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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顰毛澤東的習近平徹底否定了鄧小平

2018年10月11日 1:55 PDF版 分享轉發

變態辣椒:毛澤東、習近平與鄧小平變態辣椒:毛澤東、習近平與鄧小平

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統治模式脫胎于毛澤東的文革遺產》中曾建議聽眾和讀者們不妨上網查找一下習近平五年前的「八一九講話」,重點閱讀一下該文的第四部分「關於正面宣傳和輿論鬥爭」,就能夠深深感覺出習近平真真是完全徹底的,徹頭徹尾的繼承和發揚了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的「理論基礎」—-階級鬥爭「學說」。

正如先生文章中所說,毛式文革話語已經融化在在習近平等人的血液里,反過來又影響著他們紅二代們的思維行為方式,成為他們執政模式的特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習的執政思路和手段不可避免地帶有毛時代的印記,散發著文革的氣息,不久前提出「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人民網上刊登過一篇習近平「八一九講話」后重溫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的學習體會文章,重點引用了習近平至今隨時都能朗朗上口的數百條毛主席語錄之一的是: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就要形成某種輿論,造成某種聲勢,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這段由一九六六年八月問世的《《中國共產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傳達出來的「毛主席最高指示」,正是習近平二零一三年八月的「八一九講話」,即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所作的講話」的主題和指導思想。

五年前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出籠后,有中國大陸內地公知透露2013年度的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原本是定於當年八月十八日舉行並由習近平出席開幕式做「重要講話」的,但會議安排計劃報習近平處后,習近平認為八月十八日的日子「有些特殊「,所以才推遲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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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上點歲數的人都明白習近平為什麼說「八一八「是個「敏感日」,1966年8月18日,北京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偉大領袖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100萬紅衛兵和學校師生」。 當時還分別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榮幸地擠進了被接見的紅衛兵隊伍里。

按照高文謙先生文章中的說法,薄熙來到重慶主政一方后,為了重回北京問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來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黨內正資產,要回到毛。他在重慶搞的所謂「唱紅打黑」就是從中獲得的靈感。

回過來再說當年的習近平在北京接受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接見之後,北京的紅衛兵造反運動風起雲湧,因為他父親的原因,習近平欲參加本學校的「八一八紅衛兵造反兵團」未果,於是便加入了所謂「革命大串聯」的隊伍,第一站就是乘不需要花錢買票的火車直奔湖南韶山拜毛……

正如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是習近平這一代紅色接班人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領路人,有著剪不斷的精神血緣關係。文革是他們思想成長定型時期,有著他們的青春情結,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這種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結和文革思維定勢,掌權紅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來源於此。作為紅二代,習近平本來就有崇毛情結,從薄熙來搞的「唱紅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層民眾中的能量。紅二代雖分左中右,但他們最大的共識為毛是共產黨的「正資產」,從政的紅二代更是從捍衛紅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為政治圖騰和他們掌權的合法性來源。

筆者在過去的文章中早已經詳細介紹了當年的習近平是如何在重慶為薄熙來站台,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書記處力挺薄熙來的「唱紅」和王立軍的「打黑」,併當眾承諾要把「熙來同志為班長」創造出來的「重慶經驗」推向全國!

其實,無論如上所說的習近平不願意選在八月十八日那天那發表他的「在互聯網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動員令是因為當年自己欲參加「八一八造反兵團」遭拒,是真有其事還是純屬是在調侃習近平,這裡有必要一提的是,除了毛澤東的「八一八」,毛澤東去世,文革被鄧小平下令「徹底否定」之後,鄧小平曾有一個很著名的「八一八」。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復出掌權后已經穩定住局面的鄧小平在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二零零五年八月的《炎黃春秋》雜誌刊登的杜光的文章將其稱之了「反里程碑」。如今重讀鄧小平的這份「八一八講話」 ,不難發現當年鄧小平所批判和否定的正是當今習近平所強力推行、全面復辟的。

鄧小平說: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範圍的問題……。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2015年8月,顯然是針對當時的習近平已經在明目張胆地效法毛澤東當年的個人集權,毛澤東當年封建專制和個人獨裁統治手段發展到登峰造極時方才喊出的口號「黨的一元化領導」,「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被習近平重新祭出,先生在當時的《》雜誌邀請下發表了《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8·18 講話」》一文。

李銳先生說:幾年來,我在《炎黃春秋》的座談會上,多次提過這樣的建議:重新發表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今年是這個講話發表35周年,我再次提出「8·18講話」有現實意義。 鄧小平在「講話」中分析了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種種弊端,如:官僚主義現象:突出表現為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思想僵化、墨守成規、不負責任、壓制民主、貪贓枉法;權力過分集中現象,「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家長製作風,「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大搞特權,特殊化。對於諸如此類的醜惡現象,鄧小平指出:「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所以他說:「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35年過去了,鄧小平所提出的「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李銳先生在這篇文章里沒有直接抨擊習近平,但回顧了鄧小平的這份「八一八講話」發現后居然被黨內發文要求「不準再宣傳」到趙紫陽一度為此篇講話暫時「解禁」的內幕。說的是當年 鄧小平的講話在《人民日報》發表后,曾經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受到了知識界的普遍歡迎。但是,很快就沒有了下文。這是因為當時國際上發生了「團結工會事件」,瓦文薩當選為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開始動搖。

李銳先生回顧說,當年的「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給我們黨內的保守派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后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胡喬木就給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建議中央要研究類似波蘭這樣的一個共產黨執政國家的社會矛盾,可能達到的激烈程度和爆發形式;社會主義制度所未能解決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隔閡或對立,包括經濟糾葛和政治糾葛;他強調,「從波蘭事件中可以看到,外來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影響」對我們也是一大問題;如獨立工會問題,「我們如不從速解決也並非不能造成這種局勢,而且其他群眾組織也可出現類似情況」。於是,在胡喬木的主導下,中共中央宣傳部好像有了這樣的意見,「我們存在與波蘭相類似的問題,發展下去會造成同樣的後果」。「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 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的這篇講話被停止了宣傳,政治體制改革也被擱下了。

李銳先生繼續回憶說:為了給十三大做思想準備,中央曾經重新發表過鄧小平的這份「八一八講話」。那是1987年7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重新發表這個講話,並配發了《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的社論。 這個社論說:「鄧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從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著眼,深刻總結了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經驗和十年動亂的教訓,分析了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實行改革的重大任務。這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前夕,重新發表這篇講話,組織全黨同志認真學習,可以說是十三大的重要思想準備」。

能夠重新發表一次這份講話的內部原因是,1987年年初,一場學潮引發了黨內巨大震蕩,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黨內一部分人發動了「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反自由化」的運動席捲全國。年內要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可能會成為一個「反自由化」的大會。 當時中央代理總書記的非常擔心這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衝擊研討中的政治體制改革,於是他利用各種機會,給「反自由化」運動降溫。 4月28日上午,趙紫陽來到鄧小平家,同小平做了一次長談。他彙報了一些人以「左」反對,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情況。他說,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做好輿論準備。鄧小平贊同這個意見,要趙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於是,趙建議重新發表1980年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鄧小平同意了。

李銳先生說: 不過,十三大開過後不到一年的時間,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就又中斷了。「價格闖關」和新的學潮轉移了黨的指導思想和整個社會的關注重點,我們喪失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好時機,鄧小平這篇講話很少有人再提起過……

正如筆者在一年前發表的《習近平用新黨章回歸毛澤東否定鄧小平》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如今的「習氏黨章」中一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不但是回歸了毛澤東,而且是回歸了文革極左時代的毛澤東。與此同時,則是完全否定了「鄧小平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黨要管黨,黨政分開!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來源:RFA,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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