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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高耀潔公開遺囑：李克強沒報復我 習近平已承認艾滋血災
2016年10月初，流亡紐約的高耀潔在網上發表了一份聲明，公布了她最近寫下的一份簡單的遺囑，對自己的身後事進行了簡單安排。「我想通過這個聲明，讓世界上的朋友們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樹，不能在去世后成為他人沽名釣譽的工具。」
自1996年在鄭州一家醫院會診遇到第一例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后，高耀潔開始了相關調查工作。為了調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難者與艾滋孤兒，揭發這場災難後面的重重黑幕，她不僅耗盡上百萬家產，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官方重點監控與打擊對象。她的人身自由越來越受到控制，電話被監聽，出門被跟梢，特別是2007年初和2009年初美國、法國分別向她頒發人權獎時，警察日夜包圍她的家，以致於不得不遠走他鄉。2009年5月，已經近83歲高齡的高耀潔只帶著裝有多年來收集的艾滋病調查資料的硬碟，匆匆離家出走，從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廣東，最後，2009年8月，她到了美國。「因為我要把真相告訴全世界，」她在回憶錄里寫道。
2016年10月，高耀潔于紐約曼哈頓的公寓。
2010年3月，高耀潔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護工照顧她的生活，深居簡出，繼續她的艾滋病事業，短短几年寫下7本有關艾滋病疫情的書和一本詩詞。
按中國虛歲算，今年12月19日高耀潔整整90歲了。今年8月，一場嚴重肺炎，讓她感到自己的健康又有所下降，她決定為自己再立下這份遺囑，並公之於眾：「我希望自己去世后被火化，不留墳墓……在我死後儘快地將我的骨灰撤入黃河。」
10月在紐約曼哈頓的小公寓里，高耀潔接受了採訪。她一邊講中國艾滋病人的故事，一邊拿著她來美國之後寫的有關中國艾滋病的書。她的回憶錄《高潔的靈魂》一書序言為河南《大河報》原常務副總編馬雲龍所寫，其中有雲：「震動世界的是高耀潔的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在四個小時的訪談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高耀潔老人的「天使之怒」，甚至有一次她抹著眼睛指著窗外說：「我還真不如從這樓上跳下去，跳下去就看不到這些烏七八糟的事情了。」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期發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全國發現現存活的感染者57.7萬，死亡18.2萬，其中性傳播為主要途徑。高耀潔認為中國目前艾滋病人數量遠遠高於官方統計數據。在她看來，中國因賣血經濟而蔓延的艾滋病血禍也像一場屠殺，堪比「六四」，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不誠實，不「實事求是」。
訪談內容經過高耀潔確認。
問：您為什麼要寫這麼一份聲明？主要擔心什麼？
答：我為啥要寫這個聲明呢？2005年，我丈夫咽癌病重的時候，我們就想過水葬，不能留墳墓，因為在河南，墳墓的產權只有20年，過了20年後，按無名氏處理，你還得再交錢才能保留；另一方面，最大的問題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有人利用我的名字，謀名求利。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學壞了，如今中國啥都不多就是騙子多，而且傳染到全世界。比如電信詐騙，滿世界輸出。台灣多美國也有不少。我在美國也遇到不少，連艾滋病病人的錢都騙走了，有人利用我的名字募捐，還有人直接騙我300本書，還有人比這更壞。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去年，有人提出要把我葬到安葬宋美齡的那個墓地，我不同意。她就說我傻了，我說我不是傻了。我不想讓別人利用我。此外，水葬還得讓我兒子完成。他是我三個孩子里最聰明的一個，13歲的時候受我牽連坐了3年冤獄（文革一開始，高耀潔由於出身地主家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拉去遊街，還被關了牛棚——編注），平反后，他考上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一所大學教書，十幾年後他當了教授，做了院系主任，但他仍然膽小怕事。我現在跑出來了，他擔心姓高的，也就是我娘家人出來干涉我的水葬，說他不孝順，把我扔去水中了。所以我就寫了這個嚴正聲明，昨天（指10月8日）又寫了一份正式遺囑給律師公證了。我死了之後，骨灰還得讓我兒子往黃河裡撒，他是我唯一的兒子，在法律上任何人無法代替，不能干涉。
問：2009年，你出走到美國，當時你說要告訴全世界艾滋病疫情真相。你想說的真相是什麼？
答：我隻身出走，就是為了把這些艾滋病疫情的資料帶出來，留給後人，告訴後人這段歷史真相：這場「血禍」是因為官方的「血漿經濟」導致的。我來美國之後也沒閑著，寫了七本書，還有一本小書，一共八本書。你看了這些書就明白，中國艾滋病的禍源是「血漿經濟」，不是河南一個省，全國都有，河南是重災區，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區就出現了。後來有「艾滋廳長」之稱的劉全喜1992年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后大力推動，使河南農民賣血成為風潮。特別是由於1992年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李長春嚴重瀆職和慫恿，賣血成為河南農民的一種「產業」，在河南大力發展，幾年時間，河南遍地血站，僅合法的血站就230多家，不合法的不計其數，導致艾滋病毒大面積擴散。當年血站多的地方，就是如今艾滋病疫情嚴重的地區。經過5至8年的潛伏期，1998年至2004年間，李克強繼李長春主政河南期間，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繼發病並死亡。艾滋病的流行與蔓延，毀滅的不僅是患者個人，還殃及無數家庭、大批青壯勞動力的死亡，甚至導致一些村莊，乃至成片村莊凋敝，滿目瘡痍。
如果說省衛生廳廳長劉全喜是禍首，那麼李長春等則是導致這場血禍的罪魁。這種人為大災難，前所未有。然而，造成這場血禍的責任人，至今沒有一個受到追究的，也沒有一句道歉的話。
我現在正很生氣，為什麼生氣呢？2004年官方開始承認這場艾滋病疫情的存在，河南向38個「艾滋病村」派去了醫療組。但除這38個村子外，還有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救助。其他省份更是沒有。2004年，中國政府開始登記艾滋病人材料，發病了每一個月給200元，沒有發病的人每一個月給150元，但是有一個條件，傳染原因那欄得填「性傳播」或是「商業傳播」，上級要求。諮詢表上不能寫血液傳播。這些「馬屁精」還在捂蓋著。什麼是「馬屁精」知道嗎？就是那些專門拍著上面官員馬屁的人，不讓世人知道真相，掩蓋真相。不讓他們說是賣血，說是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或是吸毒等商業傳播。由於官員隱瞞疫情的做法和極力掩蔽其前任的斑斑劣跡「捂蓋子」，並對舉報者和上訪者進行打擊的高壓手段，使得疫情不僅沒有得到及時遏制，反而惡化。
中國政府對艾滋病疫區情況捂蓋著，美其名曰「艾滋病保密」，不讓任何人揭發，怕影響他們的政績和官位，凡是有進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擾，輕則趕走，重則拘留審查。村裡若是有陌生人去，揭發，揭發一個人50元，當年對我的懸賞是500元。中國政府到現在都沒有處理一個人，那些賣血的血官，一個都沒有處理，還在竭力掩蓋。比如說有一個團派女官，去韓國美容院割過雙眼皮，人們就叫她「雙眼皮」，是我們河南地方大官，她在當地作惡很多，「血漿經濟」的支持者，現在還在政協。我和李克強說過這個人。2004年1月23日，當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找我談話，他說：「河南的防艾工作搞得如何好……」我慢騰騰地回了一句《論語》里的話：「昔吾與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與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李克強書記聽懂了，他說：「對，我應當親自下去看看。」不管是真是假，他給我留下一個好印象，也沒對我有報復行為。2003年12月18日，吳儀副總理也會見過我，談了三個半小時全給了我一個人。她說：「有人告訴我，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吸毒傳播和性傳播。」我說：「那是在騙你。不信，我馬上雇車拉你去看看。」她是相信了我說的。但有些馬屁精就告訴他們是性傳播、是同性戀。
問：習近平當政后，官方的態度是否有所改變？
答：如今官方應該說間接承認了這場「血禍」的存在。我有兩個證據，一是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2015年9月，彭麗媛在聯合國演講，提到一位父母因賣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的5歲孤兒高俊，安徽人，如今這孩子15歲了。這是彭麗媛擔任預防艾滋病大使後接觸的第一個受艾滋病傷害影響的孤兒。第二個證據是2015年12月，杜聰的智行基金會做的「艾滋遺孤救助」項目獲得了中國民政部頒發的第九屆「中華慈善獎」。杜聰是2002年因工作項目原因來到中國內地農村的，看到艾滋村的狀況后，開始進行艾滋孤兒的救助，目前，他的智行基金會的救助金額累計近2億人民幣，資助人數已超過兩萬人，其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兒六百多人，傳染途徑一是輸血，二是母嬰。當然，杜聰有杜聰的背景，他是孫中山的旁系，香港人，后移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又在哈佛大學拿了碩士學位，先在華爾街工作，后在香港工作。他也不要中國的錢，滿世界找錢。我們也一起進艾滋村被抓住過，但很快又放了。但是，對於艾滋病的真相，官方依然採取欺騙、打壓的態度。
2014年3月28日到5月27日，中央第八巡視組對河南省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巡視，入住鄭州黃河賓館的第一天，首批來自各市縣300多名「血漿經濟」的受害者，列隊出現在賓館前等待中央巡視組遞交投訴書，卻被各級政府出動的官員和警員用各種方式攔截。此時，《河南日報》還翻出了2013年10月31日的通報刊登：「全省累計有5.9萬人感染艾滋病。」之後，幾大新聞網站播發，又被國內其他媒體發出，將這場大災難的受害人數縮減為5.9萬人，這個數字遠不及真實數字的一個零頭，不僅讓幾十年來幾十萬受害者的舉報前功盡棄，也讓幾十萬冤魂無處訴，更是讓處於苦難深淵而不能自拔的幾十萬受害者，無路可走。由於權貴勢利的保護，要想將河南艾滋病真相大白于天下，難！
問：如今這場血禍控制住了嗎？
答：1995年，河南開始關閉血站，但非法的血站依然有。我看報道，去年還有四個賣血站被抓，北京三個，南京一個，當然，沒被抓到的非法血站肯定還有。艾滋病毒蔓延也沒有完全控制，去年我看報道，河南開封地區通許縣還有一位中年婦女因為動手術輸血而染上艾滋病病毒，這說明獻血的人還有問題。可惜，這場「血禍」的受害人不會說話，他們都是農民，沒文化，說不出來。起初官方讓他們獻血，出了問題，就不管了。他們不知道說，不會說「大屠殺」之類的話，也沒有力氣去說，他們覺得命該如此。他們若是能說出來，國內國外的人對待他們哪怕有對待「六四」的十分之一那樣，他們的日子也會好過很多。近年來他們也開始上訪維權，可是他們的境遇還是很糟糕。我還幫助過160多個艾滋孤兒，這些孩子有些爭氣，有些不爭氣。有的十幾歲的孩子，對我說，我要去打工，掙大錢。我說，你還一個孩子，沒有文化，也沒技術，怎麼掙大錢。還有一個孩子，胳臂上刻了一個「仇」字，說要去殺了血頭。這些孩子，真是可憐啊。希望我的讀者們能為這些艾滋病人說話。
問：您在美國生活怎麼樣？
答：我在美國由於言語不通，基本足不出戶。我這個公寓包括水電之類要2000美金，都是哥倫比亞大學黎友安教授(Andrew J. Nathan)幫我找的錢。我年輕時候沒給美國干過活，沒納稅，現在也不好意思和美國政府說。雖然我不是混吃混喝的，但美國給我的待遇就是混吃混喝的，我的食品券每月只有87美元。我的稿費、獎金全部用在買書上，向外地贈送了。
我這輩子寫過30本書，其中17本是我的專業書，兩本是專著，這是要稿費的。另外13本都是有關艾滋病的書，不僅不要稿費，我還買書來送人。這本《鏡頭下的真相》是雙語的，有英語，它還有一個作用。上次我肺炎住院，又拉肚子，我就讓人給我帶三本到醫院，值班護士來了我就送一本，護士看了立馬變了態度幫我換洗。後來又換了一個值班護士，我又送一本。所以，這本書還有這個作用。
我早已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左腿血栓，這三年已經不太會走路了，有時站立困難，需要護工扶起來。還會暈倒。今年2月26日暈倒，頭碰在柜子板子上，從此左側手足活動無力。今年夏天嚴重肺炎，身體更加衰落了，遺尿，智力明顯減退，陣陣發迷，不會寫文章了。有時躺在接待朋友。杜聰來看我，我都是躺在床上和他說話的，信也是讓人幫我回復。我現在24小時護工，一個星期三位護工。
在美國我也很忙，平時有不少人來看我，給我送吃的，白面和麵條，他們都知道我生活困難，我又不接受任何捐贈，也不賣書。每天至少有6封信，這兩天就光忙著接待了。「六四」的人也找過我很多次。我覺得他們有三個問題：一是20多年了，還是群龍無首；二是裏面混進了壞人，總是在內鬥；三是抓不住重點，重點不是「平反六四」，而是要揭共產黨的黑幕，毛澤東很壞，是歷史上最壞的一個人。文化大革命不是屠殺嗎？大飢荒不是屠殺嗎？抗戰的時候，共產黨不是在後方種大煙賣大煙嗎？我對他們的看法就這三條。他們還幫我出過書，硬要加上「六四」，我書的文章和「六四」沒有多大關係，我寫的是毛澤東的罪惡，「六四」發生在毛澤東死後13年。我覺得要實事求是。共產黨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實事求是，艾滋病問題上表現得很明顯，說瞎話。
來源: 紐約時報 2016-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