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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土豆苗｜《娜拉在中國》：娜拉背後的性別政治權力
作者： 土豆苗
娜拉在中國顯然發揮出了充沛的能量，對一代又一代的女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國，娜拉由自救、到抗婚、再到追求職業成就的形象變化，不僅是宏觀歷史中理想女性的範式變遷，更是微觀歷史中個體女性的成長軌跡。但倘若我們重返歷史現場，則會發現，在娜拉被本土化的過程中，多種權力縱橫交錯，不同的意識形態始終在其背後進行著隱形書寫，其形象不斷被男性本位的思想曲解、宰制、重構，以服務於不同歷史階段的特定政治議程。
前段時間，因為厭倦婚姻生活而選擇離家出走，自駕遊歷全國的蘇敏女士爆紅網路，網友紛紛稱她為「當代娜拉」。而以其故事為原型的電影《出走的決心》，則進一步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將女性離家出走與娜拉精神挂鉤。可見，「娜拉」，在人們心中早已成為女性解放的精神領袖，一種不言自明的固定喻體。
可被我們頻繁提及的「娜拉」是誰？她從哪裡來？她往何處去？她的出走，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一連串問題，甚少得到深度的討論。
自20世紀初易卜生與《玩偶之家》漂洋過海被引至中國后，「娜拉」這一極具反叛精神的新女性形象迅速引起社會震蕩，其「離家出走」的行動甚至成為了一種現實與文學中的範式。自然，學術界關於娜拉的研究也不勝枚舉。但似乎鮮有人注意到，娜拉傳入中國並非是一次簡單的複製粘貼，而是經歷了一個被反覆闡釋與重構的漫遊過程。且儘管娜拉在易卜生的劇本中代表著自由與女性解放，但當其被置於中國複雜的社會語境之下，自由的象徵卻成為了一個被男本位思想緊緊包裹住的、隨時等待被召喚以配合男性敘事的形象。
此外，當社會高懸娜拉精神時，女性處境並未如想象中的隨之改善，在社會性別秩序不變的情況下，宣傳自由的娜拉精神也許會為女性套上雙重枷鎖……對此，台灣學者許慧琦試圖在其書《「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1930》中，將這些被掩埋的問題一一挖掘出來，以時間為線索，通過對社會歷史環境的考察，追溯「娜拉」這一形象在中國的生成與傳播，並試圖分析形象背後錯綜複雜的權力運作。
01 去性化、被啟蒙的中國娜拉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 「易卜生專號」，劇本《玩偶之家》正式被翻譯、引至中國，「娜拉」這一形象迅速在中國形成 「娜拉熱」。在文學創作中，不少五四作家紛紛以「娜拉」為原型，創作出一系列敢於反叛封建禮教、從舊式封建家庭之中出走的新女性形象。如胡適筆下的田亞梅、郭沫若筆下的「三個叛逆女性」、丁玲筆下的莎菲……而在現實生活中，亦有不少新青年效仿娜拉，做出反抗舊式婚姻等舉動。
在《浮出歷史地表中》，學者孟悅、戴錦華也曾說過，娜拉對中國五四新女性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不論是在文學還是在現實中，新的女性恐怕都是在娜拉式的精神、娜拉式的思索的示範下，邁出她們區別於舊女性的第一步，離開父親及丈夫的家的。由此，娜拉形象對二十世紀的中國女性之影響可見一斑。
但人們也許沒注意到的是，「娜拉是女人」這一在今天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放置於二十世紀初的語境中，卻是需要打出一個問號的。作者在書中指出，當五四學者大張旗鼓地宣揚這樣一個女性解放代表時，他們卻並未站在性別立場將娜拉當作一個「新女性」去塑造，而是挪用了娜拉原有的內涵，通過「去性化」的表述，將其當作男本位的「新人」理型去宣揚。
對此，作者在書中通過細緻的史料分析，重返歷史現場，考察了娜拉被譯介入華的時代背景、娜拉在歐洲的傳播以及娜拉在中國的接受過程，梳理探究了這些一直被忽略的問題，揭示出了背後隱藏的邏輯。
在啟蒙救亡的時代主旋律背景下，五四知識分子高舉個人主義旗幟，急於推翻舊封建宗法制度，完成社會變革。此時，強調「我是一個人」並作出「出走」這一象徵性舉動的娜拉，恰好契合了急於擺脫封建家庭束縛的知識分子的需求。因此，「娜拉」這一形象便被五四知識分子們鎖定，將其奉為「反封建典範」加以大肆宣揚，鼓勵青年男女們出走。
在這一過程中，娜拉這一形象就已悄然變了味道：作為覺醒了的反叛女性，其原本的對立面本該是父權制。而五四的知識分子為完成自己的表述，則將娜拉的對立面置換成了封建制，為其反叛行為賦予了啟蒙救亡、推動社會進步的意義，而非性別平等的訴求。自然，在娜拉背後所映射出的一系列性別問題，如家庭分工、社會性別秩序、女性的經濟權、女性的母職與妻職等也被有意地忽略了，娜拉的女性特質與個體性變得模糊，一種集體性與人性中的叛逆性則得到了強調。
可見此番表述的核心不是「男與女」，而是「父與子」。五四的逆子們喚醒女性們成為逆女、與他們共同完成「弒父」，其目的表面是解放女性，實則是為了使自身順利接替「父」的位置，完成由他們主導的革命大敘事。
再者，五四時代的這場以宣揚娜拉為主線的「婦女解放運動」實則依舊是男性主導的，女性並沒有掌握運動的話語權。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創作中，男性會永遠以「啟蒙者」的面目出現，而女性卻被框定在了「被啟蒙者」的角色之中，順從地按照男性的需要被捏造成為各種形象，成為社會革命的試驗品。
在這一以女性為名的運動中，女性再度淪為她者。
02 娜拉必須出走嗎？
如前所述，為了完成由男性主導的社會革命敘事，知識分子們挪用了娜拉原有內涵，抹殺了其原有的女性特質。而關於「具體如何挪用」「娜拉主義對現實中的女性實踐產生了什麼影響」等問題，作者接著進行了詳細的探究，撥開重重歷史論述迷霧，再現娜拉之於中國女性的真實影響。
如果對比《玩偶之家》劇本與二十世紀中國社會關於娜拉的敘述，會發現二者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在易卜生的原劇本中，娜拉因不想再做丈夫豢養的金絲雀，選擇拋棄母職、離開夫家。而在中國，由於現代中國特定的反封建使命，娜拉則被轉述成為追求自由戀愛而違抗父命、離開父家的形象。也就是說，中國娜拉們為了自由費勁力氣，到頭來竟只是走到了易卜生的娜拉所處的起始位置——在夫家。
其次，作者通過對各方材料的分析，發現易卜生在劇中最後賦予娜拉的，其實是一個開放性的結尾。「出走」作為一個象徵，只是娜拉探索自我的一個起點，而非終點。易卜生寫作娜拉「出走」的情節，意在引發觀眾對於女性地位、婚姻制度以及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深刻反思，並不是鼓勵女性都出走。至於娜拉出走後究竟去了哪裡、做了什麼，易卜生也並未挑明。
而在中國的轉述中，「出走」這一動作卻被幾乎窄化為女性求解放的唯一出路，成為了一套刻板的新女性實踐模版。這依舊與前文所提及的革命大敘事有關。「出走」象徵著突破以往的格局、擺脫束縛，這無疑暗合了走出傳統、走進現代的時代主旋律，對飽受舊封建家庭束縛的新生代青年有著致命吸引力。因而，娜拉在中國幾乎與「出走」劃上了等號。很明顯，這種強調同一性的簡化抹殺了女性群體內部的多樣化與差異性，也忽視了女性解放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的複雜過程，為這場出走運動塗上了厚厚的理想色彩。
由這種觀念所主導的出走解放運動當然無法成功。由於社會性別秩序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改變，受到鼓動的女性們大多通過「抗婚」而離開父家。但當她們冷靜下來后才發現，社會除了「女兒」「妻子」「母親」的角色外，並沒有為她們提供新的身份，她們只能走入婚姻。但儘管她們走入的是所謂自由結合的新式婚姻，社會舊有的性別觀與家庭秩序卻並未發生改變，加上女性沒有經濟權，所以女性被壓迫的現狀沒有改變，依舊無法擁有主體性，走上的竟仍是那條舊路。
誠然，因為倡導婚戀自由，離婚的自由也逐漸被大眾接受認可，也許當中國娜拉在婚姻中幡然醒悟，依舊可以沿著原娜拉的路走？但其實在現實中，一般情況是已婚男子為追求自由戀愛而與父母為他挑選的妻子離婚，那麼利益受到最大損害的則是這些被拋棄的舊式女子。而女子主動提出離婚的情況較為少見。一則是社會傳統的貞操觀並沒發生改變，社會對離婚女子的偏見很深。其時吸引社會關注的「抗婚娜拉」主要是未婚女子，而真正走入了「夫家」境地的已婚女子，若想離婚出走，仍然難逃淫婦之名或道德遣責。二則就如前文所說，社會根本沒有為女性提供實現自我價值的公共平台，雖然因為時代變革，部分女性走入了職場，但卻因其在公共空間「拋頭露面」，被男性冠以了「花瓶」「摩登女子」的戲謔之稱，其所從事的工作也難以與「性」「外貌」脫鉤。
所以，當社會的性別結構和權力關係未曾發生改變時，盲目地出走，只會讓女性墮入虛空之中，不僅要面臨著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還不得不面對自我認知的迷茫和身份的缺失。
無法逃離的兩難境地
正如我們一直所強調的，「娜拉」這一形象在中國始終難逃被權力操控的命運。當社會盛行個人主義之時，娜拉被熱情地召喚了出來並被賦予了「新人」的象徵含義。而隨著知識分子們在現實中碰壁，逐漸意識到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局限性時，他們又對娜拉的形象產生了深深的猶疑，發出「娜拉走後怎樣」的疑問。
到了三十年代，因社會動蕩不安與世界經濟的混亂，國民政府開始實施對女性人身自由的嚴格限制。於是社會上又開始出現「告別娜拉」的論調，鼓動女子回到家中，謹守傳統性別分工原則，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為社會安定做出貢獻。
當然，當這種倒退思潮出現時，社會上也存在著另一種聲音與之抗衡，復古氣息越濃厚，反傳統者就越祭出娜拉作為反抗的思想武器。在他們的觀點中，娜拉所謀求的不止是個人的解放，而是全社會的解放。在硝煙瀰漫的社會背景下，新女性們不該回家，仍應效法娜拉出走——只不過不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國家與社會。
此處可見，「娜拉」的形象內涵再次被挪用，且不同於五四時代所強調的「反叛性」「啟蒙性」，此時在人們心中，娜拉不再是學生、抗婚的小姐、離婚的太太，而是求生存的無產大眾，其身上的「階級性」與「集體性」得到了強化。這種論調其實賦予了女性新的身份角色——走入革命，走進戰場，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戰士。
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娜拉」再一次被「去性化」，甚至是「男性化」。受到鼓動的「新女性」們要放棄自身的女性特質，投入到歷來屬於男性的那片天地之中，向男性看齊，以男性的標準來衡量自身。如同《浮出歷史地表》中所說：「她們並沒有作為一個社會性別群體而出現在政治舞台。」走向社會公共平台的代價是忘卻自身，這也許就是新女性的宿命。
戴錦華在評價當代耽美寫作時說這樣一段話：「女性仍然沒有創造自己『社會性』的模版，一旦進入社會性表述的時候，女性要麼就是花木蘭式處境，要不然就必須在她的社會表達當中退回到女性的模版或者女性的規範之下。」這段話無論是用來概述二十世紀的中國娜拉的命運、還是當下女性的處境，都不無道理。當今女性面臨的進退維谷之境，正是要麼是回到家中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要麼便進入到公共領域當中，以男性標準審視自身。
結語
娜拉在中國顯然發揮出了充沛的能量，對一代又一代的女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國，娜拉由自救、到抗婚、再到追求職業成就的形象變化，不僅是宏觀歷史中理想女性的範式變遷，更是微觀歷史中個體女性的成長軌跡。
但倘若我們重返歷史現場，則會發現，在娜拉被本土化的過程中，多種權力縱橫交錯，不同的意識形態始終在其背後進行著隱形書寫，其形象不斷被男性本位的思想曲解、宰制、重構，以服務於不同歷史階段的特定政治議程。《娜拉在中國》一書正是多方位地向我們展示了這一動態過程。
在當下，審視這段歷史仍是有意義的，尤其是在社會秩序尚未完全改變的時候：我們需要知道我們來時經歷了什麼，才能知道如何不再重蹈覆轍。
出走百年，對於女性而言，時至今日最迫切需要解答的，或許並不是「娜拉」出走後要往何處去。而是我們如何從「娜拉」的話語中出走——從那個父權制建構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觀念世界出走——走到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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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微信公眾號「Kongfu Gir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