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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文革的制度起源：壓制不同聲音和大躍進
至今，“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去半個世紀了。這是由時任主席，“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發動領導（林彪，1966），由所有中共黨政官員和億萬人民參与的。
半個世紀前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多數部委，各省的多數廳局，都喪失了基本功能（中國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國有資產實際早就由各級地方政府控制；所有集體資產從來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中一些中央部委被永久性解散。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和鼓勵下，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從政府到企業（以及農村人民公社），到處的黨政軍民，都在為爭奪權力而鬥爭。毛澤東在1967年視察大江南北的談話中宣稱，當時是“形勢大好。形勢大好的標記是天下大亂”。時任副主席、“副統帥”的林彪清楚地陳述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把權力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回來。他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林彪，1966）。為了奪取政權，從而控制“一切”，所有黨政軍民中的派系，在城市、農村與對立派爭奪、廝殺，有些地區甚至動用了重武器。而每一派都以忠於毛主席為理由去攻打對手。
直到1969年，在藉助軍隊平息秩序，保證中央對地方的嚴格控制后，中國鞏固、強化了，自從“大躍進”以來建立的，政治上高度集權，行政經濟上高度分權的，向地方分權的極權主義制度（分權式極權制）。自從1950年代初以來，在中國全盤蘇化，建立極權制之後，“大躍進”是系統性地偏離蘇式極權制的第一個重大制度變革。這是產生文化革命的制度基礎的重要部分。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前奏。它造成的影響極其深刻，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
中國今天的分權式威權制，其部分重要制度基礎源自“大躍進”。“大躍進”是全國全面推行地區競爭機制的發源，而人民公社則既是全國全面推行地區實驗機制的發端，也是全面推行地區實驗機制的結果。即，中國改革以來曾經行之有效的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的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說，源於“大躍進”。在文革研究的大量文獻中，普遍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不同見解，或因此引發的權力鬥爭，作為導致文革的誘因。但忽略了“大躍進”引起的巨大制度變化，沒有看到“大躍進”為文革奠定了制度基礎。
“大躍進”運動作為改變制度的一場“革命”
在1950年到1956年期間，中國已經建立了典型的極權制。但蘇式的典型極權制的權力分配在中共內部引起矛盾。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用槍杆子建立全國政權之前，是以地區為單位統治各個相對獨立的“解放區”的。各個“解放區”的力量合成在一起，以類似聯邦制的形式，構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權力的基礎。在1950年到1955年期間，在全國全面迅速地建立了蘇聯式的極權制，包括政治經濟組織的具體形式。在這個制度中，中央把原本屬於地方的權利都拿走，既引起地方官員的不滿，也破壞了他們的激勵機制。毛澤東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反映了全盤複製蘇聯式的極權制和中共傳統的地方權力權利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在1956年期間，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爭論。
“大躍進”是第一次把中國從典型極權制變成向地方分權的極權制的第一次“革命”。這次革命的主要制度變化，是向地方政府大規模放權，包括行政權和經濟權。這種在保持中央對地方的政治和人事緊密控制的基礎上，大規模向地方放權的制度變化，從基本上破壞了蘇聯式計劃經濟的基礎。其實質是在具體統治方面，部分恢復中國帝制的傳統制度，“郡縣制”。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描述自己和他領導的中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從制度角度，他所謂的馬克思，指的是從蘇聯來的典型極權制，包括共產黨制度。他所謂的秦始皇，指的是郡縣制。
毛澤東之所以要推動這場向地方放權的革命，有兩個重要的動力。第一是最高領袖的權力。向地方分權有助於鞏固中央最高領袖的權力。因為在1950年代初大規模集權之後，地方已經沒有可以與中央競爭的政治領袖。但中央不同。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行政、經濟力量越強大，中央部委實際上可以制衡最高領袖的實權就越大。大規模分權會極大地削弱中央部委的力量，實際加強最高領導的政治權力。第二個原因是出自統治全國政治經濟的具體考慮。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鑒》《史記》等等古書。
在“大躍進”初步建立的分權式極權制中，一面是是對人事、政治路線、經濟路線和意識形態的高度集權，程度比蘇聯還高。另一面是對行政和經濟的大規模的放權。88%的中央各部所屬的企業被下放到地方各級政府。這個制度導致了黨內外和政府內外原來就已經非常微弱的制衡機制被進一步大幅度削弱。此前中國的極權制中，制衡的力量已經非常之弱。但有從蘇聯學來的一套統計、監察、計劃、執行等在技術層面互相制衡的部門和制度。如果有機構作假，另外的機構能起制衡作用，避免作假。“大躍進”，向地方放權，把這一套制衡機制全部破壞。在蘇聯式的制度中，雖然不能很好解決激勵機制問題，但是至少可以預防最壞的作假問題。把這些微弱的制衡機制也破壞了，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在所謂的浮夸風、“放衛星”等機制盛行之下，多省爆發空前規模的大飢荒，導致幾千萬人飢俄致死。
“大躍進”及產生大飢荒的制度條件
“大躍進”在中外歷史上最著名的不是其制度變化，而是其導致的巨大災難。壓制中共黨內外的不同意見，是導致“大躍進”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嚴謹地論證，20世紀以來，由於農業、運輸和信息通訊等領域的巨大進步，全世界上已經完全消滅了純粹自然原因造成的飢荒。即，任何餓死人的飢荒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包括封鎖信息。他研究的案例中包括中國“大躍進”時期的大飢荒。他指出這是人造的飢荒。而這個人造飢荒的核心就是極權主義制度，壓制、破壞了其內部的所有的制衡力量，破壞了信息傳遞的渠道。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其前奏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那場運動中，把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或表達不同聲音的所有黨員非黨員的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都打成右派，即中共的敵人。據改革開放早期的官方統計，全國受到各種打擊和懲罰的右派分子數字高達五十幾萬（最近有證據表明這一數字是三百多萬）。經歷如此全面徹底的打擊之後，黨內黨外，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級領導人，都沒人再敢發出與最高領袖不同的聲音。這為創造盲從的群眾基礎和鞏固極權制度準備了條件。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鼓吹隨之升級。
餓斃幾千萬人的大飢荒的直接原因是虛假信息和隱瞞信息。任何統治者都希望避免飢荒，包括專制制度的統治者。問題是，在“大躍進”時期，為什麼最高決策者不能發現虛假信息的問題呢？問題在極權制度。當制衡最高決策者的機制被完全消滅，個人崇拜盛行時，質疑虛假信息的機制不復存在，即使有人內心質疑也不敢說出來。
例如，在1958年，周恩來對“大躍進”的謹慎被批判為保守，並被迫做公開檢討。他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職務被取消。隨後分管計劃經濟的副總理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都為表達對“大躍進”的不同意見作檢討。所有的中央政權裏面主管經濟的人一律低頭認錯。同時，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劉少奇和林彪積極支持“大躍進”，批判周恩來、支持柯慶施（雖然幾年之後劉試圖扭轉餓斃幾千萬人的大飢荒的大躍進，而這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隨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柯慶升為政治局委員，林彪升為政治局常委。而柯慶施則提拔重用了張春橋（文革中的“四人幫”一員）。
政治的極度集權完全破壞了中共黨政高層的監督和制衡機制，剩下的唯一的激勵機制就是“胡蘿蔔加大棒”，即獎勵和懲罰。但是，在沒有制衡和監督機制下，真假不分，變成誰吹牛就給誰獎勵，即提拔。在嚴重扭曲的政治環境下，甚至一些最著名的學者也在參与了宣傳鼓動。
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媒體6月發表錢學森的文章，從光合作用固碳的角度計算和論證，一畝地可以產10萬斤以上的糧食。為“大躍進”中各地的畝產吹牛競賽奠定了“科學基礎”。“大躍進”時期最出名的，因吹牛被提拔的一例，是河南省省長吳芝圃。他被毛澤東稱為“大躍進的先進典型”。而河南省正是“大躍進”時期大飢荒餓死人數最多的省份。恰是因為河南省吹牛吹得最狠，而中央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糧食生產數量向各省收繳糧食。因此“大躍進”時期大量的糧食，甚至種子都被從河南省調走，造成農民不僅沒有糧食，甚至連種子都沒有，這就導致了河南成為大飢荒最嚴重的災區。河南省內餓死人最多的地區，信陽地區，其地委書記路憲文，是因為吹牛從地級提拔起來的典型人物。他吹牛最狠，造成的飢荒也最慘。
激勵機制中的“大棒”就是懲罰。在沒有制衡和監督機制下，最高領導的好惡成了標準：只准報喜，不準報憂。於是，誰持懷疑態度就打擊誰。時任河南省省委第一書記的潘復生對省長吳芝圃的吹牛表示懷疑，毛親自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稱其農業發展計劃為“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不僅如此，河南省所有和潘復生相似的人全部被抓出來批判，整個河南省抓出20多萬“小潘復生”。由於河南省內所有表達了對數據懷疑的幹部都為此遭受了災難，任何敢於講真話的人都受到了迫害，才使得大飢荒發生的如此極端，悲慘。
走向災難的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
地區競爭與地區實驗在文革后的改革開放中曾經起了非常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推動作用。但是，第一次在全國全面應用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是在“大躍進”。而其作用是高度破壞性的。
“大躍進”的第一步是向地方政府大規模地放權。地方的實權使得地區競爭成為“大躍進”時期地方官員的基本激勵機制，同時取代了市場機制和中央計劃機制。與改革開放時期發展市場經濟，地區之間競爭GDP不同，“大躍進”時期消滅市場，競爭的是鋼鐵產量、畝產、糧食總產等數量指標。地區競爭機制同時取代了市場機制和中央計劃機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發布數量指標，要求地方競爭超額完成。超額完成指標的地區競爭是官員晉陞的重要指標。
消滅市場機制意味著消滅了價格信號，這會造成決策者失去對市場的基本判斷經濟活動完全無法被準確認知。同時，“大躍進”時期把制訂和執行中央計劃所需要的，中央部委對企業的直接控制，以及黨政內的一些基本技術層面的制衡機制都破壞了，把對信息的雙重檢驗和核實環節的機制破壞了。
在地區競爭的背景下，各級政府努力調動所有能調動的資源投入各種建設項目，包括大量招工、無償調撥農民的人力和財力，以求在競賽中得勝。其中最重要的指標是農業中的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鋼鐵總產量，即所謂的“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在失去制衡和監督的制度下，各級政府吹噓自己能生產多少噸鋼，吹噓自己的畝產。
地區競爭的激勵功能遠超過生產和經濟方面，而直接影響“大躍進”的制度變化。“大躍進”中創造的新制度人民公社，並非由中央設計，而是在地區競爭的激勵下，在地區實驗中自發產生，再通過地區競爭的激勵，向全國推廣的。“大躍進”初期，在向地方放權的同時，中共中央鼓勵地方嘗試新制度。“制度創新”也是地區競爭的內容之一。在全國地區競爭中一路領先的河南省，在1958年4月發明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縣）。當時蘇聯在全世界首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中國與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為之歡呼，自己也要發射衛星，因此稱這個制度發明為衛星人民公社。以後毛澤東親自修訂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發表在黨刊《紅旗》雜誌上，在全國大力推廣人民公社。在地區競爭的激勵下，在1958年4到8月的5個月內，河南省通過地區實驗和推廣，建立了1300多個人民公社，全省99%以上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
在喪失所有制度制衡的條件下，在地區競爭的激勵下，從1958年6月起，全國各地競爭上報的糧食畝產逐日升高。例如《人民日報》報道稱，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畝產7320斤（7月23日）；安徽繁昌縣峨山鄉東方紅三社畝產中稻43075.9斤（8月22日）；湖北麻城熊家溝鄉建新六社畝產中稻52599斤（9月1日）；廣西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0434斤10兩（9月18日）。為了掩蓋作假，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壓制報告真相的人。例如在毛澤東、劉少奇曾親自涉足的全國共產主義試點河北徐水縣，為掩蓋真相，其縣委書記在1958年8月和10月發起兩次抓捕潮，共逮捕4643敢於報告真相的人，導致包括兩名支部書記在內的31人死亡。
全面作假導致大規模徵調農民的口糧，甚至種子，到城市或用於出口，使得全國連年糧食產量大幅下降。此外，農民發現入社后，不僅喪失土地，而且喪失家裡的牛、馬、毛驢等（剛剛四年前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承認農民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的私有產權），導致大批宰殺牲畜。在全面大規模強制性的徵調糧食，和各地封鎖實際糧食信息的背景下，引發了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飢荒，全國在三四年裡幾千萬人死於飢餓。
“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朝著建立分權式極權制大方向的第一步。從此，全國的行政和經濟的主要權力轉移到了各級地方政府手裡。由此大大削弱了中央部委的實際權力。同時，在佔全國人口80%的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的新制度。毛澤東將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則闡釋為“一大二公”和“工農商學兵俱全”。“大”是指規模大，“公”是指公有制。由毛澤東親自製定的人民公社的章程規定一切生產資料為公社所有。人民公社的另一個基本特點，“工農商學兵俱全”，或“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意味著每個人民公社是一個小社會，政治經濟不分，同時是工廠、是商業、是學校、是軍事組織。把一個社會應具備的所有基本功能，都在每一個人民公社內全部實現。每一個人民公社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每一個人民公社自給自足，方方面面公社內部都能解決，不需要中央的計劃、執行和監督。因此，不僅從制度上破壞了中央計劃經濟的基礎，而且從另一個角度，從制度上進一步大大削弱中央部委的實際權力。這為強化最高領袖的權力奠定了基礎。如果每個人民公社都效忠偉大的領袖，響應領袖的號召，在這個分權的極權社會裡的領袖，就會有更不受制衡的政治權力。
在用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取代市場機制和中央計劃機制的“大躍進”中，在破壞了所有對權力的制衡機制的條件下，地區競爭變成了吹牛競爭。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飢荒。到1962年，大飢荒被制止后，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到全國的縣級和以上的領導幹部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承認“大躍進”出現了枝節上的問題；宣布從此政府的日常工作由主席劉少奇主持，共產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但是，鞏固和強化大躍進的“制度創新”不僅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因，也為文革的發動奠定了制度基礎。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躍進”時形成的分權式極權制的基礎上發動的文革中，地區試驗和地區競爭也是其基本機制。相似於人民公社的創建和發展，紅衛兵是由北京的中學生髮明，由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向全國推廣的地區試驗。而且，向全國推動文革的熱潮，重要的激勵機制之一是地區之間的競爭。例如，奪權運動首先由上海的實驗開始，之後推向全國。在上海造反派於1月8日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權之後，各地（省市縣等等）造反派競相以競賽方式奪權：貴州1月25日，黑龍江1月31日，山東2月3日，等等；以求達到“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澤東，1966）。
來源：FT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