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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駭人聽聞 文革中女班長割五男生殖器泡酒
作者：晏樂斌
在文革中，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絕非杜撰，而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廣西的實事。
一、廣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中央赴廣西落實政策，文化大革命問題調查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參加中共中央組織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下面記述的是我們調查了解的廣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部分問題。
二、死人問題
“文革”期間的死人問題，是廣西的特殊問題，是我們調查組、工作組到廣西后廣泛接觸到的一個最普遍、最尖銳的問題，也是一個帶有爆炸性、危險性的問題。
廣西“文革”期間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區黨委向中央報告稱：1967年、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1981年調查組到廣西時，據自治區處理“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由區黨委書記趙茂勛主管，公檢法三長參加，簡稱“三人辦”)彙報，1967、1968年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2.7萬多人，幹部、群眾1.7萬多人(不包括自殺數)。
當時全區12個地市，我們調查組僅據南寧、桂林、玉林、欽州4個地區和南寧、桂林二市黨委的彙報，“非正常死亡”就有4.7萬人，如果加上其餘6個地市和區直機關以及柳州鐵路局單位，死亡不少於10萬人。
1981年6月30日，區黨委第一書記喬曉光向中紀委彙報時說：“文革10年，廣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幹部、群眾反映死了20萬人，也有的說死了50萬人。當年韋國清同志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何蘭楷私下談話時，說廣西“文革”中死了15萬人。眾說不一，各執一詞，究竟死了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
即將要批鬥的“牛鬼蛇神拉”上台去，身體折成90度，兩腿綳直，雙臂平伸，做噴氣式飛機狀。無論多長時間，不準喝水，不準解手，更不準直立身體。圖為文革中被批鬥的美術教育家。
1984年1月，我們赴廣西工作組行將結束、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進入掃尾階段時，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根據全區各地(市)、縣、公社“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統計表明，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光一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麼人，怎麼死的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彙報說，廣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鬥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級颱風”，貧下中農處決了一批四類分子，這是多數;三是造反派亂抓亂殺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過來后也亂抓亂殺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調查組和1983年的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事實證明，這個說法掩蓋了事實真相。
事實真相是：
一是亂打亂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區是武鬥比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兩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於武鬥，佔4.1%。南寧地區的武鳴縣死亡的2197人中，武鬥打死的僅3人。還有許多縣、市根本沒有發生武鬥，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幹部、群眾死的多。南寧地區14個縣、市(不含自治區、地直屬單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幹部、工人、社員死9739人，佔57%，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佔41%。桂林地區“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幹部、群眾死亡7461人，佔64.2%，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佔35.8%。
臨桂縣死亡1865人，幹部、群眾死亡1406人，佔74.8%，四類分子死亡458人，佔25.2%。
三是對立派“4·22”死的多，掌權派“聯指”死的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成員僅4人，絕大部分是對立派“4·22”成員，四類分子死414人。鳳山縣城廂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聯指”觀點的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
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成員只有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其餘1862人是被有組織有領導地殺死的。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73人，一個“聯指”成員也沒有。
1981年自治區“三人辦”向中央調查組彙報說，死人主要發生於從湖南、廣東刮來的“十二級颱風”，由“貧下中農處死了一些人;革委會剛成立，因為沒有權威，群眾亂殺了一些”。這個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1981年我們調查組和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自治區各級“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上報的結果，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且多數是在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進行的。
三、桂林“八二○事件”
廣西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廣西“聯指”造反派在解決南寧問題，圍剿、拔除“4·22”據點之後，又著手解決桂林問題，策劃、製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萬余名群眾被無辜殺害，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事件發生前桂林的“文革”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桂林和廣西其他地區一樣，群眾組織因支持韋國清和反對韋國清分裂成兩派，前者為“聯指”，佔少數，後者為“革命造反大軍”(簡稱“老多”，即“4·22”)占絕大多數。
1967年下半年開始，兩派多次搶槍武鬥。“4·22”三次搶了各種槍支3000餘支、加農炮8門。“聯指”四次搶了各種槍支7000餘支，機關槍10挺。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內兩派發生武鬥17次。
6月下旬，“聯指”在桂林軍分區的支持下，以“保衛革命委員會”名義，從全地區12個縣調集數千名武裝民兵進城，形成對“4·22”的包圍，導致大規模的武鬥。兩派在湘桂鐵路兩側設立據點，不斷衝突，迫使鐵路中斷。
《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來於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恢復交通，動員進城民兵回鄉。同時，由駐桂林的6955部隊派出人員，進駐兩派武鬥據點，實行武裝隔離。
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駐軍支左小組，又一次發出通令，要求兩派必須在8月12日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桂林軍分區政委陳秉德也於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態：“只要‘4·22’交槍，保證不抓人，‘聯指’也交槍。”
經過上述工作，兩派於8月12日停火，當晚鐵路通車。“4·22”於8月13、14日向公檢法軍管會交出3000餘支槍，拆除了工事，恢復了市內交通，部分人員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宮，等待辦學習班。與此相反，“聯指”只交了30餘支槍，工事未拆，據點未撤，調集來進城參与武鬥的武裝民兵未回鄉，且將武鬥人員以市革委名義，改編為武裝的“工人糾察隊”，配發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季羡林在《牛棚雜憶》一書中評價噴氣式批鬥說：在這裏，我必須向發明者奉獻出我最大的敬意，他們精通科學技術，懂得噴氣式飛機的構造原理，才發明了噴氣式批鬥法。這種方法禽獸們是想不出來的。圖為被“噴氣式”批鬥的彭德懷元帥。
無所不用其極
抓起來的人沒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聯指”以桂林市革委會名義，在桂林廣西師範學院搞了一個“‘4·22’反革命罪行展覽”，第四展覽室是“活人展覽”，將抓起來的“4·22”成員，輪流囚禁在特製的木籠里，任憑參觀者打罵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擁有10萬群眾的“4·22”組織，成了歷史罪人，受到殘酷鎮壓。無數被無辜殺害的幹部、群眾，被當成反革命來鎮壓，他們的家屬也被當做“反屬”或“被殺家屬”，有些家住城鎮的，被強行遷往農村。
特別是那些父母雙雙被殺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兒，生活極其悲慘。直到1974年才對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1979年又統一修改為“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于×年×月×日去世”的結論。
四、殺人手段駭人聽聞
兇殘狠毒
10年“文革”(廣西可說是十六七年“文革”)，廣西不僅死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剮、炸藥炸、輪姦后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柳州鋼鐵廠“聯指”頭目岑國榮(原為該廠工人，“文革”起來造反，當過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擔任過自治區工會主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等人在該廠“4·22”成員黃日高(該廠人事科幹部)的背上綁上炸藥，一按電鈕，炸得黃骨肉橫飛。
還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樂。1968年，武宣縣被分屍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縣國家幹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墟，因長得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
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一個人吃了6副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凌雲等縣都有發生。
靈山縣譚墟公社裡屋大隊侯國震解放前當過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聯指”，先後8次參加打砸搶殺，捉了6名教師，親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賣了36元(后僅判刑10年)。貴縣，1968年8月一次在南門外江邊殺死十幾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斃的劊子手炒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晒乾后當作熊膽出賣。
廣西一些地方，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的嚴重事件。僅全州縣的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由此造成成批亂殺人的局面，後果極其嚴重。
如1968年10月初，全州縣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議，商議決定召集民兵班、排長等30多個骨幹開會。會上黃天輝說了湖南道縣殺地、富情況，並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
他還宣布：“不準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最後採取坑殺的辦法，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劉香雲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妻子，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個，我老婆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
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坑而死。1983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黃天輝才被依法逮捕，於1985年1月被處決。
人性喪盡
梧州地區公安處一科副科長毛明日，“文革”中被誣陷，兩次被逮捕關押，他的父親和兩個弟弟“文革”中被殺，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拉去槍殺時，他抱住一位軍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軍代表不理睬，還踢了他一腳，結果拉去槍殺了，還將他的頭割下，掛在富川縣城示眾。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寧找到我們工作組哭訴，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貫徹《七·三布告》時，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獲35名幹部、群眾，然後將他們一個一個裝入麻袋裡，從市委後院推入柳江淹死。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區文史館副館長、民族史學家劉介，他四歲的小孫子玩耍時不慎將鄰居蔡振華家的一條小狗從樓上掉下，“聯指”小頭目蔡振華以“打狗欺主”之名，夥同另一名“聯指”成員申松華，將劉介一家祖孫三代四口全部殺死，同時還殺死了一名為此講過幾句公道話的人。
武鳴縣華僑農場民涵分場的鄧斯環，是偽保安團長鄧文興的侄子，解放后鄧文興等被政府鎮壓，“文革”中鄧斯環參加了“聯指”，乘機進行報復，以“反共救國團”罪名，抓了支部書記鄧思鳳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後鄧斯環對人說：“游擊隊能殺人，我們就不能嗎?”
崇左縣錳礦黨支部書記蘇士林等3人來信反映：“1968年8月，‘聯指’在全縣進行大屠殺，一個晚上，太平鎮就殺了24人。被殺者從家裡捉起來，蒙上雙眼，推上汽車，拉到縣城外的半邊山，一個一個用刀子捅死。
哀號聲、掙扎聲、哭叫聲，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嚇得附近村莊，家家關門閉戶，生怕大禍降臨，這哪裡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還不如”。
上思縣革委會成立后，1968年9月1日縣“三代會”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大會，十多名參加“4·22”組織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以後，縣革委會委員黎郝，將打死的十幾名死者屍體，全部剖腹，將心肝挖出來，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熟后給“三代會”代表下酒。
南寧市徐振武的群眾來信反映：“‘文革’期間，武宣、上思、靈山等縣發生過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鳴縣吃了29個人，副縣長覃炳剛同志被打暈后，拉去開膛時，因人太瘦，周身無肉，又被拖出去丟在野外，遇救倖免”。
上思縣受害者家屬來信反映：“《上思晚報》‘聯指’頭頭黃元清等4人，將參加‘4·22’的女青年楊振明、劉吉芬抓起來，多次輪姦后殺害。
來源：本文摘自《炎黃春秋》201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