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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薄案與中共政治體制的死穴
十八大前夕，薄案是否開審及開審日期雖然未定，但檢討一下薄案為何會給中共帶來如此大的震動卻是必要的。
薄熙來的結局表明，中共亟需為自己尋找安全的政治退出機制。世界各國都有通往權力顛峰之路，但只有專制政治下的路最不安全。
與胡溫時期倒下的政治局委員陳希同與陳良宇相比，薄熙來與中國這個政治體制的血緣最近，倒在通往權力顛峰之路上的姿勢也最難看。無論他今後的命運是什麼，伴隨他夫妻二人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充滿了血腥、不忠（包括夫妻之間與上下級之間）與淫穢。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場令參与者精疲力盡的權力鬥爭中，無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都很少想到一點：薄案其實暴露出中共政治體制的一個死穴：無論是鼎盛時期還是衰敗時期，中共一直找不到妥善解決黨內高層衝突的出路。
國內有若干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異議與准異議者起草過一封致胡溫的公開信，一方面堅決擁護胡溫清除薄熙來這位意圖篡黨奪權的陰謀家，另一方面則希望胡溫習等能放開黨禁，讓民間組黨。這種看法本身包含著內在邏輯矛盾：將薄熙來定位為“篡黨奪權”的陰謀家，實際上意味著承認中共目前這種獨裁體制是合理的，任何挑戰中央的行動都屬於“篡黨奪權”；而要求放開黨禁，則是反對一黨獨裁，主張政治競爭的合法性。如果從后一種立場去分析前一種立場，中共政治體制的死穴就暴露無遺：如果是民主國家的多黨政治中，薄作為黨的高層成員希望獲得黨的總書記或其它重要職務，並非“野心”，他可以通過競爭、遊說各種管道去謀求。但在中共黨內，這是挑戰中央的嚴重過錯，至少是“非組織行為”。
中共黨內體制由三個環環相扣的機制構成：第一，權力高度集中，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全黨服從中央、領袖君臨天下；第二，為了能保證領袖君臨天下，就必須營造個人崇拜，毛澤東在這方面是成功典範；第三，高層權力分配的潛規則是黑箱操作，但在“黨內民主”的招牌下，還有若干形式化程序要走，如黨代會提名、選舉之類，所有這些程序都受到嚴密操控，以保證黑箱分配的高層權力如期兌現。
這三個機制在毛時代表現得非常清晰。毛死之後，鄧一個人已不能完全獨裁，他的地位與威望遠遜於毛，只能退而求其次，實行元老集體獨裁，胡耀邦、趙紫陽都是犧牲品。江、胡蕭規曹隨，仍然實行有元老參与的高層集體獨裁（即所謂“集體領導”）。
其實，這一由斯大林創設的政治體制，要點就是保持權力高度集中；而保持權力集中，就得營造全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並保持領袖的個人獨裁，與此同時還隨機設置“替罪羊”機制。在領袖被奉為神與“替罪羊”備用的政治中，任何錯誤失敗都可以推卸到“替罪羊”身上，領袖可以不被追究個人責任，黨及黨主導的政府可以避免問責，制度自然更不能夠被質疑。但是，這一切只能發生在個人崇拜的獨裁專權體制之下，集體領導制度就不能享受如此待遇。
胡溫治下的十年，現在雖然被中共宣傳成“黃金十年”、“繁榮十年”，但身在中國的人，只要不過於麻木，都能感知各種社會矛盾早已非常尖銳，最近五年以來每年高達18-20餘萬起的群體性事件，就足以表明中國已經處於地火奔突的狀態。高層根本拿不出能拯救黨國於風雨飄搖的政策，領導集體也早不再“緊密團結”了。為了拯救黨國，對現任領袖無能的不滿早就在高層及京城紅二代當中鼓盪發酵，關於最高領導“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的說法，就是這種不滿的表示。既然已對現任最高領導不滿，自然也不希望中國由他挑選的繼任者繼承大位，薄熙來以“唱紅打黑”為手段的問鼎之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
對在位者與內定的即位者來說，薄此舉無疑是挑戰中央權威、干擾高層權力分配。然而，現任領導者已經沒有毛澤東擁有的權威，加上薄用的是黨也在用的意識形態工具，即毛思想，所以胡錦濤不能像毛對待劉少奇、林彪那樣，硬給薄栽上一個反黨、反革命罪名，只能另找罪名。在沒找到相應罪名之前，各種壓力還是會向薄熙來釋放，薄在1月11日宣布自己“從來就未提過什麼重慶模式”，就是對高層壓力的反應。王立軍出奔美領館其實就是各種政治壓力下的一種選擇，但為中央A整肅薄找到了理由。由於黨內高層與薄站在同一陣線的人太多，今年胡溫主導的這場高層內鬥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即通過向海外媒體輪番放風污名化政治對手的做法，其間波濤洶湧，好不容易才算擺平。
薄熙來這一生，成於這體制，也敗於這體制。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其至90年代前半期，在太子黨政治明星當中，他是相當耀眼的一顆。他的個性張揚與其出身有關，因為有父輩餘蔭罩著，不用象平民子弟那樣在官場小心翼翼，但也為今天的高層所不接受。這幾年他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實際上是他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後一博。他與汪洋之間的“做蛋糕”還是“分蛋糕”主張之爭，可以看作雙方為入常而做的一種競爭。由於對胡溫不滿的政治圈人物大有人在，於是就形成了薄督與京城內外的種種互動。
薄熙來企圖通過挑戰中央權威來改變十八大高層權位的分配，是對中共現在政治格局的一種嚴重挑戰。任何人只要開始這種上位搏擊，能否平安落地就由不得自己了。當初，同樣身為政治局委員的陳希同與陳良宇，只是對江、胡不敬，遠遠不象薄熙來那樣敢於公開挑戰。薄的公開挑戰，主要是緣于胡溫的治績讓黨內高層諸多不滿，太子黨的身份也提供了一些保護。
薄熙來的失敗將中共政治體制的死穴暴露出來：作為黨內高官，只要成為異類，缺乏安全退出機制；作為執政黨，中國現在也缺乏安全退出機制。胡溫治理下的十年儘管被塗飾為“黃金十年”，卻改變不了既成事實：中國經濟衰退已成定勢，社會矛盾尖銳頻發，官民衝突日益激烈，權力交接完成並不意味著這顆“定時炸彈”的引爆裝置被撤除。習近平等第五代上任之後，無論是為中共，還是為黨內高官考慮，最好是開放政治，實施多黨制，讓中國走上民主化之路。在民主政治下，執政者的業績不被認可，有正常退出機制，這遠比“茉莉花革命”中的卡扎菲與穆巴拉克的退出方式要安全與體面得多。
以上，就算是“與虎謀皮”，也是為“老虎”及其賴以生存的山林諸多小動物著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