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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回憶毛鄧最後一次政治衝突

2017年01月09日 13:10 PDF版 分享轉發

作者:余伯流

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不忘批鄧,對於兩人最後一次政治衝突,曾回憶說:本想“”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紀登奎從一個基層領導幹部,一步步進到中央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要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和重用(圖源:新華社)

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後,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地提出了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就是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未料,這個提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後來批評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其實,“三項指示為綱”,何罪之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又錯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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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毛澤東在1975年實際上是實行了一種“雙軌制”:一方面讓江青等人“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七個指頭”的成果;另一方面讓鄧小平等人“促生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

此話不無道理。

這時,毛澤東已82歲高齡,雖然頭腦還清醒,但身體狀況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態,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他又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進行八九年來的結果,卻是生產下降,經濟蕭條,政局混亂,人民不滿,這又是他不願看到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了“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呼籲。而當鄧小平狠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促進安定團結、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候,他又擔心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心態。

所以,當毛遠新在他耳邊“吹風”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說“三項批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標,即生產上去了”時,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於是,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企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統一認識。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讓鄧小平按照這個基調,主持政治局會議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既可以維護毛澤東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他和鄧小平繼續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礎。

可是,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肯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意向,說:

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好一個“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真是一個“鋼鐵公司”,即使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面前,也梗直如故,剛正不阿!

據新版《毛澤東傳》記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在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得更精彩、更貼切。她寫道: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扞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為毛、鄧之間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碰撞!

在這次碰撞中,毛澤東未能如願,失望了;鄧小平沒有屈服,高大了。

其實,鄧小平所說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接過毛澤東的話來回敬毛澤東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寫道: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話,維護了真理與正義!

由於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要他為“文革”作一個“三七開”的決議的建議,衝決了毛澤東生前政治上的最後底線,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被停止了,只“專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這個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志(還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后,才正式發出的。

毛澤東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都說些什麼呢?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雖然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已明確提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明確提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裏所說的“有些人”,顯然是指鄧小平和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澤東“打招呼”的主要對象也是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這些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后,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發起的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即席捲全國!

12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洶湧澎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批判組和“四人幫”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拋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大有鋪天蓋地之勢。

鄧小平失勢了,接近“下野”了。

中國改革的“試驗”也因此中斷了。

來源:毛澤東與鄧小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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