容討價還價。
看到「大老扳」、「太上皇」動怒了，毛頓時感到大亊不妙，於是急忙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這就是這位厚黑大師前踞而後恭的原因。
毛和中共不敢得罪斯大林是可以理解的，不僅因為他們是老子黨與兒子黨的關係，還因為當時蘇聯紅軍佔領著東北，如果斯大林翻臉，中共搶佔東北的計劃就全泡湯了，奪取全中國的計劃也會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對斯大林的「聖旨」，毛和中共不能不唯命是從。
為了應付這突然的「變故」， 延安全體緊急動員起來，中共中央於8月25日公開發表了一個《關於目前時局的宣言》，打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 的旗號，喊出了「和平、民主、團結」 的口號，為毛的重慶之行營造氣氛。毛本人更是召開各種會議，商量對策，又與留守的大員交待「后亊」，彷彿生離死別一般。一生專搞陰謀詭計的毛，以其小人之心，度人君子之腹，他對留守的劉少奇等人說：估計此行兇多吉少，可能是一次「鴻門宴」，八成是回不來了，很可能有如明英宗的「土木之變」。 如果那樣，他要求留守大員要學于謙，針鋒相對，傾力鬥爭，「你們斗得越凶，仗越打得好我就越安全」。 另方面他通過各種渠道要求蘇聯、美國保證他的安全，還動員重慶的地下黨和中共特務保駕，見機行亊。最後，給全黨髮指示，要求各路共軍不停頓地主動出擊，佔領更多的地盤，「凡能控制的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 你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必須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
其實，依當時的情況，毛去談判對中共更有利，由於毛兩次拒絕和談，己引起中外輿論對毛和中共的不滿，標榜中立實際偏左的《大公報》也發表社論說：「這一星期來人人歡慶勝利，也人人為團結懸念。日前得見蔣主席寒電，大家為之興奮……現在又讀到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感慨又興奮。……哿電藹然坦誠溢於言表。」「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蔣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定國家之大計。」有的報紙則直斥毛和中共無和平誠意。
美國報刊輿論亦贊蔣而批毛。
無奈，毛澤東只得硬著頭皮惴惴不安地去重慶了。（對於這次斯大林壓他去和談，毛一直耿耿於懷，懷恨在心。1956年毛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犯了四次錯誤，其中就包括迫使他去重慶談判。）
後來中共說此次談判蔣和國民黨是「假戲真做」，其實，蔣起初倒是「真戲真做」， 只是當「真戲」做不下去時，便只好假做了。蔣曾幻想中共也許會加入他領導的「聯合政府」，毛不是大唱要建立「聯合政府」 嗎？可是他忽視了：毛所說的「聯合政府」 是由「無產階級」 即共產黨領的、實行「新民主主義」 的政府，與蔣領導的聯合政府風馬牛不相及。也因此，毛此次是完全抱著「假戲假做」 的態度來談判的 ，所以我們說他是去「秀和平」。
毛的表演和蔣介石態度的變幻
先要正名的是，重慶談判並非如中共說的是「國共兩黨談判」， 而是當時的國民政府與中共的談判, 談判的目的是要將中共這個叛亂者收服, 讓它回歸到體制內, 這跟古代的「招安」 有點類似。談判實際上分為兩個階段，毛參与的先頭43天是一般原則性的談判；後來由馬歇爾主持的整軍談判是另一階段的具體談判，主要解決前階段談判沒有解決的最重要、最具實質性的「軍隊國家化」問題。
蔣介石對談判作了認真準備。先是，他在自己的日記里擬好談判的綱領，即《與毛商談要目與方針》，包括「共部之處理」，「國民大會辦法」，「參加政府辦法」「釋放共犯辦法」等等。8月28日，毛等人抵渝的當天，蔣主持召開幹部會，討論毛到渝后的應對亊宜，先確定了「以誠摯待之」 的總原則。然後確立「政治與軍亊（問題）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対軍亊則（持）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之方針。
總的看，蔣此次判的最大目的是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即把中共納入政府體制之內，為下一步建立健全的民主憲政國家打下基礎。他最初的打算是想以誠摯的態度，寬容的精神，試圖感化這個老對手，即只要對方放棄其「國中之國」 的現行體制，不堅持以武力推翻政府為最終目的，蔣打算讓毛共分享政權，不惜許以高官厚爵，從而創造和平「招安」共黨的奇迹，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如能成功，當然是國家民族之大幸，既可讓國家止兵息戰，實現和平建國，又化解了蔣最大的心腹之患。
28日毛一行抵渝的當晚，蔣在林園設宴招待毛澤東一行，蔣特地將毛安排在自己的對座，以示對等。席間賓主頻頻舉杯，互致祝詞，氣氛熱烈。
第二天談判正式開始。國民政府參加談判的代表為張群、張治中、王世傑、邵力子4人，張群乃國民黨元老，政學系骨幹分子，也是此次和談的發起者之一；張治中時任政府軍亊委員會軍政部長，張在黃埔軍校時曾有「紅色教官」之稱，曾主動要求參加共產黨，中共則要他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稍待適當時機」, 是個知名的「親共」 人士；王世傑乃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剛從莫斯科參加中蘇條約的談判回來；邵力子也曾經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后中共要求他脫離共產黨留在國民黨，亦為國民黨中著名親共人物。從蔣安排的這個談判陣容來看，都是對中共比較溫和、甚至「友好」 的人士，其目的顯然是期望能與中共達成妥協，使談判成功。由此可見，蔣對談判的態度是真誠的。（後來，張治中和邵力子在1949年春與中共的另一場談判中投降了中共）
中共除毛澤東外，還有周恩來、王若飛二人。
蔣首先讓毛提出自己的方案，以示尊重。同時，「以窺其要求與目的。」然後相機應對。
毛和中共對付此次談判的內部綱領筆者不得而知。但從後來的實際表現來看，它有兩點既定方針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把這次談判當作與國民黨的政治分臟會談，通過討價還價撈取儘可能多的公開、合法的「臟物」；二是假戲真做，而且要演得逼真，一絲不苟；但從根本上卻只把它作為－場遊戲，待回到延安后，找個借口，把它撕毀了事。（後來毛澤東就是這麼乾的。比如，在重慶與國民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達成了－個裁減軍隊的整軍協議，回到延按后毛就對他的幹部坦率地說：我們不會交出一枝槍、一顆子彈。最後毛找了個借口，－句話就把在重慶與國民黨簽訂的所有協定通通作廢了。）
且說毛等人受命之後忙乎了幾天，便拿出了一個包括十一項內容的共方方案。方案開頭說了一些令蔣開心的空話，如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的領導地位，還提出要和平，不要內戰；要民主，不要獨裁；要團結，不要分裂等口號，並要求實行徹底的憲政，黨派一律平等，實行軍隊國家化等等。從這些綱領性的意見中可見，中共採取的是以「以蔣制蔣」的策略，即以蔣宣稱的和平、民主、憲政、軍隊國家化等為武器，要挾蔣和國民黨交出政權，以此搞亂、槁垮蔣。
在談到中共的具體要求時，毛等就使出了政治分髒的架式，要求共軍應整編為16個軍48個師；政權方面，晉、翼、察、熱、魯五省由中共推薦的人員任省主席，綏、豫、蘇、皖、鄂、粵六省中共人員任副主席，中央政府軍委北平行營主任由中共派員擔任。其餘中共控制的地區，由中共實行各級「普選」， 選舉結果報中央政府委任，等等。
從毛開出的價碼看，不僅太高，而且本質上是「政治分贓」， 劃地分裂國家、分疆而治。這與蔣要求達到實現政令、軍令統一、建立「統一國家」的目標 背道而馳，蔣政府方面當然不能接受。
於是開展唇槍舌戰，你來我往，互不相讓。中共這時使出了假戲真做、錙銖必較、但又不把門關死的策略，使談判在艱難中緩步前行，以期達到既拖延了時間，最後達成的協議又無任何實際意義的目的。毛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給人們造成中共是在「真談」的印象。它開出高位價碼，使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然後將談判破裂歸咎於政府一方。——總之，毛把它當作一場表演、「演戲」。
但中共也裝模作樣作出一些看似的「讓步」， 如應允從南方一些小根據地撤走，中共宣傳自己作出了「重大犧牲」。實際上是為了便於管理，便於集中力量。 但在政令統一和軍隊國家化等重要實質性問題上，則堅持共產黨在自己的管轄區內完全獨立自主，毫不讓步。談判陷入了僵局。
張治中和邵力子本來都是對共產黨友善的人物，這時對毛等的僵硬態度也看不下去了，張勸導道：
「關於軍隊問題，兄等要求太過，不必討價還價。余以為此一問題，非距離大小問題，而為根本觀點不同的問題。中共之觀點，以為必有軍隊，有地盤，控制軍政機關始有保證。而中央則認為，軍令、政令必須統一于中央原則之下，始能解決問題。如依中共之辦法，則非為謀軍令、政令之統一，而完全為分裂。所謂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謂統一乃分裂之統一。兄等試想：中共軍隊悉數撤到黃何以北，而據有黃何以北地區，豈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
邵力子也說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中共要促成國家和平統一，而又要政府承認其所造成之既成亊實，實不可能。如中共放棄武力與地盤，誠意奉之於國家，則以蔣主席之精誠謀國，天下為公之作法，不僅不虧待中共，而將敬重不置。
我想中共即令無一兵一卒，國民黨亦不能消滅它，中共軍隊少一點，國民黨也不敢進攻它。反之，即使中共軍隊再多，亦決不能打倒國民黨。」
然而這兩位說客未解的是，毛所謂促進國家統－是假，要打倒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才是真。因此，他哪裡會聽這種規勸呢。
因為在根本問題上不能取得突破，談判有破裂的危險，但雙方都不願擔破壞和談之罪名，只好暫時拖延著，背地裡，雙方都在進行著一定規模的軍亊較量。
九月中旬，蔣兩次約見毛，但仍無法取得進展。蔣亊后只好對周恩來說：
「吿訴潤芝，要和，就照這個條件和。不然，就讓他回延安帶兵來打好了。」
次日，毛見到蔣，使出他的「猴氣」， 嘻皮笑臉地說：
「現在打，我實在打不過你。但我可以用對付日本人的辦法來對付你，你占點、線，我占面，以鄉村包圍城市，你看如何？」
蔣逐漸看清了毛和中共對和談全無誠意，仍然堅持其原有思維、原有立場的真相，他原來設想的以真誠感化共方的策略破產了。蔣雖然仍不願意使談判公開破裂，但在私下裡對中共和毛的態度已在變化，敵意在增加。
在談判的43天中，雙方也戰亊不斷，「以打促談」 是雙方的既定策略之一。當然，沒有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戰，暫時誰也不可能用軍事手段徹底戰勝對方，所以只能談談打打，打打談談。
由於毛等的頑抗阻撓，談判在九月中、下旬實際上已處於停頓。9月27日，極度失望的蔣介石決定暫時離開重慶，當天，他在日記里寫下了表明此時心跡的一段極不尋常的話，說明他的耐心已接近耗盡：
「如欲不懲治漢奸、處理叛逆則已，否則非懲治此害國殃民，勾敵構亂第一人之罪魁禍首，實無以折服軍民，澄清國本也。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猶不自後悔，反而要求編組一百二十萬軍隊，割據隴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區，皆為其勢力範圍所有，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魘其無窮之欲壑，如不加以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
這是極其罕見的對毛等最為憤恨、最為激的詛咒之詞，表達了蔣對重慶談判這一挽救內戰最後之機破滅的憤怒和失望。其時蔣政府正在大肆懲治漢奸，他想到眼前這個最大的漢奸既不悔悟，也未受到懲治，居然還在此成為他的座上賓，一種油然而生的復讎之火衝上了他的腦門。蔣對毛等的心態也由初期的待之以誠、轉而化為失望、憤怒，並一度幾欲「拘留審奸」。
這種「審治禍首」 的情結佔據著蔣好些天他的腦海，10月5日達到高峰，在這天的日記里，蔣努力說服自己要不顧一切後果懲治這個惡魔：
「故於此時應不為俄多所瞻顧，積極肅清內奸，根絕共匪，整頓內政，鞏固統一為第一。如其以此為借口，強占我東北，擾亂我新疆，則彼干涉我內政，侵害我主權，否則仍使共匪餘孽搗亂邊礓，此乃彼一貫政策。不有此亊，亦不必免也。余以為最多邊疆暫失，東北未復而已，而本部之內，只（至）少可以統一矣，此乃天予之時也。」
看來，蔣想孤注一擲了。如果他沿著此一思路走下去，歷史上就要記述「重慶事件」， 中囯近代史將改寫。可是，剛剛過了一天，蔣卻自已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徹底拋棄了頭一天的想法。10月6日蔣在日記里自我了斷了這樁尚未發生的「公案」：
「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惟有天命是從也。」
這種轉變其實也是必然的，試想，蔣即使不懼蘇聯霸佔東北、進攻新疆，但如何對應美國這個友人和靠山？美國也是毛的擔保方啊。和談之前美國駐華大使、友好人士赫爾利還親自去延安接毛來重慶。如果突生事變，何以面對赫爾利？失去美國的援助，蔣還能在即將與中共的內戰中取勝嗎？而且，所謂不懼蘇聯的進攻，也只是為自己壯膽的話，如果在道義上失去國內民眾的支持，抵抗蘇聯的侵略是很困難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當然，世上也有敢於如此決斷、能不顧一切、扭轉乾坤之人，如德國的希特勒。但蔣不是這種人，國民黨政府也沒有納粹德國的實力。所以一夜之間蔣對毛的態度又回到原來的起點上來。
在蔣這一激烈思想鬥爭的過程中，毛澤東也經歷了一場虗驚。毛對自己的安全特別警覺，鼻子特別靈敏，9月22日赫爾利離渝就引起了毛的恐慌。27日，蔣夫婦雙雙離開重慶，毛認定他們借故離去是為了好讓特務下手，大禍臨頭了。他立即派周恩來去到蘇聯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蘇聯大使彼得羅夫不敢作主，打電話請示莫斯科，莫斯科卻不回話。氣得毛跺腳直罵，卻也無法。
度過了七八個不眠之夜，警報終於解除，國民政府方面提議要搞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收場，好向全國人民交待。毛出了一口大氣，自然非常願意配合。
但是軍隊國家化和政令統一這兩大問題都沒有解決，如何辦呢？經協商，只好把這兩大任務推給後續的談判去處理，具體辦法是，有關軍令統一即軍隊國家化的問題，由軍令部、軍政部及中共各出一人成立三人小組繼續談判協商（馬歇爾來華后，由馬歇爾、張治中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負責處理此一問題）。政令統一問題，提交隨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這樣便為協定的簽訂掃除了障礙。
協定的具體內容和表述方法也很特別，除了前面有一段共同的概要性的表述之外，在主要問題上，釆取「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的辦法，各述己見，如實記錄。如「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
「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於是中共方面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提第三種解決方案……政府方面表示……至此，中共方面堤出第四種解決方案……」
就這樣，算是雙方達成「協定」 了，這個協定標題叫做《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因為是在1945年10月10日簽字的，而這一天是中華民國國慶節即雙十節，所以簡稱《雙十協定》。
危機表面上化解了。可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和平建國談判，也被毛共破壞了，原來擬定的目標都成了竹籃打水一場空。協定中「各述已見」，實際上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它只是一個失敗的談判記彔。所以它叫做《紀要》也名符其實。
毛對這個協定卻非常滿意，因為他達到了目的。雖然受了一場驚嚇，但有驚無險，而且蔣答應協字簽字之後即送他回延安，令他倍感輕鬆。更出乎毛本人和所有人意料的是，蔣在簽字當天居然又上演了一出「授勛嘉獎毛共」的喜劇。原來在這個抗戰勝利后的第一個國慶節——雙十節——之際，國民政府決定向一批抗戰中卓著功勛之人授勛，最初決定中共方面只限朱徳、彭德懷、葉劍英（共軍正、副總司令和參謀長）入列，不知為什麼，蔣又臨時起意，決定將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三人加入，併當場授勛。於是毛變成了名正言順的「抗日功臣」。 這頗使毛感動，以致情不自禁當著國民黨和民盟及各界人士的面，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其實，這不是毛第－次、也不是第二次在重慶喊蔣萬歲，說起這件事，還得交待－段插曲。在毛剛到重慶時，蔣待之以禮，輸之以誠。毛對蔣亦恭敬有加，比如，毛平時煙不離手，但他知道蔣討厭抽煙，於是凡有蔣在場的場合，毛便強忍著臨時戒了煙。蔣也有意營造友好親善的氛圍，當蔣得知毛不久前有了新夫人，但未曾舉行過大禮（由於毛與江青的婚姻受到黨內阻撓，毛很氣憤，只在延安的供銷社臨時擺了兩桌請了一些人吃飯便草草了事，算是成婚）。蔣覺得這不合禮數，也不符合毛的身份。於是立派飛機去延安將江青接來重慶，為毛、江舉行隆重的婚禮。婚宴上氣氛熱烈，毛感激涕零，當著蔣的面，情不自禁舉杯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此事雖為毛逢場作戲，不過倒助了江青一臂之力，建國后毛有了不少新歡，不過大概礙於蔣某為其主持的這場婚禮，毛終究有所顧及，未敢再次換掉江青這個「黃臉婆」。（此事見網刊《華夏文摘》第七＋一期曹立群文，2006元月6日出版）
再說，有了這個開頭，毛決心把討好蔣的戲演到底，以保自已在渝的安全。之後凡在重要的公開場合演講、祝酒，毛都忘不了重複這句響亮的口號，以致成了當時重慶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可是令蔣失望的是，到了談判桌上，毛卻成了另一個人，先前的友好、恭順不見蹤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死躔濫打，斤斤計較，寸步不讓。以致迫使蔣起了「拘捕審治」的念頭。
授勛后的第二天，蔣派陳誠等同機護送毛等回到延安，可謂禮數周到了。
蔣就是這麼個個奇特之人，其奇特之－便是能忍，能容，能「制怒」， 這大概得益於他對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的精研，以及對基督精神的皈依。所以很多重要政壇恩怨最終都被蔣以「忍讓」二字化解。這次對毛亦復如此。冷靜下來之後，他不但不「審治」毛了，還決定將「好人」 做到底，將禮數做盡，還乾脆送給毛－頂「抗日功臣」的頂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前後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蔣在思想上是又如何說服自己的呢？請看他在日記中的解釋：
「雙十節授勛，特將中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為有罪帷恐政府發其罪狀，故亟欲抗戰有功表白於世，以掩蓋其滔天罪惡。余乃將順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為之悔改乎，然而難矣哉！」
真有點自我解嘲而又自欺欺人了，可實際上連他自己也不能被「欺」（ 故曰「然而難矣哉「），又何以」 欺」 人？作為國家最高領袖，如此放棄原則，反覆無常，明知其「罪惡滔天」， 卻要受之以勛，這是什麼邏輯？如此又如何面對全囯軍民?——可這就是蔣的行亊邏輯。過去對待黨內勁敵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是如此；對待叛將張學良、楊虎城如此；對史迪威亦復如此。如今居然用在對待到共產黨這個死對頭身上了。蔣大概為以他在遵行「恕道」、踐行「仁政」， 以為如此必能感化敵人，感動盟友，教化百姓。殊不知如此是非不分、善惡不明恰恰讓那些野心勃勃的梟雄、野心家洞穿了其軟弱可欺，更加肆無忌憚，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也讓旁觀者感到其愚腐可笑，實乃宋襄之仁也。時值亂世，強梁遍地，道德淪喪，蔣卻欲以「德行」「柔術」安天下，如此思維錯位，其最終敗於毛共之手亦為情理之中矣。
不過蔣的隱忍功夫似乎也沒有完全白費，獲得毛當眾高呼「萬歲」無疑也是一種享受。只是好景不長，毛回到延安第二天就改稱他為「獨夫民賊劊子手」了。
這裏順便要講講當時重慶的輿情，因為關於毛在重慶談判期間的輿情物議，中共的所有的宣傳品、史籍都將毛吹上了天，都說社會各界對毛極為盛讚，備受受追捧云云。然而，只要真正了解一下當時的報界和第三者的回憶，就知道情況恰恰相反。前些年大陸報紙登載有記述王芸生當時在重慶與毛接觸的回憶文章，王芸生為當時著名報人，乃政治立場偏左的《大公報》總編、主筆（後來王投靠中共，在毛中囯當了個政協委員），從他口中說出的情況大概不會「誣衊」毛及共產黨人。下面是原文的縮寫：
王芸生在重慶機場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緊緊握住王芸生之手，謂其「久聞大名，如雷貫耳。」9月5日，毛在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紅岩村設宴招待王芸生及其編輯部主任孔昭愷，釆訪部主任王文彬，周恩來、王若飛陪坐，雙方共話了三個小時。
9月20日，仍然在紅岩村，毛再次宴請王芸生等三人，周、王同席。這次述話的背景是談判陷入了僵局，毛宴請大公報三人，目的是希望大公報為自己說話，造輿論。然而王芸生反覆強調的卻是：希望共產黨方面以團結為重，以和為貴，共同建國，不要把國共聯合的局面丟掉。這顯然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實際上是對毛在談判中頑固堅持的不合作立場的不滿和批評。
面對王芸生的批評和勸說，毛等人並未起來反駁，而是頻頻點頭表示贊同，毛還反覆重複著「和為貴」「和為貴」。交談中還就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 的口號，彼此交換了意見（具體意見原文未詳）。
為了答謝毛的宴請，王芸生在李子坪大公報報館回請以毛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三人。
宴席進行中，王芸生直接了當地對著毛說：希望「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
毛當即答道：「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灶里不許我們造飯。」
因話不投機，沒有談出什麼結果。
（以上請參見王芝琛所著《一代報人王芸生》中有關片斷）
由上述可見，王芸生雖然是同情中共的友好人士，可他並沒有順著毛意思為其鼓吹，相反，實際上是批評毛和中共，由此可見當時輿情之一般。
《大公報》還有一篇記述毛在《雙十協定》簽字的前一天晚上，國民政府談判代表、軍政部長張治中在軍委禮堂宴請毛、周、王三人的通訊報道。報紙的原文如下（省略號為筆者所加）：
[本報訊]……（8日）晚6時3刻，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到了，立刻引起了全體注意。他們三人忙著同大家寒喧，會場的空氣好象顯得更溫暖了……
張部長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他的「忠實的報告」， 就請毛澤東先生髮表演說。……
毛先生說：「和為貴」，和才能求得雙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數人的願望。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是我們今後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難是有的」， 毛先生說到這裏興奮極了，「我們不怕困難，各黨派不怕困難，中國人民不怕困難，我們要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克服困難，建設獨立、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大家一條心，要和平、民主、團結、統一。」（鼓掌）毛先生鄭重聲明：「我們的合作，是長期的合作，困難是會打消的。」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地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在高度的熱情中，這樣結束了他的演說，申明他的最後態度。
實事求是地講，毛的演說談不上什麼精彩，倒是演技不俗，且不說他發誓要在「蔣委員長領導下」 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國家」的許諾純屬騙人的鬼話，他的「咆哮般的大喊『蔣委員長萬歲！』」實在堪稱一絕！令人大開眼界。前面講到，自蔣為他補辦婚宴惹得毛高呼 「 蔣委員長萬歲」之後，凡在公開場合講演他都要如此這般表演這－絕技，而且不是一般的喊，而是「咆哮般地大喊」。所以，這次在軍委禮堂的表演已不屬什麼爆炸性新聞，報紙也沒有突出標明或評論毛的這一表現。
毛的這一精彩演出後來被中共嚴密「封殺」了。大家知道，在毛共建國后的各次運動中，如果某人在被抄家時搜出一張蔣介石的像，或一面中華民國國旗，那是要按「現行反革命」治罪的；在文革中，被人揭發曾遭國民黨逮捕卻又被釋放的共產黨員，不管其內情如何，也不管你職務有多高，就像劉少奇那樣，都要以「叛徒、內奸」定罪、死有餘辜的。可誰能想到，他們的「偉大領袖」卻在並沒有遭到敵人逮捕逼供的情況下，如此賤價出賣靈魂，在大庭廣眾之中不顧廉恥地為共產黨的頭號敵人高呼「萬歲」！ ——對他應該處以什麼罪名呢？
回到延安不久，處理完最緊迫的亊務后，毛就「病」了，住進了療養院。也許因為在重慶的一個多月天天要「演戲」， 又提心弔膽，他確實累了。從這點看，他又遠不及周恩來，周長年住在國統區，天天演戲，天天戴上面具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搞統戰遊戲，可此公習以為常樂此不疲，且遊刃有餘。對比之下，毛差之遠矣。
三、政協的成功與失敗
設立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是蔣推行憲政民主的一項重要創舉。在《雙十協定》中，國共雙方都同意把諸多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留給了政治協商會議去解決。關於這個政協會議的任務，《雙十協定》第二條是這樣寫的：
「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釆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脅商會議即迅速召開。」
召開政協會議是邁向憲政民主的重要一步。這個政協是個實權機構，不同於毛共那幾千人的政協只是個統戰的「花瓶」。它的任務是負責對國家的政治框架、軍亊改革、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重大事項進行設計，因而引起各方、各界的高度重視。經初步商定，政協代表的總名額為36名，由四個方面的代表組成，其中國民黨9人，共產黨9人，民盟9人，無黨派的社會賢達9人。三大黨派的名額相等，體現了各黨派平等的民主精神。可是民盟內部起了爭議，原來當時這個民盟是國、共以外黨團的總稱，其中的青年黨在抗戰中功勛卓著，有較大勢力，要求作為獨立黨派參加政協。於是進行調整，調整後為：國民黨8席，共產黨7席，民盟9席，青年黨5席，社會賢達9席，共38席。調整后民盟的席位比國、共還多，可見其當時地位之重要，亦可見整個政協名額分配充分體現了民主、平等、尊重民意的精神。
政協會議於1946年1月10日開幕，它按照「政府改組、施政綱要、軍亊改革、國民大會、憲法草案」這五大議題分設為五個小組，各小組先拿出自己議題的決議草案，然後由全體政協會議審查通過，即成為政協的決議成果。但最後要報經參加政協會議的政黨審議批准后才能生效，付諸實施。
前兩項議題即政府改組、施政綱要沒有受到多大阻礙即獲得通過，執政的國民黨只洗耳恭聽，並無異議。
軍亊改革問題即軍隊國家化，代表們只提出一些原則，如應實行「黨、軍分立，軍、民分立，以政治軍」 等。代表們知道，他們不可能具體解決這一問題。這時美囯總統特使馬歇爾已來到中國「調處」國共紛爭，於是把這一重要問題推給了馬氏去處理。
關於召開國民大會問題，代表中產生了分歧。首先，關於國民大會代表的產生辦法，國民黨代表認為，鑒於1936年已經選舉了國大代表，但因抗戰爆發未及開會，因此，原代表資格依然有效，只須補充一些即可。而共產黨和民盟的代表則認為應全部重選。但最後通了國民黨的方案。
對於國民大會的的職能，各界代表沒有什麼分歧。然而在行使國民大會權力的方式上產生了歧議，民盟夥同中共代表提出了「無形國大」的概念，即不召開代表大會，而由全國選民在其所在地投票行使「選舉、罷免、創製、複議」四項權力。這實際上是取消國民大會，而以「全民公決」 的形式進行立法、創議和處置一般性政治議案和亊務。這種方式可謂古今中外聞所未聞，毫無疑義，操作起來必定困難重重，且成本極高，也更易作弊。但在民盟和中共聯手的情況下，居然獲得通過。
憲法草案是所有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憲法是決定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體制的大法。中共和民盟決心通過修改憲法從根本上改變現行政治體制，「不戰而屈人之兵」——給執政的國民黨以毀滅性打擊。
國民黨代表最初提出以1936年5月5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五五憲草」）為 基礎，加以補充完善。可中共和民盟堅持要作重大的修改，結果由民盟及其所屬的民社黨張君勱等操刀，另起爐灶，對五五憲草作出了12項重要修改，以此改變了原憲法之實質、靈魂。其主要改動之點為：
將「有形國大」改為「無形國大」， 即由全國選民在其所在地投票行使其選舉、罷免、創製、複議四項權利。實際上取消了國民大會，也就取消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和大會職能；
「立法院為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由選民直接選舉之，其職權相當於民主國家之議會」；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確立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相抵觸」。
內行人一看就明白，這種修改的實質就是要將現行的「總統制」改為「總理制」或曰「責任內閣制」。矛頭直接對準蔣介石，即剝奪總統的實際權力，使之成為象徵性的國家元首。實際行政權操於行政院，但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成了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機構。省作為自治單位實際上將使國家成為聯邦或邦聯性質。所以，設計這個這個方案的目的說白了就是向執政的國民黨奪權，奪總統之權，也奪現行中央政府之權。
這種政體表面上看帶有美國式聯邦制色彩，實際上完全不同於美國的總統制，與英國的責任內閣制則相似。這種制憲改革對於國民黨來說等於沒有煙硝的奪權戰爭，參加政協會議的囯民黨代表居然也舉手讓它通過。
原來這其中有不可為外人道的內幕。孫科是代表國民党參加憲草小組的成員，他知道中共和民盟這部新憲草的用意和矛頭所向，但他有自己的小算盤，私下認為這對自己有利。因為孫估計，新憲法實施，總統當然是蔣介石的，自己則可能當上行政院長，即總理，實行「總理制」 增加了自己的權力，有何不好？因此他釆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方法，讓新憲草通過了。
再說國民黨出席政協會的代表都定期向蔣彙報，可孫科自己不去，只叫自已的秘書拿會議記彔去交給蔣過目，蔣嫌其不恭，記錄也不看。就這樣陰差陽錯使憲草議案得以在政協會上順利通過（也有一種說法是蔣故意讓其出籠，然後再來揭露、批駁之）。
直到國民黨中央的大員們看到這個「憲草」 文本后， 才恍然大怒，驚呼「我們上當了！」直斥孫科等人「叛黨」， 紛紛要求重新討論、修改憲法草案。可這時已臨近1946年1月31日政協閉幕之時限，如要推倒重來，不僅會議要延期，而且必生波讕，必將因此受到其他黨派指責。好才政協議案通過之後，還要經過各相關政黨的黨中央審查同意才能生效。因此蔣介石宣布：
「我對憲草也不滿意，但亊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過，將來再說。」
1946年3月1日，國民黨舉行六屆二中全會，主要議題就是審查政協通過的議案。亊前蔣介石已就憲草問題向黨內作了說明，他說：制定憲法要遵從三民主義，總理之遺教不可擅改，總理遺教的主要之點就是他親手制定的《建國大綱》，憲草之制定必須以建國大綱為準繩。大家對此無異議，取得了共識。
蔣在二中全會上指出政協通過的憲草決議的主要不妥之處是：
「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之憲草原則中，最不妥者，即為國民大會不以集會之方法行使四權，而以全體國民各在其居住地行使選舉、罷免、創製、複決之四權。」
蔣接著指出另一「不妥之點、必須加以研討者，是中央政制。此在憲政之初實行時尤關重要，應顧及我國之國情及亊實，不可以若干學者空想之理論，拼湊而成，致有扞格難行之處，使政府成為無能之政府。」
「省得自製省憲一節，並不見於建國大綱，而以縣為自治單位，則明言于建國大綱者。」
蔣所指各點，確為切中新憲草要害的肯綮之論。先說這無形的囯民大會，實在是一種異想天開的無稽之談，也許這種方式類似於古希臘的城市小邦國的民主方式，但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以此方式行使人民直接管治理國家之權利，不但未有先例，操作上亦不可行，因此絕對是一種烏托邦幻想。真要如此，全體國民終其歲必將陷入接連不斷、混亂不堪的「全民公決」爭鬥之中，國將不國，遑論其他！
再看改總統製為「責任內閣制」。表面上看，改行責任內閣制是為了防止總統專權，但實際上可能引發更多矛盾糾葛，引致「無能政府」。 辛亥革命后，按《臨時約法》實行總統制。豈料後來孫中山被迫將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為防袁氏專權，趕在交權之前對「臨時約法」進行修改，將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袁氏接過這個總統寶座，卻成了有名無實的「虛君」，這使他強烈不滿，便用各種法子破壞議會和內閣，後來索性復辟帝制，致使辛亥革命成果差點毀於一旦，革命黨不得不進行「二次革命」……
袁死後恢復了責任內閣制。然而總統不甘願當挂名傀儡，於是又釀成曠日持久的「府院之爭」，操立法和總理選任之權的議會變成各方爭奪之工具，賄選醜聞隨之產生。總統則也以其職權阻撓議會和總理行使職權。結果總理走馬燈似的輪換，政府無權威，什麼亊情也做不成……這就是蔣介石指出的「應顧及我國之國情和亊實」，「致有扞格難行之處，使政府成為無能之政府」，實為前車之鑒。釀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蓋在於我國乃有幾千年的帝王專制的歷史傳統，驟然將國家最高領導人改成沒有實權的「虛君」， 各方都不能適應，特別是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人都是靠實力（軍力）打拚出來的強人，誰也不願只當個挂名的空頭總統；中國不象英國，有甘當傀儡的世襲王室。質言之，在由皇帝專制制度向民主制轉變的國家，應有一個由民眾選出的政治權威作為過渡，如日本明治維新，即行君主立憲制。
簡單說，總統制和內閣責任制雖則都是民主政體的基本形式，選擇哪一種制度應根據一國的具體國情而定，而不是如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定的那樣，「越民主、權力越分散越好」。所以，這個試圖剝奪蔣介石實權的方案，客觀上是行不通的，且對國家、民族亦有害無利。（中共自已追求對民眾的極權統治，毛澤東追求沒有皇帝名號的皇權，而它此時卻與民盟推出這個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新憲草，其真實目的只是將它作為反蔣、倒蔣、奪權的工具罷了。但張君勱曾批評毛共不遵守抗戰前的承諾，毛澤東對其深惡痛絕，斥之為「玄學鬼」、「漢奸」。所以，中共也不可能與真張君勱合作。後來毛共得勢，張避禍去了美國。）
再看看以省作為自治單位並可自立省憲的問題。孫中山在《建國大綱》里，明確「縣」為自治單位，省級長官則由中央任命。這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考慮，因為清末民初以來，全國處於亊實上的軍閥割據分裂狀態，如果允許省級自治，並可自立省憲，無異於承認各省是一個獨立王國，那麼，整個國家將陷入分裂內鬥之中。以縣作為民眾自治單位則既保證了政治的民主性基礎，又不致國家四分五裂。（中共和民盟提出以省作自治單位，目的是使國民黨失去對全國的控制權，使中央政府架空，使之成為無能政府。）
當然，在成熟的民主國家，省（或相當於省的州、郡）及以下的市、縣政府領導人都是民選產生的，地方領導人既對選民負責，又要對中央政府即國家負責，謂之「複合民主制」。 孫中山提出省級不搞民選，蓋因為時機尚不成熟，是考慮中國囯情的權宜之計。
總之，蔣的說法有理有據、是從大局和國家、民族利益出發之論。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完全同意蔣的意見並作出決議，要求政協會議對上述各主要之點重新討論，「應就其犖犖大端，妥善補救。」
根據國民黨中央全會的決議，國民黨的政協代表孫科、邵力子等人只好將情況向政協報吿，要求對憲草重新討論並修改。
按照規定，政協再度開會，根據國民黨代表的要求，作出了三點修正：
1、將國民大會由無形改為有形。
2、取消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有關條款。
3、將「省得制定省憲」 改為「省得制定自治法」。
國民黨取得了勝利。但是，根據政協中的中共和民盟代表的要求，新的決議中增加了兩個附加條件, 第一, 國民黨必須保證不再提出任何修改政協決議的要求；第二,，國民黨應將其與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所達成的協議予以公布，並保證其黨員切實遵行。
憲草的風波似乎就這樣平息了。
誰知，更大的風暴來了。這風源就來自毛澤東。
原來，在憲草修改過程中，周恩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沒有及時向毛澤東報吿，也許是周考慮到如讓毛知道，依毛的山大王氣性，政協的議題將被其否決。為了避免麻煩，他等到亊情定奪之後才向毛報告。哪知，坐鎮延安的毛，早已對政協各項議案的決議大不耐煩，在得知憲草的決議應國民黨的要求作了修改之後，毛突發雷霆之怒，決定藉此為由與政協和國民黨決裂。就在決議修改通過的當天即3月17日，毛立即以中共中央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氣勢洶洶、蠻橫無理地宣稱：政協原來通過的決議，所有黨派必須百分之百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改！任何修改都無效！
同時毛向周恩來發出命令，令其立即設法補救。並儘快回延安彙報有關情況。
可憐的周恩來知道自己撞下了大禍，一面向毛口頭檢討，一面立刻行動，先以他和董必武、王若飛三人的名義致函國民黨政協代表邵力子、張群、王世傑，以所謂新決議通過以來，各地發生暴徒行兇亊件、以及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動搖了政協決議為由，邀請對方於19日到中共代表團駐地商談。
為了製造輿論，周又趕在與國民黨代表商談之前的18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周等人彷彿忘了自已在國民黨提出的憲草修正案表決時也舉手通過。反過來大肆攻擊這個決議，周說：
「我覺得, 政協的一切決議都不能動搖和修改, 這是由五個方面代表起立通過的, 應成為中國的民主契約。誰要破壞，誰就是破壞中國的民主、和平、團結、統一」
這個可憐的毛澤東的奴僕，只好厚起臉皮，出爾反爾，自打嘴巴。好在這一切對於他來說早就習以為常。
可想而知，第二天，周等人與國民黨代表的約談，不到一小吋就不歡而散。
周還得把戲演下去，以便向毛表忠心，少挨毛的臭罵。周又找到憲草審議小組成員，要求開會重新審議憲草修改的決議，按周的說法是，「把上次的修改弄準確」。
按規定，周有權要求開會，但無法左右人們的思想。會上，根本沒有人理睬周等人的意見。周的挽救努力又一次失敗。
沒有辦法了，周只好硬著頭皮回去延安。周在延安受到毛怎樣的羞辱、訓斥，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沒留下公開資料。只知道毛的火氣越來越大，對外叫喊的調子越來越高，最後毛宣布中共退出政協所有的協議，並且連重慶談判以來與政府簽玎的一切協議全都無效！毛終於露出了他的痞子政客的本色，達到了他早就設定的目的。
為了給自已的行為尋找理由，毛對黨內指示中說：
「這是一件有關中國人民命運的原則問題，是中國走民主道路還是走獨裁道路的問題，各地應該嚴重注意和警惕。」
「政協決議的每一條，每一句均須實現，反對修改，特別対于憲草原則，反對任何修改！」
亊情是否真的象毛說的那麼嚴重呢？可能連周恩來都不相信，否則他起初就不會對毛隱瞞不報。不就是把責任內閣制改為總統制嗎，兩者都是憲政民主，毛和周恩來都曾對美國的馬歇爾說過：他們非常欣賞美國的民主制度。而美國就是「總統制」的。為什麼中國改行總統制就變成走獨裁道路了呢！
至於毛說政協決議的每一條，每一句都要遵守，那更是天大的謊言，比如，政協決議要實政治統一，實行軍隊囯家化，黨、政、軍要分家，毛遵行了嗎？
毛變臉的真正原因是此時占駐東北的蘇軍即將撤回，在蘇軍撤回前夕，斯大林決定把東北的主要城市交給中共。毛認為「獨霸東北」（ 毛對東北共軍的指示）的大好時機到來了，決心大打、快打。而關內共軍經過幾個月的停戰修整，也準備好反攻了。但在行動前總得找個理由，先造輿論，國民黨修改憲草正好提供了他撕毀一切和談成果和停戰協議的借口，所以毛決心小題大做，將修改憲草一亊無限上綱，作為發動內戰的借口。於是毛趁機作出如下決定：
不召開中央全會，推遲對政協五項決議的審批；
暫不考慮中共參加國民政府及行政院的人選；
暫不交出根據整軍協議應交出的共軍十八個師的名冊；
在東北問題上釆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即要「獨霸東北」）。
考慮到輿論的影響，文件中釆用了「推遲」、「 暫時」、「 強硬立場」等含糊詞語，實際上是完全、徹底廢棄幾個月來的和談成果，大打內戰了。3月24日，毛給東北共軍統帥林彪髮指示：「（現在）我黨的方針是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路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如頑軍（即國軍）北進則徹底消滅之。」
毛這次「反目」 的另一個後果，是給那些「盟友」記下了一筆賬。中共在政協的盟友如「民盟」中的張君勱、羅隆基、章伯鈞等人，本來是與中共配合默契，為中共揺旗吶喊的有功之臣，他們自己也以中共的「友黨」、「 盟友」自居。但在這次「憲草亊變」中毛認為他們沒有站穩立場，半道里被國民黨壓服了，「叛變」了。在毛看來，這正好印證了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所說的「大知識分子」的極端反動性的一面，他記下了這筆賬。不久（1947年），毛便在黨內明確民盟等「民主黨派」是繼囯民黨之後中共的主要敵人！是必須逐步拋棄和消滅的對象（參見本書第四篇有關章節）。君子報仇，十年不晩。十年後，在毛髮動的整風——反右運動中，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在內的一些「民主黨派」 的頭面人物紛紛落網，受到了遲來的清算，未落網者也成驚弓之鳥，最後在文革中仍然難逃徹底覆沒的命運。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