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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對印戰爭 中國得到了什麼？共軍對印度的優勢已喪失殆盡
作者：李域
印度軍隊開赴前線
在中國印製的地圖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區只標誌寥寥無幾的城鎮地名。不了解情況的中國人如果想去那一帶走走，離很遠就會被邊防軍擋住，印度軍隊就在對面。他們會發現那片地區事實上只在中國地圖上屬於中國。如果換一張印度地圖，那片地區是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定居在那裡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總和還多兩倍。目前中印兩國的實際領土控制線是中國一直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畫在中國地圖上、實際卻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九萬多平方公里。解放軍作家金輝對那片土地這樣換算：
——相當於一個江蘇省、一個浙江省;
——相當於三個台灣、六個北京;
——相當於一個匈牙利、兩個丹麥、三個比利時;
——相當於六個科威特;
——相當於十個英阿爭議的馬爾維納斯群島;
——相當於二十個日俄吵得不可開交的北方四島;
——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一國被另一國強行侵佔的最大一片土地;
——是中國版圖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這樣換算，換算者的立場是鮮明的，金輝是軍隊作家，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尤其代表中國軍隊的情緒。印度對此也許有另一套說法，把歷史拆零碎，肯定雙方都能提供相當多的根據。事實上，二十世紀以前，這一段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明確劃定過，而是以東方式的模糊形態按照傳統進行實際控制，甚至有雙方都不管的地段。隨著英國勢力沿著印度大陸不斷向北擴張，與西藏發生碰撞，出現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權精確劃界的問題。1914年3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國政府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了一條英方勘定的分界線，那條分界線與此前國際上習慣認定並在各種官方(包括英國)出版物和地圖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線不同，大大向西藏縱深推進，把原本在西藏境內資源最豐富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划進了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
無法確切知道當年西藏當局的動機，有一種說法是麥克馬洪許諾給西藏五千支槍和五十萬發子彈，還有一種說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邊界被篡改了，如英國人貝爾所說“西藏人不會畫地圖”，反正西藏代表在那個條約上籤了字。因為當時的西藏已經擺脫了中國控制，雖然中共政府不同意，也沒阻擋住所謂“麥克馬洪線”的產生。但是即使在西姆拉會議之後二十年時間，出於擔心合法性不足，英國一直沒有公開宣布條約，也沒有在她出版的地圖上改變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那個傳統邊界和“麥克馬洪線”之間所夾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就是中國和印度爭執至今的。現在，中國出版的地圖繼續按傳統劃界，印度地圖則早已經把“麥克馬洪線”當成了正式的合法邊界。
不過中國的地圖只在理論上存在，僅能表達中國的主權要求，而非實際的領土控制。那片領土現在屬於印度。1950年以前，“麥克馬洪線”同樣是理論，不管雙方的地圖怎麼畫，那片地區沒有駐軍，不設邊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虛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輩輩的方式生活，國際政治與他們無關。1949年後，大概是新獨立的印度看到一個強大的咄咄逼人的““““新中國””””正在產生，而且即將向西藏挺進，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以前先下手為強，從1950年，印軍開始向北推進，到1953年，“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全部被印度實際控制。中共那時剛剛進藏，沒有能力做出實質性反應。當時的印度政府在國際社會又對““““新中國””””採取友好姿態，中共也不好翻臉。
在邊境擴張方面，印度一向採取鍥而不捨的積極姿態。一直到今天，西藏邊防部隊都無時不感受來自印度處心積慮和頑強的壓力。印度對待中印邊境爭端的指導思想就如印度記者曼克卡爾在《誰是六二年的罪人》一書中所披露的：
“1961年11月，尼赫魯總理向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駐軍發出了新的命令……我們的守備部隊接到了盡一切可能向前推進，積極佔領整個邊境的命令：在邊防線上，哪裡有空隙，就到哪裡巡邏，或建立哨所。在陸軍總部的會議上，尼赫魯說：哪一方修建一個對立的哨所，那麼它就將成功地在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權，因為實際上的主權十個有九個都會得到國際法的承認。”
除了印度在邊境不斷進逼，對1959年的西藏“叛亂”，印度在感情上也同情叛亂一方。中共認定印度為叛亂者提供了實質性的援助。印度收留了逃亡的達賴喇麻和流亡藏民，對中共肯定也是刺激，叛亂藏人的游擊隊還以印度領土為基地繼續騷擾中共。把老帳新帳加到一塊算總帳，中共於1962年發動了她所稱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中共發動那場戰爭的動機並非真是所謂“自衛”，更主要的是為了“教訓一下”印度。和鄧小平後來為了“教訓一下越南”(鄧小平語)發動戰爭一樣，帝王的“教訓”意識在中共領導人那裡是很強的。那是否是一場“正義”之戰，雙方到底誰有理，這裏沒有必要討論。國際政治本來就無“正義”而言，每個國家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教訓”意識指導的戰爭之荒謬在於，讓國家勞民傷財和將士流血犧牲打一場戰爭，最後的結果卻僅僅是供帝王(領導人)出氣。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這種荒謬達到極至的典型，出完氣還要表現“大度”和“仁義”(實則是表現帝王的傲慢及對敵方的羞辱)，而那虛榮的滿足是用國家安全與利益換取的——不但把已經收復的有爭議領土白白放棄，而且永遠失去了一個能使中國一勞永逸穩定西藏的機會。時至今日，木已成舟，當年決策的愚蠢，以及不可挽回的後果，都已經看的很清楚。
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中國原本已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和勝利。擊潰印軍，向前推進速度之快，有時連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都無法控制。參加過那場戰爭的原西藏林芝軍分區政委閻士貴大校這樣回憶：
“1962年自衛反擊戰，打過去很順利，幾路基本都打到了傳統習慣線，就是我們地圖上標的國界線。我們以四萬兵力，四路出擊，西線從錯那攻達旺、邦迪拉，東線在察隅，中間兩路這邊從墨脫沿雅魯藏布江往下游打，還一路沿蘇班西里河推進。只用了一個月就基本收復失地。而印度方面，它的國防部長說，動用了印軍三十二萬四千人。有個西山口，印軍說我們至少要攻半年，結果一個早上就拿了下來。我們以穿插和偷襲為主，動搖它的後方，前線馬上潰退。印軍說你們不正規，沒有這麼打的。但是我們贏了，他們輸了。他們都是雇傭軍，鬍子兵，說中國是娃娃兵。吃了敗仗之後，他們才知道娃娃兵的厲害。”
當時中國方面除了有部隊士氣高，戰鬥力強的優勢，還得到戰區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未見得是出於支持共產黨。之所以存在一個傳統習慣邊界線，在於那一帶歷史上一直為藏文明覆蓋。被稱為“風流神王”的六世達賴喇麻倉央嘉措，就出生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印控區。老百姓對西藏是有向心力的。林芝軍分區的原副司令李春回憶：
“反擊戰開始后，我們沿江一路下推，一個連擊潰了印軍上千人。沒有公路，印軍想不通，中國軍隊靠什麼供給給養?以為我們有什麼高級食品，吃一頓能管好幾天。其實，我們就是靠老鄉支前，靠氂牛運輸。那一仗，支前的氂牛就有三萬多頭。這邊的所有物資，還有傷員烈士，都是靠老鄉背。一○○迫擊炮彈，一人只能背一發。五十人運，幾分鐘就運出去了。家家戶戶都出人，十二三歲的孩子也支前。當地老鄉十二三歲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東下邊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歲，跟爸爸媽媽一起，他背了四筒罐頭，有八斤重，爸爸牽著他爬山支援我們。沒有老鄉，我們根本沒法打勝仗。”
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寫道，當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中共政府突然宣布單方面無條件撤軍，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戰爭史上還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勝利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單方面無條件撤軍，實際上也就是讓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
閻士貴大校說：
“不要這片土地，軍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六二年我們從雪山向下壓，勢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時候，可是越走越慢。戰士們想不通，這是我們的領土，為什麼還要撤?為了體現我們是仁義之師，還把繳獲的車輛裝備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乾乾淨淨，一點不剩地都還給了他們。”
中共軍隊接到的命令不僅是放棄全部收復的失地，撤回到“麥克馬洪線”，還要再從“麥克馬洪線”後撤二十公里，與印軍脫離接觸。結果印軍不但輕易返回原來控制的地區，又趁虛而入，繼續向北蠶食推進，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佔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一片被中共收復又放棄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饒的地方。那裡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幾百米，有印度洋暖風的滋潤，屬亞熱帶生態環境。土地極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夠生長菠蘿香蕉。自然景觀奇異。礦產豐富雅魯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彎”，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橫切大拐彎建一條40公里長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電站，裝機容量最低為4500萬千瓦以上，是長江葛洲壩電站的17倍，是三峽電站的四倍，投資卻比三峽低得多，又沒有移民、生態、戰爭災難一類的問題。然而這個設想中激動人心的超級水電站，卻被“麥克馬洪線”攔腰切斷。
西藏高原生態研究所所長徐鳳翔說：
“我們搞森林的，一說起來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國第二位，可誰也不說這隻是理論林蓄量。因為實際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線之外，準確地說，是52.8%在人家手裡。其實，這個數字仍然不準確。這隻是按森林面積算……(控制線那邊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單位面積的蓄木量大得多。把這些因素考慮進來，那麼實際上，西藏森林資源的80%不在我們手裡。”
正如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寫的情歌：
壓根兒沒見最好，也省得情思縈繞。原來不熟也好，就不會這般神魂顛倒。
那些打仗時親身到過那片土地的軍人，對那片土地的得而復失最為耿耿於懷，至今念念不忘，甚至敢於直截了當地批評毛澤東。現在的北京政府在他們眼裡就更為軟弱。
現任林芝軍分區司令員王克忠大校這樣說：
“那可是個好地方啊，比這邊還好。當年打過去的時候我們都見了。指望談判是根本談不回來了。伊拉克佔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壓力那麼大，還有經濟制裁，沒用!還是老頭子(指毛澤東)說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可是老人家(亦指毛澤東)在這失策了。我們一撤，他們(指印度)又佔了過來，越佔便宜還越賣乖。他們口頭上喊和平，實際上是真干，完全是積極進攻的態勢。我們也說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點動作也沒有，就是消極防禦。現在這麼下去，我們越來越被動，越來越要命。即使後人想收回來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機會也已經讓我們現在的政策給拖沒了。”
閻士貴大校雖然沒有點名，但是說得更厲害：“可惜了這片土地，現在想拿回來不容易了……搞成這個樣子，後人要罵我們還不如清朝的最後一個駐藏大臣趙爾豐!”
連一位到西藏旅遊的台灣女士都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那麼大片的國土收復了以後，又讓給了印度?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這麼軟弱?”
確實不太好理解。一方面中共政府對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台灣死盯住不放，不惜採取極端手段，另一方面對面積大三倍的這片領土，卻隨隨便便就丟掉。全歸於軟弱不盡然。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是茅屎坑的石頭——又臭又硬，為幾個黑龍江上一漲水就淹掉一半的小島，敢跟比印度強大多少倍的蘇聯交火。問題在於毛澤東不是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他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象封建皇帝一樣，高興了甚至可以隨便賞賜於人——當年的許多邊界糾紛都是以這種方式解決的。他的治國完全以他的個人意願及心理滿足為標準。
從當時的意識形態出發，中共力圖扮演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陣營的領袖。印度當時正是那個陣營的重要成員，“教訓”一下不礙大事，打成不共戴天的仇敵，對毛澤東的全球戰略和盟主地位就會不利。所以教訓完了，要立刻適可而止，再給幾根胡蘿蔔。毛澤東的胡蘿蔔稍大了一點——九萬二千平方公里，不過以毛澤東的胸懷來說，可能也屬正好。
金輝在他的書里對那段歷史這樣結論：
“1962年中國和印度發生的邊境戰爭，就當時看，勝利者和失敗者是十分明確的。”但是，經過了近三十年之後，結合現在再來看那場戰爭及其結果，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了——勝利者除了沒有失敗的名義，卻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失敗者除了沒有勝利的名義，卻得到了勝利者的一切。勝利者因為勝利的飄飄然，以至連對勝利成果的徹底喪失和巨大的屈辱都無動於衷。失敗者因為唯獨還沒有得到勝利者的虛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發誓要報一箭之仇。
“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嘲弄，如果當年印度取得了勝利，那麼現在他們在這一地區肯定不會如此佔盡便宜，如果當時中國在此地失敗，那麼現在反而大概不會這麼被動和可憐。”
金輝充滿激憤而言的屈辱，主要是領土的喪失和目前中方在中印邊境所處的弱勢。但是中國還有另一個至少相等(甚至更大)的遺憾：如果62年打過去不撤回來，向那九萬二千平方公里肥沃富庶的土地移去幾百萬大陸漢族人口——那片地區的中低海拔和亞熱帶氣候完全適應漢人的傳統生活、生產方式及身體條件，大陸貧困地區的農民會把遷居那裡當作好福氣——就等於在西藏的中心地帶與印度之間建立起一條漢文明的血肉長城，將西藏與印度傳統上的緊密關係割斷，把西藏包圍在漢文明圈內，從此一勞永逸地根除西藏獨立的可能。西藏自治區現在一共有二百二十萬藏人，中國全部藏區的藏族人口加一塊也不過五六百萬，如果在那一片地區移去五百萬漢人(印度現在已向那裡移民七百余萬，那裡的資源足以養活更多人口)，哪裡還會有西藏分離的問題?西藏又能向哪裡分離呢?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多年的時間，一代新人已經能在那裡從出生到成人，徹底紮根，完全把那裡當作自己的家園了。
現在，這三十多年是給了印度移民在那裡長起一代新人的時間，那裡成了他們的家園。時間是合法性的最好來源，強權成為公理往往都是在時間的幫助下。中共1962年使用了強權，卻放棄了時間，得了暴力之名，卻沒有得到公理。金輝在他的書里主張現在再打一仗收復失地，這可能代表了一些軍人、尤其是西藏軍人的主張。他這樣寫：
“不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考慮，全部或大部收復失地將是我們唯一合理的選擇。1962年，我軍以幾萬兵力反擊印軍，作戰一個月基本收復失地。若以後在中印邊界反擊侵略收復失地，兵力也許要比當年多投入一些，作戰一個月假設需直接軍費十五億元，即使再增加一倍，若能收復失地。從政治上看完成了一項神聖事業，從經濟上看仍是一本萬利。收復失地反擊作戰的代價不會高於對越自衛反擊戰，但是和那場戰爭相比，不論戰爭方面、經濟方面，還是國防、民族團結、國際等各方面，都要有益有利得多。”
軍事上是否能如金輝估計得這樣樂觀，首先值得懷疑。印度軍隊已今非昔比。62年失敗的恥辱使其卧薪嘗膽，九年後的印巴戰爭，印軍表現就已經相當出色。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語。據國外軍事專家評價，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優秀、吃苦性最強、裝備最完善的山地部隊，能夠成功地抵抗中共的任何進攻。
中共軍隊也發生了變化。當年的戰鬥力主要源於意識形態的動員和激勵——即所謂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也就是當年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因素”。始終被動員在顛峰狀態的高昂士氣使解放軍成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能創造按常規思維不可想象的奇迹。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幻滅，政治腐敗與醜惡的全面暴露，商品觀念的蔓延，以及軍隊經商的腐蝕，使解放軍人心渙散，士氣低落，當年最有威力的武器——不怕犧牲蕩然無存。解放軍戰鬥力的下降，在79年對越南的戰爭中已經有表現，這十幾年向金錢社會轉型，腐蝕性更是空前，“人的因素”已不成為解放軍可以佔據優勢的條件，戰鬥力來源只能轉移到現代化的軍事裝備和科技上。但是這十幾年“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之一是軍隊讓位，軍事現代化雖然有所進步，速度相對較慢。至少在中印邊境的實力對比，明顯遜於印軍。
現代化戰爭與62年的戰爭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對後勤的依賴大大加強，光靠當年的氂牛和婦女老少齊上陣，四歲的孩子背罐頭遠不再勝任。那必須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機器，在最短的時間里有序地調動、運輸和分配最多的物資、給養、武器彈藥。從軍事上，青藏高原是中國的屏障，是有利條件，但是從地理上，青藏高原反過來成為中國軍隊後勤體系極為頭疼的障礙。運輸是幾乎不可解決的瓶頸。印軍的背後卻是南亞平原，有條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網，運輸暢通無阻，後勤保證極為強大可靠。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使佔領合法化之後，中共軍隊強烈主張藉此再打一場中印邊境戰爭，象62年那樣收復失地(當然不會再放棄)，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礙，軍隊內部的反對意見主要就來自後勤系統，他們無法為戰爭需要提供保證。
即使上述問題都不考慮，都能最終克服，取得最後勝利，把那九萬二千多平方公里拿了回來，還會有一個更大的困難——已經移居那片地區的七百多萬印度移民怎麼辦?幾十年的時間，他們已經在那裡生根。留下他們，不啻是另一個朝思暮想搞分離的西藏，也沒有了中國移民的空間。趕走他們，製造如此規模的難民潮，連鎖的麻煩會多得不可想象。
面對時間造成的既成事實，那片土地已經很難再被中國重新拿到。62年是唯一的機會，那時印度實現實際控制只有十來年，事實還未既成;印度移民尚不多，當地居民對西藏普遍有向心力;中國對印度又有較大軍事優勢。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全部具備，而且已經在事實上把那片土地拿了回來。只要守住，堅持若干年，既成事實就在中國一方，今天的主動權也屬於中國了。對中國的遺憾是，為了一個或幾個領導人的心理滿足，這個機會已經永遠地喪失，不可復得了。
來源：中國報道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