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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識仁:民運三十年大事無成的真相

2019年12月20日 8:56 PDF版 分享轉發

民國派與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對話
——揭櫫民主化之正確路線以及這三十年來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線為何全敗?

作者:(李明)
目錄

壹、以民主化為標準劃分政治派別,分清敵我及他者

貳、改良派佔據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
中共的「結構性控制」和改良派佔據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八九民運教訓延續至今和自由主義被「結構性控制」
知識分子問題是無解大陸民主化難題的首要因素

叄、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綱領和路線上的本質性缺陷

肆、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與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敗原因
社經所系在八九里的表現與以後三十年的動向
社經所系的改良主義本質及其路線錯誤之嚴重後果
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勝利和改良主義互為因果
極權主義下的大小資產階級和顏色革命的正確性

結語

伍、自由主義是正本清源呢?還是被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的合體誤導下去呢?
自由主義在海內外現狀之鳥瞰
社經所系和「自由主義新道統」的誤導性和大謬誤
中國自由主義者應當站出來正本清源

內容提要:中國大陸的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都是改良主義主導的,1990年代自由主義舉旗,其中大多數人曾經是改良派,自由主義有改良主義的一面。八九之後的三十年的民運和公知也是改良主義主導的,但是他們是失落了傳統和本源的,這本質性缺陷表現為「一有全無」綱領和「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這與國家轉型的普遍經驗和理論邏輯衝突。自由派和改良派這三十年來的路線是失敗的,且延續了八九民運失敗的教訓,這有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因素。「漸進民主化」和改良主義路線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共國知識分子的問題很大,大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極權主義的中共統治之下,沒有走通改良之路的可能性。大陸民主化需要先進的知識分子力量引導,發動下層社會開展顏色革命,只有顏色革命造成形勢,才能使患得患失的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加入民主化進程,官僚集團會分化瓦解,只有中共統治集團和紅色權貴資產階級才是最後的敵人,民主化就會成功。但是革命派長期被民運和公知的主流排擠和打壓,民國派的出現使革命派成勢,民國派的綱領和路線與自由派相比有諸多優點。中共對於民運和公知、自由主義施加「結構性控制」,社經所系與之互相鬥爭、互相利用。以社經所係為典型案例,省察民運和公知、自由派和改良派與中共博弈三十年的必然失敗的原因。追問主導民運和公知的自由主義將何去何從呢?

關鍵詞:民國派,自由主義,改良主義,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全面轉型,顏色革命,「一有全無」綱領,「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知識分子,中產階級,資產階級。

前言

中共已經強大起來,但是外強中乾,力大而心衰。中華民國台灣在中共的優勢壓力下陷於分化和困頓,香港則陷於「煮蛙效應」和「一國一制化」,「雨傘革命」、「反送中運動」雖然悲壯,但是「自治」和「普選」的目標無望。而八九民運時,台灣和香港人都大力支持,但是民運三十年一無所成,實在慚愧和誤國誤民,特別羞愧面對的是與中共艱苦鬥爭和犧牲的香港人民,我們辜負了他們當年對於八九民運的支持和付出。我們必須全面檢討民運和公知,否則中共國極權主義猖獗,大陸民主化前途不堪設想,香港被逼上不歸路,台灣愈來愈處於險境。要有出路,只有檢討民運和公知,實現大陸民主化才能根治一切的「病根」,中國才有前途。

壹、以民主化為標準劃分政治派別,分清敵我及他者

目前中國大陸和海外的政治派別很多,大多以左派右派劃分之。本文是以民主化的目的和路線為標準來劃分政治派別,所以先排除民主化的最大敵人—中共的極權主義統治集團而另論,然後分析各派。以民主化的路線來劃分,可分為顏色革命派和改良派,以民主化的目的來劃分,可分為民主派與威權改革派(威權改革派以開明威權主義為目的)。

回顧從1979年「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民運學運,其主流是求「改革」的改良主義的,而且絕大多數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的。有革命意識的人士是很少的且邊緣化的。八九之後的三十年來的中國大陸思潮和政治力量比較複雜,左中右三派都活躍,但大多數屬於改良派。「新左派」、「新權威主義」是改良派里的極左,「民主社會主義」是中左,所謂「大陸新儒家」也屬於中左。胡耀邦趙紫陽以來的「改革派」屬於改良派的中右。體制內的「兩頭真」比較複雜,在左派和右派里都有,其中李慎之、何家棟屬於改良派極右翼。很多知識界人士(如「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知識分子群體等)也屬於改良派極右翼。自由派雖然有西方背景和資源為助力而聲勢較大,但是體制內出身的改良派極右翼如李慎之、王元化等,有名有位有影響力,所以自由派極力拉攏改良派極右翼,與「新左派」、「新權威主義」對抗,甚至於部分人擁立李慎之為「自由主義領軍人物」,借之漲自己之勢,卻也無意中有了漸失自由主義之真的危機,庸俗自由派的興起就是與自由主義的駁雜不純有關。至於「告別革命派」分散於左中右三派里,沒有統一的綱領,只有反革命求改良的共識。這是中國大陸的狀況。民國派是不能劃到左中右三派里的,因為民國派不是改良派,沒有改革之類訴求,所以與上述諸派不同,是非朝非野的獨立的顏色革命派和覺醒力量。

海外異議思潮與大陸的思潮在面貌上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大同小異。表面不同者,海外可以批評中共、怒罵中共,大陸不行;實質相同者,海內外的主流人物們都反共無力卻指望中共改革而求自由化,然後再追求民主化。也就是說海內外異議陣營以及海內外民運,多數是反對派的面目,改良派的實質。六四之後有不少體制內出來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改革派,但是因為有知名度也能得到熱捧。海內外的革命派是很少的。

以民主化的路線來劃分,只有民國派和少數覺醒的自由派屬於顏色革命派,其他各派和庸俗自由派都屬於改良派。

以民主化的目的來劃分,民國派和自由派、改良派極右翼及民主社會主義派都屬於民主派,新左派和新權威主義、中右的改革派、許多「兩頭真」人士等都屬於威權改革派,其目的是追求開明的威權主義。遺憾的是作為民主派的庸俗自由派卻走了改良派的道路,值得深究和反思。

貳、改良派佔據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

中共的「結構性控制」和改良派佔據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這種改良派長期佔據主流的局面,其原因除了中共國經濟起飛且極權主義空前強大控制社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力量由於沒有正確路線而無法興起。民主力量沒有興起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外部的結構性控制」(封從德有「結構性控制」語)和統戰及高壓統治。也就是說中共戰略性隱性控制異議及民運陣營,再加以統戰分化滲透以及國內的嚴厲打壓。第二是「六四」之前佔據主流地位的不反共的改良派,在「六四」之後多數人程度不一受自由主義影響,其中多數升級為自由派,但是面對強大的中共,無革命之膽識,於是繼續「以戰促談」求改良,且利用中共「外部的結構性控制」戰略和統戰等空間,以「陰陽兩面」壟斷資源排斥異己,佔據海內外異議和民運陣營的主流地位達三十年。庸俗自由派的興起和「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盛行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所謂「民運貴族化」產生的主要原因也在於此。當代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混雜無力恰恰是這些老道的改良派佔據話語權和資源的後果。(這將在本文第四部分詳細闡述)。

所謂中共「外部的結構性控制」戰略,指中共對於不能直接控制的異議和民主力量,採取壓製革命派、激進派,暗助改良派、溫和派,寬對反華派的戰略,並且壓制能力強者,暗助能力弱者如助長其知名度、給予其政治空間等。這是隱蔽性的戰略性的外部控制,其作用遠勝於顯性的統戰。一般統戰是打擊主要敵人、拉攏和團結次要敵人。而「外部的結構性控制」指己方雖然在對方之外,且不能消滅對方,但是己方通過各種手段調節和影響對方內部的結構,使對方的結構有利於我方,不利於對方,從而通過對方的結構錯置,使對方自障自礙,在不知不覺中難以實現自我的宗旨,削弱對於理念的自我堅持,最終使對方難以威脅到我方。這種「結構性控制」直白了講就是:使用相反相成的方略,以資源和政治空間的予和奪作配合,借異議陣營內的競爭,暗暗促成威脅最大的對手邊緣化,助成威脅較小的對手做大且成為主導力量,這最有效的手段是路線上的「結構性控制」。因為路線是「生命線」,路線正確就會結束專制實現民主,路線錯誤就會誤入歧途白費力氣甚至於離民主化目的越來越遠。這比使能力強者邊緣化,助長知名度高的機會主義者或低能者成為主流還要有效得多。中共面對民主力量和異議界、公知界,助長保共改良主義,限制孤立反共改良主義(如自由派),遏制和打擊革命派。這樣中共就能控制民運和公知的「心靈」,把主動權和勝券牢牢掌握在手。然後打壓和統戰兼行,使海內外的異議界和民主陣營不成「氣候」。這是三十年來民主陣營和公知力量與中共博弈一直大事無成的真相。

此外另有亂華派、反中派和極端自由主義者,或者主張分離主義的甚至於分裂中國的,或者刻意貶低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歷史傳統、民族性、民族素質等,或者反中華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和主張西化的,或者視人民力量為民粹且防民者,這些主張不可能正面影響國內民眾,推動民眾的民主意識,反而使人有較多負面印象,甚至於讓人覺得這些主張會使中國民主化導向國家衰亂甚至於分裂,所以這些亂華派、反中派和極端自由主義者實際上起到了中共起不到的攪亂民運和公知的作用,所以中共要寬對他們,恐嚇人民如果追求民主會導致中國如俄國崩潰衰敗的下場,老百姓會受苦。也就是說中共把他們當成恐嚇國內民眾的反面教材,幫助「維穩」。這是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一個次要的表現。中共「結構性控制」的主要方面,我們將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詳述。

現在提出兩個問題,1、改良派佔據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為了說清楚這兩個問題,我們從兩方面來談。第一先對於八九民運以及以後三十年的民運界、公知界作一個結構性分析,第二再從思想和路線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八九學運,保守派的長期運作加上鄧小平對趙紫陽的猜忌(《鮑彤談六四》法廣台2019年),雙方就學運展開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則,鄧和保守派有絕對的實力優勢,在上層政治鬥爭中改革派倒台是遲早的事。就體制內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當時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上層軟弱無力,中上層改革派的抗爭以陳一咨等「三所一會」發表的《六點聲明》為首,但無濟於事。其二,嚴家其、包遵信、方勵之等帶領體制內知識分子支持學運。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營企業主(四通)萬潤南在其同情學運的岳父——中顧委委員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學運,力勸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其五,海外民運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間的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經所」)的介入,他們還結合了體制內外的知識界力量,又以王丹、劉剛、陳小平等直接介入學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以下簡稱「首聯」)就是社經所主導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沒有明確提出民主化的綱領(如普選、國家權力之分立制衡等,極少數人才有此意識),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號和反「四二六社論」、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的只反腐敗沒有反共反社會主義。八九民運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範圍內,學生基本沒有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想法。總而言之,這是一場改良主義的民運學運。就其提出的政治綱領的高度而言,還不如晚清的立憲黨人的立憲綱領,更不如革命黨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張。

六四之後的三十年裡,當年曾是改良主義的學運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從德等反思歷史傳統結合中華民國台灣,為民主化前途計,轉進為民國派、革命派。2、許多人轉進為反共求民主的立場,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3、相當多的人畏懼了中共暴力和受制於「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情緒,繼續走在改良主義舊軌道上,但是改良主義里又分反共改良主義和保共改良主義兩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權勢和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向專制臣服,鑽營有成,甚至於成為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從而背離了學運精神,自我否定成為「保皇黨」。5、更多的人無奈于現實政治而淹沒在庸眾里為個人發展而盡心儘力。

六四之後中共改革派基本被邊緣化,部分改革派轉進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銳等,構成了改良派的極右翼,李慎之還被部分自由派擁立為「領軍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陳一咨、嚴家其、萬潤南等,難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運,如嚴家其任民陣第一任主席,就與反共色彩強烈的民聯刻意保持距離,由於改革派官員對於是否成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線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數人立場不堅定,或者情感難以認同,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員淡出了海內外的民運。六四30年周年前,嚴家其還表示30年不能慶祝中共國國慶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國還會繼續慶祝中共國的國慶(見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體制內知識分子如王若望劉賓雁、鄭義等等雖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員那樣與海外民運難以和諧,但是大多沒有成為革命派,至多成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體制內民主派知識分子和改革派隨著時間消磨,社會的活動力、影響力漸漸趨小,但是海外的異議知識界還是主要由他們構成,且由他們掌握話語權和相關資源。再者他們在國內公知界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他們由於體制內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經所那樣的民間化知識分子群體有活動能量。社經所及其影響的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海內外的公知界、反對派甚至於民運里起到了較大作用,這是要重視的。

第二從思想和路線來深究的話,八九民運原來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六四屠殺之後舉什麼旗幟呢?六四屠殺導致反共呼聲高漲,而且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的崩潰,隨著共產黨暴政歷史的揭露,共產黨及其所謂的「社會主義」不僅失去光環,反而成了眾人唾棄的對象,國際社會對於紅色的異議力量也不會支持。如此形勢下,八九民運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義」共識必然崩潰,昔日的學運里、知識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幟」,也只有這樣才能生存發展,在這背景和內在需要下,舉自由主義旗幟成為海內外的多數共識,也就是說路線還是改良主義的,立場和目的是自由民主,這就是自由主義大旗的要義,也可以稱之為「反共的改良主義」,這就接上了西方價值觀、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溫和的改良路線也容易得到追求在華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國家的認同,反之革命派會使西方顧慮與中共的關係而不支持且防範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無援的,但是中國的形勢發展最終會使革命派成為主導力量,21世紀民國派的興起使革命派成勢。上台後改良派夢破,唯利是圖的西方國家則「夢醒」,當前的美中貿易戰和新冷戰危及中共統治,於是革命話語得以流行。

總之自由主義興起的背景和源流複雜、成員複雜、思想複雜,須知八九民運時沒有幾個自由主義者。雖然在大陸舉旗者以學者、知識分子為首,但是主要的還是經歷過八九民運的然後接受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但是這種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為他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識形態熏陶過的「先有」、「先見」等,不純粹。所以海內外的自由派陣營里是沒有多少純粹的自由主義者,反而實用主義者更多,機會主義者也不少。自由派這樣的層次不高的總體結構,使得八九以來的舊有的改良主義沒有被清算反而沉澱下來。這樣單薄的自由派,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再加上西方國家從在華利益出發懼革命選改良,所以必然延續改良主義路線。這有路徑依賴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內外背景、國際國內形勢、利害得失等綜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國自由主義如果要純粹化,要找到自我的歸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於要指望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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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主運動依靠的社會動力來審察路線問題。首先八九民運就是以學運和知識精英為中心的改良主義民運,因為改良主義局限性,當然不能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相反八九民運時民眾同情和支持他們,他們當中許多人反而懼怕發動民眾,唯恐觸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中共政權的「鎮壓防線」,甚至於擔憂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鎮壓后,他們雖然易幟而高舉「自由主義」大旗,但是在中共無所不在的高壓統治下,患得患失,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能力依舊不具備,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殺反而使之有畏懼之情。這是他們繼續選擇改良主義的內在原因。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是革命派的路線,改良派只能走上層路線企圖以壓力和勸諫使統治者改良。

八九民運原來就是改良主義主導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後舉「自由主義」大旗的路線上的誘因是什麼呢?首先省察一下他們的洋師——英美自由主義。英美自由主義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義的話語體系,也是貴族和王權博弈的產物,並且有諸多的成果如英國大憲章,後來又演變成社會中上層和王權舊貴族特權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島的英國的特殊漸進民主化道路,自由主義發揮了作用。再往下是社會中下層與社會上層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進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這時期社會民主主義興起且擔當重任,自由主義的地位和作用都大為下降了。直到極權主義的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興起時,自由主義才應聲高漲。但是在極權主義的中共統治下,有階級之間、人民與統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習俗嗎?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舉「自由主義」旗幟,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要繼續走改良主義的道路,與英美自由主義有似是而非的共鳴。其實英美自由主義是理性的且以社會力量為基礎的,而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卻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會力量為基礎,這是難言之隱。自由派解讀英美自由主義而產生的共鳴不是理性上的而是這難言之隱上的錯亂共鳴。洋自由主義對於中國自由派的路線上的誘因大概如此。儘管自由派誤讀了英美自由主義,舉「自由主義」大旗與體制內改革派「同床異夢」,共走上層路線,不發動社會動員民眾,與虎謀皮,結果必然是挾民運和公知的話語權三十年,結果整整失敗了三十年,可以說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義合體是這全面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們現在竊居民運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讓出,因為利在其中,習近平上台後他們依然夢死心不死。

八九民運教訓延續至今和自由主義被「結構性控制」

從民主運動的本質而言,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以否定專制者的合法性為出發點,以自由民主為目的。就此而言,儘管八九學運民運規模很大,但是如果嚴格判斷其性質的話,八九民運應該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級階段的民運。因為他們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邊緣化的),他們是以反腐敗與平反訴求(反四二六社論)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專制的訴求是不夠的,這是改良路線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義是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於目前海內外的自由派和民運的主流人士大多經歷八九民運而來的,他們往往拔高八九民運的地位和意義,而不是反思八九民運的本質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體則拔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地位,兩者結合把持話語權,利益在其中,人為把八九民運推崇成「民主圖騰」,主導了異議知識界和民運的思想。這樣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進步,三十年前八九民運的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思想行為模式猶如「基因」,繼續存活于知識界和民運里。這使得八九民運的本質性缺失被遮蔽,人們被誤導進入改良主義的軌道,如優先爭取言論自由、建立公民社會、結社自由(如1998年組黨),優先推動維權運動、公民運動(其實中共統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並且迴避否定極權主義的中共政權、中共國,為了改良不惜掩蓋「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程曉農語),「革命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唯一的選擇」(王天成語)的真相,掩蓋唯有顏色革命的路線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確出路的真相,其結果使得人民力量在達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線上被白白消耗時間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紙紅頭文件,維權成果就會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權利就會形同虛設,所有政治訴求就會遭遇嚴厲鎮壓,這就是極權主義的面目和八九民運以來三十年路線錯誤的真相。習近平上台以後的倒行逆施都是暢通無阻沒有遇到有力的抗爭,他應該感謝八九民運以來的三十年的錯誤路線,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難兄難弟!

總之由於上述的諸多原因,八九之後的這三十年裡,「學步」英美自由主義及其漸進民主化路徑和「告別革命」成為主流觀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由此產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別革命」說、「救亡壓倒啟蒙」說的提出和廣泛傳播且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實質是保共改良派的「傑作」。李澤厚等當年提出這類觀念,很快相關的書和文章在中共國得到出版和受到熱議,使六四鎮壓后普遍不滿和尋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統治、發展經濟、追求利益的理論依據。這有沒有中共做社會思潮的「結構性控制」的外在作用呢?李澤厚是中共國培養出的學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學運時知識分子對於學運的態度,「大體可以分為三派:其一,以溫元凱為代表,道義上的學運派,立場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學運的前提下希望顧全大局,給政府臉面。戴晴、李澤厚也是這種意見比較堅定的持有者。」(見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1996年,頁391)。秦暉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澤厚在1990年代晚期針對他寫了一篇措詞很強烈的《以俄為鑒,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責僅僅做學術研究的秦暉等人的觀點,「在近日數千萬人下崗的中國現實環境下促動革命」,那口氣就像在揭發「亂臣賊子」了。從這裏可以看出「告別革命」說、「救亡壓倒啟蒙」說所倡導的「啟蒙」,其真實的目的和現實動機就是主張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於中國的文革經驗,深入反思法國—俄國的激進革命,明確地提出中國應當告別法國傳統,轉向英美傳統,由此思路清理中國思想和政治領域的遺產。這一思潮在中共國風行彌久,這方面最為引人注目的領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經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2012年被稱為「習王體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二號人物王歧山,出於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要求全黨反思法國革命。可見這一思潮不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層對於社會思潮做「結構性控制」。

所以說自由主義思潮席捲知識界和民運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的主張,中共必定很關注並且出於對於社會思想的「結構性控制」而助長之。中共的宣傳部、統戰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講英美傳統、法德傳統,其實最後是講民主化路線,最終還是想要結束中共專制統治,所以中共必然會作出反制且企圖「結構性控制」人們的思想動向,以利於統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體的發展,但是助長其有利於中共統治的改良主義的思想路線,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線分裂錯位,使其「神經分裂」而無力,又反而促成了保共改良主義成為主流,這就是中共的「結構性控制」。

終極目標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這道路行得通嗎?首先世界上沒有共產黨國家改良成民主國家的先例,理論邏輯上也講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後再民主化,這是行不通的「夢幻之路」。這種路線只會使自由派與改良派混雜在一起,因為自由派懼怕中共極權主義「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鐵幕」下的社會群眾沒有那麼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異口同聲主張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兩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異,所以最終自由主義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義「淹沒」不彰,自由主義被邊緣化,保共改良主義反而被助長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線」——專制和市場經濟結合,由於缺乏民間反對力量的衝擊而鞏固,中共改良了統治使紅色帝國崛起,主張威權化改革的新權威主義、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隨之較有市場。到了習時代,被當局操控的黨國民族主義泛濫成災,險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滅頂之憂」,自由派進一步被限制被邊緣化而更加無力抗爭,而受這「偽自由主義路線」指引的民運和公知也同樣無力化邊緣化。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挾持民運和公知的話語權達三十年的惡果。

八九民運其實已經給三十年後今天的失敗和困惑預告了答案。八九民運的教訓有二:1、體制內改良之路不通,隨著胡耀邦、趙紫陽的失敗,改良已經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邊緣化三十年且無限期邊緣下去。2、八九民運的改良主義路線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敗。學運和民運的反腐敗求政治改良的訴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場,戒嚴期間維護住北京秩序。最終遭到了黨國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後的三十年可以說大事無成,其原因還是改良主義路線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沒有進步就必然收穫同樣的失敗。可嘆這三十年裡寄望于體制內改革的聲音綿綿不絕,特別是對於八九后至今的知識界民運界有較大作用的昔日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多數還不悔悟。

知識分子問題是無解大陸民主化難題的首要因素

世界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的普遍經驗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成功,無他途。這也是研究中國民主化和世界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權威學者的共識,如王天成、程曉農、仲維光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屬於所有共產黨國家裡最特殊最艱巨的民主化。蘇俄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崩潰驚醒了中共,中共得以吸取教訓,以發展經濟同時以國家資本主義控制市場經濟的獨立性,也就是控制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力和自主性,使「經濟基礎」為「上層建築」的中共政權服務且難以構成對於中共政權的威脅,然後又能催發經濟增長和應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優勢。再者又建構紅色權貴主導的大資產階級,建立權貴資本主義,形成忠心中共政權的政治經濟力量,「結構性控制」住大小資產階級,馴服他們,使之難以演變成威脅中共的獨立的社會力量。最後以「黨文化」配合「黨天下」,以鎮壓為後盾,以超過軍費的維穩資源,控制整個社會。習近平上台後,最顯著的特徵是全面加強「黨文化」和「黨天下」一體化,加劇「國進民退」,以抗衡西方的黨國民族主義、「中國崛起」為旗幟加強對於社會的「洗腦」和控制。等等。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特殊國情」。所以儘管整個社會各階層普遍不滿,但是沒有主導力量,就無合力可言,社會力量因為「群龍無首」而淪為「烏合之眾」,不能成勢。其中廣大的下層社會很大,且中共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下層社會從來是被動的鬆散的、缺乏自覺性的、缺乏資源和凝聚力的,需要先知先覺的力量來喚醒、號召,然後才有可能成為推動民主化的「先鋒軍」。先知先覺的力量只能由知識分子來擔當,無他者也。

回顧歷史,中國傳統上是由知識階層——「士人」來推動社會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到了晚清從士人階層里分化出的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締造了中華民國,結束了專制。民國知識分子和傳統士人一樣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性和獨立性,而且在共和制下是社會的領導者和政府的引導者(或者「出將入相」),總之在朝在野構成了政治系統的中樞,形成新的習慣法和習俗制度,所以民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功用遠勝於傳統士人。這樣子,民國知識分子擔當起民主化和現代化的中堅力量,在嚴重內亂外患和百姓普遍文盲及國貧之際,頑強締造了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外來的中共極權主義入主中原后,在大陸摧毀了中華文化和民國法統國統,消滅了民國知識分子出身的階級——中農階級、地主階級和大小資產階級,「改造」了知識分子,使民國知識分子消亡,同時培養和控制「紅旗下成長」的知識分子成為中共官僚體系下的附庸。也就是說中共國的知識分子缺乏自覺性和獨立性,被控制和被培養,缺乏社會領導力,這與民國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相反。極權主義的中共是嚴防知識分子有社會領導力的。再者與民國知識分子有引導政府的地位相反,中共國的知識分子是官僚階層的附庸,官僚階層在中共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里是中堅力量,是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地基」。如此作一個確切的界定,知識分子階層其實處在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地基之下」。所以說中共國這種特殊國情決定了改良主義是行不通的,官僚集團不要改革,就不會有改良;沒有最高統治者的同意,改革派官員也會一事無成;任何違反舉動都會被清除,如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下場。依靠中共官僚體系的「地基之下」的知識分子推動改革而求自由化,這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不用談民主化。中共國的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比較低,不足以達成改良主義必須要走的上層路線,所以說六四之後的三十年裡,自由派和改革派依靠知識分子奉行改良主義路線必定是走「死胡同」的,其第一大原因就在這裏。另一原因是:中共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共官僚體系的附庸,配合中共的「黨天下」而建設了主宰精神領域的「黨文化」、紅色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本身也被控制和被極權主義文化籠罩,缺乏獨立性和自覺性。他們普遍是這等頭腦和眼光的。即使從中共國知識分子里反叛產生出自由派,以「自由主義」為旗幟,也不可能改良中共,更不可能以改良主義路線求得自由化、民主化。而且以他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能理解自由主義有多深呢?必是實用主義的誤解多,深入理解少,錯位錯誤卻必不少。也難怪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深陷於實用主義、機會主義之中,派生行不通的改良主義路線。。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走上層的改良主義行不通,只能走下層的顏色革命。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也必須需要先進的知識分子作為領導者,發動社會動員民眾,開展顏色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問題很大。解決問題的答案有二:1、要從知識分子受制於社會政治結構的附庸地位上覺醒,形成先進的公知群體。2、必須有革命的融入下層社會的自覺性且拒絕改良主義的幻想,先進的知識分子只有與下層社會結合才能引導出變革,走向民主化。現在教育普及,下層社會的人物也是高中以上甚至於大學的學歷,所以不用懼怕民變會導致國亂,使民主化不成功,相反在教育普及、工商發達的手機時代,下層社會發動起來,會更容易有力量有自覺,民變之後是政治巨變,接著就是民主化。中國不會有蘇俄東歐民主化時的無中產階級、無資產階級、無市場經濟而導致的轉型混亂,中國大陸具備這基礎,必然會比蘇俄東歐的轉型要好得多。唯一的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開啟民主化?答案很明確:使先進的知識分子覺醒,產生出一批有犧牲精神的先進公知群體構成引導革命的力量,發動社會動員民眾,醞釀顏色革命,這是唯一的途徑。顏色革命造成形勢了,「跪著賺錢」的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都會加入民主化進程,剩下的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和紅色權貴資產階級才是最後的敵人,官僚集團會「首鼠兩端」最後分化瓦解,官僚系統的中下層特別是技術官僚會匯入民主化潮流里。民主化就會成功。

所以先進知識分子的覺醒化和奉行顏色革命路線是實現民主化的關鍵。針對知識分子問題,仲維光講得比較深和比較遠,批判得也犀利且不留餘地。仲維光在1990年代寫了五篇《從東歐的變化看大陸知識分子》,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劉賓雁先生的許多報告文學,白樺先生的一些小說也是在黨內改革派的支持和授意下寫作的。金觀濤等的走向未來叢書派知識分子,中國文化書院的活動,一方面是配合了黨內鬥爭的需要,為「改革派」服務,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積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機、信仰危機引入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避免知識分子的越軌。這在金觀濤給鄧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鄧力群等共產黨領導人之所以支持他們也是因為此。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歷史上,他們也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電視劇《河殤》在內的文化討論,也是在黨內領導人暗示或組織下進行,為黨內鬥爭服務的。《河殤》不是學術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傳的方法。金觀濤等人自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超穩定結構說法。而李澤厚先生1976年在四人幫倒台前不久,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時從美國給某些領導人寫信,表示自己的忠誠,以及他們在這十幾年來一直不斷地向鄧小平表示支持和獻策,則更是公開的事。李澤厚劉再復等人六四之後的「告別革命」說是保共改良的,其「救亡壓倒啟蒙」是沒有經驗論和理性論作基礎的政治化啟蒙說,這一切是其出身的極權主義文化里的反向思維的產物。

「六四」之後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對「八九」民運的態度是積極的反動。對於這個論斷,人們會覺得一下子難以接受。他們不是一到海外就積極組織民陣,抗議共產黨屠殺人民,力主實行民主改革嗎?怎麼能說他們對民主化是積極的反動呢?!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說明:首先鑒於他們對於「八九」民運的評價,其次是他們對共產黨的表態,第三是他們關於中國未來前途的預設。一、這些人跑到西方,立刻開始清算「八九」民運。他們責備學生不和黨內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協,致使「八九」民運以「慘敗」告終。二、這些改革派政治菁英、知識菁英率先開始了和共產黨、鄧小平的妥協與溝通。華生反對嚴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鄧小平。(《民主中國》第2期,第40頁)。改革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上依附於共產黨內的一派,他們的利益所在與民眾不一樣。「八九」民運的學生和民眾拒絕把他們的民主訴求納入黨內改革派的軌道,對此改革派很反對。遠志明通過《民主中國》致信共產黨中央鄧、李、楊(《民主中國》第2期),輸誠說:「中國人不習慣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國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資本主義」。把民主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這展現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三、這些「菁英」的「保守主義」還表現在對「八九」民運的「激進主義」的抨擊,是鼓吹中國改革通過「新權威主義」和「科學」地回到社會主義。「六四」之後復興「新權威主義」首推遠志明。他說:「在中國必須經過新權威主義或菁英民主制的過度」,「最好的辦法」是「緩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以集權防止「動亂」,防止中央失控。2008年12月8日,遠志明主導的,與劉曉波一系的余傑、王怡還有張伯笠等19人發表《舊金山共識》,這與同期的《零八憲章》有呼應的默契,但是這《共識》被一些基督徒認為是和中共當局政治合作來「和諧」(控制)基督教會的(見高約翰《和諧了中共,悖逆了基督》,李大衛《我們這「一代人」應有的「共識」》)。

總之,在六四之後的前景不明朗時期甚至於許多年後,改革派知識分子以往的政治資本及其社會知名度給他們帶來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於是我們就看到這些並不主張民主的黨內改革派到了海外連搖身一變都不用就成了「民主」菁英,在國外既得「民運」的利益。他們再次利用了封閉的世界和開放的世界之間的不對稱,他們繼續吃政治這碗飯。中國「改革菁英」的這些優越性是東德等國的上層知識分子望塵莫及的。如果中共如東歐共產黨一樣垮了,他們就什麼也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這些改革派知識分子在辯護「十年改革」、胡趙改革派和「兩頭真」的中共民主派(如李慎之等),更激烈、更堅決、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所以說改革派知識分子在落魄時他們會暫時混雜在民主運動中;但稍一得勢,他們就要嚴重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因為此,與東德上層知識分子相比,對於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東德上層知識分子是哀鳴,而他們卻是積極的反動。

總之,改革派知識分子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絕不是獨立知識分子。其中的共產黨智囊其實不要真才實學也不能有獨特見解,特別是當這種見解不符合黨的路線和利益時,這些改革派知識分子是靠著看黨內鬥爭的風向、投合某一派,並且琢磨與迎合主要領導人的心理,為他們的主張和意見提供理論說明和「科學」論證,因而成為改革的理論權威的。

「一九八九年,在大陸民運被鎮壓后,在黨內鬥爭中失敗的改革派知識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識分子,如蘇曉康和今天的李澤厚劉再復戴晴乃至金觀濤甘陽等人的表現無不反映了對於社會由極權向民主演化過程中的這種反動。他們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幫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閉社會知識分子特權的屏障,從價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認同的基礎,因此大罵西方,甚至從反傳統變成擁護傳統,哀嘆蘇聯等共產黨國家一夜間的崩潰」。(仲維光《封閉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學術與政治(三)》,1995年)

仲維光的《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是很罕見的深度批判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一部大作。他寫道:「從文革到六四,中國民眾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的歷史教訓是,在共產黨的文化中產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人們在成長中能夠自然而然地汲取到這些人類社會的優良傳統,那麼在五十年代后,在共產黨文化中,如果沒有經過痛苦地反叛,就很難獲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結果就是使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產」。「檢索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差不多所有的所謂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幾乎都不能夠和此前三十年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動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單民主牆的訴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產黨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就已經在《新階級》中徹底對共產黨絕望(筆者必須要說的是,筆者對魏京生極為尊敬,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大無畏地以身試法)。至於根本沒有走出意識形態的政治論戰,陷入共產黨教科書框架之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和人道主義辯論,也都遠遠沒有達到五十年代在波蘭、匈牙利、蘇聯所發生過的哲學討論。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來》叢書、《北京文化》叢書、《華夏》叢書,則更都是在有上述共產黨幹部和『知識精英』背景下產生的。它們的思想基礎、探索方向,對二十世紀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認識,對文化和傳統的看法,對共產黨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沒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時候不僅錯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對立的」。「從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這些號稱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發聲勢浩大的民眾對共產黨的不滿的運動中,他們之中一部分人積極充當共產黨領導集團中權力鬥爭的代言人插手學生運動,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則令人驚異地遠離運動、遠離歷史,據說是要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這也是中國獨特的現象」。自由派、民運、公知的最大的問題是被斷裂了傳統和本源。回顧歷史,「自三十年代末期以來,正是于光遠、李慎之,乃至李澤厚等這一類知識精英在協助共產黨,利用排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在中國建立了封閉的社會,封閉的共產黨的文化。在中國和世界之間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牆,無形的文化牆,阻斷了中國社會和世界的聯繫。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經或者一直在共產黨主宰意識形態、教育、文化和科技領域擔任要職,有的人則是文化和科技領域中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這些知識精英的思想對於七九民運、八九民運,以及當前民運和公知的影響都很大,其餘緒一直至今。「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達藍道夫(R.Dahrendorf)在對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分析中說,這種極權主義的兩個顯著特點是,一是它反對近代自由人權民主思想傳統,二是全面反對人類的各種文化傳統。三十年代以後,正是李慎之、于光遠這一批知識精英,繼承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種傾向,在中國社會建立了第二道牆,這道牆屏蔽、隔絕中國文化傳統。······無論共產黨如何,都比過去的封建社會和中華民國好,都比歷史上的一切時期進步。罪行不是共產黨固有的,而是中國傳統遺留的,不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思想有問題,而是中國文化」。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民國傳統被斷裂,這是中共「黨天下」追求的惡果,也是中共的知識精英起的作用。「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學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探索。陳寅恪、洪謙、黃萬里等人,在他們眼裡是遺老遺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最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年輕一代對於前輩知識份子、知識傳統的重新開掘幾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來的,例如謝泳等人對於西南聯大,對於民國以來的知識份子的重新認識。他們幾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覺重新發現、找到老一代知識份子,以重新開掘他們創造的財富」。但是,反思共產黨政治和文化,與找回傳統本源是相輔相成的,是同等意義和作用的。然而變成民主派的原中共知識精英對於中共的批判,「以他們貌似公允的批評假象,在從文革到六四······它對於每一個共產黨的罪行,無論大小,首先解釋為某個人的失誤。他們要人們相信有一個好的共產黨領導人,有一個好的共產黨,有一個真正的、好的馬克思主義,······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礎上,共產黨的罪行,當代極權主義罪行被他們解釋為根源於中國傳統,而不是共產黨制度及其思想。······正是所謂『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協助了共產黨,才轉移了民眾的注意力,轉移了一些本來可以有為的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批判方向」。

「回顧文革到六四,我們應該看到自由主義精神在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界的重生,依靠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的」。「 筆者認為不是如方勵之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農民太多使得中國實行民主困難,而是五四以來一部分知識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勵之先生在內的兩三代共產黨文化中的知識精英,不僅追隨、協助建立了極權社會,而且阻礙、誤導了其後民眾朝向民主化的奮鬥」。

仲維光指出:「共產黨集團也已經學會巧妙地利用他們的擦邊球化解社會的不滿,並以此損害、乃至摧毀真正自由派知識份子等完全與共產黨文化不兼容的新的追求。他們在嚴酷打擊包括法輪功信仰在內的的一切言論、一切活動同時,對這派知識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評,則『網開一面』,甚至允許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出國,給他們一定的活動空間。他們不僅利用這種方法導引和防止了批評升級,而且還更積極利用這類知識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質,對抗打擊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很多這類知識精英也非常會利用共產黨給與的方便,『裡外通吃』。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現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開信,最近的余傑王怡在會見布希總統時排斥郭飛雄事件,也都在相當程度上染有這種性質」。這其實也是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表現。「另一個與此緊密相連的手法是收買政策,對於所有這類的知識份子從物質上給與各類優惠和照顧,讓他們明明也感到未來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災難,但是由於暫時相對舒服的生活,而更願自欺欺人地沉溺於安逸」。

對於從共產黨轉變而來的民主派知識精英要有客觀的基本判斷,「在回顧、思索從文革到六四的歷史變化情況的時候,我當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這兩代共產黨,或者其周圍滲透著共產黨文化的知識份子,而要說的是,他們或許能夠使得共產黨寬鬆一些,但是卻絕對不能成為我們的旗幟,特別是把他們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因為套句馬克思的說法,他們的臀部帶有極權主義的印章」。這是相當中肯的,也是一針見血的批判了陳子明、何家棟等社經所系與其他自由派的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說法和做法,

仲維光是研究極權主義的大家,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在西方的或沉或浮的遭遇有精闢的分析和論斷。針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民運里否定當代中共國是極權主義的,而冠之以「后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有深刻批判。其《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一文寫道:「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出現也是因為使用傳統的這些描述獨裁專制的概念都無法表達出現代共產黨專制和希特勒法西斯專制的特點」。「八十年代以後發展到今天的的社會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越來越多相似性,這就是鄧小平對共產黨的貢獻」。「但只說弗里德里希和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特徵,中國共產黨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繼續堅持,如一黨專制,對意識形態和媒體的壟斷控制,對教育、文化事業的控制,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黨控制的軍隊。而對內,復活的私有制、市場經濟,仍然沒有足夠的法律保護,國家可以隨時沒收、剝奪民眾的財產。對外,國際社會也仍然沒有相應制約、約束中共政府的措施。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謂獨裁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陳子明提出了當代中共國是「后極權主義」的說法,這得到了胡平、王軍濤、劉曉波等人的贊同。胡平甚至於認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是威權主義的。馮崇義說:「中國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中共黨內民主派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的產物,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使命,則是推進中國完成從后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馮崇義《李慎之與中共黨內民主派》)仲維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來,和威權主義概念平行的,知識精英描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另外一個概念是后極權主義。但是,這又是一個移花接木的概念。這個概念本來出自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由於東歐社會殘存的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共產黨文化,造成了東歐社會雖然已經步入民主,但是卻存在著很多嚴重問題。針對這個特殊時期,人們使用了后共產黨社會,后極權主義社會的概念來描述東歐社會。然而,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卻居然混入這個潮流,把這個概念借用來描述仍然在力圖完善自己的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使用這個后極權主義和后共產黨社會,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人們會認為共產黨已經變了,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今天中國已經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這大約也是使用這個概念的某些知識精英的真實目的。」要對於改革開放后至今的中共國進行客觀考察,「對於反傳統性、反自由人權的封閉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們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確實代表了第二階段的極權主義」。「現今早已經全盤西化的中國社會,為當代研究極權主義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中國自鄧小平以後的改革使極權主義從教條走向了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第二階段。」在這極權主義的第二階段,知識分子學風依舊敗壞,「三十年來的經驗事實,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八十年代以來的《走向未來叢書》知識精英群體,北京文化叢書派等等和今天的學風、知識界的狀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至於說到體改委、所謂北京經濟學所等群體,那在研究文化問題的時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附庸和幫閑」。「在這一極權主義文化潮流中,繼續所謂『全盤西化』走下來的知識精英,從八十年代的金觀濤、劉小楓,劉曉波,到今天的余傑等人,和力圖推崇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啟蒙思想的知識份子們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僅僅是個人道德品質問題」。仲維光對於社經所系和庸俗自由派有嚴厲批判,認為他們不是自由主義的,他們沒有擺脫「黨文化」。對於反傳統的公知和民運,仲維光認為:「我認為知識份子必須立即停止對於傳統、對於中國民眾的謾罵和攻擊。今天那種全盤西化、基督教化的觀點和陳序經、胡適等三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辯論中對於西化觀點討論已經完全不同,幾乎完全是共產黨式的」。

所以說「知識結構、文化精神的根本轉變是革命」(仲維光語),自由派、公知、八九民運一代有多少人有這樣的革命轉變嗎?不多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革命性轉變,就不能擺脫極權主義文化和改良主義思想路線,就找不回民國的現代文化,擔當不了未來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的重任,完成不了全面轉型的構建民主中國、文化中國的使命。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必須經過顏色革命才能實現,要顏色革命就必須以先進的知識分子力量為首,進行傳播思想和醞釀革命,號召和引導民心,直至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捕捉良機引爆顏色革命造成形勢,患得患失的大小資產階級就會加入,最終結束專制開啟民主化。所以知識分子要覺醒,要「脫胎換骨」,這也是對於廣大民國派和真正自由派的基本要求。所以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作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叄、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綱領和路線上的本質性缺陷

奉行改良主義的自由派和改良派,為了維護自己路線的主導地位,一起蓄意打擊革命派如王炳章等,排斥作為顏色革命派的民國派。他們以七九民運、八九民運為中國民主運動之源,而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有本質性缺失,都是改良主義主導的,而且都是失敗的運動,並且是被中共鐵幕割裂了傳統和本源的民運。

須知中國民主運動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了,革命黨和立憲黨從革命和改良兩條戰線奮戰,匯成辛亥革命和創立亞洲第一共和國,開民主法統國統之源,然後國民革命結束軍閥割據統一中國,反俄反共抵抗日本侵略,締造四六憲法(胡適贊其比美國憲法還好),台灣民主化后至今存續的就是這部憲法。可謂祖輩的民運碩果大哉!而中共國建立后,民主憲政和中華文化皆被毀棄,歷史記憶皆被黑白顛倒,所以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都在「鐵幕」之下,不知祖輩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被中共欺騙且被專制統治打擊,只好選擇改良主義。所以說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是斷裂了自身傳統和本源的民運,然後才會派生出「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改良主義」,且屢戰屢敗難覓前途。這是七九民運和八九民運以後至今三十年的民運和公知皆大功無成的深層原因。與此相反21世紀中國大陸民國潮興起,三民主義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精神成為民國派的「精神支柱」,四六憲法成為「第一路標」。經歷了八九民運的辛灝年則從歷史反思起步進而認同了中華民國。海外民運的創始人王炳章反思民運的問題,又受辛灝年的影響,走上了民主革命「重建中華民國」的道路。八九學運領袖封從德在海外較早提倡三民主義和繼四六憲法而開中國未來,與大陸民國潮思想匯通。辛灝年這幾年也不再停留于歷史反思,也講三民主義和四六憲法了。大陸民國派理論家孔識仁總結大陸民國派的主張,即:復興民國開國立國的本源精神,接續道統、國統、法統而開來,闡揚三民主義和四六憲法、重塑革命的大陸國民黨精神等,宣揚民國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文化正統。海內外民國派皆再倡革命,這昭示了八九民運后的一大轉向和進步,突破了前途無望的狹隘的舊路線舊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體明確的全面轉型的綱領以及未來建國的全面目標,即繼四六憲法開政治未來,繼現代中華文化開文化未來,繼民國社會傳統和在台公民社會開社會未來,以自由經濟和國家支持以及民生主義開經濟轉型,以仁義王道和國家利益之合開國際外交。面對未來民主化過程里可能出現的風險和成本,民國派有強渡民主化過程中的政經衰亂的自覺,且自覺要避免民主化的領導權落入中共改革派和紅色資產階級的手裡,從而拒絕「普京式威權化歧途」,克服分離主義,有全面保強中國且去共除亂的明確綱領。這是其他的公知里、民運里沒有的。

民國派之外的其他公知里、民運里,基本是「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無」指無傳統,無具體明確的未來建國目標,無文化道統,無國統法統,無民族傳統,除了市場至上沒有應對危機、衰亂及大國競爭高壓的「藥方」,更無經濟升級和文明大國崛起的大計。總而言之,就是沒有全面轉型的綱領和路線,更沒有在民主化過程中克服危機和衰亂、民族離心力等,沒有保強中國的明確綱領和路線。

就建國目標而言,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作的《零八憲章》提出「中華聯邦共和國」。而「中華聯邦共和國」是中共二大首先提出的,然後七大重申的,趙紫陽的幕僚曾任中共社科院的所長嚴家其於八九之後承認中華民國是第一共和,但是認同顛覆「第一共和」的極權主義的中共國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則采中共「初心」的二大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之說法,這是錯亂倒置的機會主義「國統觀」,表現了改良主義的妥協性和錯亂性。《零八憲章》是自由派與改革派合作向中共「上書」求民主的,當然就尊奉此主張。這「中華聯邦共和國」有錯亂接續到中共國的危險。

這類只有自由民主追求的「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在民運界、公知界、異議界是佔主流的,但是它能夠動員民心發動社會嗎?會有號召力、凝聚力嗎?不可能有的,它的思想單薄,社會基礎太小,又無歷史傳統的淵源和權威,是改良主義上層路線的產物。「一有全無」為什麼要「全無」呢?因為要中共改良,不能與中共的國統文化歷史的合法性全面衝突,所以不能「全有」只能「一有全無」,這猶如晚清的立憲派只要立憲,不能全盤否定滿清,反而要保滿清才行。所以這種「一有全無」的綱領和路線,實質上是「首鼠兩端」的路線。但是這種綱領和路線的致命弱點也是明顯的,直白講就是「獨木不成林」的「獨木」,風易摧之;又猶如騰躍於人民之上的「孫猴子」,極權主義的「緊箍咒」足以控制之。總之其成事不足,實不能成勢,更遑論推動民主化呢?但是這類的錯誤綱領和路線怎麼會成為這三十年來的主流呢?耐人尋味,值得反思深究。特別值得思慮的是:中共隱性的戰略性的「結構性控制」及統戰與之關係如何呢?這在下面要詳細探討。

對於自由派和改良派現階段的「一有全無」的綱領和改良主義路線,筆者不禁要感嘆一下,如果說改良主義路線的實踐是常常「撿了芝麻忘了西瓜」,那麼自由主義就象留洋歸來的郎中,一入中土就不知如何對症下藥,亂開洋處方然後處處碰壁,結果變成了只敢用一、二味葯的「一有全無」的呆郎中。自由派只得與改良派合夥「開店」,三十年來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生意。實在是愧對六四亡靈,也愧對在內亂外患中,在抗日反俄反共的烽火中,頑強制憲行憲的先賢先祖。民國大陸時大師輩出,今日自由派卻笨郎中輩出,應該是與改良派同流合污做生意,壞了腦筋。

民國派是主張全面轉型的,自由派等等是「一有全無」的單面性政治經濟的轉型主張。前面重點講的「知識分子問題是無解大陸民主化難題的首要因素」,並且首推了仲維光的學術思想成果。仲維光全面批判中共國極權主義文化,釐清當代大陸知識分子的學術思想混亂和實用主義,樹立自由主義學術思想運用於中國之典範,既保持了西學的學術嚴謹,又守住其學理運用於中國之適度。實乃當世學界之罕見。程曉農潛心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研究近30年來。著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載《中國戰略分析季刊》,第五期及第六期)以及《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系列文章五篇等。可以說,程曉農和仲維光的學術的領域是交叉互補的,其成就都是當代人繞不過去的。

程曉農提出:「制度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轉型三個支柱,其中最難的是價值觀轉型」。「我提出了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這個概念,即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而社會轉型決定了政治、經濟轉型的成敗」。「西方學者們的錯誤在於,他們忘了一個最關鍵的因素:轉型國家選民原有的價值觀念是不會隨著民主化而一夜之間一風吹的,以往形成的價值觀念將繼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或許可以短期內改變,但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卻不可能如此劇變;制度可以重建,人卻依舊不變,這就是轉型國家的最大難題」。既要「變制」更要「變人」,這才是轉型成功的關鍵。也就是說追求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是不夠的,單面性政治經濟的轉型弊端很大。進而言之要進行全面轉型才能成功,也就是要棄中共國之舊轍,除了構建民主中國、經濟中國,還要構建文化中國、社會中國,這樣「變制變人」兼備,此乃筆者所言的「全面轉型」。這是繼往開來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明【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結束西化的極權主義中共國之必要,這對於民國派而言是必定要全面追求的目標。非此「全面轉型」的目標,就不能繼承民國先賢先祖的理想而開來,不能繼承民國的現代中華文明而開來,不能保強中國而開出文明大國之崛起。所以要「變制」更要「變人」,「變人」才能優質化「變制」,這才是核心。沒有這一切的自覺,枉稱「民國派」。

肆、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與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敗原因

社經所系在八九民運里的表現與以後三十年的動向

社經所及其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對於八九民運的作用是最大的。八九之後三十年裡,這一知識分子群體也是海內外最有活動能量、論述力、影響力的。所以這裏以他們為典型作一個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原因以及改良主義為何一直能佔據反對派、民運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們如何與中共博弈屢戰屢敗不見前途呢?

回顧七九民運,民刊力量幾乎全軍覆沒。王軍濤、陳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雖然停刊了,但人員沒有受到多少打擊,可謂碩果僅存。究其原因,這既與他們溫和改良的立場有關,更因為王軍濤、陳子明等《北京之春》與體制內關係密切,持擁護鄧小平的立場,還配合打擊汪東興(見陳子明《高瑜:記者、院外活動家、人權勇士》)。此後胡趙執政時期,陳子明等借政經寬鬆創辦和做大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經所」),形成了中國大陸最大的一支民間知識界力量。社經所與改革派高官、體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關係,且吸收和邀約很多體制內知識分子,又與異議人士和大學生活躍分子保持聯繫。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趙紫陽接任但孤掌難鳴,保守派力圖捲土重來。陳子明、王軍濤等認為「趙紫陽下台似成定局」,「當時準備以自己的思想成果與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合作。」(謝小慶《我所了解的陳子明、王軍濤》,1990年香港《百姓》雜誌218期)但是陳、王及社經所主張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繼續執政。1988年底社經所的《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對話》里,嚴家其主要講不容許中國出現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滯。溫元凱講改革的停滯比失敗還要嚴重。嚴家其憂心改革派被保守派擊敗,出現非程序性權力更迭。

八九學運發生后,陳子明、王軍濤等指揮劉剛、王丹、陳小平等推動學運,並且有周密的計劃。陳子明妹妹陳子華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明鏡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經所在5月1日開過一個「所務委員會」,陳子明做「形勢報告」,重點講了「一主兩翼」的計劃,要求「以獨立的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而以儘可能地接近權力中樞的諮詢機構和儘可能地接近各種革命因素的民間政治活動為其強有力的兩翼。」該文還說:「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識』的基礎上對所的核心層進行自覺的思想整合與組織整合,告成於此次『香山會議』。許多單位和團體都捲入了八九民運,但他們或者是少數領導的決斷,或者是完全個人性的參与,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團體像社經所那樣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識、資源統一調度和服從紀律約束』型團體的轉化,能夠以集體動員的方式有組織有分工地投入到運動中。······根據社經所的內部分工,王軍濤、陳小平負責與學生聯繫,鄭棣負責與新聞界聯繫,閔琦負責與學術界聯繫,費遠負責與經濟界聯繫,謝小慶負責與政界人士聯繫,陳子明負責協調整合。」(見《浴火重生》第463頁)史學家陳小雅著《八九民運史》將之稱為「三線計劃」,並作了詳細研究。學運領袖、研究八九學運的權威封從德也有此類論述。另有諸多親歷者的回憶作輔證。但是陳子明等這一方則頗有異議。綜合雙方之論述,主要是評價和說法上的分歧,但是王軍濤等較早幕後隱性推動學運,如劉剛對於學運的策劃等,再如王丹等發起絕食突破北高聯的溫和主張而激進,後來社經所為了保改革而公然與中共博弈,在知識界與學運結合上起到最大作用,並且力圖使學運配合這保改革的整體戰略。這是多數史家和親歷者的史實上的共識。

社經所負責人之一謝小慶在「六四」的第二年就發表文章寫道:「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后,受中央委託處理學潮的閻明復、李鐵映希望知識界出面斡旋······將軍濤接到統戰部參加學生與政府的談判。至此,才結束了不交叉『狀況』」。謝氏對於中共要緝捕陳子明、王軍濤等人憤憤不平說:「今天,當局將自己請來勸架的人關起來,實在有悖情理。」(謝小慶《我所了解的陳子明、王軍濤》)陳子明的《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載《北京之春》2010年)寫道陳子華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內容:「經過表決,所務會議批准王軍濤、陳小平、閔琦三人以個人名義參与中央統戰部組織的斡旋活動。他們隨即搭乘鄭也夫帶來的統戰部麵包車去中國政法大學,將學生對話團負責人項小吉等一部分學生領袖帶到統戰部會議室參加對話。由此開始,社經所被深深地捲入了運動的旋渦中心。」當年的辯護律師張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軍濤之所以上天安門廣場,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等黨組織交給的任務,說服學生退場,為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準備條件。應該確切的說,中共統戰部的委託,使社經所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藉機全面介入和主導知識界以及學運,又可以與中共對話談判,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於是社經所介入八九民運從隱蔽走向公開、從關鍵點走向全面展開。綜合整個運動中的表現,可以總結出陳子明王軍濤等的總體戰略是:整合知識界,力爭主導學運,且交通中共,這樣以對話和談判保改革且使學運落幕。既然要談判,就要以知識界和學運之進退為實力基礎,必然要「以戰促談」。陳子明認為:「首先影響學生,再通過學生影響全國,使事態首先穩定下來,才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見《反思十年改革》,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頁)。於是以社經所為主成立首聯即「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門都是社經所的人主導,知識界面對危局沒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來了,社經所取得主導地位。然後北高聯是學生組織中最權威最溫和的,卻莫名其妙被一時「騙」出廣場然後被王軍濤等設計勸說而沒能夠再返回,廣場上的學運權力被廣場議會和廣場指揮部掌握。陳子明等企圖以王丹等主導廣場指揮部、廣場議會,從而主導學運,但王丹缺乏聲望,毫無可行性,首聯又無指導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主導學運的意圖落空。

陳子明、王軍濤等重視博弈,希望與中共談判解決問題。但是以對話和談判解決政治危機,要在實力和法治的基礎上。但是中共國的法治是中共的習慣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國的成文法(從國法到黨法)僅僅是「門面」,而且中共國憲法也明文規定堅持黨的領導,黨領導一切。最高領導人的一個指示、一紙紅頭文件可凌駕於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廢立任何其他的領導人,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習慣法,鄧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最高決策者,依黨領導一切的原則,黨和政府、軍隊皆會聽從於鄧小平,而不是當時黨總書記趙紫陽或者國家主席楊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會以及委員長萬里。如果打一個比方的話,鄧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長,陳雲等中共元老構成的理事會可以發表意見但最終還要聽理事長的決策,而黨總書記、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都只是權力有大小的秘書長而已。陳子明王軍濤等主張的這種路線顯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獨特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再者他們也不了解中共殘暴統治的歷史傳統。中共鎮壓人民毫不手軟。土改是奪財且殺人立威,村村見血。1950年代鎮壓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殺人,殺人百萬。三年大飢荒,餓死四千萬人,但是沒有發生大暴動,因為武裝攔截使饑民不出村不出鄉,使他們分散餓死在鄉村。這是中共學習了俄師的經驗,蘇俄在烏克蘭大飢荒時就採取這種措施。像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殘暴性遠遠不如前面列舉的中共對待中下層老百姓那麼殘暴,但是因為打擊到中共體制內的眾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傳播得很廣。陳子明、王軍濤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質和根源,就不會構建那樣的路線,也會預見到中共必然發動「六四屠殺」。但是紅旗下長大的陳子明、王軍濤等是不可能那麼深了解中共本質的。同樣文革后的大學生更想不到中共會這麼邪惡。封從德講得很直白,八九學運的失敗在於學生的無知和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這是一針見血的。學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獲得的,紅旗下成長為中共幹部的知識分子只有改良意識,也無知于極權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這就是八九民運必然失敗的民運方面的根本原因。這失敗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還有人講「見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運的改良主義舊思想行為還在改革夢破的今天積習成性地發作。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對話和談判保改革及解決政治危機,這對於極權主義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對鎮壓的危險,學生一直面臨是否撤出天安門廣場的問題?北高聯作為各大學聯合的純粹的學生組織必然是溫和的,懼怕學運入險境。多數的知識分子如陳明遠等依以往中共鎮壓的經驗怕局勢惡化也是主張撤出的。而廣場上的學生(特別是後來廣場人數最多的「外高聯」)就激進一些,但是時日一久都身心疲憊,作為不夠成熟的大學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響。然而作為最有周密的路線和最有能量的陳子明、王軍濤等社經所系知識分子群體,大多數是要求堅守廣場的。因為趙紫陽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經失勢,這時再沒有廣場學運這最大支撐點,整個路線不僅全盤失敗而且一無所保,中共保守派就會全面勝利,不會給退場作什麼讓步,只會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會開會成為使保守派作一點讓步的最後機會了。但是中共沒有給他們任何機會,六四屠殺發生了。要堅守廣場的團體撤得比誰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後路,只有學生和市民去奮戰最後撤出天安門廣場。

關於廣場學生的堅守和撤退的問題。有兩個版本,一說「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社經所及首聯群體的回憶錄《浴火重生》)《王丹回憶錄》也說「撤出廣場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動員廣場學生撤出來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我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又稱五二七是「在王軍濤的建議下」才議決五三○撤出廣場。這些都是集體性的一面之詞,是當事一方單方面的說法。從多方來看,劉曉波回憶、包遵信回憶、十七位八九學生領袖寫的《回顧與反思》(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六月)、封從德《六四日記》、《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7月號)、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以及當時的報導等資料都可以互相印證,都可以證實社經所系知識分子影響下的首聯是反對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而要堅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絕食」掀起高潮,也是王軍濤等支持和劉曉波、周舵策動的。可以說陳子明、王軍濤、王丹等社經所一些人的說法是與史實相反的,不但推卸責任,而且還要爭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六四之後,陳子明在秦城監獄還給黨中央寫了入黨申請書;王軍濤在被捕前的躲藏地還給鄧小平寫信,稱理解鄧小平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定海神針」······?!(陳小雅《關於『三線計劃』的答問》,2013年)他們有靈活的機會主義的戰略意識。

六四屠殺沒有驚醒陳子明、王軍濤以及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相反血腥和強大的中共國令他們畏懼。六四之後,他們繼續走機會主義的改良之路,又因為他們有民間知識分子的經歷,所以活動能量、論述力、影響力都比體制內知識分子大而持久,以後三十年他們在公知界和民運界繼續發揮較大的作用,所謂「自由主義」、「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先求威權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們的顯著的作用力。例如:所謂「中國自由主義」最早理論家也是海外民運的理論家、前民聯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與王軍濤陳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後來「在北京高校競選運動中,所謂『聯合行動』主要表現為原《北京之春》與《沃土》成員之間的協調配合」。陳子明推崇說:「胡平,可化名發表,形成學派,倚重」(見陳子明《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號)所以說胡平、王軍濤、陳子明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胡平在八九學運前成為民聯主席且執掌《中國之春》,當時劉曉波在美國與其關係密切,劉曉波發文要求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支持中共開明派和《中國之春》(劉曉波《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世界日報》1989年4月22日)。劉氏還起草且由胡平等聯署《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學運發生后劉曉波回國,社經所主導的首聯「本身的核心層則有王軍濤、王丹、包遵信、甘陽、周舵、劉曉波等人。」(陳子華《我所知道的「社經所」》,載《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頁。)。1989年6月2日掀起廣場士氣的「四君子絕食」是王軍濤、陳小平等支持的,劉曉波和周舵為主策動的。胡平與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是有很深的關係的,他們在八九時使海外與國內互相呼應。八九以後的三十年裡,他們的影響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運失敗后,胡平總結出「見好就收」論,王軍濤等認為這是博弈論的金玉良言。這是改良主義的大總結。

八九之後,前中央常委、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也進入社經所。「1990年代以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在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991年底,閔琦、張祖樺、劉衛華等重新組建『現代化與中國』課題組」(陳子明發文《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介紹》,獨立評論網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 張祖樺後來起草了《零八憲章》,《零八憲章》影響很大,劉曉波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張祖樺發文宣稱「中國自由主義的第三代傳人,造成自由主義思潮的復興,對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觀念導向。我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並且宣揚《零八憲章》「既能為當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原則性指導,又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立憲建國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張祖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社經所系知識分子群體至此力圖使中國「自由主義」和《零八憲章》統合起來,以求更高的地位,又為陳子明、劉曉波樹立了「豐碑」,還企圖為中國未來民主化定下指標。這意圖和「雄心」是很大的。

社經所系的改良主義本質及其路線錯誤之嚴重後果

但是社經所系知識分子群體本質上如何呢?我們先以陳子明和王軍濤、王丹這三位領軍人物作一分析。

陳子明的《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號)提到兩處王軍濤與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軍濤他們曾到胡耀邦家談話,「胡肯定了他們的一顆赤子之心,但也告誡他們不能操之過急」。2、胡耀邦曾托二機部401所所長轉告軍濤,要他「不墜青雲之志」。提到陳子明與胡耀邦交往一處:「我本人在79年也曾與耀邦有過一次長談。那是當時《北京之春》代主編呂朴先生與我登門拜訪耀邦。雖然我們是不速之客,耀邦還是見了我們。我力促耀邦改革,釋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論及改革很動情。······我還與胡啟立、李瑞環、王兆國、張黎群、韓天石、袁庚等領導人接觸過,他們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張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確講陳子明和王軍濤是「保皇黨」。總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陳、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義的,甚至於可能是保共改良主義的。謝小慶所言更為傳神,說陳子明、王軍濤認為「趙紫陽下台似成定局」,「當時準備以自己的思想成果與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陳子明、王軍濤》)八九之後的三十年,陳、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還是主張改良主義的,只不過是反共還是不反共呢?陳子明色彩不清,王軍濤翻來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還是有一點變化無常。我們可以確定社經所及其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基本是改良主義的本質。王軍濤認為中共是「以極權國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發展主義的威權政權」。(王軍濤專訪(1) l明鏡雜誌)胡平和陳子明也有類似的說法。儘管這種判斷有邏輯上的自我矛盾,如極權國家和威權政權是水火不容的。但是這對於想走改良主義路線的人來說,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據,因為對於威權政權以壓力和勸諫求改良,是可以說得通的。這種判斷在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里是流行觀念,由此他們得以繼續主張改良主義的路線。但是這個主張與世界共產黨國家民主化必經顏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經驗相背,也與王天成、程曉農等中國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結論相違。

在八九民運時,陳、王二人是為了保改革「以戰促談」,以求對話和談判解決危機。八九之後形勢大變,王軍濤、王丹先後流亡美國,陳子明守在國內。胡趙時期的寬鬆政治空間和政治人脈已經大為縮水了。陳子明從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書言事體」寫了20餘萬字的《十年改革反思》,並且在4月12日上書。《反思》提出:「『在最高層黨政分開領導體制下,責任政府制度是無法實現的』、『最高層領導人實行黨政合一』比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屆人大時也未嘗不可一試』。果然,經過這兩次大會,江澤民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幾個職務······」(王之虹《風雨同行》。明報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頁)然後陳子明獄中發表《十年改革的經驗與教訓》(《中國之春》1992年第114期),總結出的中共改革經驗如「穩定高於一切」、「和為貴」、「面向世界」等,四點教訓「理論貧乏、計劃闕如、組織渙散、人才匱乏」。同年陳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書(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這種機會主義的紅色改革論,甚至於對於六四屠殺的說法都很有問題,引起了許良英、丁子霖天安門母親們等批評。陳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實際坐牢5年左右。在獄中他可以讀書和寫作,在香港出書以及在反共民運刊物上發表文章,出獄可以把幾百萬字的文稿、幾十包的書帶出來(蔡詠梅《陳子明的傳奇人生》),這在中共國有史以來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陳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動、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經所就在北京重新運作,張祖樺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後僅僅研究成果出書就達十多本,分別在北京等地和台灣、香港等出版。陳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來、王思睿等筆名,就出了好多部書,如:《中國跨世紀大方略——未來五年社會經濟發展前景》(陳子明、王軍濤主編,明鏡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喻希來、王思睿、何家棟著,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國政治思潮評析》(王思睿、何家棟著,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1年版),《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中國歷史、文化及現代化論綱》(喻希來著,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1年版),《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研究》(喻希來主筆,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資料見陳子明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介紹》(獨立評論網2007年)。社經所和陳子明在1990年代以來的出書之多在民間知識界可以說無人可及的,就是體制內的自由派學者也較少可比的。異議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書的,毫無可能出這麼多書。此外在2004年5月,陳子明與何家棟共同創辦的改造與建設網站公開運作,直到2005年8月被當局關閉。

1998年以後學術思想界掀起「自由主義」思潮,陳子明也寫了不少文章,海內外社經所系知識分子群體也積极參与。他們還與李慎之關係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棟合作主編《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這是社經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見陳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介紹》)。思想界推崇李慎之為「自由主義之領軍人物」,就有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作用,何家棟、陳子明還把李慎之列為自由主義道統譜系裡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憲章》由張祖樺起草,陳子明是首批簽署人。陳子明、劉曉波死後,張祖樺發文宣稱:「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這應該是改良主義的新宣言,也是社經所系知識分子群體的再舉旗。胡平、陳子明、劉曉波、張祖樺等都是社經所派系的。依張祖樺的設計,第三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里陳子明、劉曉波逝者已往,然樹起豐碑令自由主義的眾生景仰,胡平還在,張祖樺還不老,還要繼續擁有自由主義和《零八憲章》的話語權,繼續鼓吹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合一。

八九民運前,陳子明的「一主兩翼」計劃,要求「以獨立的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而以儘可能地接近權力中樞的諮詢機構和儘可能地接近各種革命因素的民間政治活動為其強有力的兩翼。」八九民運時其基本路線是:以整合知識界和學運為實力基礎,以戰促談,通過與中共的對話和談判,使中共保守派讓步,保改革且使學運落幕。八九之後從陳子明的二十多年經歷來看,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還是以思想學術界為主陣地,分別作三條線的布局,第一線是保持與中共的聯結,適當輸誠求和求政治空間,如陳子明獄中要求入黨,向中共最高層獻計獻策,獄中上書20餘萬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趙改革路線而「實行黨政合一」。黨政合一是產生以後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共權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層的心意。社經所也得以重新運作、出書等。此外王軍濤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現(這留在後面談)。第二線是保持在知識分子里的影響力。社經所派系把自由主義引向改良主義化,不僅如此還要造史為今用,以改良主義史觀粉飾「梁啟超時代」為「新中國」。陳子明死前一年還寫出了《梁啟超時代——被遮蔽的新中國》(共識網2013年)。總之要高舉自由主義大旗,行改良主義之實,走「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第三線有兩階段論:1,以戰促改革,2、以戰促談判。「以戰促改革」就是以壓力和勸諫讓統治者有經濟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戰促談判」就是在「以戰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啟動追求進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壓力和勸諫,讓統治者讓步,舉行朝野對話和談判,從而實現政治自由化,然後再下一步打開民主化之門。舉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組黨,這是在中共經濟發展政治放鬆時,企圖借國際社會的壓力尋求政治自由化,結果全面失敗。在中共全面建立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后,自由化改革無望,他們發起和推動《零八憲章》,作為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和起草人張祖樺都是社經所系的,這場求改革的「公民上書」,結果遭遇全面打壓。可以說第三線的以戰促改革是失敗的,以戰促成與中共的對話和談判,啟動政治自由化更是無以實現。我們可以把這種路線稱為「一主三線的路線」,這與社經所派系在八九民運時「三線戰略」的思維是有源流關係的,其最大變化就是第三線。八九時的「三線戰略」是以學運為基礎開展的,追求以對話談判保改革且使學運落幕,更遠的理想是:「將民主從馬路上引向人民大會堂。」(《浴火重生》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頁)。八九之後,沒有如八九學運之勢可依託,以戰促改革,進而以戰促談成為了現實目標。但是「戰」無實力,一切就會成為空想。然而因為奉行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使社經所派系出現思維盲區,他們意識不到「戰」才是關鍵,唯有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才有「戰力」,才可能「戰」出勝利之果,只有這樣才能吸取八九民運的教訓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產黨國家轉型唯有顏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經驗和理論。但是這不是改良主義而是革命派的路線了,作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體的社經所派系不能接受,他們只好寄託走上層路線的「上書」、「宣言」的壓力和勸諫,讓統治者良心大發而進行政治改革,然後盼望「天賜」圓桌會議與中共談判開啟民主化。這是妨礙民主化的空想主義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義餘緒「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義里而產生的「併發症」,毀了三十年大好時光。在客觀效果上(非主觀的)意外幫了中共「天價」的大忙。

社經所系影響的庸俗自由派沒有吸取八九民運的教訓,反而沿著教訓走下去。這「一主三線的路線」其實就是不要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的,企圖要以知識分子為主推動統治者改革的路線。為什麼以思想學術界為主呢?是因為奉行改良主義,懼怕學生或者中下層人民起來衝擊統治秩序,中共鎮壓後會再打壓這些知識精英,「六四屠殺」嚇住了他們。以知識分子為主,發揮他們有話語權的影響力,施壓和勸諫統治者。但大多數知識分子被黨國體制控制住和利誘住、威脅住,更重要的是:沒有社會力量支撐的知識分子是軟弱無力的。這就註定了「一主三線的路線」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與中共聯結好,討好中共,向中共獻計獻策,誘其改革,還要與人民反對力量保持距離以免中共疑心。然後一面暗中與人民反對力量聯繫以備作萬一之利用,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獨立之態,宣揚名為自由主義實為改良主義的思想,保持在知識界的影響力,還要低調與反對力量聯結。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無望要以「戰」促改革,這「戰」也不過是上書之類的「群體性輿論戰」,借用西方媒體和國際社會加大聲量和壓力才形成他們的「戰力」。所以改良主義要做好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猶如川劇的「變臉」,必須要為中共獻計獻策,講好話,誘其從善。但是這樣做就要削弱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損害獨立性和所謂「自由主義者」的形象。於是在對中共做好「勸諫」后沒見什麼效果,就要過一段時間反過來在理論上批評中共,大講自由主義的東西,再贏回知識界的認同。如此反覆變化,或者說有執有讓有討好,一張一弛。以「戰」促改革也是這樣,做完了上書、宣言等之類的「群體性輿論戰」,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說好話,緩和緊張關係。過後遇到中共統治不順了,就進一步說好話和諫話的混合,誘其從善,不然再施以輿論壓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這就是: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這改良主義「真諦」的「一主三線的路線」,其博弈術的精要總結起來是:有執有讓有討好,一張一弛,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可是這一切面對極權主義的中共是無效的,反而被中共「牽著鼻子走」,反被中共「結構性控制」,被利用統戰,最後渙散掉公知和民運的力量,中共政權卻因此穩固得很。我們應該反思一下改良主義主導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麼我們離民主化是近了還是遠了呢?是越來越遠了,而且公知和民運的力量萎縮,師疲力衰。只有改良主義利在其中,收穫頗豐,那麼究竟收穫了什麼呢?改良主義以「自由主義」大旗收穫了「教主之位」,圓了小我之夢,毀了民主化正確路線,這才是真相。而社經所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們三十年來究竟造就出什麼成果呢?是一無所獲的政治自由化,還是遙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們再談談王軍濤、王丹。王軍濤與王丹流亡美國后皆遊說美國柯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支持「中國」加入WTO。王丹還支持中共國舉辦奧運。

王軍濤在八九民運之前被認為是「新權威主義」的,他自白說:「我在各種場合堅持認為,中國最大的危險不在專制,而在民主化浪潮過激而導致形勢失控,演變成動亂和分裂,這在《國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雜誌)曾公開登過。為此,國內學術界與國外輿論都曾將我列為『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大加討伐」。「我是反對用革命的方式與政府對抗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倒是個真正的『反革命派』。」(劉丹紅《情義無價——救助王軍濤紀實》。1995年3月。電子版)王軍濤其實一開始不是堅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沒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競選及其反毛澤東演講的經歷,被中共處處打壓,很難想象他這樣保共改良派會成為堅定的民主派。八九學運給予一些有雄心壯志而被壓制的知識分子夢想翻身的「千載難逢的機會」,王軍濤、陳子明等就是這樣的誤判機會的人。王軍濤流亡美國后組建「中國戰略研究所」,依靠社經所派系在八九時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動力,以及中共例外給予的社會空間,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豐富資源。同時王軍濤也經常與中共方的官員接觸(王軍濤專訪(4) l明鏡雜誌2013年)。1997年2月鄧小平去世時,王軍濤還專程去中共大使館送花圈悼念鄧小平。同年獲中共方之邀作為指標人物去看香港回歸,王氏未去(王軍濤專訪(6) l明鏡雜誌)。同年秋天王軍濤有意擅自取消抗議江澤民訪美的統籌活動造成混亂,引發合作者如民聯、民陣等的批評指責。1998年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據王希哲對筆者說王軍濤是幕後有力支持者等。當時在北京組黨的徐文立說:「陳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還專程讓他的妻子送交給我一張字條,上寫:『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徐文立《陳子明一生不容易,請不要再強扶他上神壇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組黨也是改良主義的產物,其前提是認為中共能夠被改良且會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結社自由等,這個幻想很快被中共嚴厲鎮壓打碎。徐文立也講過第三共和,2009年後曾一度傾向民國派,贊成孔識仁主張的接續中華民國第一共和(臨時約法確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憲法奠定的),然後建立未來中國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贊成革命,2019年棄中華民國的「第三共和」轉向混合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聯邦共和國」(這國號源於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說法),與嚴家其相近。可見民運上層主流的改良主義路線和機會主義思維的影響力有多大!由於民運不成氣候而漸漸被中共輕視,在這形勢下,社經所派系的溫和改良路線被日漸強大而驕橫的中共所不滿。2004年中共情治部門放風台灣媒體稱王軍濤、王丹領台灣軍情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經費等等,且圍攻之。王軍濤在與中共聯結上最終還是失敗了,「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在耀武揚威」,不尊重他。王軍濤只好轉而贏回民主派的認可,2006年以後,「我現在轉向激進化是因為共產黨越來越拒絕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談」(王軍濤專訪(1) l明鏡雜誌)。也就是說要以戰促談了,要發動激烈的抗議活動。2010年4月王軍濤主導且宣布「中國民主黨等團體從此組建為新的中國民主黨」,即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之一,民運和政庇業務兼行。對於王軍濤的「激進」,另一個反共改良派人物楊建利還表示過不解,可見改良主義思想的風行之深。其實王軍濤還是改良主義者,只不過因為失敗和落魄而轉向了激進的改良主義,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國后很活躍,且善用媒體,善於公關。王丹和王軍濤的一體合作,也緩解了王軍濤因為攪亂抗議江澤民訪美的活動而陷入的困境。然後王丹、王軍濤與台灣建立較深關係。這依靠的還是社經所派系在民運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軍濤說:「台灣看中我和陳子明,從陳王開始,後來又看上二王。」(王軍濤專訪(6) |明鏡雜誌)陳水扁第二任期時金援二王數十萬美金。馬英九上台後,王丹來台灣在媒體上「衝鋒陷陣」,打擊馬英九、國民黨不遺餘力,然後在「太陽花學運」里推波助瀾。王丹深受民進黨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統治的罪惡以及中共對台的統戰,也激起了一些台灣紀念六四和支持大陸民運的聲浪。

「一主三線的路線」在王丹這些年的表現里也是明顯的。王丹曾經對於「胡溫新政」抱有超乎情識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亞洲電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溫任期內肯定解決西藏問題」(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與王軍濤等遊說美國柯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支持「中國」加入WTO。王丹還支持中共舉辦奧運。在對於「八九六四」的評價上,當年作為社經所核心去主導首聯的王軍濤認為李鵬「與學生直接對話」,「電視也直播」了對話,意思說李鵬5月18日已經讓步而學生不讓「割據廣場」。對此封從德寫了《六四42個問題──與王軍濤商榷》作批判。(見六四檔案網,2003-05-30)同為首聯核心的劉曉波認為學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這是名為反思學運實乃反對由下而上推動民主化的路線,本質是「保共改良主義」的謬論,當時就受到劉賓雁、王若望的嚴厲批判。(見劉賓雁《走出幻想(之四)──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王若望《關於八九民運的反思——與劉曉波先生的「對話」》)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斂一點,2001年5月王丹提出對六四事件的總體評價是:「學生有錯,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參加者回憶錄》里寫道六四死亡300人。這與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異議界、民運界還沒有人這樣認可,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這親歷八九民運的史學專業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現呢?社經所派系在八九之後的最大特點就是與中共保持聯結,保持有執有讓有討好及勸諫的戰略,又在公知和民運里佔據制高點企圖引導民運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戰促談,追求以對話和談判啟動政治自由化,再漸進走向民主化。所以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王丹等對於中共都不乏有讓有討好及勸諫的言行,充斥了機會主義的不堪入目,但是他們也有嚴厲批判中共的,然後也有對於自由民主作出理論闡揚和行動追求的,也有「以戰促談」如八九民運時建立首聯組織、八九之後發動《零八憲章》等。但是這種改良主義的路線,遭遇極權主義的中共的結果必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渙散了民運和公知的意志,最終使他們的陣營萎縮,不成氣候。這是路線錯誤的惡果。

改良主義的這些戰略戰術假設一下,如果遇上威權主義的英國國王貴族,足以打開民主化之門。或許他們「時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義為祖宗為師的道理可能就在這裏;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滿清皇帝貴族則不靈了,維新派和立憲黨的勢力和手段要比他們強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軍閥則或許可以贏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過自由主義先賢的「好人政府」,或許因為這個,所以他們一直配合中共這方面的文化統戰,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國,大讚梁啟超時代的「新中國」,大貶國民政府的民國,分化打擊民國派,刻意抹殺國民黨與北洋軍閥之爭的實質是民主法統和袁記法統之爭、統一與割據之爭。可惜了改良主義的這些大小人物們生錯了時代。

社經所派系的遺憾是很多的,王軍濤在海外是操盤與中共聯繫和對話的人。依王氏的誇張說法「他們幾乎每月都會找我」(王軍濤專訪(4)|明鏡雜誌)。王軍濤說90年代曾慶紅「曾經在民運中布局。如果中國真的發生變化······或者他主導朝野互動。但事情總是被國安搞砸。」(王軍濤專訪(6)|明鏡雜誌)時過境遷了,中共國強大了,「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在耀武揚威」,不再尊重他了。(王軍濤專訪(1) |明鏡雜誌)王軍濤哀嘆道:「因為這個黨已經不再是個以極權國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發展主義的威權政權了。」中共政權「如果是腐敗利益驅動,你講理沒用」。他繼續重彈從街頭運動走向人民大會堂的老調。(王軍濤專訪(2)|明鏡雜誌)其實八九民運之前、八九民運之時,社經所派系都企圖要走這個八九時證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線。問題是這些改良主義者明明知道中共國是極權主義的,又為何說共產黨政權是威權政權呢?這是明顯的邏輯思維上的自我矛盾。這是為了維護改良的目的,不顧事實自我欺騙呢?還是為了騙取他人不反對改良呢?關於極權主義國家的本質和特徵,仲維光先生闡發得很深入。極權主義國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國的轉型和中國大陸的轉型問題,寫有《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從期待改革到呼喚革命》等。程曉農做蘇俄和東歐極權主義國家轉型模式的比較研究,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見程曉農《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王軍濤、胡平、楊建利等改良主義者,都粉飾中共政權為威權主義的,而迴避其極權主義的事實,因為威權主義政權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極權主義政權是沒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經驗確證的。但是他們為什麼非要改良不可呢?因為利益乎?還是因為其他的目的呢?還是有難言之隱呢?

比起王軍濤的被迫而無用的應戰,王丹要年輕善「戰」得多。王丹在台灣很活躍,利用藍綠鬥爭格局為綠營「衝鋒陷陣」,取得資源和較高知名度,又利用輿論打擊中共對台的統戰和台灣的紅統,激起了台灣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聲浪。王丹在台灣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脅。其實王丹此舉還是「以戰促談」的。王丹是深受王軍濤等社經所派系內部的熏陶,他在臉書和推特上自稱他要「致力於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2018年王丹、王軍濤、胡平等建立「對話中國」智庫。所以王丹還是念念不忘社經所系追求的以戰促談,最後通過對話談判啟動自由化,再走向漸進的民主化。這其實是八九時就證明走不通的路線,八九之後三十年更證明這是走不通的路線,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識分子力量在思想行為上自障自礙,不成氣候,讓中共竊笑了三十年。

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的勝利和改良主義互為因果

現在我們分析和詮釋一下中共如何對付民主力量和知識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對付他們首先採取「結構性控制」,且兼行統戰和高壓統治。高壓統治和統戰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結構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結構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識分子的「心」呢?所謂「結構性控制」,就是中共通過各種手段和資源來調節、影響民主派內部的結構,使民主派的結構有利於中共。而民主派因為結構錯置,結果不知不覺中實行對中共威脅最小的路線,最終危及中共統治最輕的派系和人物反而佔據民主陣營的主流、主導地位。然後中共再以統戰和高壓統治使海內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脅,不成氣候。具體直白了講,就是壓制顏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這是路線上的「結構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結構性控制」,壓制能力強理念堅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機會主義者,使其居上位、佔據資源。這樣使民主派的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資源錯置,其結果必然使其陣營渙散,不能成事。這就是隱蔽性的戰略性的「結構性控制」,其作用遠勝於統戰。統戰是分化其力量而打敗敵人,「結構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戰必勝,不戰也勝,比統戰更高一籌。再進一步具體而言,「結構性控制」是借異議陣營內的競爭,力圖控制民主派的路線,竭力讓民主派流行錯誤路線,白費了力氣卻離民主化目的越來越遠,並且暗暗促成威脅最大的對手邊緣化,助成威脅較小的對手做大且成為主流者甚至於主導者。所以這三十年裡,中共與民主派不戰而勝負已分,戰則必勝。中共這種「結構性控制」是民運和公知失敗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們再拿昔日的西方對蘇俄東歐的「和平演變」打比方說明,中共這種「結構性控制」猶如對於民運和公知的「和平演變」,使之最終走向自身的潰敗。

民運界和公知界過去對於中共的滲透破壞和統戰分化等反思了比較多,對於民運和公知的不團結和爭權奪利也反思得比較多。其實這兩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結構性控制」的基礎上的,有了民運和公知的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資源錯置,必定人心渙散,不成氣候,中共的滲透破壞和統戰分化必然活躍無阻,民運和公知的不團結和爭權奪利必定層出不窮,無人可止。

從更大的視野來分析,六四之後中共喪失民心,黨內也湧起不滿,蘇俄和東歐的共產黨國家崩潰加劇民心思變,也令中共膽寒,且國際社會的壓力較大,這是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孤立無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與西方和解,同時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國際支持力。中共國更要追求發展才能避免蘇俄式的崩潰,需要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入中國大陸使其經濟起飛,然後以經濟紅利和黨國民族主義這「兩手」安頓和收買人心,同時讓西方資本家賺錢影響西方的政策,這樣的內外結合更進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國內和國際的支持力,鞏固自己的統治,最終使中共國崛起,使西方國家望而生懼。但是中共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個漫長而危機四伏的發展過程,在這過程里中國大陸的社會兩極分化,各種矛盾空前湧現,群體抗議事件迅速增長,腐敗泛濫成災,人心思變。中共面臨統治危機,但是只要民運和公知不起領頭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滿情緒和遍地開花的維權運動就不會升級化和自覺化,更不會大規模集中發作,也就是說要使社會矛盾和民心不滿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權,只要「擒賊先擒王」,控制住民運和公知就好了。這樣做就會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眾一旦群龍無首就會墮落成烏合之眾,不能成事。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味依靠維穩力量是不夠的,還要「結構性控制」住民運和公知,使其內部發生演變,形成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資源錯置,使其不成氣候,以利於中共。改良主義的盛行,改良主義佔據自由主義的主流,改良主義懼「民粹」走上層路線,知名度高的機會主義者佔據上位和資源,等等,這一切正是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追求的結果。但是中共畢竟是外在的,無法獨力達成這些目標。所以中共的「結構性控制」戰略,民運和公知里的改良主義路線,這兩者既是互相鬥爭又是互相利用的,這兩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運和公知的結構錯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從而佔據了領導權和資源,執行必定失敗的路線,這一切正中共產黨「結構性控制」的「下懷」。應該講老道的改良派——社經所派系是一個典型。

再舉一個例子。中共過去需要西方的資本和技術,所以要向國際社會擺出開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許民運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險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間,滿足西方國家對中共國「自由化」的期待。同時促成其「夢寐以求」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加入WTO等,這些是達成其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無此就無以後的經濟起飛。當年有多少民運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國國會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加入WTO等。這是路線錯置、領導權錯置等交織出的惡果。

習近平上台後自以為中共國「羽翼豐滿」不懼西方,一改江胡時期的假裝開明專制的「韜光養晦」,全面鞏固極權主義統治,於是自由派的改良夢斷而且受到打壓和限制。可惜了,在過去中共的危機四伏的發展過程中,自由派的錯誤路線使得民運和公知沒有革命意識,沒有利用一時寬鬆空間發動社會,無所作為錯過二十余年的時光和多次良機,到頭來受到中共毫不憐惜的打壓。

極權主義下的大小資產階級和顏色革命的正確性

這裏我們有必要談談極權主義和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問題,因為要革命還是要改良呢?皆取決於這個前提。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認為:中國大陸興起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會追求話語權、利益和政經權力,最後朝野互動直至「對話和談判」開啟自由化,走漸進民主化之路。這是對於極權主義政權抱有幻想,刻意「錯」把極權主義政權當成了威權主義的開明政權,製造理論認知和路線上的錯誤。如社經所派系的主張就是一大典型。

仲維光是深入研究極權主義理論的學者,他認為:中國極權主義產生於現代化和俄化,相反中華文化與之是對立的。所以我們說蘇俄扶持的中共一入主中原就必須摧毀中華文化,因為現代中華文化是民國追求民主憲政的文化根基。中共必須以黨文化配合黨天下「緊縛」人心,外來模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才能鞏固。那麼改革開放后,中產階級是否是民主化的動力呢?黨天下控制人身,黨文化的熏陶「束縛」人心,這樣產生的中產階級不同於民國的中產階級,更與西方的不同。仲維光認為現階段中共統治者的基礎除了紅色資本勢力,恰恰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和工業化創造的對權力充滿饑渴與貪婪的中產階級。」「極權主義不會自行演變結束」,「極權主義專制一定要通過革命來改變,當然這個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一定是革命」。(仲維光《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電子版)

程曉農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下)》(載《中國戰略分析季刊》第六期)認為:「在轉型研究中多數學者都接受一種理想主義假定,即市場化有利於民主化,或者說,經濟轉型會促進政治轉型。其理由是,中產階級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中逐漸壯大,他們會支持民主化,而紅色精英在現代市場環境中將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在中歐國家,這一看法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俄國,經濟轉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轉型卻在走回頭路;而中國模式則證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紅色權貴們操縱,其結果是建立紅色權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會阻滯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幫助和強化紅色權貴們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國的情形,已經成為資本家的紅色精英會強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同樣可能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所以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1995年李澤厚與劉再復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本文的分析表明,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世界上的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都是革命的產物,沒有改良成功的,這是普遍經驗,所以王天成研究了世界和中國的民主化問題,著文《從期待改革到呼喚革命》,《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等,明確作出了「革命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唯一的選擇」的答案。程曉農、王天成、仲維光從不同的思路和研究領域作出了中共國只有「革命才能轉型」的同樣結論,其堅實的理論基礎就是極權主義的本質,世界共產黨國家轉型的普遍經驗以及中共國特殊的國情。

中產階級成為中共的統治基礎,其前提是享受到中共國的經濟起飛帶來的利益,而忍受住不公不義且缺乏權利保障的專制統治。中共國的中產階級大略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依靠市場和社會而存在的中產階級,這是多數。他們在有利可圖時就會對中共有「忠心」,利益受傷害了就會失掉「忠心」甚至於產生「貳心」。另一種是依靠國家經濟和政府財政而存在的中產階級。如軍警、公務員、壟斷國企的幹部等,這是比較效忠中共的力量,但這是中產階級的少數。也就是說大多數中產階級會以利益得失為前提的,而滋生「忠心」或者「貳心」,他們雖然缺乏獨立性和自覺性,但是以利益為首。如果中共發生經濟大危機,他們遇上變革的形勢,長期積累的不滿就會發作,就會變成民主化的主力。紅色資產階級是效忠中共反民主化的,但是他們主要是上層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里中下層甚至於中上層,在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秩序下,大多是「跪著賺錢」的,利益和財產缺乏法治的保障,自身正當的權力欲也被壓制住。如果中共國經濟發生大危機,他們遇上變革的形勢,民主化將會建立法治且保障他們的財產和權利,結束國家權貴資本主義將會使他們獲得私有化的經濟動力,還可以讓他們得到民主賦予的政治權力,這對於資產階級猶如「久旱逢甘霖」,所以中下層的大資產階級也會成為民主化的主力。

也就是說,有沒有變革的形勢才是關鍵,只有顏色革命才能造成變革的形勢,有了形勢,中產階級和中下層大資產階級就會隨之而動,民主化大勢就會確立,和平革命就會完全成為可能。反之如果沒有變革形勢的話,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即使心懷不滿,抱殘守缺,也只會依附於中共統治者表忠心而不敢反對。那麼如何發動顏色革命造成形勢呢?這需要先進的知識分子傳播思想,引導下層社會醞釀革命,為什麼選擇下層社會呢?因為下層社會得益最少、地位最低、受害最多,所以不滿最大,反抗意識最強,而且對於廣大的下層社會,中共控制力有限。所以要捕捉良機,發動下層社會開展顏色革命造成形勢,就能使「跪著賺錢」的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加入民主化進程,革命形勢下的官僚集團就會「首鼠兩端」最後分化瓦解,官僚系統的中下層特別是技術官僚會匯入民主化潮流里。只剩下中共統治集團和紅色權貴資產階級才是最後的敵人,民主化就會成功。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可以說是世界民主化史上空前的大博弈,不能有任何教條可以當框框架架,沒有發動社會動員民眾,沒有顏色革命的自覺意識,就沒有博弈的實力和資格。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有所謂社經所系指望的「對話談判」,也只會淪為統治者牽制民主派的小伎倆,甚至於對話者和談判者反而會成為中共牽制整個民主力量、知識分子力量的「棋子」,這樣的「對話和談判」值得追求嗎?會不會成為牽製革命發生的博弈術上的「麻醉劑」呢?所謂的「對話談判」充其量是民主化程序過程中一個結果,不是原因。我們民主力量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要追求的不是民主化過程中的這個小結果,而是要追求民主化的動力之源,要有源源不斷的動力開展民主化進程,這民主化的動力之源就是顏色革命的理念和路線以及發動社會動員民眾,無他者也。有了顏色革命,然後逼迫統治者來「對話和談判」才有實質性的作用和意義。顏色革命只有從廣大的下層社會發動,才能使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中下層相繼投入革命,革命和民主轉型就會成功,並且強渡民主化過程中一時的紛亂,迅速全面轉型,邁向統一的文明崛起的民主中國。

結語

要邁向這偉大的民主化目標的第一步,就是要發動顏色革命,這是艱巨的關鍵的一步。我們要全面反省這三十年來的失敗,我們已經愧對了六四亡靈和這三十年裡無數志士的犧牲和付出。我們必須省察:無論是自由派的反共的改良主義,還是改革派的保共改良主義,都是走「死胡同」。但是走了三十年的「死胡同」,自由派和改良派為什麼還要釋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方法論的改良主義的夢幻,遮蔽民主化唯一正途的顏色革命路線呢?這是值得人深思的。

民運和公知里這些爭名位、爭資源的主流者,為什麼以錯誤路線影響整個民運界、公知界呢?你們自障自礙牽制大局而實有利於中共,甚至於有意無意自我審查配合中共,有執有讓有討好,有什麼所求和所得呢?你們的以戰促改革,以戰促談判,其實沒有什麼實力基礎,只有借勢借力而「戰」的博弈術的小聰明,早被中共看穿。你們在八九之後不夠強大且有危機感的中共眼裡還算有利用價值。但是21世紀之後,你們在中共眼裡越來越不值錢,在你們的面前中共「現在一個科級幹部都在耀武揚威」。你們應該想一想整個改良派在中共眼裡是「玩偶」呢?還是值得尊敬的對手呢?極權主義之下哪來的「獨立的反對派」呢?你們長期奉行誤導民運和公知的錯誤路線,現在知道不知道懺悔呢?雖然中共的「結構性控制」是對付海內外的民運和公知的「第一法寶」,破壞力極大且讓人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沒有老道的改良派的有意無意的配合作用,這「法寶」也就黯然失色了。這是民運和公知失敗三十年的「病根」之所在。你們有意無意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呢?是不是應該清醒清醒了呢?!

伍、自由主義是正本清源呢?還是被庸俗自由派與改良派的合體誤導下去呢?

自由主義在海內外現狀之鳥瞰

八九之前,由於被斷裂了民國民主傳統和「文化鐵幕」的熏陶,沒有幾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受六四屠殺刺激,思想學術界有了大轉向,1998年思想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學者正式舉「自由主義」旗幟,開展自由主義的言說。但是嚴格講,所謂自由主義思潮至今二十余年,真正思想純粹的自由主義者不多,但是有真誠心態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中青年人很多,他們構成自由主義的廣大的中下層。中共國的最早的自由主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所謂「啟蒙主義」時期,姑且稱之為「啟蒙的自由主義」如袁偉時、雷頤等人,其多數人有些偏左。後來的李慎之、謝韜等則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在1992年之後到2003年風行朝野一時,2003年之後被冷落和壓制。同時20世紀90年代民國自由主義如胡適等以及新文化的自由主義傳統、北大傳統被懷舊出來,藉助于自由主義傳統的懷舊,也藉助于經濟自由主義流行的東風,1990年代中期以後,作為思想學術上的政治自由主義出現並且發展了,如劉軍寧、朱學勤、秦暉、徐友漁、賀衛方、張維迎、高全喜、許章潤、秋風、張千帆、許紀霖、任劍濤等。其中除了劉軍寧等人之外,有些人偏左,再如許章潤、秋風則偏右翼的儒家,還有其他傾向的。21世紀還出現了一些更深入研究自由主義的專業學者。以上是大陸思想性的自由主義的狀況。

作為政治性的自由主義,我們在前面也講到,八九之後民運和公知思想轉向,轉向自由主義接上普世價值,以專製為敵。國內的自由主義有思想性和政治性之分,有思想界和異議界之分。而海外是自由空間,自由主義里這樣的分界不明顯,多數人有政治性的自由主義屬性,反共色彩鮮明。但是無論是思想學術上的自由主義還是政治性的自由主義,大多或明或暗都是反共的改良主義的,極少人有革命立場。也有不少人在反共改良和保共改良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

社經所系和「自由主義新道統」的誤導性和大謬誤

21世紀一開始,社經所系的何家棟就寫了《20世紀中國的「新道統」——從梁啟超到李慎之》,提出了「梁啟超――胡適――顧准――李慎之」是20世紀中國思想道統的四個代表。陳子明立刻隨之寫出《政統、道統與學統——對何家棟「新道統」說的一些思考》。這是高舉「自由主義道統」大旗和編出自由主義的譜系,樹立權威。也可以說這旗幟和權威譜系是自由派與改良派右翼(如李慎之)的合體,顧準則是一個從共產黨里叛離且不深的自由主義者,是當前改良主義需要的象徵性「英雄」,符合出身「一二九學運」的「兩頭真」群體(如李銳、何家棟等)的意趣,這樣的譜系可謂費盡政治心機。儘管不少自由主義學者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在他們看來這譜系裡只有胡適是,梁啟超還算是,顧准不深,李慎之不算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說這譜系裡政治機會主義色彩太重,顯得有點「亂點鴛鴦譜」而失真。但是社經所派系能量大,當然會有不少人吹捧擴大影響力。年輕的王怡在《憲政卮言》中直白:「如果說憲政主義是新政統,自由主義就是新道統。」攻擊民國國統法統最甚的老改良派的袁偉時則寫出《從陳獨秀到顧准、李慎之》。此外徐友漁進一步說:「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只能是自由主義」。綜合而言,他們是說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民主的新道統,這樣也就是擁有「憲政主義」話語的主導權,這樣就把其他的主義擠入邊緣地位。《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張祖燁,則近來寫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論劉曉波的精神遺產》一文,提出了「嚴復、梁啟超、蔡元培三位先賢堪稱中國自由主義的奠基人,是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成為公認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從七六年『四五』運動到七十年代末民主牆,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與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民主運動,······這一時期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當推胡平、陳子明、劉曉波」再加上顧准。胡平、陳子明、劉曉波都是社經所系的,都是改良主義的。張祖燁這種新說法不僅「雄心壯志」很大,而且把社經所系的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合體的特質強加到整個自由主義運動里,企圖使之成為正統。

但是真正看破中共文教「鐵幕」而有歷史文化常識的人,應當知道「道統」指即仁道即天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傳」,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人文理性的,任何制度規範和價值系統的終極本源應該是「良知」,用傳統的話來講:仁乃禮之本。道統同時也指以仁義為價值核心的歷史文化大傳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話語來打比方說,道統猶如自然法,是中國的人文性的「自然法」。中國講道統至上,政統學統等等次之,這是價值等差也是文明傳統的規定。所以自古以來中國人以「天下為公」、堯舜之道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會的「大同」為社會理想,並且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孫文講三民主義是繼承道統而來的,中華民國也是以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為主流,又以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為輔,所以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頑強建立起民主國統法統和現代中華文化,並且至今存續于台灣。這就是現當代中國的道統政統,無他者也。但中共國的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是非傳統非民國的,所以不認同中華道統的,也不認同民國的現代中華文化和民主法統國統構成的現代中華文明。

所以說「自由主義是新道統」是「拔幟易幟」。中共國和馬列文化是對於中華民國和中國文化的「拔幟易幟」,從此外來的極權主義統治了大陸,這是蘇俄大力扶持的產物,也是現代化和西化(俄化)合體的產物。而當代大陸的自由主義有西方背景,也是現代化和西化(英美化)合體的產物,是在對抗新左派、馬列主義的背景下產生的。但是這自由主義有改良主義色彩,甚至於相當多的人出身於改革派然後才轉到自由主義思想上的,這自由主義的成員都出身於中共國的文化教育環境里,他們避免不了黨文化和黨天下的背景的深刻影響。所以這自由主義不可能成熟,何況八九之後至今走了三十年的改良主義路線。可以說這是有 「中共國自由主義」的色彩的。所以他們繼承了中共國的反中國文化反民國的習性。所以他們竭力要反對的是主張顏色革命的民國派,他們竭力歪曲中華民國奉行的民主革命精神,竭力遮蔽民主革命的產物——民國的民主法統國統(這恰是蔡元培、胡適等全然認同和參与締造的),抹黑民主革命和締造民主法統的國父、蔣公等領袖人物,貶低民國主流的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他們的主張和行徑也是與民國自由主義先賢背道而馳的,是反第一代、第二代自由主義先賢的。因此可以說社經所系首倡的「自由主義是新道統」,這內涵上必然是對於民國民主傳統和中國文化的「拔幟易幟」,並且不僅要樹立自由主義一派獨大的權威,還要樹立改良主義路線的權威,或者說借樹立自由主義權威之名,行鞏固改良主義權威之實。這是耐人尋味的。

徐友漁說:「自由主義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極大的異質性」。這是婉轉表達了自由派的非中國文化的立場。這種立場和觀念在自由派里很有市場。那麼這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指的是什麼呢?是古代中國文化傳統還是民國現代中華文化傳統呢?還是這兩者都是呢?其實無論否定哪部分傳統都是錯誤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民國現代中華文化是根植于傳統文化(含古代的)且融合西方文化的結果,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都是這樣的碩果,民國民主法統、知識分子精神、社會傳統等都由此產生。這句「自由主義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極大的異質性」里的「自由主義」,指的是洋自由主義的,是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產物,而不是指特殊的自由主義里包含的普世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必定在任何文化傳統里都能找到同樣的「因子」,否則就不是普世價值了。把自由主義當成普遍性的東西,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出於「普遍真理」的老朽思維習性,二是出於佔據話語霸權和政治目的之企圖心。所以應該反省的是「學步西方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論」,對於洋自由主義的「學步」和「失步」才是產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的異質性」的根源。再深究而言,自由派所謂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國自由主義者如蔡元培、胡適等悉心參与的國家建構以及現代中華文明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成就——中華民國的法統國統,這些都是我們的大傳統。胡適等民國自由主義反傳統反的是古代中華文化里的專制傳統,但是自由主義終始不是民國民主化現代化的主流,更不是民國社會與文化的主流,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才是民國的主流精神,才是締造現代中華文明的主流者。胡適等民國自由主義者是不反民國的,更不反民國建立的現代中華文化,自由主義在民國是批評者的地位和角色,與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構成相反相成的張力。但是被斷裂了傳統的大陸自由主義,卻無視步入民主化現代化的民國的現代中華文明,要做「新道統」。這是淺薄的「自大」呢?還是出於當代「反革命的漸進民主化路線」和「未來中國必須自由主義化」的政治企圖呢?如果說有「新道統」的話,那應該是有民國自由主義參与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而不是他者,不是當下自由派自大自誇的「大王旗」。當代大陸自由主義要吸取的是民國自由主義的「西化」教訓,然後升級為中華化、本土化的自由主義,沒有本土化就沒有中國自由主義可言。連中國自由主義都沒有建構成,還談什麼「新道統」呢?難道「學步」和「失步」也能成「新道統」嗎?幻想而已。

我們看看斷裂了傳統且「出身」于中共鐵幕下的大陸自由派建構的「新道統」是什麼呢?他們既不講從古至今的作為中華文明核心的道統,也不講民國道統——現代中華文化,更迴避民國道統推動的產物——民主國統法統,也就是說不講現當代的中國道統和政統,繞過現代中華文明,把自由派的改良主義色彩的一家一派的思想當成全中國「新道統」。這才是社經所系的陳子明和何家棟等人攀上政治制高點而吶喊「新道統」的真相。社經所系也因此可以佔據話語霸權。

我們不禁要問社經所系的本質是什麼呢?他們在八九之前是改良主義的出身,八九之後奉行過機會主義,後來成為「半路出家」的自由派,可以說是標標準準的改良派和自由派的「同床同夢」的第一位的合體。那麼自由主義所謂的「道統譜系」的代表人物以及英雄榜是什麼色彩的人物呢?是參加過蘇俄扶持的中共叛亂、血腥土改、極權主義建政的,然後沒有徹底懺悔的顧准、李慎之、林昭等,而且他們都沒有多少自由主義理念,沒有徹底反共,只是在受迫害和不義統治下有對於自由的追求。他們年青時的民主觀太單薄而選錯了主義和道路,與民國的民主化現代化和反共抗俄的道路作無知的對抗,後來在親手參与的極權主義秩序的嚴酷現實面前,不得不轉向回到初衷,所謂「兩頭真」的「一二九知識分子群體」大多是這樣的。然後我們審視一下被硬推上「道統譜系」的陳子明、劉曉波、胡平等人,他們都是「反革命求改良」的。這哪裡是什麼「新道統」呢?不如說是借自由主義道統之名樹立陷入「死胡同」的改良主義的權威,是挽救屢戰屢敗被眾人質疑的改良主義。在習近平上台全面鞏固極權主義的當下,整個改良派面臨全面破產和被民主陣營「大拍賣」的下場,他們害怕在未來一無所得。

中國自由主義者應當站出來正本清源

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的主體是真誠的自由主義學者和龐大的中青年群體,社經所系等是謀略強、活動力大,起到引導性作用,然而是少數,是少數人起到了誤導多數人的作用。社經所系對於自由主義這三十年的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堪,應當負有責任。

作為鬆散性的和理想性尚在的自由主義主體應該有所反省和有所作為了,不能再被別有用心的派系誤導下去了。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合一難道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真實面目嗎?紅色的「中共國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特徵嗎?改良主義與中共有互相利用一面,被其裹脅的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體制難道要發生關係嗎?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合體,改良主義借中共「結構性控制」戰略對於自由主義「惡紫奪朱」、喧賓奪主,中國自由主義要容忍嗎?這一切惡果其實都是老道的改良派出身的庸俗自由派誤導出的「傑作」,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水平和氣象嗎?習近平上台後,極權主義得到全面鞏固和改良主義遭遇全面失敗,廣大的自由主義者應該站出來正本清源,應該捍衛自由主義的真面目,還自由主義的清白,應該站出來把改良主義從自由主義里清理出去,難道讓改良主義的失敗拖累自由主義也失敗嗎?自由主義者起來,結束中共對於自由派的「結構性控制」,清理與中共聯結的企圖主導中國自由主義的機會主義派系,這些人誤導過八九民運,也誤導了中國自由主義三十年,這一切應當結束了。否則的話,自由主義沒有前途。真誠的自由主義者不能拒絕拯救自由主義,不能拒絕結束極權主義拯救中國。在此時在此地,真誠的自由主義者站出來,讓人民看到你們的擔當!

108年7月26日于台灣桃園,首發博訊

喜歡、支持,請轉發分享↓Follow Us 責任編輯:劉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