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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謝選駿：紀念六四屠殺28周年之二——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欲蓋彌彰
（一）
還是旁觀者清，逃亡台灣的人一語道破了大陸“告別革命與三個代表”之間的血肉關係。我相信，將來歷史檔案解密，也許會有新的發現。或是維基解密的白化症患者們關注中國了，也許就會出現“告別革命與三個代表”的主題。
因為，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是“奉旨演出”，為江澤民朱鎔基“三個代表”理論鳴鑼開道的。
1992年，李澤厚在美國丹佛市作了題為《和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良不要革命”》演講。這是李澤厚出國后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首次明確地、公開地提出了“告別革命”的主張。李澤厚回顧了自己從“傾心革命”到“懷疑革命”和“告別革命”的心路歷程；分析了為什麼辛亥革命“未必必然”和“未必必要”的原因。提出“要改良，要進化，不要革命”，指出改良“它比革命更為麻煩，更為複雜，更為瑣細，更為緩慢，更為捉襟見肘，更為令人生氣。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心、毅力，需要更為細緻、繁瑣、枯燥、複雜的調停、協調、和解、妥協、合作的工夫和功夫。”（《雜著》第307頁）在談到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時，李澤厚厚顏無恥地指出，“······我始終擁護鄧小平緊抓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這兩條，並也認為一切有關的政治改革，包括各方面的民主、自由，也只有在這前提下，根據中國的情況，有計劃和有步驟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地逐漸前進、推進，才能真正搞好。”（《雜著》第313頁）但李澤厚也指出，“不要革命，並非不尊重過去革命所高揚、所提供、所表現的英雄氣概、犧牲精神、道德品質、崇高人格。它們仍然是對人類的一大貢獻，‘太上立德’，這些英雄們在這個方面給人類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雜著》第319頁）
後來“告別革命”還出版了對話錄。對此，海內外的一片“聲討”浪潮。
為什麼呢？
因為，“告別革命”與“三個代表”具有密切的血緣關係。
雖然在大陸，《告別革命》被列為禁書，至今不準出版。官方學者批判“告別革命”是唯心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旨在反馬克思主義，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史。但是，“告別革命”是為“三個代表”打前站的，到海外來試試水溫的，而這畢竟具有密切的血緣關係。
李澤厚提出的“告別革命”觀念，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把國產化為黨產和私產，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李澤厚指出，“‘革命’可說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過其熒熒大者。中國人經歷了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褻瀆的神聖觀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饒恕的最大罪惡。”長期以來，中共所強調和突出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它的“階級性”、“鬥爭性”、“革命性”，什麼事情，前面只有冠以“革命”一詞，似乎就顯得特別崇高、神聖、偉大，這已成了不容半點質疑和動搖的定論。至今不是還有人要捍衛“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嗎？不是還有人呼喚“文革”嗎？
但是現在不同了，共產黨有錢了，富起來了，需要三個代表了。
（二）
本來，李澤厚劉再復這件“腳夫的工作”、“轎夫的工作”、“交付的工作”······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和六四屠殺的血跡一樣，被人漸漸忘記。但是“李澤厚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38ha11）還怕世人健忘，故意發出《劉再復：告別革命兩邊不討好》一文，刺激大眾的麻木。
這廝寫道：
一九九二年秋天，劉再復“受聘”到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擔任客座教授。邀請我的是系主任柯羅教授和著名的現代中國文學翻譯家葛浩文教授。我到Boulder時，李澤厚先生剛出國，胸中的中國情結還沒有完全消失，而我則仍然是滿腦子“中國”。因此，總是傾聽著李先生關於中國的講述。當時他說得很多，但有兩個基本觀念讓我難忘：一是中國很大，很豐富，很複雜，看中國一定要宏觀地看才能看清楚。微觀之下，到處是問題；但從宏觀看，它還是在進步。二是我們要對過去進行反省，也只能著眼于大思路的反省，即基本理念的反省。這兩點一下子把我“點破”了，當時我立即想到：四九年後的新中國，如果不是守持“繼續革命”的大思路，而是把民族生活重心及時地轉向和平建設，那就好了。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澤厚兄的時候，他立即表示，我們可以就基本大思路的問題進行對談，就叫做“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我非常高興，馬上想到應當走出二十世紀的思想框架了。於是，我們便以二十世紀的歷史主題“革命”為中心不斷地對話。這中間又涉及到哲學、文學、藝術、歷史、倫理學和種種意識形態。在科羅拉多高原上，上帝把我們拋到一起，我意識到機會的難得。我知道眼前這位熟悉的朋友是中國最有智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我有幸和他對話，不是為了抬高自己，而是為了學習，為了探索真理。因此，他所講的一切，我都記在心裏，幾乎什麼也沒有漏掉。一九九二年秋我到瑞典之前，對話已基本完成。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宿舍，我的妻子開始整理出錄音的部分，我作了修正，然後又由她謄抄一遍。而記在腦子裡的那一切，我則一頁一頁反芻出來，寫在稿子上。一九九四年回到Boulder時，我便把整理完畢的稿子交給李澤厚先生，他很快就進入閱讀與修改。其態度之認真，很讓我感動。大約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於一九九四年底，全書就基本上定型了。我選擇了一些章節在《時報周刊》（台灣《中國時報》社所辦）刊登，而把整部書稿寄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的副社長劉文良，他立即發稿，第二年（一九九五年）便正式出版了。大約是書名很顯眼，加上“革命”主題是大家所關注的題目，因此，第一版很快就賣完，接著又印了兩版。關於《告別革命》的成書過程，我在序言中如實地記錄于下：
一九九二年一月初李澤厚來到美國，而且來到科羅拉多，他在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羅拉多大學(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兩小時的高速公路。於是，我們見面、打電話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談論。撫今追昔，海闊天空，談哲學，談文學，談中國，談美國，談毛澤東的烏托邦悲劇，談鄧小平的“實用理性”，談政治、經濟、文化、情愛的多元。在國內時我們就是好朋友，我一直把李澤厚視為師長，認真讀他的書和他的文章，並深受他的學說的影響。那時我們雖也常見面，但彼此都太忙、從未像此次贏得如此充份的時間進行如此充份的交談，在遙遠的異邦，天長地闊，我們竟能同處一地，這真是天降的學緣。
開始我們只是隨便聊聊，但我很快就發現李澤厚談論的內容許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過的，他的許多學理性見解非常獨到和寶貴，確實稱得上“真知灼見”。這兩三年，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轉型的急速變遷中，社會問題極為龐大而複雜，也因此，學界各種似是而非的看法特別多，加上商品潮流的衝擊，人們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也喜歡故作驚人之論和故張怪誕離奇之目，讓人深受刺激而莫衷一是。在這種狀況下，我特別感到李澤厚的充滿理性的談話，非常難得。我所說的理性，是指揚棄情緒、揚棄道德義憤的思考。李澤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對兩者負責：一是對歷史負責，一是對人民負責。有責任感才有理性。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在國內學術界就遭遇到兩面夾攻：一是極左教條主義攻擊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輕朋友抨擊他過於“保守”，但他在眾聲喧嘩中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這條路，就是理性之路。
在整部對話錄中，有一小半是靠錄音整理出來的，而大半則是靠記憶而書寫下來的。當然，兩種方式最後都由李澤厚作了仔細校閱和補正。我所以能記下來，一是因為李澤厚的談話思想明晰，便於記憶。我平素讀書就注意讀思想，不太注意讀文采，所以腦子中的思想膠汁比較多；二是我對李澤厚格外尊重。《猶太智慧》中有句悟語：對人心悅誠服可幫助你的記憶。我對李澤厚正是心悅誠服，格外尊重，並覺得，他的寶貴學識，是值得我調動生命的黏液去把它嵌進自己的心靈之中的。無論是在上學的年輕時代還是已當上文學研究所所長的時候，我都這麼想。在當文學所所長期間，我常藉著可坐小車的“特權”、跑到幾十公里之外的皂君廟去聽他“坐而論道”，我的《論文學主體性》就是在他的影響下形成的。當我讀到他的《康德哲學和主體性論綱》之後，禁不住內心的激動，並隱約地感到，我將要在文學理論領域中進行—次顛覆性和建設性的變革，令機械反映論作霧散雪崩，而《論綱》就是我的起始之點。所以我一再說，大陸主體性理論的始作俑者是李澤厚。關於這一點：文學研究所的兩位優秀的年輕學人陳燕谷和靳大成在《劉再復現象批判》中曾作過精彩的表述。他們說：“必須公正地指出，在我國，主體性問題是李澤厚首先提出來的。當‘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很多人還處於思維混亂的情感宣洩狀態時，大部份人還在撫摸昨日的‘傷痕’時，李澤厚即以其獨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為創造成熟的歷史條件進行了寶貴的思想啟蒙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實際上成為中國人文科學領域中的一個思想綱領的制訂者，他的哲學、美學、思想史著作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劉再復在內。《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主體性論綱》以及《思想史論》三部曲，他的著作一再成為當代文學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他對康德、對馬克思的主體理論的創造性闡述與發揮，使這種思想像一股暗流潛伏在每一個熱血的思考人生的人心中。”
《告別革命》出版之後，很快就在社會上產生反響。會有反響，我是想到的；但產生如此強烈的兩極性反響。倒是在我意料之外。所謂兩極性反響，就是肯定性反響和否定性反響。
（三）
謝選駿指出：李澤厚劉再復二人轉一唱一和，煞費苦心地給人充當轎夫，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雖然他們的三個代表打亂了共產黨的先鋒隊，還是具有一定的歷史作用，但是，化公為私、瓜分國庫的“三個代表”過程，卻給底層民眾帶來橫遭剝奪的巨大苦難。這種內外勾結、暗箱作業，其實並不怎麼體面，又怎麼值得在二十多年後來拿出來大吹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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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劉再復有沒有想過：當你們受聘鼓吹告別革命的時候，天安門廣場那數萬冤魂還靜靜地躺在那裡，等待歷史給出一個無償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