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丹尼爾·馬丁利(DANIEL MATTINGLY)9月25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指出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通過軟性宣傳、輸出專制的策略正在奏效，另一方面美國向世界推廣民主的工作則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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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人權觀察和香港民主委員會共同發布報告《「我們再也不能秉筆直書」：港區國安法下的香港學術自由》。報告指出，自從2020年6月30日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長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嚴重倒退，其中學術自由也未能倖免，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的自由度遭受侵襲。
隨著這些大學日益高壓管控，學生和教授普遍自我審查，提防自己在教室和校園中的一言一行招來騷擾、報復甚至司法起訴。
首先，中共當局重點調整了香港各高校的管治架構。「中國政府挑選的香港特區首長兼任了全部八所公立大學的校監，有權指派各學校校董會成員，而校董會又有權任命大學領導層和主要職員」。根據對2020年以來各大學領導層變動的分析，人權觀察認為「與中國政府意見不一致者喪失了權威職位，遵從中國政府路線者則獲得獎勵」。
報告共計採訪了30多位學者和學生。
許多受訪教員與學生表示，自從《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6月生效以來，他們在課堂教學、撰寫和發表文章、申請學術研究經費時經常自我審查，在為學術會議或活動邀請講者時也會考慮再三。多位學者表示，他們的學術論文直接遭到大學管理層和學術出版社的審查。有一位學者說，他有一篇學術論文討論到2019年抗議期間的藝術作品，遭到校方向香港警方檢舉。
這其中被視為民主派的學者成了中共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
受中國政府控制的特定報刊點名抨擊多名被視為民主派學者，使其成為恐嚇和抺黑行動的目標，破壞其名譽、侵犯其隱私並鼓吹將其逮捕。香港移民當局駁回某些外國學人簽證，或拒予延期、更新。各大學陸續將被視為民主派的學者解僱，否決其終身教職，或在不透明情況下拒不續約。部分學者恐懼自身安危，又憂心香港政治環境，紛紛悄然離職遠走他鄉。
另一方面，香港八所大學校方完成「換水」后，開始對學校的學生會橫加干涉。具體來講，報告稱學校會「切斷對學生會的行政支援，拒絕代收學生會費，收回他們的集會和辦公空間，逼迫他們遷往校外而成為與大學分離的法律實體。結果導致各校學生會無法繼續作為全校學生選出的代表而有效運作。」
此外，大學校方還清空俗稱「民主牆」的公布欄，拆除「民主女神」塑像和其他紀念八九民運的物品，在原地裝設大型圍欄和花圃等明確的物理障礙，以封堵觀點的自由交流。「至於發起和平抗議與集會的學生，則會受到懲處，又廣泛審查刊物和監視學生未經許可的公開活動，窒礙學生的言論丶集會丶結社及出版自由。」
有鑒於此，報告呼籲香港當局及校方立刻停止對學術自由的打壓。報告還建議國際社會採取行動向中港當局施壓並積極支持香港學界。
「香港學術自由倒退對全球都有不利影響，因為香港各大學長期在世界與中國之間扮演互相了解的窗口，」報告的發布者之一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錶示，「與香港各大學設有雙聯學程的外國政府和大學應該評估這些學程，確保其學術工作不因中國政府打擊學術自由而受到操弄與控制。」
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受害者：中美歷史性科學協議的命運
中國數字時代曾經報道過《美中科技合作協定》(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STA)會在今年8月27號到期而不再續簽。果然截至目前，美中雙方雖然仍在談判，但協議仍未續簽。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稍早曾在頂級科學期刊《自然》(Nature)上撰文呼籲，美中科技交流對全球科學進步至關重要，呼籲兩國續簽協議。
9月23號，卡特中心《美中印象》(The Carter Center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主編張娟也發表一篇文章，呼籲美中續簽科技合作協定並保持科技交流。該文探討了美中科技合作協議(STA)的歷史、現狀、挑戰和建議。
該協議於1979年首次簽署，是兩國建交后最早的合作協議之一，旨在促進兩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合作。然而，隨著兩國關係的惡化，尤其是中國默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這份協議續簽將面臨著不確定性。
許多科學家尤其是美國的學術界，認為協議對美國的科研利益至關重要。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們曾向白宮發出公開信，敦促續簽協議，信中有超過1000名科學家的聯署，強調協議帶來的巨大好處。然而，拜登政府在續約問題上保持謹慎，表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該協議產生了重大影響。
文章指出，協議續簽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儘管該協議沒有規定具體合作領域，但它為兩國在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提供了基礎。然而，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中美兩國的科學合作正在遭受政治干擾。美國的「中國計劃」旨在打擊經濟間諜活動，但卻不成比例地針對華裔科學家，導致科學界的合作氛圍都受到嚴重影響。許多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導致美中科研合作的急劇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的政策也在推動國內科學家優先在本土期刊發表論文，並減少與國際期刊的合作。再加上美國的高科技限制，中國面臨著變得更加封閉的風險。這些政策加劇了美中科技合作的困難，使得續簽前景變得更加不明朗。
作者引用俄亥俄州立大學科學政策研究教授卡羅琳·瓦格納(Caroline Wagner)的採訪指出， G7峰會發布的《七國集團研究協議》(the G7 Summit Communique)可以為中美科技合作提供參考。
目前，「美國已與歐盟、日本、韓國和巴西等國簽訂了60個雙邊和多邊科學技術協定」。然而，實踐中「美國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科學領先國家之間的大多數關係，並不以協議為依據，研究人員基於共同利益和科學本身的規範而合作。」因此，關於與中國的科技協定，瓦格納設想，理想的情況是兩國應該「努力建立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我們不需要政治協定就可以開展合作研究，增加知識儲備–這是一種全球公益」。
最後，作者指出，「雖然瓦格納的願景目前還無法實現，但美國科學界一致認為STA是一項互惠互利的協議。」
三、中國輸出專制的「軟推銷策略」正在奏效
耶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丹尼爾·馬丁利(DANIEL MATTINGLY)9月25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指出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通過軟性宣傳、輸出專制的策略正在奏效，另一方面美國向世界推廣民主的工作則面臨挑戰。
文章首先指出，儘管中國聲稱不會「輸出」中國模式，但實際上中共當局正在悄然地推銷其專制體制，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共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外交和影響力行動，旨在讓全球公眾更加接受其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它制定了影響深遠的培訓、會議和研討會計劃，向外國政治領導人傳授中共式的新聞、互聯網、軍隊和公民社會管理方式。」
作者稱，「這些努力並不像美國強行推銷民主那樣顯而易見」，反而更為隱蔽和柔和。具體來講，中國將自身制度描繪成能夠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減少貧困並滿足公民日常需求的高效政體。在此類宣傳中，中國強調自己的基礎設施成就、執政黨選拔機制以及中共帶領數億人脫貧成功的故事。
「中國試圖將威權制度包裝成一種優於民主的民粹主義體制」。
作者指出，中國的「大外宣」吸引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共媒體大規模擴張，再加上和當地媒體合作逐漸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看法。例如，「越來越多的觀眾通過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和其他渠道接觸到了『中國故事』，而這正是中共擴大其影響力的策略之一」。
作者引用研究稱，中國的宣傳確實對受眾產生了影響。在對多個國家的調查中，觀看中共官方媒體內容后，許多觀眾對中國制度的評價明顯提升。他們認為中國的制度更具響應性、更善於實現經濟增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具民主性質。
另一方面，作者認為美國在全球推動民主的努力則顯得「散亂且缺乏說服力」。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美國未能向當地民眾提供一個連貫且具吸引力的信息，這讓中國有機會佔據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
然而，作者也指出美國並非完全處於劣勢。美國仍然擁有強大的制度優勢。雖然中國的制度對一些國家具有吸引力，但難以在其他地方複製，特別是現在中共內部的「一言堂」和經濟放緩。
因此，作者建議，為了應對中國的軟性推銷，美國需要重新審視其全球宣傳戰略，強調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尤其是在新聞自由和經濟創新方面。美國應該通過資助獨立新聞機構，推廣自由而真實的美國聲音。最後，作者特彆強調，「長期來看，美國的民主制度仍然是最佳廣告」，其關鍵就在於能否將其優勢有效傳達給全球觀眾。
來源：C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