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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舒平之後 又一個被聲討的是方方和她的小說《軟埋》

2017年05月29日 9:37 PDF版 分享轉發

作者:王海濤

最近,作家方方在微博上透露,她的小說《軟埋》遭到了一些人的圍攻。那麼這本小說到底講了什麼樣的故事?以下是小說中的故事以及讀後感——

1948年7月,學業有成的董少爺從上海回山西老家。

他學的是醫學專業,打算按照的意思,在老家的鎮上開一個診所,給鄉親們治病。

董少爺的媽媽當年患病,是被洋醫生治愈的。他的爸爸就相信了西醫,並讓兒子外出學醫。他是家的少爺,爸爸供得起他讀書。

距離家鄉鎮子不遠的山腳下,他遇到了表弟。表弟小起在這裏已經等了他多日,只為告訴他,全家人,父母、姐姐、爺爺、奶奶都已死了。父親死前託付小起,務必堵住少爺,並告訴他,一定不要回家,能逃多遠就逃多遠……

【旁白:我查閱了一下相關資料——

1948年,山西的解放戰爭,正在如火如荼。這一年的夏天,山西有的地方已經解放,還被閻錫山固守。太原解放,是全國解放戰爭中,城市攻堅戰持續時間最長,戰事最為激烈,傷亡最慘重的一場大戰。

解放軍戰士,大多是本地招募來的翻身及國軍俘虜,因為戰爭慘烈等原因,士兵逃亡現象嚴重。為了做好戰士們的思想工作,部隊內部加強了政治教育工作。比如,這樣做教育工作:你們村有沒有被地主老財欺壓的?有!你們村鬥爭了地主沒有?鬥爭了!你家分到了地主的土地沒有?分到了!害不害怕地主的還鄉團報復?害怕!咋樣才能不吃二遍苦?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董少爺的老家,應該已經先於太原解放。董少爺的一家,應該就是被鬥爭的地主,他家的土地,應該被農民‌‌“分‌‌”了,然後,全家人集體死了。

分地主的土地,就是‌‌“‌‌”的重要一部分,‌‌“土改‌‌”,給了農村無產者極大的積極性。

距離家門一步之遙,董少爺已經無家可歸,他絕望地逃進了深山。瀕死之際,獵戶老吳把董少爺救活了。於是,董少爺從此改姓吳了,在山裡過起了世外的生活。山外的戰爭,仍然在進行。

山裡,沒有時間概念。有一天,董少爺和老吳深山裡遇到了一個受傷昏迷的人,一身槍傷。數天之後,醫學專業的董少爺把此人救活了。

被救活的這個人看出董少爺不是山裡野人,勸他一起離開,對他說:‌‌“我是一支解放軍部隊的,回山西老家奔喪,路遇土匪;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一個多月了,你應該到山外參与新的建設;是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將不會再有戰爭、飢餓、壓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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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爺告別了老吳跟著政委出山了。從此,董少爺的名字叫吳家名,意思是,無家可歸,沒有名字。

劉政委帶著吳家名,進入了解放軍。隊伍一路向南,受命解放南方,以及剿匪。在川東剿匪時,因為有醫術,吳家名成為戰地醫院里的醫生。

鄂西、川東的土匪猖獗,解放軍傷亡慘重。劉政委為戰友們一個接一個的死去而難過,這些戰友經歷了一次次戰爭,卻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後,死在土匪的槍下。征糧的工作隊,有時候就在路上突然被伏擊了。

時間已經到了1952年的春天,匪患依然未能根除,而土改正在鄂西、川東同時進行著。地主被打倒了,土地被分了,村裡的無產者,可以迎娶地主家的婆娘、丫頭。有些地主家的女眷自殺了,有些認命了。

陸子樵的大莊園有近200年的歷史了,他是當地的大地主。他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他也曾到東洋留學。同鄉的另一個地主胡老爺,是他留學時的同學。胡家的女兒黛雲,嫁給了陸家的二少爺。陸老爺支持革命,支持剿匪,貢獻糧食,極力表示對新社會的擁護。據說,縣裡的領導已經決定不批鬥陸家,但陸老爺還是讓漂泊在外的兒子不要回家。

胡老爺家沒有這麼幸運,作為鄉紳和知識分子,他的愛好就是書畫,對政治不敏感。他所有的藏書被人燒了,燒了很久才燒完,村民便把灰燼挑到田裡當肥料。批鬥的時候,群情激憤,有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氛圍,於是,胡家一家人就當場槍斃了。

陸子樵的幸運並沒有持續多久。在聞訊將要于第二天被批鬥的那個晚上,陸老爺召集一家大小,吃飯,開會,決定集體自殺,唯獨不讓兒媳黛雲自殺——因為黛雲的父親,胡老爺一家就剩下這一個女兒了,而且,黛雲還要保護剛剛出生不久的幼子。

於是,在院子里挖坑,然後,一家人喝下砒霜。黛雲將家人埋完,從暗道里逃走了,暗道的盡頭是一條小河,河邊有一條準備好的小船。暗道是祖上建造莊園的時候,就預留好的,陸老爺在最後關頭告訴了黛雲這條逃生之路。

第二天,大門被撞開,看到滿院子的新墳,批鬥的人敗興而去。從此,這個院子就荒廢了,無產者不願意住進這個墳頭林立的莊園。

黛雲背著兒子乘船逃離,水流湍急,兒子掉進水裡失蹤,她呼叫兒子的乳名‌‌“丁子‌‌”,隨後自己落水。被人發現的時候,她渾身是傷,昏迷在河邊,然後被送到了醫院,成為吳家名醫生的病人。她昏迷了半個月,終於醒來,喃喃地說著‌‌“丁子‌‌”,她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但保持著對這個新世界的恐懼和警惕。吳家名確認她失憶了。

這是1952年的春天,土改還沒有結束,窗外的桃花正在盛開,吳家名在這個病人的名簽上寫了一個名字,丁子桃。

吳醫生髮現這個病人不同尋常,她皮膚白皙,顯然不是窮人家的女人,而且,她識字;讓她回憶,她什麼也想不起來,並會因此精神崩潰。他隱約感到,這個女人,與正在進行的土改有關。

無家可歸的丁子桃,被吳醫生介紹到劉政委家當保姆。劉政委一家喜歡這個保姆,話少,手藝好。

1963年,劉政委和吳醫生都已經生活在武漢,他們還保持著聯繫。政委得知吳醫生的愛人已經去世,就建議他娶丁子桃為妻。於是這兩個分別深藏著自己身世的人,兩個生於地主家庭,但以不同方式隱去了出身的人,組成了一個家庭。

40年後,84歲的劉政委重遊川東、鄂西,當年幫助解放軍剿匪的村民,已經凋謝殆盡,還有個別人可以與他回憶從前。當地人回憶從前,總是把剿匪和土改混在一起。劉政委說,他沒有參与土改,但是知道當時有些過火,死了很多不該死的人。他還提到當年的大地主陸子樵,為剿匪提供過很多的幫助,後來全家自殺身亡了。劉政委又說,矯枉必須過正,那時情況複雜。打完仗,殺心沒退,覺得鎮壓是最好的辦法……

劉政委覺得自己的一輩子很值,覺得因為有了當年的革命,才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回想起那麼多的戰友,在年輕的時候就喪命于戰火,他對自己的一生很滿意。故地重遊回到武漢,他死了。吳醫生,多年之前,已經死於一場車禍。丁子桃,如今患上了老年痴獃。

吳醫生和丁子桃的兒子,如今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他意外發現了父親的日記本,驚訝地發現,自己家族祖籍山西,姓董,而不是姓吳……原來他的父母,都是家族大災難的倖存者,他是兩個家族偶然倖存下來的基因。隨著父母雙亡,他已經永遠回不到自己的家鄉了。

這就是《軟埋》的故事梗概。

或許是為了規避什麼,或許是出於寫作技巧的需要,這個故事,被方方講得比較‌‌“凌亂‌‌”。我覺得,她為了能把故事講出來,刻意設置了大量的巧合,痕迹太過明顯。按照我的理解,她如此寫,是為了沖淡故事的慘烈。

在此之前,我很少有看過這樣視角的涉及‌‌“土改‌‌”的小說。以前,關於土改的文學作品,是《暴風驟雨》那樣的‌‌“革命文學‌‌”,在那裡,地主都是反動的,是應該被鎮壓的,在那裡,地主與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一脈相承。

在余華的小說《活著》里,富貴作為一個解放前的地主少爺,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前敗光了家產,而免於‌‌“土改‌‌”帶來的暴風驟雨。小說《白鹿原》里,有寫到鄉紳富農地主,但故事只寫到1949年就結束了。有人說,感覺白鹿原沒有寫完。

一件事情一旦發生,就開始失真。真相,就只能在我們的想象之中。所以,有些小說,你明知是虛構,卻也可以當作真相看待。

總之,方方的《軟埋》,或許是受限於講故事的空間,或許是缺乏記錄歷史的‌‌“野心‌‌”,故事有些單薄了,缺乏《白鹿原》和《活著》那樣的歷史感和經典氣質。儘管讀的過程中,有一些不滿意之處,但它還是吸引我讀完了,因為,它在試圖解釋講述真相。

‌‌“軟埋‌‌”,據說是川東民間的一個詞,意思是一個人死後,沒有棺材直接埋在土裡,人們認為軟埋的人,將無法轉世投胎。我覺得這個詞兒,有一定的象徵意義,許多歷史的真相,彷彿也已經被‌‌“軟埋‌‌”。

(本文寫于數月之前,刪節重發)

延伸閱讀:

張弘:《軟埋》歪曲歷史,還是有人選擇性遺忘?

隨著幾篇有關小說《軟埋》的批判文章公開,針對作家方方《軟埋》的爭論進一步升級。方方本人對於此類批判文章做了回應,也另有其他人為方方辯護。

在名為《〈軟埋〉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的文章中稱,‌‌“方方的小說無視土改的這個本質方面,給土改潑了一大盆髒水,這是對歷史的歪曲,是歷史虛無主義在文藝領域的典型表現,是‌‌‘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鬥爭的具體表現。‌‌”

名為《〈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的文章則稱:‌‌“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儘管受到黨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評,但仍在以各種形式滋長蔓延。除了在歷史研究領域,在講台、論壇上不斷欺騙毒害人們,近些年在文學創作領域也表現得十分猖獗。為地主階級翻案、控訴土改的小說《軟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最露骨的表達罷了。在此以前,有《活著》、《生死疲勞》、《白鹿原》、《古船》等等。長期以來,這些作品基本上沒有在主流媒體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評,也未聽說其所在單位黨的組織對此有過批評指正,有的人反而獲得了很高的地位、炫目的光環,有很多粉絲和吹鼓手。這就在客觀上產生了一種導向,寫這類顛覆歷史的東西可以出名得利,可以風光無限。‌‌”

文章《<講話>之後發表<軟埋>是極不正常的》中提到,‌‌“《軟埋》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為土改翻案的小說。作者站在地主階級還鄉團的立場上,對偉大的土改運動進行惡毒的反攻倒算和秋後算賬。‌‌”

三篇文章的共同特點,都充滿著濃厚的階級鬥爭意味,無論是三位作者的思想觀念,還是他們所使用的語言,都與六七十年代人們常見的大字報如出一轍。

在新一輪的爭論中,有兩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對文學作品進行泛意識形態的批評是否可取?政治或其他的標準能否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準繩?第二,《軟埋》描寫的事件有沒有歷史依據?1950-1951年的暴力土改究竟有沒有出現亂斗亂殺?其中,前一個問題涉及辯論所必須遵循的準則與邏輯,后一個問題則涉及《軟埋》是編造歷史還是證據確鑿。

眾所周知,《生死疲勞》的作者莫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活著》的作者余華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作家,而《白鹿原》作者陳忠實、《古船》作者張煒都獲得過茅盾文學獎。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已經獲得了國內外文學界和讀者的公認。同樣,《軟埋》的作者方方,此前也有多部作品獲得過國內外的文學大獎。對文學作品本身的評價,存在著多種評價方式和評價標準。但是,這些評價方式和評價標準均不能脫離作品本身,不能脫離文學性和藝術性。即便作者在書中表達了不被其他人認可的價值或傾向,那也只能用文學的方式來評論和衡量。

批判者指責《軟埋》‌‌“為地主階級翻案、控訴土改‌‌”。顯然,這一判斷純屬主觀臆斷。它揣測寫作者的主觀動機,然後據此做出結論。它以黑白對立的二元思維統御一切,強調‌‌“親不親,階級分‌‌”,‌‌“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而此前的當代史告訴我們,在文學領域實施武器的批判,只能製造冤案並阻撓文學的正常發展,給作家本人和社會製造混亂。

擔任蘇共總書記時,曾經封殺過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赫魯曉夫退休后,讀完了兒子給他的《日瓦戈醫生》列印本,認為書裏面根本沒有反蘇的內容,他對這本書未獲出版表示遺憾。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此時,赫魯曉夫自己的回憶錄只能在美國偷偷出版。而當初在各種大會上激烈批判帕斯捷爾納克的蘇聯作家們,則在事後紛紛表示了羞愧與後悔。類似的錯誤和悲劇,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中國不應該繼續上演。如果拿意識形態或政治的標準去統御文學,那就好像用一級運動員的體能做標尺,判斷其他人是黃種人還是白種人。

《軟埋》描寫了1950年後土改中的一個冤案。批判文章中稱,‌‌“方方寫的時代背景是1951、1952年,那時全國已經解放,老區的土改都已結束,我們在土改方面已經積累起相當成熟的經驗。南方新解放區的土改充分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掌握政策比較穩,即使執行鎮壓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較穩妥的,沒有亂打亂殺了。對沒有明顯罪惡的地主,群眾是不會對他們繩捆索綁的,把土地和浮財拿出來就完了。方方說的那些荒唐離奇的事兒,我不知道是怎麼捏造的。‌‌”

關於1951年、1952年土改的真相,少數人的親歷顯然不能代表這場全國性政治運動的全貌,歷史學家的研究無疑更為可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2009年曾發表于南方都市報)證實,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頒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幹部和貧苦農民全然不顧。湖北潛江重點鄉李家大台、紫月兩村,共413戶,工作隊進駐后,硬是劃了64戶地主,69戶富農,‌‌“地富合計佔總戶數32.2%‌‌”。他們還將所有所謂‌‌“地主‌‌”掃地出門,迫使這幾十家農戶(其中多戶實為富農)全家外出討飯求生。其他的‌‌“富農‌‌”(實為中農和貧農)亦多被剝奪,只是沒有被逐出家門而已。漢川縣土改工作團亦大張旗鼓地斗地主、打惡霸,全縣土改、鎮反先後殺了數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簡單激烈,導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緒,許多並無多少劣跡的地主富農,甚至一般農民紛紛自殺。十一區3個多月有37人自殺身亡,三區亦在同樣時間里自殺了31人。其中且多為女性。

湖北如此,廣東也不例外。廣東東江惠陽縣潼湖區欣樂鄉土改伊始就亂打亂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亂挖底財,該區發明了20種吊打人的方法來逼底財。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鬥爭地主中實行吊、打、綁、埋(埋至頸)、關5種辦法,還動用火刑,強迫農民簽名參加吊打,否則不分果實。惠陽縣因此自殺了199人。僅5-8月間,北江地區就造成了614人自殺。潮汕專區則造成了755人自殺。興梅專區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5-8月連打死帶自殺,共死亡4000人左右。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殘廢的數字更加驚人。僅一個東江地區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開始的幾個月時間里就鬥爭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農成份者1047人。鎮壓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絕望和恐懼自行了斷了生命。

楊奎松的研究以檔案和史料說話,此文顯示,華東各省和中南各省,普遍存在亂打、亂殺、亂吊、亂挖浮財的現象。據三農學者張英洪的研究,1951年的土改中,湖南漵浦縣亂殺嚴重,對於所謂惡霸地主,有的沒有經過批鬥就槍斃,有的在召開群眾批鬥會後立即拉出去槍斃。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在會上布置任務時說:‌‌“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農民、公民權與國家》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89頁)。從1950年8月至1951年秋,漵浦共槍斃特務、匪首、幫會分子、惡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689人,曾主持漵浦縣公安局工作,領到過漵浦八區土改運動的郭靜秋時隔50多年後也認為那時‌‌“殺人還是殺得太多了‌‌”。

由此可見,《軟埋》中涉及土地改革的冤案,並非空穴來風。作者選取了已經發生過的史實,作為文學的素材而創作小說。這完全是作家的職業行為,方方的做法在文學創作中屢見不鮮,甚至可以說,用藝術手法加工和描述歷史已有的現象和人類的普遍經驗,是文學立足之根本,存在之理由。這也意味著,針對方方‌‌“歷史虛無主義‌‌”的批評既違背了辯論的基本邏輯和準則,同時也罔顧事實。

不能忘記的是,用意識形態或政治標準統御一切,已經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慘痛教訓。例如,蘇聯的科學家李森科用政治手段打擊學術異己,他曾經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經過斯大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蘇聯的遺傳學由此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

由此可見,用意識形態或政治標準作為越界的武器打擊異己,會造成多買嚴重的後果。而告別階級鬥爭,讓意識形態和政治回歸本位,乃是中國改革開放不可或缺的前提。用陳腐落後的鬥爭哲學和話語方式,在多元社會中強制思想定於一尊的做法,早已為人們所唾棄。‌‌“歷史虛無主義‌‌”並非攻擊異己,百試不爽的萬靈藥,它所針對的恰恰是罔顧事實,對沉痛歷史教訓視而不見的行為。

類似的事件,還是不要重現的好。

來源:海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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