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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梁文道：重新認識香港，重新認識南方
轉自：——合傳媒，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本文為梁文道先生在2012年3月17日晚于廣州太古匯方所書店演講的錄音稿）
當年中國有一部非常大的紀錄片叫做《河殤》，我當年看這部紀錄片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十分有趣的東西讓我很到刺激，這部紀錄片在1988-1989年的時候非常流行，它的主題是有關過去中國是一個封閉的國度，那麼正趕上1988年改革開放的高潮，這部片子的製作人他們認為中國應該更進一步開放，然而他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說明了當時中國的狀況：中國原來是一個黃土文明，是一個內陸文明，正如我們老生常談的，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而在廣東地區為了標榜自己的也有一條這樣的母親河則常談到珠江(象廣州的名牌珠江橋牌)。我們會很強調的是河與江在整個內陸里所帶來的文化影響。這個紀錄片說到，現在我們是時候應該沿著這條河走向大海，而大海外面則是一個藍色的文明。那麼，藍色文明所代表的，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多元的、冒險的精神。這樣的精神和一個封閉在長城以內、由平原與河流構成的內陸文明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一個當時在全中國都很受關注的紀錄片中的中心形象。不過，當我重新觀看這套紀錄片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跟廣大廣東人所想的那樣，這套紀錄片肯定是那些北方人弄的(粵語：呢套咁噶也肯定系d死人北方佬搞噶了)。為什麼?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在台灣生長到15歲后就輾轉回到香港，我是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長大的。在我看來，我根本不了解為什麼我們現在才要奔向擁有藍色文明的大海，我從小就是看海長大的。
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因為我喜歡文學，我發現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過很傑出的海洋文學，而向來被認為是人文薈萃、出文人最多的幾個地方，比如說浙江，浙江人也沒有怎麼寫過大海、畫過大海。他們通常對海洋的態度是，要麼感到它是很勢利的，因為它可以用來製鹽或者漁獲;要麼就是很兇險。這種態度的緣由是什麼?當我回想到在中國的東南部的時候，卻不是如此，像廣東人，就是在非常早的時間就已經開始和海洋打交道。那到達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就拿廣州為例，廣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最重要的通商港口，到了唐朝的時候，就已經駐有外國人了，他們主要來自印度、阿拉伯、波斯。來自這幾個地方的外國人數一度達到至少有15萬(黃巢之亂時，在廣州就已經殺了15萬外國人)。那麼當時廣州人對待外國人的態度是如何呢?我們可以從當時太子的詔令可知一二：嚴禁番禺本地居民與外國人通婚。這是因為，這樣的狀況在當時十分普遍，廣州人覺得與外國人通婚、雜居、生育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是那些北方人卻認為這樣做十分不妥，讓人難以接受。到了後來，廣東人和福建人進一步地往外走，這到達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我們看看今天或許可以知悉，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大概有700萬，很香港人口總數相近，印尼甚至更多。新加坡，我經常拿這個國家開玩笑，我每次演講的時候，總是提到中國(China)在這個世界建立了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另一個則是新加坡，那裡的九成人口是華人。這是華人建立的一個國家。這說明了華人這個族群，它不一定擁有我們平時是想象的一種政治的連鎖關係。我們總是以為，所謂的中國人，僅僅是同文、同種，同一個民族、同一個政體、同一個國家。其實，我認為，華人可以跟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華人理論上可以這樣，於是我們有了新加坡。新加坡人的主體是福建人。從中國的東南亞海開始，我們的整個南方最北可以擴展到沖繩，一路下來，台灣、福建、廣東、海南，在往下，則是越南的幾個大城市、菲律賓和呂宋島，再往南，幾個重要的城市(檳城、太平、吉隆坡、馬六甲)，再往南，汶萊、四水、萬隆、雅加達，而印度洋附近，普吉島(過去華人貿易的重要據點，因為它通向印度洋)，華人甚至還去到了馬爾地夫、模里西斯。在印度洋沿岸的一些港口那裡，我們遇到了葡萄牙人、阿拉伯商船，甚至是羅馬貿易商人，開始跟土耳其人、威尼斯人打交道。在這整片海域里，有大量的華人，他們構成了一個南方海洋中國的世界。這樣的一個世界，它沒有清晰的民族界線、沒有明顯的國家觀念(或許有鄉土的觀念，但缺乏民族國家的感情，因為在那個年代還不存在民族國家)。我們的語言、生活很有彈性。我們常被認為是一群罪犯。比如倭寇，他們並不全部是日本人，日本人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們的主體是華人，就是中國人，要不然，根據歷史記載，人數僅為一百來人的倭寇能夠登陸浙江之後殺入內地，繞了一座城三天而官兵卻對他們無可奈何，最後還讓他們逃走了，因為他們太熟悉這個地方了，他們本來就是這裏的人。後來有很多海盜，比如民族英雄鄭成功，他家是一個海盜家族，。我特別喜歡他的父親鄭芝龍，一個聞名的機會主義者和叛徒(他一時倒向明朝，一會又歸順清廷)。不過，我總把他想象成《加勒比海盜》中的傑克船長，他們的長相應該會很相似。鄭芝龍他是福建人，小時候曾經去過澳門並在那裡接受教育，接受的葡萄牙人的教會教育，他還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可是這不妨礙他拜媽祖;同時，他學會了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他沿著當年的南方海洋世界開闢了一條路線，到達沖繩，再到日本長崎，並在那裡結識了當地的豪門，開始學習劍道，還成為了南日本有名的劍道高手，當地的大名因此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這個女人，就是鄭成功的母親，所以鄭成功是中日混血兒。與此同時，鄭芝龍還投入了另一個人的懷抱——李旦，人稱Captain China，他是縱橫整個東北海域的大海盜。於是，鄭芝龍加入海盜集團，甚至與李旦發展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關係。鄭芝龍因此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環境中，他與西班牙人交往密切，所以他也學會了早期的西班牙吉他。李旦死後，他接下了整支船隊，把勢力擴展到日本海、朝鮮、黃海、渤海、東海、台灣海峽、菲律賓、十道，這是連今天中國海軍都無法護航的地方。在這片海域裏面，任何船隻如果不掛上鄭家的旗號就會有危險，因為他們會受到鄭芝龍的洗劫。鄭芝龍的船隊規模達到3000艘，是整個亞洲世界最強大的海軍集團。經濟好的時候，他們是商人，反之他們就會去打劫。值得一提的是，他護衛了整個中國沿海區域，他從來不打劫中國的船隊，所以鄭芝龍備受福建人的崇拜，稱頌他們是”中國海上長城”。所有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很懼怕他，這是因為這支船隊非常國際化，內部人才很豐富，他們知曉如何對付各種氣候、國家、文化上的問題。他們其中除了華人、日本人、琉球人、朝鮮人之外，還夾雜著馬來人、印尼人、印度人、波斯人、新幾內亞人，還有大洋洲大溪地島上的居民。這樣的故事我們鮮有聽聞，因為我們聽的，都是《河殤》給我們講的黃河文明，我們是從黃土高原上發源起來的人民，這不是我剛才所描述的世界，一個長期被壓抑的、被中國史學和傳統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觀念緊緊壓在腳下的、被排除在外的、裝作不存在的海洋中國，它是切實存在的。這樣的一個海洋中國至今為止，經過清朝的衝擊后，已經僅剩下南方世界了。就在它備受打壓的階段，它反撲了。正如我經常形容的，辛亥革命是南方中國的北伐。我們回想清末的變革，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黨，它們都源於廣東，都源於一些最早結識外國人士、學習外來知識的人。為什麼這些變革不是源於北京、天津、西安，而是在廣州?這是有跡可循的。過去一百多年裡，南方海洋中國不斷向北方輸入各種各樣的觀念、想法、關於典章制度所該有的構想，構成一浪接一浪的升級。
我覺得，我們是時候重新認識這樣的一個南方，而重新認識香港則是由於現實的緣故，相信大家都有所耳聞，最近的幾個月里發生的香港和內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說，最近香港有人開始傳聞香港有很多拐帶兒童的人(粵語：拐子佬)，他們一貫被認為是從內地過來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據說內地本來是很盛行拐帶兒童的，由於計劃生育的原因，大家都十分重視自己的孩子，保護孩子的意識日漸提高。加上各種在學校發生的慘案的催化下，使得拐賣團伙無從下手，他們只好去到香港。但是知道目前為止，所有這些傳聞沒有一宗是真是案件，也就是說，香港警方從介入調查至今，都還沒有發現一宗正如我剛才所描述的那樣的案件。這僅僅是民間傳說(urban legend)。正如所有的民間傳說一樣，它具有民間傳說所擁有的結構。當年納粹德國興起之前的德國，曾經很流行一個說法，日耳曼人的純種小孩都被吉普賽人和猶太人擄掠了。最近幾年法國也傳言他們純種的法蘭西小孩正在被一些來自北非的移民拐走。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這種類似結構的傳說一出現，就可以分析，這些傳說背後有一個社會心理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自己所在的社群受到了威脅，於是，他們開始投射出一些想象的語言來說出自己受到威脅的感覺。這些威脅，最具體的、最鮮明的、最容易刺激人心的，莫過於家裡的小孩被外來人口拐走。因此這些傳說不斷地重複出現在歷史的不同社群中。每當這些社群出現移民問題、族群衝突問題，這樣的傳說就會出現，香港現在就面臨著這樣的一種情況。然而，香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傳說呢?當然，因為，現在在香港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內地人感到非常恐懼，大家前陣子可能會聽說過”反蝗蟲論”，誰是蝗蟲呢?便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內地人到香港自由行、工作、生活，尤其是生育，那這些人就是蝗蟲。這些人搶奪了香港稀有而寶貴的資源，這包括身為一個香港人所擁有的各種福利，比如說公共醫療，免費教育，優質法律保護，公平的制度、環境和機會，良好的生活環境、空氣，比較安全食物、用水等。那麼，香港人開始覺得這些本來屬於他們的珍貴的資源正在被分薄，這主要針對的是”雙非兒童”(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卻到香港生育，這些小孩因此擁有了香港人的身份)。這些”雙非兒童”為香港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從最實際的角度上講，香港的人口政策沒有考慮到這些小孩的各種問題，他們在哪裡?他們什麼時候來?當他們有一天出現並要求在香港就讀的時候，香港有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例如學位，來安置他們。最重要的是，很多香港孕婦、家長發現，他們公共醫院的床位出現了緊缺，醫療人員人手緊張，醫療資源很緊張，這些都構成了一系列實質性的衝突。還有一些是，香港出現了各種各樣關於自由行的傳說，他們說很多人目睹內地人不僅會在電梯里吸煙，不僅會在地下鐵里飲食，他們甚至會在地下鐵上排泄。不過我從來沒有親眼目睹過。這裏說明了自由行遊客的一些行為對於香港居民來講是不文明的。這就是近期香港人與內地人發生衝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內地人也對香港人進行了反駁，在前陣子香港人怒斥內地人在香港地鐵車廂飲食之後，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先生在他的網路節目中指出，很多香港人是狗，他們習慣為奴，習慣被英國人管束，他們喜歡講法治，就是因為倘若沒有了法治他們就不乖，所以他們是狗。我對於孔慶東先生的言論沒有任何意見。我認為狗是很好的動物，我喜歡狗，如果我們是狗的話，那也是不錯的，這表示我們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不過，我想要表達的是，在這樣來回的論戰中，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誤解，這不僅是大陸人對香港的誤解，這些誤解還包括香港人對自身的誤解。
那怎樣重新認識香港呢?無論是對於大陸人還是香港人，我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扣上我一開始說的南方的帽子。首先，我們先回到我剛才所說的各種各樣的香港人對自己的誤解乃至大陸對香港的誤解上。香港人對自己的誤解是，最近香港出現了一波”香港本土化運動”、”香港反蝗蟲運動”裏面，其中一些比較有理論基礎的知識分子、學者，他們認為，香港應該進一步與大陸保持距離而不是更加融合，來扞衛香港城邦的地位。這套理論的根據有二，第一是原理上，他們本來就跟大陸不一樣，香港這座城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就走向了一條與大陸不一樣的道路，幾十年下來，雙方的文化、社會生活習慣都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大家對於核心價值的看法上，像自由、民主、公正等;第二點是在於，香港過去有那麼一幫人妄想透過在將來改變中國，推進對中國的改革，而這正是香港的皈依和前途，當然，這種想法十分大胆和不切實際，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香港自身能夠健康發展，充分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這一點正是在香港被激烈討論的熱點——特首選舉上充分展現，特首選舉可以說是加強了香港人對普選的決心，一千來人選出來的特首不過爾爾，當然，這些人可能會被中央接受，或許這些人正是中央所希望的，我們如何保證自己有一個好的將來並不受大陸的影響呢?這套之所以會在香港流行，正是因為它把在香港這15年回歸以來的種種憂慮巧妙地混雜在一起了。這些憂慮，有許多是關於大陸的，自由行遊客、”雙非兒童”等問題正是出於這種憂慮，當然這兩點問題是可以技術性解決的，甚至在我看來是不需要解決的。例如，所謂遊客的文明行為問題，第一，我從來反對如此簡單地把文明與否區別開來，在這裏唯一存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在另一個地方尊重當地人的生活習慣罷了。我們為什麼要上升到文明與否這樣的高度呢?在座各位到泰國旅行，依照泰國的風俗是不能摸小孩的頭的，如果你這樣做而受到他人的責罵，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文明，他們很野蠻?不會，取而代之的，是你會覺得這是兩者的生活方式、習俗上的差別而已，而不是文明與非文明的差別。可是，香港為什麼會有人如此簡單地以為，一個大陸遊客在香港地下鐵上飲食是不文明的行為，卻不能理解到這僅僅是雙方的生活習慣不一樣而已。”雙方孕婦”則絕對是技術可以解決的問題。然而，在牽涉到大陸方面，香港還有更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遠遠在這些技術層面之外的。例如，香港人開始感覺到他們的政治越來越受到大陸的影響，在特首選舉上，我們總是會聽說誰的背後有誰的支持，那麼，最後這個選舉到底是誰在參選呢?又比如說過去今年香港人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言論自由在收縮，示威和集會的自由被打壓，而香港人卻把所有這些事情都記到北京的頭上，這是因為每當發生這些事件的時候，總有一些中央駐港官員出來闢謠。我想表達的是，香港對於大陸的不滿情緒是錯綜複雜的，是一連串的，而這些東西之間卻鮮有關聯，正如我們不能相信一個在香港地鐵車廂飲食而被其他香港地鐵乘客叱喝的大陸遊客與香港人所認為的北京政府在打壓香港言論自由會有什麼有機的關聯，這是難以想象的，莫非香港的報館中一個人恰好就是在地鐵車廂飲食的那個人?當然不是。我們通過一個簡單的形象的印象感覺把兩者接連起來了。這樣的連接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會在廣州有所經歷，曾幾何時，廣州人認為廣州的治安問題都是外來人口引起的，這種想法會蔓延到總體的對於廣州以外的人的忿恨不滿。這背後實際上也是複雜多樣的，我們卻過於簡單地把兩者串連起來，就形成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對立。其實，仔細分析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對立是沒有本質基礎的，它們僅僅是一連串偶然的事件罷了。
回到香港對內地的不滿上，為什麼說是一種對香港的誤解?一方面，我們實際上是不知道我們不滿些什麼，另一方面，是我們背後所包含的對香港的認識。剛才那套理論所描述的香港60年以來與大陸漸行漸遠，很不一樣，這樣的想法本身是錯誤的。香港直到70年代之前，都仍然沒有十分明確地意識到”香港人”這個身份。在我小時候，香港人在形容自己所在的地理空間的時候，往往會如是說道，”省城”、”香港地”、”澳門街”，這些說法說明了香港人在空間概念上是把自己放到珠三角這個三角形的其中一端，另外兩端分別是省城廣州以及澳門。當時，香港的很多品牌會標榜自己是”省港澳湛”，很多餐廳美食會標榜自己為”鳳城美食”。在70年代的時候，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跟大陸，尤其是廣東會有如此強烈的不同，他們更多地會覺得自己是一群幸運的人。那個時候香港對待外地人不會像現在這樣如此排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很多人跨過羅湖逃到香港，當時有很多香港市民自發跑到邊界的山上，帶上維他奶和麵包，一看到內地有人逃過來，儘管是不相識的人，都會先將他拉過邊界，再給予食物。這是當年香港市民的一個接濟大陸同胞的民間運動。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因為他們了解這些逃過來的大陸同胞，正如自己當年為什麼要南下香港一樣。這是過去的香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才真正開始覺得自己跟大陸不一樣，才真正開始意識到自己是”香港人”。所以，很多人以為，香港被英國殖民多年，會出現一個與大陸系統的本質的差異。其實是沒有的。第二，香港人在本土運動中強調自己有一些核心的根本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不容易界定的。我們可能會很難界定出香港是什麼，但是我們會容易說出香港不是什麼。我不能說香港人要什麼，但是我可以說香港人通常不喜歡什麼。也就是說我們通常不能系統科學地界定香港的本質，但是我可以說為什麼不喜歡今天的某些狀況，這是跟它自身的某些狀況有關的。這時候，我就會聯繫到常見的大陸人對香港人的誤解。一般大陸的朋友談到香港的時候，最令香港人氣憤的一個想法，正正是由孔慶東教授之前的那番言論和附和他的那些言論可以觀察到，他們認為，香港人過去長期被英國殖民，所以他們習慣被殖民，習慣為奴，因此有了奴性，不能翻身做主人，而現在回歸祖國，反而輕視中國，這是洋奴心態的緣故。為什麼說這樣的講法其實是對香港人的誤解呢?很簡單，首先我們先談一下什麼是奴，什麼是主?一個人是奴，就是他將自己放在一個很卑屈的地位，並且要聽靠一個在上位者的權威，從而形成了一個主奴關係。香港人過去和英國人有沒有這樣的主奴關係呢?從理論上來講，香港被英國殖民，應該會有這樣的關係。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香港與英國的殖民關係是非常奇怪的，英國人一開始來香港的時候，在港人數並不是很多，華人陸續逃到香港正是在這之後，也就是說後來移民到港的這些華人，他們不是被英國人壓迫而去的，而是，讓人感到可怕的是，他們熱衷於接受英國人的統治而主動逃過去的。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這樣不是洋奴嗎?被他們管還這麼爽。而事實確實是，這些華人覺得很爽。他們喜歡被英國人統治，不是因為他們喜歡為奴，而恰恰是因為他們不喜歡為奴。他們覺得如果留在大陸，他們的生說更像奴，他們更覺得自己處於下位，服從權威，過著一種處於下位，聽命指示的生活。在香港，他們感覺能夠稍微地喘口氣，相對自由。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卻是事實。我要說的是，在這幾年裡，香港人改變得讓人可拍的地方是，不是香港人的奴性不去，而是香港人多了一些奴性。在最近幾年，我見到很多香港的商人、官員，他們的態度與以前有所不同了。他們中有人會和我說道，有一個什麼人，他擁有什麼頭銜，講了一兩分鐘這樣的東西之後，他告訴我，這個人希望你能夠幫忙做些什麼。過去沒有一個香港的商人、官員對我說這樣的話，因為他們知道說這些話沒有意義，但是正如這番話所說明的是，香港的商場、官場更多地強調個人的頭銜了，這才是香港可怕的變化，這才是奴性。他們開始在意個人的身份，開始在意個人的權力，他們要聽這些人的話，要和他保持一定的關係。香港也開始稱呼他人”x總”、”x董”，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大家認為香港人崇洋的一點，就是因為香港人都會有一個英文名，然而，這樣的崇洋卻出現了一個效果：當我看到唐英年的時候，我在與曾蔭權見面的時候，我就直接稱呼他們的英文名，Henry、Donald，我從來不叫他們”曾特”(曾特首)、”唐局”(唐局長)。香港人使用英文名的這個特點就表現在這種時候。、假設在一個公司裏面，我是董事長，我的下屬不會稱呼我”梁董”，他們會直呼我的英文名。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反映出一種，或許看起來浮於表面，卻並不是不重要的關係。我們與人打交道的時候不會太在意對方的職位、身份、級別關係，但是最近幾年卻開始講究了。所以我說，現在香港人終於有點奴性了。那麼過去為什麼與英國人相處的時候卻沒有這種奴性呢?這並不是因為英國的寬大，英國從來都不象那些香港本土論者所描述的那樣美好，英國對香港統治是非常可怕的，曾經也是非常功利的，功利到什麼程度呢?在過去的亞洲四小龍中，香港是最後一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的。這是因為當年的港英商人集團反對政府在香港推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這樣會使得政府的開支增加，從而導致稅賦的增加，最終令商人盈利減少。因此怎麼能說英國將香港治理得很好呢?我並不贊成。在我看了，今天香港所享有的相對的自由、開放、公平不是英國的恩賜，而是香港人向英國人爭取得來的。很多人以為香港在回歸之後才開始講民主，我不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說，我所經歷的是，香港人如何在80年代開始示威遊行、集會，來爭取民主運動，我們早就開始了，我們只是過去向英國人爭取，現在向自己人爭取罷了。這是一個我們用自己的方法拼搶回來的局面，不是來自任何人的慈悲統治。當然，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有它自身的特點使得它和大陸有所區別，但是我們不應該過分地誇大它，認為這是一個完善的、相對好的統治，也許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殖民帝國會比一些殖民帝國，比如說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要好得多，這是事實，但我們不應該過分地讚美它、稱頌它，而香港人過去對英國人的態度是，在80年代或更早的時候，一般的香港人從來是不知道英國的內閣成員是誰，這樣講是因為香港人從來沒有意識到香港是一個英國人統治的地方。我們有港督，但是女王是不存在的，她不過是馬會投注站上的畫像而已。你說我害怕、尊敬英國人嗎?1970年代的時候，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的妹妹到香港訪問，接受禮儀接待，包括她橫跨維多利亞港，兩岸的禮炮鳴響，結果是，第二天，在香港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刊物的《明報》，它的頭條是”大炮二十一響，送玉妹過海”，極盡黃色隱晦之能是。這是香港在街上大賣的報紙，用這樣的態度對待自己帝國的統治者的妹妹，這就是香港。我們什麼時候尊敬過英國人?我們甚至不知道英國正在做什麼。到了80年代末英國的經濟不景氣時候，香港人開始富裕了，去倫敦旅遊，感嘆這就是所謂的帝國首都，滿街都是垃圾，失業、窮困遍野，弄得一團糟，從那個時候起，香港人就越發看不起英國。所以香港人並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樣”崇英”、”洋奴”，他們恰恰是瞧不起英國人，或許他們會向英國學習一些東西，但是他們卻從來不投入，比如說英國人喜歡的一些運動並將它帶到殖民地區，其中最精英的是板球，香港華人從來不打板球，西印度群島倒是有全世界最優秀的板球手。香港人喜歡足球，這是一種不那麼精英的，庶民的大眾運動。香港受英國殖民多年，沒有出現過用英文寫作的好作家，不像印度和新加坡，他們有非常出色的英語作家。說了這麼久，我想要表達的是，香港這個地方，它從來都沒有那樣英國，也從來不那樣獨立，它從來都是華人網路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也從來不像我們所理解的大陸、內陸。那它是什麼?它就是我一開始所講的南方海洋中國的一個據點。這個據點，今天的香港，它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原有的屬於海洋世界的特色：它一方面非常保守，它所保守的也許是它自身的生活方式、傳統價值，甚至是性觀念，舉個例子，大家去南洋，會發現很多馬來華人，或者到美洲的唐人街，會發現其中的一些流傳下來的東西會比我們所流傳的還要久，這是源於他們很保守的性格，而香港的保守則更甚，它是整個華人世界最後一個宣布納妾非法的地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何鴻燊堂而皇之地有四太、三太，當時他納妾是合法的。香港還可以更保守，97前的時候，有一些村莊口上會樹立一道木牌，寫著”依照大清律例，本村六時以後禁止外人入村”，清朝滅亡了將近一百年，香港的部分村莊還在自行其是地遵循大清律例。香港有很多八卦雜誌、狗仔隊，我們或許會覺得這些東西非常黃、非常腥，仔細一看這些其實是非常保守的，比如說它會很強調一個女星，她沒有出嫁，她只是和另一個男明星出去玩了一個晚上，被狗仔隊抓拍到了，還被強調”xxx斷正”(xxx被逮個正著)。請問未婚男女外出旅行、外出玩樂、吃飯，就算是去酒店，會有很大的問題嗎?為什麼要用”被抓著”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她?她被抓到了什麼?她有什麼可以被抓?沒有。但是這樣形容的背後說明了這些媒體是很保守的，香港的這些娛樂傳媒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非常保守的，香港的性觀念也是如此。
這樣的一個社會，它維持的那麼舊，有舊社會的意蘊，這是整個海洋南方世界的其中一部分，這些部分本身就包含著這方面的要素，它講究的是以鄉土關係、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這也是今天中國，為什麼傳統的宗族會在華南保存得比較好，大家身在廣東可能也會了解到，相比起北方，廣東一些地方的宗族社會會保持得比較好，甚至有復興的氣象。某些地方宗族可以反過來充當成一股進步的力量，譬如烏坎。這樣的東西，正是南方世界的特色。在香港的這樣一個南方世界中， 它當然不是與大陸截然對立的，我們知道，曾經發生過一次工人罷工運動，可以說有史以來歷時最長的罷工，就是省港大罷工。這場罷工，是香港工人罷工，逃到廣州，廣州工人同志們接濟他們，使得他們可以罷工幾個月，不用上班不用工作，那時可謂”廣州香港一家親”。我們還可以看到歷史上有多少次在中國的關鍵時刻，香港都被卷了進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有一半人是經由香港上廣州的，又再有二十多人是香港人，還有一些是南洋華人。香港一直都在這個圈子裡面。在這裏，我並不是要強調香港人的愛國情懷，我不想往這個方向講，因為他們並不一定是因為愛國而加入這些行動，正如說南洋華人是”愛國華僑”，這個觀念是很有問題的，他們有很多的理由想要來北方、影響北方、發展北方，但這些理由背後並不一定有很強的民族國家觀念在，或許是很古古古怪怪的各種想法。舉個例子，在民國時期，曾經擔任過復旦大學校長的李登輝，他是南洋人，是一個印尼華人。他回到中國出任復旦大學校長，並把復旦搞得有聲有色，但其實他是不會看中文的，他只懂英文，他僅能說一點不太流利的普通話。那麼，他為什麼要回到中國，很多歷史形容他是一名愛國華僑，其實不然，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是一名基督徒，是一份身為基督徒的使命感讓他來開拓這片基督教的處女地。當時很多被認為是愛國華僑的人，他們有的是為了個人的事業，有的是為了個人的信仰，有的是為了鄉情，有的是為了同窗之誼，當然也有很多是具有真正民族主義色彩的人了。不過這才是南方的本色，正如鄭芝龍對祖國沒有什麼忠誠一樣。或者說，你們會喜歡哪一種人?是那種像重慶那樣每天唱紅歌的人，還是像鄭芝龍這樣一天到晚叛國卻帶來他的船隊迎風破浪、高興的時候就用西班牙吉他歌唱娛樂的人呢?南方人正是後者，這樣的一群人不僅要參与中國的改變，他們還卷進了周邊地區的政治局勢。回到香港本身，越南共產黨的第一次黨代會就是在香港召開的，菲律賓地下共產黨的第一次黨代會還是在香港召開的。香港不僅是辛亥革命的源起地之一，也是東亞反動革命基地。這整個世界裏面，充滿了陰謀、詭計、間諜、叛徒，尤其對狡猾的商人、機會主義者、盜賊。這就是以華人為主體，香港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香港確實是充滿著一群機會主義者，他們或許可以很愛國，或許可以背棄國家，他們可以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英國的管治，也可以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一種他們過去不喜歡的政治方案，但是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如此。我不想替香港講任何好話，也不想過分地誇耀南方海洋世界，我只想說這個地方有一些東西存在，這些東西，依照傳統的價值觀，我們會鄙視它、看不見它，但是我們重新認識它的好處是，我們可以重新看到，身為華人，身為中國人，你還有什麼樣的其他可能性在，這樣的可能性或許不會更美好，但是它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一些靈活的思路，讓我們去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做實驗，我們不一定都要這麼做，但是有幾種可選擇的方案總是一件好事，正如我常常介紹大家要看南方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一樣，它給予我們一些不同的可能性。馬華文學的作者不多，好作品不多，但是他們其中最出色的作品當中，它總會讓我們所有使用中文的讀者大吃一驚，因為這群用華文寫作的人，他們的生產環境十分特別，他們從小所受的中文教育告訴他們，春夏秋冬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他們從小接觸到的詩詞，他們理解到中文當中一些很固定的表述方式，而這些表述方式都是跟北方中原的地理氣候環境緊緊捆綁在一起的，例如我們說”秋天了，落葉了”，”寒冬了，大雪了，屋子上的紅泥小火爐”，”春天花開了”，這是中文世界日常用語的表述方式，但是請問你在新加坡、吉隆坡、馬六甲，一個常年平均氣溫32度的地方，什麼叫春天花開，它天天花開，什麼是秋天落葉，它其實不怎麼落葉，大雪更只是文字上存在的傳說而已，所以在很小的時候他們就認識到他們所讀的中文和他們所生活的環境是沒有太大的關係的，這是一套虛構的語言，他們太了解語言虛構的那個面向了，純粹修辭的面向，所以當他們感動的時候他們們可以大胆地把玩實驗中文的修辭面向。又由於某些作家先天地認為他們是在一個偏僻之地學華文，他們怕被人看不起，所以他們會比任何人更刻苦努力地學習華文，乃至於今天我敢說，馬來西亞最出色的幾個小說家，他們每本小說中所用到的字彙的量，是任何一個大陸作家都無法比擬的，有些小說你看每一頁都需要查字典，因為他們認識的字、詞實在是太多、太深、太古、太奧、太辟，對於他們來講卻是運用自如。更重要的是，這些馬華作家，他們把中文帶到了一個歷史上沒有到達過的地步，舉個例子，大家見到過的我剛才所講的中國海洋文學嗎?沒有。歷史上有誰寫過《雨林》嗎?但是你看張貴清這些馬來西亞作家，他裏面這種濃稠的氣味、有質感地在告訴我們森林之中恍惚的光影，偶爾傳來的耳語在風中，有一些木瓜樹的花開著，其中的香味是一種怎麼樣的味道，樹上面有一條像蔓藤一樣的東西繞著枝幹緩緩滑落至地，仔細一看是一條蛇，而更遠的地方聽到一些穩重的聲音，一步一步，是一些象群，正在山林上踩著山脊的背往上，陽光灑下，穿過雨林中的枝蔓、氣根，偶爾像一頭豹的背影，這是一個中文過去沒有出現過的世界，而這些在南洋的華文把我們的中文帶到一個新的領域去。同樣的，南方海洋中國也可以把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帶到一個過去北方不曾想象過的境地，甚至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回頭思考什麼叫做中國，什麼叫做華夏。中國真的像我們今天以為的這樣，是一個自古以來這麼地獨立的，跟世界無關的，有一個核心點，比如說河南，往外擴散，慢慢發展成今天這樣嗎?當然不是。商朝的馬車上的車輪就是印歐人發明，商朝皇家的戰具、載具其實是來自於印歐草原上的一種器具，甚至我們今天講巫術的”巫”，甲骨文上常常講的”巫蠱”、”巫曰”、”巫占”，”巫”他作為一種人，他不僅是我們所講的巫師那麼簡單，他甚至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在河南幫助國王做占卜，甚至國王本身就是巫。那麼這群人是什麼人呢?今天的考古學家認為，巫的相貌應該是像歐羅巴人，我們在河南找到一些有巫的標誌、雕像，這些雕像很明顯是歐洲人的形象。我們能夠證明嗎?”巫”這個字在以前的發音更像廣東話的”巫”(粵語)，所以這種/m/、/ma/這樣的發音正是英文所講的magician中的”ma”，這樣的聲音它最早的源頭是在波斯。古波斯語、古漢語、古印歐語中，都有一些類似發音的字，無論是/m/、/ma/、/mo/這樣發音的字，從河南省一直到巴爾幹半島，這裏面可能只的是同一群人，但在我們以為中國獨自發展起來的世界裏面，其實我們早就跟世界在一起了，我們憑什麼說我們有自己一套那麼獨特的東西，跟別人不一樣的在發展呢?所以文化從來是雜種的，純種不可能有文化，因為只有雜交才有交流，我用這麼強烈的字眼想說文化從來都是雜的，只有雜，只有交流，只有不同地方的相遇才會出現文化的發展。這一點，我們過去便是如此，我們今天南方人知道的比誰都清楚，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