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
簡體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中國危機大逃亡》
逃亡的自由—–為《中國危機大逃亡》序
作者：趙明蘭
秦偉平先生用數年時間，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危機現象，寫成中國危機系列書。第一本《中國危機路線圖》已經在谷歌圖書出版，《中國危機大逃亡》是系列書的第二本。《中國危機大逃亡》涉及了中國宏觀政治經濟問題，他的書尤其涉及面對危機，每個人怎麼辦的現實問題。寫作期間，他與我就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有過多次交流。在危機的奇點「明斯基時刻」來到前夜，《中國危機大逃亡》順利完成並出版。
逃亡，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話題，也是當下中國社會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早在2015年10月，一個名叫也的詩人，就寫下一首題為《跑不跑》的詩歌：能跑的都跑了/沒跑的在想辦法跑/跑不了的在罵跑了的/不想跑的在製造跑。海風吹進我的門縫/恰巧打擊了我的眼睛/不由自主的淚水/竟然比海水還咸。這兒的空間，誰說不新鮮？/剩下四腳的鳥兒/剩下割腳的鐮刀/剩下窄窄的臉。這是一首用文學的語言描述中國社會知識精英逃亡的現象。
川普當選后，網上有個段子：記者在紐約街頭採訪一個華裔移民：作為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你為什麼投票給限制移民的川普？華裔：再不限制移民，紐約快成北京了，見個老外都難。我原來的領導也陸陸續續移過來了，見天碰到他們，我就是為了躲這幫混蛋，才辛辛苦苦移民過來的，再不限制，那些混蛋領導就全移過來了！這是用黑色幽默的語言描述中國貪官群體逃亡的現象。
《金融時報》引述2015年7月1日的一項調查的數據：中國47%的高凈值個人已經安排30%以上的資產投資海外；海外資產增持目的地的首選是美國，其次是香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海外資產增持的首選是住宅房地產、其次是固定收益證券、商業地產、信託產品和人壽保險。中國富人海外投資，促進了美國一些城市房地產也長盛不衰。僅僅以紐約長島為例，從2013年1月到2015年2月，中國投資者就佔300萬美元及以上住宅買家的四分之一。這是用貨幣的數字語言描述中國商人群體的逃亡現象。
逃亡常常自上而下發生。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最先逃跑的是路易十六。路易十六逃跑不成，在華倫內被截獲，送回巴黎。為了維持路易十六的名聲，以被綁票為由，處決了一批計劃逃亡的人。在路易十六的帶頭下，法國高層人士紛紛避走他鄉，以免遭殺身之禍。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描繪了逃亡場景：1789年情勢不穩時，兩個月之內政府批發了二十萬將護照，雖說有些持有者只在國內旅行，但多數流亡國外。這種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規軍內2/3的軍官都已離職。因為這些領導人物之離散，社會更不安定。
為什麼富人、官員和知識精英會率先出逃？從目前中國泛濫著對未來的普遍的不確定感，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的享受，大多數人對新極權主義產生一種錯覺，看不到極權主義的本質和它與人類普世價值相反的路徑選擇。他們看不清新極權主義的本質，和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全面社會主義復辟帶來的危機。商人面對新公私合營，官員面對選擇性反貪，知識精英面對言論控制，都有一種深刻的無力感和由它帶來的集體恐懼。那些逃亡的貪官和紛紛移民國外的經濟、政治和知識精英，是最早感到恐懼的群體。
最早感受到危機的，總是體制內的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我們稱為「富豪」、「官員」和「知識分子」那些人。面對經濟清算、政治清算、文化清算，他們採取的策略，毫無例外，那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秦偉平的《中國危機大逃亡》揭示了中國富人、官員和知識精英逃亡的現象，並分析了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同時，他還給那些準備逃亡的人提出幾條逃亡的路徑。這不僅是一本坐而論道的理論書，而且是一本非常實用的逃亡指南書。對於那些想逃亡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逃亡的人，這本書提供的技術性指南，無疑會為他們增強逃亡的信心。
逃亡是中產階級和有能力出走的人的共識。逃離霧霾，逃離越來越惡化的醫療教育環境。逃離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互害社會生態鏈」。「互害社會生態鏈」代表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代表中國當下結構性制度腐敗的嚴重程度，代表中國已經到來的政治經濟大危機。這場危機，經過幾十年的醞釀，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這場危機，你可以在霧霾空氣中聞到，你可以在污染的水裡嘗到，你可以在憤怒的風中感到，在人們道路以目的眼光中看到……
危機的觸點是全能政府推動的貧富兩級分化。以社會主義為號召的中國，貧富分化居然居於世界之首。贏者通吃，強者通吃，是這個社會的普遍現象。然而，正如張千帆所說，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強勢，也沒有絕對的弱勢。再弱的群體也有自己的報復手段。我們不尊重農民的權利，設置種種不正當的規則歧視這個最弱勢的群體；他們對此無可奈何，卻可以用同樣不負責任的行為給城裡人輸送有毒的大米、蔬菜、豬肉……一旦陷入相互投毒、以鄰為壑的叢林狀態，誰都別指望自己能維持強者姿態全身而退，剩下的出路就是逃亡。或者，我們也可以像美國立憲者那樣，走到一起為自己立約，永遠告別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
惡法的改變，不可能來自於法律制定者的覺悟，只有遇到底層的反抗，才有可能。逃亡是犧牲最小的反抗形式，逃亡是弘揚人的權利的正義之舉。美國南北戰爭前後，南方黑人從來沒有停止逃亡潮，積極逃離蓄奴制的枷鎖。美國人至今緬懷推動廢奴運動政治領袖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塔布曼加入名為「地下鐵路」的反奴隸制組織，成功救出上千名黑奴。被美國人稱為「黑摩西」、「摩西祖母」。塔布曼的頭像將取代20元紙幣正面位置的傑克遜像，成為美國貨幣史上頭像進入紙幣的首位非裔美國女性。顯示美國人對19世紀廢奴主義追求自由的領袖人物的讚譽。
奴隸制的廢除既不是感情問題，也不是認知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如果美國黑奴沒有覺醒，不通過逃亡反抗奴隸制度，無論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張，都沒有任何意義。正是因為奴隸的反抗，給政治家提供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廢奴主義者義無反顧、不懈地努力和厭惡奴隸制的政治家順勢推動的共同結果。沒有黑奴用逃亡持續不斷地反抗，沒有廢奴主義者堅持不懈支持逃亡，沒有在特定時間出現開明的政治家林肯，奴隸制不可能被廢除。是他們的合力，促成了1863年《解放奴隸宣言》和1868年《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於是，美國憲法向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沒有逃亡就沒有一部分黑奴的自由，沒有一部分黑奴的自由，就沒有南北戰爭推動的林肯的黑奴解放運動，和宣告全部黑奴自由的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當逃亡只在上層和社會精英群體發生時，逃亡對社會的震撼將遠遠不如社會底層的群體逃亡。只有逃亡在底層群體發生，才會對一個社會制度造成震撼。
底層群體的集體逃亡，往往發生在饑寒交迫的情形下，是對人的自身生命存續的本能的追求。底層群體的逃亡的意義在於證明」被統治階級無法繼續生活下去」，然而還不足以推動一場社會運動。只有底層群體逃亡與自由的理念結合，成為一種在自由理念引導下的行動，並在特定的時期，出現開明的政治家，振臂一呼，順應歷史潮流，解決逃亡背後的政治問題，才會由群體逃亡起步，形成具有變革意義的社會運動。
以賽亞柏林爵士把自由分為「積極的自由」和「消極的自由」。伯林認為，與消極自由是擺脫( from)強制的自由相反，積極自由是去(to )遵循某種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只要消極自由的所有情形同時就是我自由地擺脫強制，並自由地根據我的選擇行動的情形，這種區分就不能用來表明兩種不同的自由概念。積極的含義是指與根據外在的力量行動相反，成為一個人自己的主人的觀念，沒能分離出一種獨立的積極自由概念。憑著不受外在力量的干擾自由地行動的情形正是某些人在日常的消極意義上擁有他們的自由的情形。
敘拉古之惑說，用最通俗的話來概括「消極自由」，那麼就是免於被強制；而「積極自由」，就是無所顧忌的去實現自己的意志。通常基於二十世紀的歷史教訓，人普遍的傾向於肯定「消極自由」，而否定「積極自由」。對此，共和主義一直批評自由主義的自由觀過於簡化，將「自由」納入一個現實主義的考察中，而不只是抽象的演繹。所以，共和主義認為：離開政治共同體，絕無天賦人權存在，自由國家是自由個人的前提。個人自由與國家政體存在現實性的邏輯關聯。這種邏輯關聯的起點是自由的國家。
共和主義的自由觀忽略了自由作為天賦人權必然先於自由國家的事實。沒有自由的理念，就沒有自由的行動；沒有自由的行動，就沒有保衛自由的立憲者挺身而出，建立以保護人權為基礎的自由國家。「自由因自由國家而生」的前提是，捍衛自由的人們首先建立了這樣的一個「自由國家」。在那裡，每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國家是為人而設立，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愛因斯坦的這句話，今天被刻在德國政府大樓上。德國人相信：國家應當是人民的保護者，而人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2005年被德國命名為「愛因斯坦年」，紀念在納粹德國期間逃亡的愛因斯坦。
自由國家不會從天而降，民族國家更不是自由的前提條件。在不自由的民族國家，人民喪失一切自由。不僅喪失正常的言論自由，甚至喪失「不言論的自由」。1949年，胡適去台，兒子胡思杜則留在中國大陸。隨後，中國展開對胡適的批判。胡思杜與父親劃清界限，寫了一篇《人民公敵—我的父親胡適》。《紐約時報》記者問胡適，為什麼連你的兒子都在罵你？胡適回答：「比言論自由更基本的自由是沉默的自由，中國人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我的兒子做的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當一個民族連不言論的自由都失去，除了反抗，逃亡是唯一的正義的選擇。逃亡是反抗不自由的成本最小的方式。
自由作為天賦的權利，是無條件的，然而，自由的實現又受到特定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雖然人的自由是在自由國家的框架下發生的，我們對出生的共同體，沒有權利選擇如何進入，這種權利由於我們的父母天然賦予我們，然而，我們有權利選擇是否退出，有權利選擇逃亡。沒有退出機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然是無條件的選擇，是人的意志、過程和目的的統一，是人的行動。如果說自由國家是個人自由的前提，個人的自由選擇則是自由的保證。沒有自由的選擇就沒有自由。自由的本質是隨時隨地有選擇的權利，隨時隨地有行動的權利，隨時隨地有逃亡的權利。
傑拉爾德•麥卡勒姆則認為，不管在何時，談論一個行動者的自由，它總是擺脫對於做什麼或成為什麼(或不做什麼或不成為什麼)的某些強制因素的自由。自由「總是」行動者、強制和目的之間的「同一種三位一體的關係」。談論自由的在場就是談論一種缺席: 妨礙行動者實現某個目標或目的的強制的缺席。換句話說，只有一種自由概念。
這種自由就是行動的自由，進行的自由。阿倫特說，「人是自由的……當且僅當他們行動之時，既非行動之前也非行動之後，因為擁有自由和進行行動是同一回事。」她認為，自由不僅僅是免受他人干涉的消極自由，而是積極行動；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它是在行動過程中而不是其他任何過程中經驗到的自由。
在極權制度下，有一種自由，較少被提及，這就是「逃亡的自由」。踐行逃亡的自由，是極權制度下個體反抗極權制度可以選擇的一種積極的行動。陳闖創在評價《賴活之惡》這本書時說：在極權體制內，不與政權合作，只有死亡和逃亡兩種選擇。逃亡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抗拒極權主義積極的手段，是一種積極的自由，是除了正面抗爭之外唯一的積極的自由。逃亡是擺脫賴活的惡和政治的惡的積極手段。逃亡者用追求自由的逃亡寫出抗拒暴政的宣言。
在任何制度中，自由都是雙行道。如果一個制度的設計，包含阻止人們身體逃亡的機制（如東德的柏林牆），那麼，這個制度無疑是一個邪惡的制度。同樣，如果一個制度的設計，包含阻止人們精神逃亡的機制（如中國的電子牆），那麼這個制度無疑也是一個邪惡的制度。無論阻止身體逃亡還是阻止精神逃亡，都意味著自由的喪失。
秦偉平的《中國危機大逃亡》這本書中，向讀者展示了自由喪失的恐怖的畫面。面對危機，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應對方案。秦偉平這本書不光分析了中國危機的必然性，畫出從債務危機到金融危機，從經濟危機到社會危機，到政治危機到難民危機的路線圖，也從技術層面談到對不同的危機的預案和逃亡指南。有幸讀到這本書的人，一定會有所收益。實踐積極逃亡的選擇，握在每一個人的手上。
通過逃亡之路，實現個人的自由，是一項艱難的選擇。逃亡的自由的障礙，既來自於外在的制度，也來自於內在的認知。纏繞自我的那些對物質、地位和名利的認知，羈絆一個人和一個民族邁向自由之路。人的自由的狀態在於他能夠超越這些羈絆，看到物質之外的精神自由狀態。馬思聰超越了，所以馬思聰逃亡了。如果不能超越物質、地位和名利羈絆，即使一個人不在極權制度下生活，依然會自願接受極權主義無所不在的精神奴役。投懷送抱，甘當海外自干五。
自由的狀態不僅是物質的身體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由。不追求精神的自由，一個人即使擺脫了身體的非自由狀態，也依然繼續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精神被奴役狀態。今天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自干五群體，就生活在中這麼一種精神被閹割、思想被奴役的狀態中。身體雖然自由，精神依然受奴役。人要逃出有形的物理的牢獄，首先要打碎無形的思想的牢獄。張雪忠說，「處於暴政壓迫下的人們，最要緊的是反抗和擺脫暴政，而不是擔心自己無法過好暴政終結后的生活。」 《阿甘正傳》里的阿甘說，「你若遇上麻煩，不要逞強，你就跑，遠遠跑開。」「 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結果往往出人意料。」不願通過對抗形式反抗暴政，逃亡是反抗和擺脫暴政最積極的方式。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孔子看來，逃亡是踐行天道的替代性選擇。在今人看來，逃亡的自由，是人的選擇的終極選擇。沒有逃亡的自由的終極選擇，個人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自由，也沒有最後的、確切的、根本的保證。只有確立逃亡自由的正義性和神聖性，人的權利才是絕對的，人的自由才是鮮活的；只有把積極逃亡視為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人的權利才是完整的，人的自由才是真實的。
積極逃亡，代表的是民心的向背，代表的是國家的方向；代表的是走向制度文明寬闊的大道，代表的是人類社會普世的價值。歷史上的一些大的政治變革，往往從普通民眾的逃亡開始。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就發軔于從六十年代開始的從未停止的逃港潮。一個國家的文明和進步程度，既取決於人民的積極抗爭，也取決於人民的積極逃亡。抗爭與逃亡形成的合力，共同構成一個國家進步的動力。一個社會踐行「抗爭的自由」的人越多，踐行「逃亡的自由」人越多，社會進步的推動力就越大。《中國危機大逃亡》伸張和弘揚逃亡的自由，以此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腳步。這就是《中國危機大逃亡》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縱覽中國》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