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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被中共利用過後「一棍子打死」的浙江省長沙文漢
來源： 希望之聲電台
中共顛覆中華民國政權，中共地下黨立下了汗馬功勞。
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各色特務打入國民黨黨、政、軍所有要害部門，無孔不入，無縫不叮，無漏不鑽，竊取了大量核心絕密情報。這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對地下黨曾制定過兩個「十六字方針」。第一個十六字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將中共特務安插到蔣介石及其黨政軍要員身邊，一旦有機會就偷情報。1947年，毛澤東轉戰陝北，就是因為及時得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機要秘書、中共特務熊向暉提供的情報。
1949年4月中共佔領南京后，對地下黨又制定了一個只有極少人知道的秘密政策，即所謂「新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簡單的說，就是用過作廢，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後來官至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就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前「被利用」、1949年10月1日以後逐漸「被淘汰」，后被受到長期迫害的中共地下黨的典型代表。
沙文漢（1908-1964），浙江省鄞縣溏溪鄉沙村人，早年考入寧波浙江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後轉入甲種商業學校。1925年4月，在學校讀書時加入中共，年僅18歲。1928年1月，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1929年7月，赴蘇聯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1932年2月，赴日本東京，考入日本鐵道學校。沙文漢少時熟讀中國古詩文，精通俄語、日語，出版過學術著作。
1949年以前，沙文漢長期從事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工作。1935年從日本回到上海后，先後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軍委書記、代理省委書記、華中分局城工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副書記等職務，領導了南京、杭州、無錫、徐州、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黨顛覆中華民國的工作。他的妻子陳修良曾受中共派遣，潛入中華民國首都，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在沙文漢的領導下，陳修良和沙文威等人策動了國軍B24飛行大隊、南京守軍97師、「重慶號」巡洋艦等幾起重大投共活動。當時，沙文漢化名王亞文，充當國軍中將張權的秘書。沙文漢策反了張權，利用張權搞到了國民黨軍隊參謀總部的地圖，對中共取得淮海戰役勝利，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攻佔南京、上海起到了重要作用。張權更是秘密調動軍艦，準備炸沉于吳淞口，擋住蔣介石的退路，密謀襲擊復興島，活捉蔣介石。不料，密謀敗露，張權以「販賣銀元，擾亂市場」的罪名被處死，沙文漢幸免於難。
1949年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后，開始有步驟的全面清洗原中共地下黨的幹部。1955年，毛澤東下令抓捕上海市副市長，曾長期從事中共地下情報工作的潘漢年。此事立即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當時，沙文漢就被說成是「浙江省的潘漢年第二」。1949年後，沙文漢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等職。1954年12月擔任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他的夫人陳修良1955年從上海調到杭州，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代部長。
沙文漢與潘漢年並無直接工作關係。30年代中期，中共上海地下黨被國民黨打的七零八落。1936年後，馮雪峰等受延安的中共中央委託，為恢復上海地下黨做準備工作，把四散的為數不多的幾十個黨員，通過個別審查后重新組織起來。沙文漢、陳修良是最早經個別審查恢復組織關係的黨內骨幹。1937年1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蘇省委，劉曉為書記，沙文漢為宣傳部長，陳修良為省委婦女委員會書記。江蘇省委的任務是負責上海市和江蘇省的全部地下黨工作。潘漢年屬於中共中央直屬的獨立情報系統，與江蘇省委分屬不同系統。可是1955年潘漢年案件一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認真追查30年代上海文化人與敵特的關係，他們歷史上是叛徒、特務」，並提出一批名單，其中就有沙文漢。
沙文漢挨整還與毛澤東妻子江青有直接關係。1928年的一天，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接到周恩來代表中央打給江蘇省委的電報，要省委了解電影演員藍蘋(江青)在上海的表現、社會關係、政治面貌等，並徵求江蘇省委的意見，藍蘋是否能和毛澤東結婚。這事得由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宣傳部長沙文漢提供主要情況。沙文漢把他了解到的情況報告給江蘇省委，江蘇省委給周恩來寫了一個電文，由政治交通帶到香港發往延安。1955年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被抓捕后，江青竄到上海，當面交代上海公安局局長黃赤波「要認真追查30年代文藝黑線」，並點了一批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沙文漢。
1955年5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省委書記江華宣布：毛澤東指示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別要注意「一切」兩字。還稱：上海有3300個特務參加了公安局工作，事實上佔領了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已經被捕，還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是內奸，秘密投敵，也已經被捕。江華說：「我們浙江也有第二個潘漢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此話一出，許多人立即將目光都投向在長期在上海從事中共地下黨領導工作的沙文漢。潘漢年被捕后，沙文漢在杭州的住所——北山路葛嶺山麓17號就受到暗中監視。離他的住宅不遠處的新新飯店被安裝了一個秘密裝置，可以竊聽他家中的電話。
沙文漢是省長。作為正省級的省長，按照中共的慣例，應該兼任省委副書記，但是，他不是省委副書記。1955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處成立，成員清一色為外來幹部，省委書記處成為浙江省最高核心領導班子。但他不是書記處書記。他分管的工作範圍逐漸被縮小。沙文漢感到「政治上被懷疑，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甚至連一般工作都不好去插手了，情緒上陷入更加苦悶的狀態。」大事小事，他都得聽從級別比他低的副省級的省委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到後來，沙文漢完全被架空，只負責一些接待外賓的工作。5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來的時候，省委都不告訴沙文漢。
1956年前後，沙文漢共起草過四次關於省人大常委會改進領導方法和調整組織的報告，均被置之不理。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之前，提出要整頓黨的作風，「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承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浙江省第二次黨代會上，沙文漢就中共「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缺乏黨內民主」等問題提出了批評，要求「實行黨政分工」、「擴大黨內民主」、反對「以黨代政」。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沙文漢的上述觀點，被斥之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領導」，是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了。沙文漢「關於黨政分工」的看法，是他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由頭。
1957年10月10日，浙江省委召開了有1338人參加的省、地、縣、區四級幹部會議，與此同時，還召開了浙江省委第七次全體會議。在11月13日的會議上，浙江省委宣布沙文漢的妻子、原中共南京市地下黨書記陳修良是「十足的右派」。陳修良的後台是誰呢？就是她當地下黨時的領導，她的丈夫沙文漢，由此，進一步挖出了一個「沙、楊（思一）、彭（瑞林）、孫（章祿）反黨集團」。
沙文漢、楊思一在1957年6月20日至7月15日，作為正副團長，曾帶了浙江省代表團參加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其中團員有浙江省民盟的宋雲彬、農工民主黨的李士豪。省委里打電話到北京，要求發起對宋、李兩位「右派分子」的公開批判，而沙、楊沒有像浙江地方上那樣積極響應，於是，包庇「右派分子」宋雲彬、李士豪也就成了批沙、楊的突破口。沙文漢的第一條罪狀就是「和黨內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親如兄弟，支持宋雲彬、李士豪、陳修良向黨猖狂進攻」。第二條罪狀是「支持右派分子黃源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支持黃源搞民間藝術獅子龍燈，排演崑曲《十五貫》等等。最重要的罪狀是大談「黨政不分」，反對「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搞「黨政分開試驗」。為了徹底搞臭沙文漢，省委一些人還在他生活問題上上綱上線，對一向自律清廉的沙文漢潑髒水，例如，沙文漢與其兄長沙孟海討論古文、書法、做詩，研究佛經、元曲，被扣上「生活腐化、革命意志衰退」，過的是「封建士大夫生活」。
沙文漢與楊思一都是浙江人，但歷史上從來沒有一起工作過，彭瑞林與孫章祿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談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團。彭瑞林是山東南下幹部，反右時是省檢察院檢察長。彭為人正直，敢於當面批評省委書記。反右開始后，省委有關領導有意向他透露：「這次省委的主要鬥爭對象是沙、楊」，希望他「不要再做炮手」。省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江華要他揭發沙、楊的反黨罪行，彭瑞林再三說明：「沙、楊有錯誤，但沒有反黨言行。」兩天後，江華又找他談話，一再逼他揭發沙、楊，要他昧著良心陷害人。彭瑞林很氣憤，什麼也沒有揭發，最後，還指著江華說：「沙文漢作風比你民主，沒有像你這樣粗暴的。」江華非常惱火。彭瑞林最後被划進反黨集團時的罪名是：「惡毒向党進攻，誹謗省委領導是右傾機會主義。從嚴重自由主義發展到在黨內造謠生事，挑撥離間，一貫以『炮手』自命，支持沙、楊進行反黨宗派活動。」
1957年12月13日，浙江省二屆二次黨代會做出決議：開除沙、楊、彭、孫四個「右派」黨籍，同時開除省委候補委員、宣傳部副部長、省文化局長黃源黨籍。浙江省委有9名「右派分子」被撤銷職務，有7名全國人大代表被撤銷資格。浙江省一級新聞單位，打了45個右派，占從業人員352人中的12%，省民盟委員中劃成右派的佔27.5%，省人大代表中有50多人被劃成右派。這就是反擊沙、楊、彭、孫「右派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到「地方主義者，實際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現在省專的負責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對反對地方主義感到理不直、氣不壯，應該採取列寧的辦法：『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他又舉出浙江例子，提出浙江「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他點了廣東、內蒙、新疆、青海、甘肅、安徽、山東等地，黨內「反右」在他看來，是一次「新式肅反」，「這實際是一次清黨，1200萬黨員中，清除20萬，百把萬，不算多。」
沙文漢被開除黨籍之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工資級別從原來的6級降為12級，經省市公安廳、局抄家后，被趕出杭州市北山路葛嶺的原住所。在新的住處（保仿路寶石新村四幢）對面的樓下，當局另安排住了一戶人家，全天候監視沙家出入人員情況。
撤職后，沙文漢雖然掛了一個省政協委員名義，但被長期擱置起來，終日在家賦閑，不分配任何工作。他雖幾次要求，提出可以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編寫地方志等，但都沒有人理睬。他發現自己能夠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沒完沒了的寫檢討，二是只能研究一點與現實政治隔的很遠的「死人的政治」——古代歷史。
從1959年起，沙文漢拖著病體，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制度問題。1963年12月底，沙文漢因參加政協會議來回步行在雨雪中受寒，引發心肺性疾病，於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歿年56歲。沒有祭奠，沒有紙錢，留給兒女只有一堆書籍、資料，200元人民幣存款！
直到1983年11月25日，費盡無數周折，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會，才正式撤銷1957年開除沙、楊、彭、孫黨籍的決議和同日開除黃源黨籍的決定。至此，這件歷時26年、影響全國的大案，從程序上才算最後平反。此時離沙文漢去世已經19年。
為中共出生死入打江山，在中共坐江山後，卻「一棍子打死」，挨整長達26年，這種平反又有什麼意義呢？
【希望之聲2017年10月26日】（本台記者陳克江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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