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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緊跟毛澤東「砸爛」北京市公安局的劉傳新「自殺身亡」
記者/主持人：陳克江
來源:希望之聲 （記者陳克江綜合報導）1967年7月23日，時任中共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對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義之說：「毛主席說，『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你們要把這句話捅出去。我當面聽主席講砸爛公、檢、法，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義之當晚通過公安部造反派報紙《紅旗》將這一消息刊登，並迅速傳遍全國，立即在全國掀起砸爛公、檢、法，主要是公安機關的高潮。
1966年、1967年，在毛澤東的批准下，從軍隊選調兵團級軍官1人，軍級軍官3人，師級軍官10人，團級軍官20人，以後還調進大批軍官，進駐公安部，實際接管了公安部的權力，公安部絕大多數官員被遣送黑龍江農場審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澤東親自批發中共中央（67）379號文件，要求「凡全國公安機關未軍管的，一律實行軍事管制」。文件下發后，大批軍人開進公安機關，95%以上的警官被集中下放農村改造。
在砸爛公安機關兩年多的時間里，中國共有3.4萬公安警官受到打擊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傷殘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長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離審查；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長劉復之、于桑在公安部部長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殺身亡」后，涉嫌被監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長49人中，有43人先後被打成「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警官受到打擊迫害，其中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47人被捕入獄。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爛后，2980名警官受到殘酷迫害，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殘。浙江省公安廳666名警官，被審查、批鬥298人，被隔離審查88人，受處分74人。前任公安廳廳長王芳、時任公安廳副廳長呂劍光等6人被懷疑在毛澤東住處安裝竊聽器，被押解到北京，被囚禁審查。全國203位公安廳、局長，全都被審查過、打倒過，其中，45人坐過牢，17人自殺或死在監獄里。
1966年5月16日，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第一批被打倒的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是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羅瑞卿是原中共軍隊的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此前擔任過十年的公安部部長；陸定一是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楊尚昆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1966年5月，隨著對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原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批判不斷升級，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派出了一個由44人組成的華北局、公安部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奪權。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制。
1967年3月24日，軍代表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剛滿一個月，軍管會「二號人物」劉傳新就對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個地地道道的黑窩子。一批黑幫長期為非作歹，作惡多端，在政治上與毛主席相對抗，千方百計反對毛澤東思想，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企圖資本主義復辟。」幾個月後，在謝富治的授意下，在劉傳新主持下，軍管會先後編造了兩個材料，誣陷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壞人」。
不僅如此，劉傳新還指使專案人員從北京市公安局的偵察案卷中，搜集各級領導的批示，編寫了題為《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裡通外國的情況報告》，稱原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原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邢相生等31名官員「裡通外國」，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准人」。之後，又組織起從300多人逐漸增加到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時間，清查了全局各類主要檔案77萬多卷，零散材料105萬件，編造了《關於馮基平、邢相生、閔步瀛、張烈、焦昆為首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內幕》，將馮基平定為「特務分子」，邢相生定為「特務嫌疑」，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閔步瀛定為「京津鐵路局督察室特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焦昆定為「ＣＣ特務」。
劉傳新等人還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與帝、修、反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的大量罪證」：「包庇、放走叛徒、特務、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蔣重大特務間諜109名」，「送給美蔣特務機關和英、日、緬、印等國家各種核心機密情報1349項」。通過這一番「折騰」，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此前的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敵人的特務機關!」
1968年8月17日，劉傳新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8000人「控訴批判大會」上，宣布對馮基平、邢相生等24名原北京市公安局官員「逮捕法辦」。8月23日，劉傳新將814名警官定性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8月29日，劉傳新將劉少奇、賀龍、葉劍英、彭真、李井泉、譚震林等中共元老的子女70人關進北京市公安局少管所，強迫命令他們揭發父母的「罪行」。經過一陣「大拆大卸」之後，劉傳新得意洋洋的發表了聳人聽聞的講話：「軍管會把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賣國賊、各種牛鬼蛇神揪了出來!」
1976年淸明節前後，北京因悼念周恩來引發一場「四五」群眾運動。4月4日晚，中共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將它定性為 「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毛澤東侄子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毛澤東的批准。作為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這一次又衝到了最前線，不僅組織全部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民眾，而且動用技偵手段，「追後台、追線索」。清明節期間，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門廣場上偷記的115輛小汽車的號碼，涉及到中央、國家機關、部隊等80多個單位。全北京市在「雙追」活動中涉及的群眾數以萬計，副部長和軍級以上的官員被觸及者近30名，包括葉劍英、鄧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劉傳新因為「雙追」有功，頗受賞識，毛澤東的妻子江青誇獎他「幹得好」。
劉傳新主管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十年，開啟了中共首都北京公安機關的「劉傳新時代」。劉傳新後來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局黨委書記等，成為京城最有權有勢的人之一，風光無限。
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幫」被抓捕，劉傳新頓覺大禍臨頭。果然，北京街頭很快出現了類似《向劊子手劉傳新討還血債》這樣的大字報和漫畫等。1977年1月27日，經北京市委批准，劉傳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長的職務，接受審查。
1977年5月18日，劉傳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據現場目擊者稱，當時，他臉色蒼白，一言不發。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體警官聚集在北京體育館內。一個小時過去了，大會仍然沒有開始的跡象。人們坐不住了，互相詢問。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個令人驚愕的消息：劉傳新自殺了！
（轉載請註明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