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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林忌書評】 《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
《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是一本日本人岡本隆司所寫的書籍，試從日本人的角度，分析中國與日本的歷史，去嘗試尋找為何中國民族主義幾乎必然反日的源頭；本書成書不少編章，來自2005年前的江澤民時代，以至日文版2011年左右的時空，對近年中國由民族主義轉化成軍國主義，如南海造島等都未有論及，因此也沒有把這方面的因素考慮進去，而是從更早時期甚至十七、十八世紀的清國與日本國的共同與差異，去找尋答案，如華人甚少考慮的經濟因素等，這是本書的特色。
作者甚至對「中國」的形成論及明國的實物主義，以至清國的承包財政制度，去比較日本與中國在資本以至社會流動性的差異；作為兩者比較的背景；然後就從西方對華以至日本的衝擊，來比較兩國差異愈來愈大的理由；第七章以大清的「開港」去對比日本的「鎖國」，很容易可能會得出和後來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即清國理應先開放改革，而日本則應繼續鎖國下去，但清國卻在作者論及政治與社會遊離的「軟結構」下，繼續拒絕進一步的改革，而日本卻因為美國黑船來航的衝擊，開始在結構上徹底改革，作者論證說對西方的反應的差異，造成了中日對立的根源，而後來為爭奪霸權的對立，更形成了中日兩國對立的過程。
誠然岡本隆司對兩國的比較，由歷史、結構、經濟以至文化的比較，都非常有參考價值；然而也許岡本隆司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即西方除了「新清史」開始爭論的，即究竟「清國」是否只是今日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漢文明」文化的傳承未斷，但明顯漢人的民族國家，卻早於1644年清兵入關后，早已在當時地球未有民族主義的情況下，無從建構；當時的漢人，士大夫或者因為做官而向清皇室效忠而要忠君，但漢人卻從未自覺是國家的主人，而清國更絕非一個「中國」的民族國家；在大清之下，各族關係疏離，當時「中國」只是一個地理名詞，或清國的概稱，和後來辛亥革命后所建構中華民國，即「五族共和」的「中國」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士大夫的忠君思想，根本不是民族主義下的愛國思想，兩者有相同之處，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清國的舊式帝國軍隊，如非如對付太平天國為號召，以保護家鄉成立的「團練」，或者一些軍官的「私兵」，遇上各國的民族主義下的軍隊相較，幾乎完全沒有戰鬥意志，這就是為何日本經歷維新后，可以完全擊敗清軍的真正理由。亦種下後來「中國」以反日作為號召，去鼓動中國的民族主義，去組成一個「民族國家」，去對抗日本的理由。
晚清的革命派，初以「驅逐韃虜」，以建構漢人的民族國家以自居，所以當期時不少革命志士，不但留學日本，甚至爭取當時的日本政治人物，資助推動漢人國家的革命，去聯日抗清；然而革命后袁世凱等的叛變，令滿洲人的政權一夜瓦解，以至全國屠殺滿洲人，餘下紛紛改漢姓假扮漢人避禍，由「驅逐韃虜」變成「五族共和」的同時，在民族主義下漢人則要繼續滿洲人的帝國，置其他族與掌握之下，以至「收復」所有漢族的領土（如台灣），亦因此即和日本的民族主義擴張政策，造成了嚴重的衝突。而這些部份，如不能把滿洲人的中國，與漢人中國分開，假裝「中華民族」是「自古以來」所有的概念，則必然把兩者混淆，而在比較中失真了。
來源:RFA,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