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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彭明《民主工程》精華版
來源網路，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彭明檔案照
（中國革命復興黨理論與政策研究小組 編者注：本輯要為了更集中和更準確地表達彭明《民主工程》一文的主要思想，我們在文章的篇幅結構上做了調整，文字方面也有少許刪除和改動，目的是為了以最小的篇幅力圖體現出《民主工程》一文的原意。彭明現在仍然在獄中，本輯要的發表，未經他本人的審核和同意，如有不妥之處，尚希見諒。 ）
一. 概括地講，強權政治的領袖集團, 是軍人挂帥、強人當道的集團。他們無疑都是當時社會的「政治能量份子」或「邊緣人」。他們往往經險豐富、意志堅定、剛愎自用、處事果決、反危機或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較強，加上敏感多疑，在鎮壓敵對者時能做到心不跳、眼不眨、手不軟。但在有效治理國家方面，卻缺乏相應的能力，也不願啟用比他們能力強的集團以外的人士。他們的教育背境和文化背境, 他們所經歷的殘酷的鬥爭歷程, 他們所處的險惡人際環境，均決定了民主理念在他們的意識中很難佔據重要地位。讓他們認同民主價值並遵守民主規則, 等於讓野狼遵守羊群的規則。他們在與其它政治勢力或派別打交道及他們之間相互打交道時，只認實力，不認道理，也不認法律。
二. 傳統民運可分為三個類別，即理論研究、人權活動、政治鬥爭。現在，絕大多數民運人士從事的是理論研究和人權活動，而非政治鬥爭。因為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都是有政權訴求並且付諸行動的。無論國內、國外，當前最缺乏的正是政治鬥爭以及從事政治鬥爭的專門人才。
一些自由派學者或自由知識份子，因為學術觀點和信仰與當局相佐，或曾遭受當局的打壓、封殺而被逼走上民運道路，成為民運領袖群體中僅次於民運鬥士的重要組成部份。與民運鬥士相比，他們的理論功底厚實，但往往意志薄弱，經受不住殘酷的打擊和挫折，容易發生動搖，也缺乏面對嚴峻的政治現實從事實際民主政治運作的手腕，以及實際的鬥爭領導經驗。
民運人士在長期的抗爭中，不斷產生分化：有的因懾服鎮壓而改弦更張，有的因金錢誘惑而棄政從商，有的因看破紅塵而厭世棄俗，有的因「韜光養晦」而遠走他鄉，有的因前景悲觀而灰心喪氣。最後堅持下來的人，幾乎都有被長期監禁和打壓的痛苦經歷、身心受到過嚴厲摧殘和考驗、但卻仍不改初衷、意誌異常頑強的人。
傳統意義上的民運人士，其組成主體多為自由知識份子、人權活動份子、民權鬥士等，較少職業政治家、職業軍官、資深情報專家等。這些人當中的大多數，可以說是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帶兵。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都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情懷，熱衷於理念層面的爭論和坐而論道，不擅長戰略、制度、技術等層面的探求和實踐；熱衷於公開作秀，不喜歡也不擅長組織建設的行政管理和地下鬥爭，難耐寂寞；喜歡平起平坐、獨往獨來，難以忍受組織體系的紀律約束，難以接受服從觀念。一句話，管理這些人的成本極高，實不上算。
民運領袖們認為，暴力手段不僅違背民主的初衷，而且在現代社會根本就不具備運用的條件；如果強行採用，必然遭致更慘重的失敗，監禁或殺頭。何況，在民運領袖群體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完全缺乏運用暴力手段進行實際操作的風險型人才。因此，他們拒絕採用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持續的武裝鬥爭的形式。但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被迫採取拋磚頭、燒汽車等有限的、自發的、短暫的街頭暴力或准暴力手段。
由以上不難得出結論：民運人士作為一個整體，不是民主工程的主體依靠力量，他們基本上是不可利用、不可合作的。當前民運道路除了改弦更張，實無它途可走。所謂改弦更張，筆者建議：利用領袖優勢、調整訴求內容、變更運作手段。
民運作為旗幟，已扛了20多年，勿需諱言，迄今這面旗幟已經臭了，爛了，且難以修復或修復成本過高了。這面旗幟已無任何感召力，有的只是恥辱。靠這面旗幟幾乎不再可能獲得有關利益集團和階層的實質性的支持。如果有人在感情上難以割捨，情有獨鍾，或還能從中獲得一些小利，願意繼續扛這面旗幟，扛下去也無妨。但如果要實施民主工程，實行改朝換代，則必須拋棄這面旗幟，另打新旗幟。但不排除，（1）與少數同理念、明事理、懂規則、干實事的民運朋友個人加盟合作；（2）與部份民運組織和人士進行短期的項目性的合作；（3）與多數民運組織和人士建立長期的但卻是鬆散的反共聯盟關係。
三. 民主工程作為一個改朝換代的的巨型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以百萬、甚至以千萬人的參与或捲入，但其中起決定性的中堅作用的主體依靠力量，卻是一個不太大的群體。這批人的組成成份及來源，是我們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及取捨是否正確，從技術和策略層面上講，關乎民主工程的成敗。
青年學生的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缺乏堅定的意志，極容易被當局鎮壓或收服。尤其是「6．4」之後，當局吸取教訓，加強對大學生的控制和腐蝕（引導學生逐利並遠離民主政治理念），加上流動性強 ——幾年後便畢業，他們越來越難以成為可依靠的重要力量或對象。
產業工人由於當局的嚴厲鎮壓，也不敢參加有政治訴求的公開活動。就是參加一些純經濟訴求型的活動，也是小心翼翼，而且只要當局稍加鎮壓或在經濟上稍稍滿足一點要求（如補發一個月工資或每人先發180元錢），便立即散夥瓦解，幾乎沒有任何戰鬥力，形不成有組織的政治集團。
自由知識分子本來人數就少，居住又分散，而且缺乏類似學校、工廠、企業那種有形組織體系的聯繫和約束，加上生性無拘無束、缺乏紀律、不善合作，且膽小多變，也不大可能成為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他們成為政治個體戶倒很有可能。
因此，民運工程主要依靠的力量，由三種人組成：一是極欲出人頭地的野心家；二是伺機報仇雪恨的含冤者；三是幾近窮途未路的亡命徒。
應該吸納的人包括：殺人越貨的強盜、惡盈滿貫的地痞、滿盤皆輸的賭徒、好吃懶做的光棍、不學無術的混混、欠租不交的無賴、身無分文的乞丐、目不識丁的文盲、反抗婚姻的男女、不孝父母的逆子等一系列社會底層人，他們是革命集團的主要來源和基層政權的中堅力量。另外，被主流社會所拋棄的、憤世嫉俗的、不得志的、甚至生活無著的各類文人或知識份子，往往也會成為重點吸納的對象。
勿庸置疑，上述這幾類人對現實社會幾乎都懷有較強烈的仇恨心態，他們的征服欲、反抗意志、報復心理均極強。他們往往偏激好鬥、無所顧忌，很容易被煽動起革命的激情並鋌而走險。尤其是地痞無賴，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更是如此。以他們為基礎和主體所組成的戰鬥集體，在與其他社會層次較高人士所組成的政治團體的較量中，總是勝券在握。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兵書上早有定論：「兩強相遇勇者勝」，俗語亦云：「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細究，民主工程奪權成功的一個極重要秘訣就是：邊緣人與底層人的有機結合。
縱觀中國歷代政權更迭史和強人發跡史，他們發展力量或曰拉隊伍的手法不外乎是：（1）遊說志同道合者加盟，（2）吸引走投無路者投靠，（3）蒙哄不明真相者入夥，（4）脅迫身不由己者跟從。
史料證明，所有成功者都是上述四種手法同時採用，並且以後面兩種手法為主，這是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的秘訣或真諦之一所在。不明白這一點，就不能算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而只能算是一介書生或一個天真的政治愛好者。而一旦明白了這一點，在國內拉隊伍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具體做法不用在此討論了。
奪權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支持，尤其是大國的支持。可以負責任地說，若沒有日本和西方的支持，國民黨不可能推翻滿清並逐步鞏固民國政權；若沒有蘇聯的支持，共產黨不可能推翻民國建立大陸共產政權。大國的支持是高強度的、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承認、人才培訓、財政援助、軍火供應、情報提供、顧問指導、關鍵時刻的直接出兵，等等。
四. 為了保證革命團體的效率和穩定，利益刺激和違規懲戒是必須有的。也就是說，你如果忠心耿耿、勤奮工作、成績卓著、甚至做出了某種犧牲，你一定會得到多方面的巨大的長期穩定的回報，你會感到投身民主工程是一項很有價值的投資；你如果背叛、懈怠、犯規，你也一定會受到嚴厲的懲戒。讓商業規則和政治規則同時起作用。
民主工程所要做的，是以新興的弱小的民主力量去力圖摧毀並取代陳舊的、龐大的中共政權。這是一場典型的以小搏大的戰役。用系統論的術語描述，中共政權是一個複雜系統，民主工程當前所建立的政治實體無疑是一個簡單系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陳平教授認為，簡單系統是有可能打敗複雜系統的，關鍵在於簡單系統必須比複雜系統更有效率，因而更具有戰鬥力。顯然，簡單系統要更有效率更有戰鬥力，必須決策更果斷、執行更快速、監督更有效、反饋更靈敏。一句話，動員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須更低。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比中共更集權，更不擇手段。等推翻了中共，再實行分權制衡。顯然，這一觀點是很難被民運人士所接受的。所以，僅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民運的失敗也是註定無疑的。
理論研究和歷史事實均證明，在力量對比懸殊不太大的兩個陣營武裝對壘中，誰的權獨裁程度高，誰就處於體制上的優勢地位，誰就更有可能獲勝。因為單從效率角度講，集權獨裁的程度與效率，成正比關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和經驗教訓。即當一個新起的、較弱的勢力向現存的、較強的勢力挑戰時，你必須先遵從他早已制定並正在遵循的規則（即使你認為這個規則不好），並按這個規則的標準比他做得更徹底、更有過之無不及。換句話說，如果他獨裁，你比他更獨裁；如果他狠毒，你比他更狠毒。反之，如果他民主，你比他更民主；他仁慈，你比他更仁慈（如民主國家各政黨之間競選的做法），這才有可能戰勝他。等你戰勝了他，再去改變規則或確立新規則不遲。反之，若他獨裁，而你民主，則必然失敗。
五. 民主工程的旗幟與口號
民主工程所要挑戰的對象是中共政權，這是一場極不對稱的、以小搏大的政治較量。要想贏得這場戰役，除了我在《民主工程的主體依靠力量》一文中所講的，簡單系統打敗複雜系統所需要的條件等因素外，而獲得一些有實力的反中共的政治實體的實質性支持，也是極為重要的，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決定性的。要獲得他們的支持，就必須與他們作一筆政治交易。我們所能開出的交換條件就是，承諾一旦我們成功，將部份、甚至絕大部份滿足他們的政治訴求。這是很正常的事。真實的政治就是如此，不必大驚小怪，更不必感情用事。根據民主工程的總體設計，為了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未來中國的國體結構為聯邦制，國號即為中國聯邦。無論從戰略的高度還是從戰術的角度，無論從長遠的利益還是從眼前的算計，我們都毫無選擇地必須打聯邦牌或聯邦旗幟。
旗幟是針對精英的。旗幟是理念的濃縮。旗幟的語言要求新穎、準確、精練。它應載明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獨特的政治訴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確，同時又包含豐富的內涵，具備足夠的空間。換言之，旗幟的語言是這樣一句話：它讓人看一眼就難以忘懷，就能明白其真諦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產生共識和認同感。
口號則是針對公眾的。口號是行動的號角。口號的語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記。它應提出能夠滿足多數公眾強烈需求的政治承諾和主張，喚起人們對未來新社會和新政權的憧憬和希望，讀來令人無比振奮，使人產生強烈的棄舊圖新和躍躍欲試之感，達到凝聚人心並催生行動之功效。
五 通過武裝鬥爭並且付出巨大流血犧牲為代價，推翻一箇舊的獨裁政權后而建立起來一個新的獨裁政權，這個新的獨裁政權不大可能在短時期內（數十年的時間尺度內），通過和平的方式轉變為民主政體。
武裝鬥爭是奪取政權的有效手段。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確是至理名言。國民黨和共產黨走上武裝奪權的紅色道路，並非兩黨創始人的初衷。
暴力手段不可取，但暴力手段卻有效；民運道路走不通，但民運領袖卻有用；和平道路亦不通，但和平訴求最可取。既然已經走過的紅、藍、綠三條道路都不行，那就只能另闢蹊徑，另擇它色。摻和紅、藍、綠三色而成的灰色道路，也許是可考慮的新的選擇。 形象地講，灰色道路就是：「 既動嘴、又動腳、也動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