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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被加拿大拋棄的民族(一)
溫哥華港灣（BCbay.com）Wendy：加拿大一直以多元文化繁榮、各族裔平等為傲，但你們是否知道，在這裏，有一個被加拿大所“拋棄”和“遺忘”的民族？
加拿大憲法承認3個土著人群體，即“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曾稱印第安人）、米提人和因紐特人，而印第安人佔大部分。
參加溫哥華冬奧運火炬傳遞儀式的加拿大土著民族
（注：印第安人，Indian，這一傳統的稱呼是政治上不正確的，帶有種族歧視，因為當歐洲人探索美國和加拿大時，他們把所有原住民都稱呼為“印第安人”，而實際上這些原住民包括了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梅蒂斯人。而“印第安人”名字本身也帶偏見歧義：哥倫布受西班牙女王指派遠征亞洲印度，1492年第一次抵達美洲大陸時，誤認為他們已經達到了夢寐以求的東印度，就將其發現的這個大陸上的黃色人種原著民稱為“Indian”，意為“印度的居民”。現在“印第安人”統一稱呼為First Nations。）
根據2016年的數據顯示，加拿大First Nations總人口數為85萬，佔加拿大總人口的2.6%。
這85萬人中，有21%居住在安大略省；16%居住在BC省；10%居住在魁北克省，分為600個部落，60種語言。而安大略省的Thunder Bay市的附近First Nations部落尤其多。
故事，要從這些孩子們的死說起。
Thunder Bay市附近有很多First Nations保留區，而這些部落都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他們的保留區設施極為落後，沒有醫院，警局，學校。最近的城市Thunder Bay在幾十公里之外，因此假如他們想要孩子接受教育，就必須送孩子去那裡的寄宿學校。
於是大多數First Nations家長都把孩子送到那上學，孩子住在寄宿家庭里，和其他陌生人一起。
Thunder Bay有一條小河，是人工開鑿用來引流的。而在2007-2010年間，這條淺淺的小河裡，居然發現了7名First Nations學生的屍體。
而直到今天為止，這7名First Nations學生的死因都無人知曉。
他們的死疑點重重：
7名學生都是First Nations。
雖然屍體在河裡被發現，但小河的水位只到成年人的膝蓋，根本淹不死人。可當地警方對這些案子不予置理，全部以意外事故結案。
7個人生前都沒有不良嗜好或違法行為，他們都是當地學校的學生，而且都有很高的藝術天分。
其中2名學生在死前被目擊者看到他們在和一名陌生男子談話，這名男子還在給他們酒喝。警方最終審問了那名男子，但卻就此不了了之。
以下為其中一名女孩死前最後的監控記錄，能很明顯的看出這個女孩神情恍惚，表情詭異。但當地警方仍然將其作為溺亡案處理。
死者的家長們深信著一點：在Thunder Bay，有一個連環殺手，他歧視並仇視First Nations，因此不停地殺First Nations學生。但不論家長們如何要求，警方就是不理不顧，匆匆結案，將7名學生判定為意外死亡。
說到這裏，還不得不提到一點：Thunder Bay市在2015年，“榮獲”了“加拿大謀殺之都”的稱號，因為該市的兇殺率高得離譜，是省內平均兇殺率的4倍。當然，在最新的調查里，凶殺案發生率最高的城市已經被阿爾伯塔省麥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 Alberta）一舉奪得，但Thunder Bay的兇殺率依舊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這座城市裡，First Nations學生們倍受歧視。他們表示：“其他同學經常取笑我們，把食物往我們臉上扔，他們還覺得這很有意思。他們認為我們都是野蠻人。”
這名死去女孩的母親在接受採訪時泣不成聲：“我們女兒在那裡上學的時候每天晚上都給家裡打電話，哭著說想家，要回家來。我們送她去接受教育，沒想到回來的時候，她卻在裝屍體的袋子里。”
2015年3月10日，一名First Nations女人在午夜時分忽然衝出一間屋子，渾身赤裸，尖叫著求救。這位女子遭到了一個陌生男子的綁架和襲擊，而該男子在襲擊過程中不停重複要殺了她，然後把她淹死在河裡。
然而“淹死在河裡”這一細節卻立刻被Thunder Bay的警方忽略，因為他們發現該女子是印第安人，還有吸毒的前科，於是這名女子的證詞和遭遇並沒有得到任何重視，警察居然也沒能發現這一案件和之前案件的共同點。在Thunder Bay發生的一切，縱然令人震驚，但其實也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因為諸如此類的案件數不勝數。
在過去短短10年間，加拿大境內共有173個懸而未決的First Nations女性謀殺或失蹤案。而皇家騎警卻將這些案件中的大多數歸結為“家庭暴力”。
2016年年初，加拿大政府展開了全國性調查，不僅調查案件本身，同時也要調查負責案件的各地警方，還有原住民舉報的不公平現象。可這並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加拿大全國的First Nations保留地設施落後，至今仍缺少40所學校，住房缺失達8.5萬多個單位。聯邦政府給各省的撥款是每年遞增6%，可給First Nations的撥款則每年只增長2%。除去通貨膨脹因素，First Nations的人口增長率遠遠高於其他加拿大人（根據Statistics Canada的數據，在2034年，有登記的First Nations人口將增長至120萬），因此政府的撥款遠不足以支持保留地的教育、醫療衛生及確保人們的生活質量。在有的保留地，他們的住房僅僅是一個帳篷。
而聯邦政府每年給First Nations的實際撥款，都遠低於財政預算。
2016年4月9日，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原住民社區阿塔瓦比斯凱特（Attawapiskat First Nation）在一晚上有11位村民試圖自殺。
而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土著印第安人的壽命明顯短於非土著加拿大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造成土著印第安人壽命短的因素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印第安保留區的土著人住房、清潔的飲用水、食品安全和土著人醫療保健條件都極為惡劣，如加拿大飲用自來水最危險的城市，安省納斯坎塔加原住民地（Neskantaga First Nation，Ontario）從上個世紀開始便一直飽受乾淨自來水匱乏的痛苦，這裏三分之二的人過去十年來一直生活在自來水含致病菌的警報之中。
沒有工作的First Nations，可以在保留地領取一定數量的“福利補助”，雖然不多，也夠一家人衣食之需。
這是加拿大政府的福利政策，表面看來不錯，實際後果是消極的。
因為這種政策容易引起其他各族勞動者對她們的不滿，也容易養成First Nations自身的依賴思想，泯滅他們自力更生的奮鬥精神。
First Nations長期被困居於保留地和貧民窟中，接受“福利補助”，終日無事可干，尤其青年感到困頓苦悶，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於是很容易走向酗酒、犯罪、家庭破裂、滋事生非。因此這種作法遭到許多覺醒了的First Nations的反對。他們要求民族權利，反對民族歧視，希望得到更多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而不是福利補助。
曾幾何時，First Nations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他們頑抗強敵，他們團結一致。但他們現在卻是一盤散沙，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領袖，受到歧視。
現在，他們近似於一個隱形的民族。他們走在我們中間，但我們卻毫無察覺。
曾有一位被中國記者採訪的First Nations商人如此說過：“中國人之所以可以起來，是因為你們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很多榜樣，當處於低谷時你們可以找到一個榜樣、有一個希望。可我們沒有歷史，也沒有榜樣，當處於低谷時，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怎麼辦，也看不到希望，因此他們就很容易沉淪、自暴自棄、嚴重的就自殺。我們去部落里做義工，就是要給這些年輕人做榜樣，讓他們奮發圖強，讓他們勇敢地面對生活的挑戰！”
那麼First Nations的歷史到哪裡去了？他們的民族榮譽感和文化精神為何在逐漸消失？
這可以追溯到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戰爭。
（在下文，因為會涉及到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的情況，所以有時作印第安人稱呼。）
也許很多人聽說過，“多倫多（Toronto）”這個名字源自北美印第安人的詞彙“toronton”，意思是“相聚的地方”。
但很多人不知道這背後的故事。
最初，這個城市只是英國殖民者的一個港口，被命名為“約克”。
1812年，約克被美軍侵略並佔領。美軍在城內燒殺劫掠，6日後撤退。事後，憤怒的加拿大民兵在英軍司令的帶領下大舉反擊，一路殺到了華盛頓，以牙還牙，將美國白宮付之一炬。
在這場戰爭中，兩座城市被焚燒，但最大的戰敗方卻不是兩座城市的人民，而是原本和這一切毫無瓜葛的原住民。
當美軍入侵時，加拿大的第一道防線是一支僅有1300人的隊伍。而在這支隊伍中，只有300名英國正規軍，400名加拿大民兵。剩餘的600人，全部都是First Nations。
First Nations作戰勇勐，每次號角吹響時，指揮官都讓他們沖在最前方，還命令他們像野獸一樣大吼大叫，給敵人造成恐懼感。
由於沖在最前方，First Nations充當了肉盾一樣的角色，死傷無數卻沒有人記得他們。而戰後，英軍又會故意命令倖存的印第安人將戰俘的頭皮割下來，以震懾敵人。
英軍還特別繪製了類似的宣傳畫，散布在美軍中間。這樣一來，美軍所有的恨都集中在了印第安人身上，與其立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戰爭結束后，加拿大與美國達成了互不侵犯的共識。而政府美其名曰感謝First Nations的貢獻，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從名字上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於是將“約克”重新命名為“多倫多”。
戰後，犧牲最多的First Nations被拋棄在了一旁。加拿大不屑於再和他們為伍，美國更是對他們恨之入骨。
從1820年開始，針對印第安人的種種暴行開始在北美大陸泛濫開來。美國成立了“印第安人事務局”，開始奪取印第安人手中的土地，將印第安人驅逐到保留區內。1864年，雙方戰爭徹底爆發，直至1880年為止。這期間，數次出現美國在屠殺印第安人上花的軍費超過了加拿大一年的國庫收入的情況。
1880年，美軍使用圍剿印第安人主要食物——北美野牛的方式，斷絕印第安人食物來源迫使其投降。到1880年，北美野牛從原來的1300萬頭降至不足1000頭，基本絕跡。此辦法確實發揮了效力，失去食物的印第安部落紛紛放棄了抵抗。
據諸多史料記載，大批的印第安人為躲避戰亂而向北逃亡，最終逃到了加拿大境內。因為在他們看來，加拿大對印第安人還是很仁慈的。
1876年，一家美國報紙如此形容：“在加拿大，白人和印第安部落之間的關係是那麼的平靜，但在我們這面卻可以用背叛，浪費和流血來形容。”
而1866-1890年間，美軍和印第安部落衝突共有935次，而加拿大卻只有7次。
於是自然而然的，印第安流亡者們將加拿大視為樂土，認為他們在這裡會得到保護和尊重。但這些流亡者錯的很離譜，加拿大對於印第安人並非仁慈，只不過他們的殘忍以另一種方式體現。
假如說美國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是野蠻的戰爭，那麼加拿大政府對印第安人的所作所為，便是文明制度下的文化滅絕。
那是加拿大歷史最為黑暗的一面，也是最隱蔽的一面。加拿大印第安事務部為了掩蓋這一事件，曾經焚毀20多萬份文件。
這，便是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寄宿學校”。
19世紀，加拿大政府深信原住民的文化是低等文明。原住民只有學會英語，接受基督教以及按白人的方式生活才能夠獲得成功融入主流社會。
於是，一個名為“激進同化”的政策就此因運而生。政府認為孩子們比成人更容易塑造，便將原住民兒童送入寄宿學校對他們進行所謂“開化”教育，從搖籃里扼殺他們的文化，最終達到對原住民實行文化上的滅絕。
1870年開始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加拿大各地總共建立了139所這樣由聯邦政府出資、教會開辦的學校。而這些寄宿學校，幾乎與納粹集中營沒有差別。
期間，約有超過15萬名原住民兒童被強行帶離了自己的家園，然後被送入寄宿制學校，這些孩子都在5-16歲之間。由於是強制性的，因此原住民家庭如果不主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寄宿制學校的話就要坐牢。
這些兒童無法與家人見面。便想要逃出寄宿學校回家，很多兒童都是在逃亡路上，再也沒了音訊，生死未卜。
學校里嚴禁講母語，凡講母語者就會受到鞭打或者用肥皂洗舌頭等體罰。學校的教育質量也極差：課程主要是死記硬背，老師完全不具備授課的能力，教室也異常擁擠。許多學校都是“半天授課”，學生上半天課，其餘時間則做飯、清潔以及做一些其他所謂“職業培訓”的工作。學校也不能為學生提供充足的食物，據一名倖存者說他們日常吃的只是魚的鱗屑和骨頭與面參雜在一起。他們一年中只有在復活節那天才能吃到雞蛋，只有在感恩節那天才能吃到雞肉。
到1950年代，由於寄宿制學校資金嚴重不足，學生純粹變成了打工掙錢養活學校的苦力。孩子們被圈養在學校里，做工廠工人的活。寄宿制學校老師則完全化身為了殘害兒童的魔鬼，將孩子們作為發泄的工具。三萬多人在寄宿學校里受到教會人員的虐待、體罰，甚至性侵犯。
一個世紀以來，記載在案的大約有超過6,000名兒童在寄宿學校死亡。但實際數據卻遠超6000，可由於有關寄宿學校兒童死亡的報道非常之少，死亡記錄也不會被保存。其中大部分死於疾病，包括肺結核和西班牙流感，其他人死於營養不良、火災或其它事故。1937年，四名8歲到9歲的男孩子在逃跑的過程中被凍死，他們屍體被發現后，土著人寄宿學校的條件引起社會的注意，但沒有帶來任何變化。由於20多萬份文件都被加拿大印第安事務部所銷毀，最後具體有多少孩子死在了寄宿學校至今仍舊是個迷。
有報道稱，在其中幾所學校，原住民學生們“像蒼蠅一樣死去”，死亡率高達60%。
由於學校不願支付運送遺體的費用，死的孩子被埋在學校的墳地里，隨著學校的廢棄而被人遺忘。
“我們被裝上一輛大卡車帶走。我還記得父親母親看我的眼神。我記得那時悲痛的感覺。我所在的那輛大卡車上，滿是正在哭的孩子們，我和他們一起痛哭。”
——Alma Scott，原住民寄宿教育的一個倖存者，她在5歲那年被強制帶到了寄宿學校。
“他們只給了我一個號碼，一個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號碼。他們對我說：這是你的號碼。當我們叫這個號碼時，你知道的，那就是你。這個號碼就是16，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數字。”
——Lorna Morgan回憶進入肯諾拉原住民寄宿學校時的情景。
“在那些日子里，你需要學習，不然你的頭就會被敲打。不管怎麼樣，你學習一切，你學會如何服從。你不可以打破規矩，你要服從。這真的會讓你感到恐懼，非常的恐懼。”
——William Herney回憶最初在寄宿學校的日子。
印第安部族首領維農.傑克斯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上過寄宿學校。他說，有三年的時間，他被不同的教員性侵。“我在恐懼的生活中長大。躺在那裡，有人正在走近你，你聽得見腳步。你知道那大概在幾點鐘，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他曾經兩次試圖自殺。
他的學校在一個離大陸8公里的島上。有兩個同校的女孩子有一天找到一條船，決定逃跑。她們約傑克斯一起走，但他退縮了。兩個女孩子在途中溺亡。
一個名叫魯斯.摩西的前寄宿生曾經在離開學校后給聯邦政府寫了一封信。學校里，年紀小的孩子如果尿濕了床，會被塗一臉自己的小便。
他在信中說：“這樣的狀況是教會，印第安事務部和加拿大公眾的恥辱。總有一天我要告訴人們事情的真相。”
摩西已在三年前去世，代他說出真相的是他的兒子。
加拿大最後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學校在1980年關閉，而在1880-1980年這一百年間，5代印第安人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摧殘。
由於學校對這些孩子進行了洗腦，逼他們接受了“白人至上，印第安人是罪惡與骯髒”的想法，這些印第安兒童在返回自己的部落後仍然拒絕承認自己的文化。
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感到羞恥，不敢在人前說母語。據調查，在那100年間，至少10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原住民語種消失，出現了極大的文化斷層。
而且雖然政府關閉了原住民寄宿學校，但“原住民寄宿學校”的思想卻以其他形式存活了下來。
在文章最開始提到的Thunder Bay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九十年代，在第一民族大會和因紐特人組織的支持下，寄宿學校的8萬名倖存者們把聯邦政府和教會告上了法庭，這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大的一起集體訴訟案。
官司打了十年，最後雙方庭外解決，達成了“印第安寄宿學校和解協議”。根據協議，政府同意向倖存者支付總額達19億加元的財政賠償(人均賠償額為11.6萬加元)，並成立了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La Commission de vérité et réconciliation du Canada)。
根據這一協議，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總理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在議會向土著人寄宿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家庭進行了正式道歉。哈珀在全國電視講話中承認土著兒童在寄宿學校的遭遇是加拿大歷史上悲傷的一頁，他表示：
“今天，我們認識到，這一同化政策是錯誤的，造成了巨大傷害，對此我們深表歉意”。
在2016年聯邦預算中，總理杜魯多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宣布在未來5年內，原住民將得到84億加元撥款，其中26億加元將用來提高小學及初中教育質量。其餘的資金將用來提升飲用水質、家庭及兒童服務和住房質量。
這項被稱為“具有歷史意義的投資”，將會改革原住民的生活狀態。但同時，這也要求政府方面的執行人員有極強的協調和實踐能力。
今天，First Nations仍在掙扎著。在一部2010年的紀錄片中，一個鏡頭令筆者印象深刻：一位垂朽的印第安老人仰望著天空，不停地重複著一句話：we will be free,we will be free。
我們終將自由。
在加拿大印第安人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曾幾何時，世界上的樹都永不枯萎，四季常青。但有一年冬天，一隻神鳥來到了人間。這隻鳥先找到了一棵柳樹，希望柳樹能收留它，在冬天讓它有一個取暖的地方。
柳樹拒絕了。
於是鳥兒又找到了一棵楓樹，提出了相同的請求。
楓樹也拒絕了它。
就這樣，鳥兒尋遍了那片土地，被一次又一次的拒絕。但就在寒冬將至的前夜，鳥兒找到了一棵松樹。
“松樹啊，你可以收留我嗎？”
松樹回道：“當然可以，我會保護你，你想在這裏呆多久都可以，這裏就是你的家，我們分享擁有的一切。”
於是神鳥在松樹的庇護下熬過了整個冬季。冬季過後，神鳥為謝恩，賜予了松樹永不凋謝的禮物。至於那些曾經拒絕它的樹木，將紛紛在冬季枯萎，被白雪掩埋。
來源：溫哥華港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