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到因為胡啟立先生病危住院引發的的新聞報道中重新炒出了「胡啟立在過去10多年，一直呼籲中共重新評價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傳聞，但據筆者從與胡啟立先生走得很近的人士得到的反饋是」完全沒有可信度「。其實只從邏輯上判斷，「復出」后從副部長到正部長，再到江澤民提議，李鵬及其他眾常委均同意的前提下出任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如此安排的大前提怎麼可能是胡啟立「一直呼籲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事件上，恰恰是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這三任總書記均不再糾纏胡啟立在1989年「所犯的錯誤」，而胡啟立至少也必須做到避談「六四」，才會有他胡啟立連任三屆宋慶齡基金會主席，直到2016年底才以87歲高齡退休的特殊安排。

在中共政壇里，這個宋慶齡基金會是個非常重要的「人民團體和慈善公益機構」，用胡啟立文章中的話說：「鄧小平同志親自擔任宋慶齡基金會名譽主席，許多著名的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擔任會裡的領導職務」。

如何想象他胡啟立想起來就「呼籲」一下「重新評價六四」，而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還能允許他連任三屆這個基金會的主席？

這個基金會從成立之始即確定了主席職務由退位的副國級領導人出任，第一任是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康克清，第二任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黃華，第三任是連任三屆的胡啟立，他的繼任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家瑞。

值得一提的是黃華是2001年把基金會主席職務交給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胡啟立的，當時的黃華是87歲高齡，接下來的胡啟立也是在這一職位上坐到87歲，由此也可以說明即使是最左的習近平上台之後，他胡啟立也沒有被政治清算，直到完成第三屆任期，在理事會換屆大會上正常交班。如此下場的大前提毫無疑問是他胡啟立再沒有過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行。

當然，有外界的好事者臆測胡啟立「一直呼籲中共重新評價六四」的依據當然是他的胡啟立在六四鎮壓決策之當口的勇敢表現和因此而被當時的「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給以政治處罰。而胡啟立肯定是沒有在自己「政治復出」之後主動在「六四評價」問題上和「黨中央」過不去，並不等於他胡啟立在「六四」問題上主動認錯了。事實上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也包括如今的習近平，在對待「六四」的問題上採取的態度都是儘可能迴避和淡化。

筆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經介紹到了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還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在次年即一九八七年十月召開中共十三大。接著鄧小平便指定由趙紫陽主持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指定由薄一波主持十三大的人事安排(當時鄧小平是中顧委主任,薄一波是中顧委第一副主任)。至此，胡耀邦已經開始被架空。至於日後外界所傳說的胡啟立在倒胡過程中召開的所謂「黨內民主生活會「上痛批胡耀邦，令胡耀邦傷心欲絕的說法，與事實相距甚遠，對胡啟立非常不公平。

二十多年前筆者在撰寫相關文章中曾經引述了一位被採訪者的話，這位被採訪者曾經是中共體制內的活躍人士之一，如今已經不再人世。他當年對筆者講的「故事」是： 在那個給黨的總書記羅織罪名的所謂「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暢所欲言」者主要有薄一波、彭真、趙紫陽、吳學謙和胡啟立。因為吳學謙和胡啟立都曾是胡耀邦力主提拔的接班人，所以胡耀邦在聽了他們兩人的批判發言后，驚諤之餘，當場失聲痛哭。

日後筆者再採訪其他人，特別是專門就那個「生活會」的許多傳聞求教過當年來美國受邀講學的李銳先生和胡績偉先生，才知道對於胡啟立和胡耀邦關係的離間傳聞可能都是因為鄧力群故意使壞導致黨內外對胡啟立在「倒胡」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多有詬病。

胡耀邦下台后沒有幾天，曾忠實執行胡耀邦政治開明路線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下台。由黨內保守派理論家、書記處書記鄧力群主持中宣部全體幹部會,宣布朱厚澤被免職的「中央政治局決定」。

為了達到搞臭胡耀邦的目，,鄧力群在會上特別詳細地傳達了胡耀邦在「民主生活會」上的檢討內容,並強調胡啟立也在會上做了深刻檢查。這樣也就捎帶著把胡啟立也臭了一下。當時從組織分工上，主持書記常務工作的胡啟立是鄧力群的上級。

當年另一位被採訪者是曾經在胡啟立手工作過的體制內人士，他的說法是:胡啟立本人當時是在胡耀邦直接領導下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所以他在「民主生活會」上的發言主要是以自我檢討為主，並沒有說太多對胡耀邦不利的話。胡啟立自己也對手下人說過，他在那個生活會上沒有可能不發言，但他自己的發言內容首先是檢討了自己主持書記處常務工作期間對小平同志關於反對自由化的指示沒能及時貫徹落實，把小平要他自己向胡耀邦轉達的必須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雖然及時轉達了，但耀邦同志沒有積極落實，自己作為書記處的分管人也同樣負有責任。

按照李銳先生在胡耀邦去世前十天與胡耀邦長談的記錄內容，雖然涉及到了胡啟立，但恰恰不是因為胡啟立在「生活會」上「批判」了他，而是解釋自己和胡啟立的關係完全被陳雲一派保守派們誤會了。

胡耀邦的原話是：「胡啟立是小平看中的，問過我兩次，第三次又問，才講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說法很多，說我用團中央幹部。小平保了李雪峰。有許多重大人事決定都是鄧定的，都誤會到我的頭上。如廖志高調離福建，馬文瑞調離陝西，胡啟立調中央，等等。」

回顧到此，李銳先生在他相關文章里加了如下一段說明：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會議后，關於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聽到一些傳聞。年尾的顧委支部會上，就有對耀邦說長道短乃至攻擊的言辭了，如」搞青紅幫」之類（用青年團幹部和紅衛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之變，我並不感到意外。

筆者在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是，李銳先生所說的「搞青紅幫」是王震最先發難的。青年團幹部指的是當時的胡啟立和王兆國，「紅」是借文革中的「紅衛兵」之名，形容胡耀邦重用了文革中的「造反派」。但事實上全部被胡耀邦一度看中過的「造反派」只有當時中央黨校的筆杆子之一阮銘。此人在文革之初確實是中宣部的「造反派」是中宣部文革委員會主任。

按照維基百科的記載：這期間阮銘以極左面目出現，迫害知識分子。曾在《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攻擊錢偉長、馬琦等「右派」知識分子，並在尚未定論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文革初期他以《魯迅文集》的某個註釋有問題為由，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攻擊周揚。卡瑪·亨頓（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里有當年阮銘身佩大紅袖標，主持萬人批鬥大會的特寫鏡頭。

不好解釋當時的胡耀邦怎麼就在中央黨校一度器重過阮銘，但把阮銘和胡啟立並列為胡耀邦重用的人，對胡啟立真的是太不公平。

按照李銳先生的回憶，當時的「生活會」發言人真正令胡耀邦感覺被出賣的是當時在中紀委被陳雲重用的王鶴壽。「在延安時，同陶鑄、王鶴壽關係好，曾被稱為是『桃園三結義』。耀邦曾對鶴壽講過一些心裡話，在」生活會」上被王鶴壽揭發了，非常傷心。」

李銳先生日後記錄下來的與胡耀邦最後一次談話的內容還有：一九八七年一月這樣的「生活會」）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為辭職書送上去后，事情就結束了。（「生活會」上）薄一波的開場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談談，相互之間有什麼意見，從耀邦開始。第一個放炮的是余秋里。鄧力群講了五六個小時。沒有想到要這樣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寫辭職呈了。

當時作檢討，是為了照顧大局，為了保證一批幹部（也為了保證這個家，是他同別人談到的）。就是這次「生活會」也是專門布置的。習仲勛先不知道，一進會場見到這個態勢，就大發脾氣：這樣重要的會為什麼預先不告知。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的那個「生活會」上胡啟立以「自我批評」為主的發言內容被鄧力群扭曲之後又被外界以訛傳訛，醜化了胡啟立。同時習仲勛當時的一句「這樣的會為什麼預先不告知」則是被一心要美化習仲勛的人添枝加葉，演義成「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場戲嗎？」 習仲勛拍著桌子說：「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

據筆者考證，演義出這一段的始作俑者是林牧先生。筆者十分敬重林牧先生，但他在回憶習仲勛的文章中所寫的「逼宮」內容，確實是沒有依據的，這是其一。其二，按照李銳先生的說法，如果當時的習仲勛果真如此大胆直言，就不可能還有退居二線后被鄧小平和陳雲同意安排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而且是常務副委員長的後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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