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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梁羽生之父之死 命喪中共刀下

2017年04月01日 6:54 PDF版 分享轉發

作者:羊羽

1994年在悉尼家中對弈

30年之後,1981年7月18日上午,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長金庸,並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談話中,鄧小平主動與金庸談起他被殺的事情,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說:“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這次接見之後,浙江省海寧縣委、縣政府與嘉興市委部、市僑辦聯合組織調查組,對金庸之父查樞卿的案件進行了複查,發現是件錯案冤案,遂由海寧縣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給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專門寫信給海寧縣委的領導,信中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余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

“恭城暴動”本質是國共兩黨武裝鬥爭在共產黨新政權剛成立時的延續,是國民黨殘餘地方武裝力量用暴力抗暴力、對共產黨用暴力建立的新政權的一次抵抗。金庸父親被冤殺,則是上世紀50年代初用暴力方式鞏固新生政權的一場常見事件。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全國被鎮壓的地主不少。中國武俠小說三大宗師中的另一個宗師——梁羽生的父親也在其中。

2010年1月12日《南方都市報》劉原所寫“去國懷鄉,一世萍蹤如鴻羽”一文,對梁羽生的父親被鎮壓的事如此詳細回顧: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1924年出生於蒙山縣文圩鄉,家中是當地望族。我曾聽父母聊過,說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學彭榮康,彭告訴他:“你父親剛被鎮壓,你回家無異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時還叫陳文統)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後,《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榮康回憶文章,與我父母所言大體相符,只是細節上稍有差池。據彭榮康說,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鄰縣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說自己父親被人誣告而遭羈押,家人寫信喚他回鄉救人。彭榮康說:“現在農村到處都在開展剿匪反霸群眾運動,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親,只怕自身都難保。”梁羽生聽從勸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親陳信玉被殺。多年以後,梁羽生對彭榮康說:“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陳信玉本是和善鄉紳,抗戰期間,日寇入侵蒙山,陳信玉曾組織鄉團抗日保鄉,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一批到蒙山避難的文化名人。當時,中國著名太平天國史專家、曾任馮玉祥軍中政治部主任、廣州市社會局局長的簡又文舉家逃亡蒙山,便是陳信玉接濟。簡又文在回憶錄《宦海飄流二十年》中寫道:“想起陳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沒齒難忘。我們一家遇到大難,流落在異鄉為異客,正在途窮忘絕、不知死所之際,忽有愛徒體念師生之誼。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養、庇蔭、護衛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歸來。”

半個多世紀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卻橫遭殺戮的地主紳士又何止陳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親,也是在1951年被殺。我少年時讀梁羽生,讀金庸,總覺納悶:為何許多故事都從身負殺父之仇開始?後來,讀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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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之後,梁羽生幾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屬之身,他無法歸來。他終究是熟知 大陸政治生態的。1978年,鄧小平南下廣州調研經濟特區一事,國務院向香港一些機構送來請柬,邀請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時叫侄子陳強中從廣西赴廣州見他。梁羽生與鄧小平、廖承志等在一個大廳宴畢,出來就把請柬交給了侄子,原來侄子在故鄉被人懷疑私通海外特務,梁羽生叮囑他把請柬拿回去當護身符用。陳強中回鄉之後,別人看到請柬上有國務院印章,嚇得不再敢騷擾。

所謂故鄉,多是勢利之鄉。上世紀80年代,蒙山縣重修文筆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達人遊子化緣,梁羽生捐了幾百元,頗被當地不少人非議,認為他孤寒吝嗇。其實梁羽生捐幾百元已經算很給面子了,把別人的父親殺掉了,別人還捐錢給你,你還不滿足么。

梁羽生對父親之死始終有深重心結。上世紀80年代中期,廣西要員反覆邀請梁羽生回鄉省親,梁羽生要求對父親一案重新甄別,隱然有不平反則不回鄉之意。經查,陳信玉屬錯殺,蒙山縣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給縣政府複信:“先父一事終獲平反,埋於心中幾十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彼時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有無限蒼茫,他若非以一支禿筆打出天下,也不會成為統戰對象,老父的荒墳也許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後第一次返回蒙山,時值蒙山文筆塔竣工,他題藏頭詞一首:“蒙豁慮消天地廣,山環水繞見雄奇;文人騷客登臨處,筆健詩豪立志時。”字裡行間,還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實的內心,只有天知道。

1987年起,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亞,在異鄉終老一生。幾十年間,不知道他想起這個故鄉、這片土地時,會不會好凄涼。正如《七劍下天山》劈頭的那一句:把劍凄然望,無處招歸舟。

《南方都市報》並非市井小報,而是隸屬南方報業集團的大報,是廣州四大報之一(其它三報是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和廣州日報。)南方報業集團是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為首組建的報業集團。由這麼一家大報如此詳細回顧梁羽生的父親被鎮壓的事,並說“半個多世紀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卻橫遭殺戮的地主紳士又何止陳信玉一人。”令人深思。

地主,古語中多指當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後雖也被用來指田地的主人,但向無貶義。近代以來,隨著階級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詞逐漸成為英文術語“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漢譯政治名詞,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為生的人。依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創造一切,全部利潤、利息、地租,都單純是對勞動者的剝削”,靠收取地租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釘在了剝削者的恥辱柱上。

關於1951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也有學者開始討論,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楊奎松是其一。在《建國後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一文中楊奎松寫道:

——“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運用暴力手段,剝奪地主的土地財產,以滿足貧苦農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來解決農村中生產資料佔有和貧富不均的問題,發源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並逐漸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產黨在革命中和革命勝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不容否認的是,這種大刀闊斧,快刀斬亂麻的解決辦法,對於根本改革農村社會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幾乎都極大地便利了各國共產黨人為迅速創立和發展本國現代工業攫取原始積累。不過,經過幾十年之後,特別是鑒於台灣土改的經驗,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在農村,當年那些地主、富農並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也並不都像教科書里講的那樣緊張;他們的財產也並不都是憑藉權勢盤剝欺詐而來;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生產上的能手。台灣的不少地主,被迫轉向工商業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陸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剝奪了土地財產的家庭,如今改革開放,許多人,哪怕是他們的子女,都再度展現了他們的才能,重又成了農業生產經營的”大戶“。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會促使許多研究者對當年的土改運動及其方法,展開深刻的反思。”

楊奎松忽視了一點:土地改革運動劃了那麼多地主,在土改后這些地主的子女,戴著“狗崽子”帽子,度過了27年辛酸人生!直到1979年鄧公下令全部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狗崽子”們才和其父輩得到政治解放。

我想,如果在20世紀上半葉,主導世界和中國革命的是謝韜在《民主模式與中國前途》中所指的“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而不是“列寧、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話,一代北伐名將鍾祖培、千千萬萬個查樞卿、陳信玉這樣的和善開明鄉紳的人生悲劇絕不會發生。鍾祖培有北伐名將背景為恭城爭了臉面,查樞卿、陳信玉有金庸、梁羽生這樣的著名統戰對象兒子,所以後來得以公正評價功過或平反。而那些如《南方都市報》所說的“半個多世紀前的土改中,一生良善卻橫遭殺戮的一般地主紳士”呢?“團結起來向前看”,不會只是團結北伐名將的後人和金庸、梁羽生這樣的統戰對象吧!

來源: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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