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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變異的皇太子政治：林彪悲劇的體制和個人因素
作者：宋永毅
林彪一家
毛澤東的文革和他的接班人的之間關係實在是風雲際會、詭譎莫測。解決“接班人”問題，無疑是他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和切入點。但極具諷刺性的是：文革十年卻又成了主要是他和他親手挑選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的鬥爭。最後、他在風燭殘年的彌留之際匆匆挑選的接班人華國鋒，卻又在他屍骨未寒之時發動政變，斷送了這場他生前最為看重的“革命”。
對於毛澤東的失敗，《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１９８１年６月７日）的解釋是：“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使黨的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注１）近年以來，海內外都出現了不少這一問題的研究，但研究者們的視野也還是未能突破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一般表述。比如，談到封建專制主義和接班人的關係，就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文革中接連出現這種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無序的危機。而講到“黨內個人專斷”，又對毛澤東對他的接班人危機問題上的個人因素過於簡單化。到底毛是失敗在制度還是個人，或兩者兼而有之，目下的文革研究還大都沒有深入地挖掘分析。
◇糾結于禪讓和世襲之間
中國封建皇權中的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接，除了暴力流血的改朝換代和宮廷政變以外，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襲和禪讓兩種，其中以世襲製為其主流的、較為穩定的形式。皇位世襲制的特點是任人唯親，即國家最高權力在皇家一家一姓中世襲，父逝子繼或兄終弟承。這裏、血緣宗族關係是基本的權力交接的政治基礎。在歷史長河中，它是私有制發展的必然結果，曾有其進步性。中共一直自稱為一個現代的革命政黨，當然不可能有白紙黑字的世襲的“王位繼承法”。但毛澤東早在上世紀３０年代，就宣布過中共在這方面的路線和政策是“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注２）這便和中國歷史上最高權力更迭的另一種方式——禪讓制發生了淵源關係。
禪讓，是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將統治權讓給他人、通常是指將權力讓給異姓。形式上，禪讓是在位君主自願進行的，是為了讓更賢能的人統治國家，稱之為“外禪”。（注３）中國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度，最早記載於《尚書》之中，但其真實性一直存在爭議。據說它曾是中國上古時期推舉部落首領的一種方式，即以“選賢與能”的原則，由部落各個人表決，以多數決定接班人。相傳堯為部落聯盟領袖時，四岳推舉舜為繼承人。堯死後，舜繼位，用同樣推舉方式，經過治水考驗，以禹為繼承人。然而，有比較可靠的史書記載的“禪讓”，大都發生在西漢末期到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如公元９年，權臣王莽接受西漢平帝禪讓后稱帝，開創了歷史上通過篡位登基的先河。又如公元２２０年，曹操的兒子曹丕逼迫劉協禪讓帝位給他，建魏國。據研究禪讓的專家統計：自西漢經三國魏晉南北朝到唐宋，共有２０次禪讓發生，佔中國歷史上有可靠史書記載的７１％。（注４）而宋以後，因為皇家中央集權制度和世襲制的日益鞏固和發展，就基本上沒有皇帝把最高政權以禪讓的形式給外姓權臣的情況出現。
如果以上簡單的歷史回顧可以告訴我們一點什麼，那麼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中國封建專制歷史上的所謂的禪讓，雖然都打著“選賢與能”、“任人唯賢”等等的理想主義旗號，其實大都是朝中權臣脅迫皇帝退位。而由於繼承者是當政者的臣屬，為避免“不忠”的罵名，便以禪讓為名取得其正統性。它實質上是一種“篡逆”，一種封建皇權傳承的異變形式。此外，它還大都發生在中央集權及體制尚不太成熟和穩固的時期。其二，隨著宋以後中央集權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王位繼承按“嫡先庶后”、“長先幼后”的標準進行的成熟，世襲繼位成了封建皇朝最高權力交接的比較穩定的制度和形式。一部中國數千年的皇朝史，較為平穩的“禪讓”近二十多次，而世襲帝王則不下二百，其中內禪者也寥寥無幾，可見世襲制度其實是封建皇權繼承的主要的、也是大大穩定的形式。（注５）這一點，其實從簡單的人性的角度都不難理解：人最親近、最信任的，首推自己的血緣後代。作為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在他自知命不久矣之時，當然最想傳位自己的兒女。這樣一方面可保家族的富貴尊榮，一方面也可以保證自己的方略政策得以延續。世上畢竟少有兒子清算老子的。
◇變異的皇太子政治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其實就是一個封建專制主義色彩濃厚的政黨。在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成為最高領袖以後，他和他的戰友們之間建立的關係，其實也是一種“君臣關係”。他不僅時不時地自比為“皇帝”，他手下的主要幹部也曾認他為革命的“皇帝”。（注６）自６０年代初到文革，經林彪的大力倡導，把毛作為封建皇帝和宗教教主來尊崇的“三忠於”、“四無限”等等的崇拜儀式都風靡全國，使毛更登上了遠遠超過一般的帝王的權力頂峰。也使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中共的封建專制體制，在許多方面都超強於秦漢以來的任何一個中國封建王朝。可惜的是，毛澤東並沒有可繼承他權位的兒子。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死於朝鮮戰爭（毛岸英），一個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這樣，封建專制的國家最高權力的傳承便失去了一種較為平穩的（當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無論毛內心深處是否願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國家最高權力都只能通過“禪讓”的形式傳承給他家族以外的人。
如前所述，“禪讓”其實是封建皇權權力轉移中的一種不穩定的形式，這樣就造成了中共最高權力轉移中的第一重深層矛盾：歷史上最強大的封建專制和被封建專制的歷史廢棄了的權力轉移形式的矛盾。此外，中國上古傳說中的禪讓，其實是一個多數人的民主推選的過程。而毛澤東為了顯示自己的道德崇高，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任人唯賢”，另一方面卻把是否忠實于自己個人、甚至個人喜惡作為接班人的第一標準。毛澤東既要上古先賢“禪讓”的美名，又要封建皇帝的最高個人決定權：可以一言九鼎地來立儲或罷黜接班人的權力。這又造成了中共最高權力轉移中的第二重深層矛盾：理想色彩的集體主義的推選標準和實際選擇中的權力的絕對個人化導致的無原則、無序性的矛盾。最後，歷史上的禪讓一般都發生強臣弱主時期，而毛澤東卻是一直大權獨攬的一代雄主，他決不會允許任何威脅他權力的強臣及“第二中心”團隊在他身邊出現。相反在他眼裡：所有這樣的臣下和集團正是他發動的文革務必清除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便又造成了第三重深層矛盾：接班人和他的梯隊必須具備的能力和交班人對這些能力和集團的天然忌憚和排斥的矛盾。簡言之，這些難以解套的深層矛盾表明：毛澤東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傳承其實是一種以禪讓為外形、以封建世襲獨有的立儲為實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里，最高領袖擁有世襲制中皇帝所不曾全部擁有的完全憑個人喜好來立儲或罷黜的絕對權力。因此。一種變異了的“皇太子政治”便被悄然間引入了對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把他捧那麼高現在又整他
毛澤東和中共創立的那種變異了的皇太子政治則大大增加了儲君被廢的變數。一方面，因為沒有血緣親情，最高領袖對外姓“儲君”的廢立的決定都可能具有更大的隨意性。另一方面，因為沒有了“嫡先庶后”、“長先幼后”封建世襲法規的保護，接班人稍有不慎、一旦處理不好和最高領袖的關係，不但跨不過通向皇位的一步之遙，甚至可能有殺身之禍。對這一體制性的接班人的死局，中共領導人中認識最清楚的恐怕非周恩來莫屬，他非但多次戰戰兢兢地公開地表示“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注７）林彪事件后，毛澤東曾在病中試探他由他來掌權接班，不料這件事竟把他嚇得“誠惶誠恐……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做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後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注８）
對這體制性的死結，林彪有所認識，但認識的並不透徹。林彪自上世紀６０年代初起從軍內擴展到全國大規模地大搞對毛的個人迷信。如提出“突出政治”，發行《毛主席語錄》，這些都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極大的鋪墊和輿論準備。林在個人筆記中所寫的：“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注９）林彪既然想要通過捧毛來“得一人而得天下”，就說明他對接班人的位置是絕非沒有想法的。然而林畢竟沒有看透這一接班人的死局。例如，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后，他因設立國家主席問題被毛步步緊逼。一方面消沉沮喪，另一方面也覺得被利用、被愚弄而對毛心生怨恨，以沉默的冷戰對抗。當時林辦工作人員就聽到葉群在給人打電話時公開向人抱怨：“林彪同志最近身體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兩次安眠藥，體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歷史上都是站在他（指毛—編者注）一邊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麼高，現在又整他（指林——編者注）……”（注１０）葉的抱怨恐怕也表達了林彪的心聲。他們顯然覺得毛“過河拆橋”，有一點分歧便要廢黜林這個儲君了。這時，這位熟讀史書的接班人卻忘了皇太子政治中的一個基本常識：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是卸磨殺驢、過河拆橋的，這其實是最高皇權的一個經典性格特徵。或許正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位擅長對別人搞陰謀的接班人，當別人把更大的陰謀搞到他頭上時便胡塗了。
◇被始亂終棄的接班人們
毛澤東對他親手挑選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都有始亂終棄的特點。對劉，毛先是建立一線、二線制，還大力擁護劉當國家主席。而在文革中卻倒打一耙，說劉搞“獨立王國”，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對林，先是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史無前例地寫入黨章，后又迅速反目為仇。由此看來，毛的接班人困境和危機的造成，不僅在於政治體制和其它波譎雲詭的“路線”、政策”等等必然性，還在於他的個人經歷和性格氣質等看似偶然的因素。這在他對林彪的選擇和罷黜中表現的尤為明顯。這些個人因素包括：１、口是心非，出爾反爾的矛盾性格；２、多疑猜忌的病態人格；３、實用主義的行事作風。在傳統的皇太子政治中，君主的一些極其個人的因素都可以直接引發對儲君的選擇和廢黜，更何況在變異了的中共的皇太子政治里，毛是絕對的規則的制定者兼實行者。
毛澤東在林彪問題上一開始就表現出他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好大喜功，急需要搞個人迷信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鞏固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卻又要忸怩作態、欲蓋彌彰、自己給自己套上早就反對個人崇拜的道德包裝。例如，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林支持毛髮動文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后被貶為“政變經”。林在這篇講話中非但對毛進行了比他６０年代初更狂熱的吹捧，還下了誓死保衛毛的絕殺令。當時，林彪的吹捧對毛澤東在黨內權斗中樹立絕對正確的地位是一種急需。另外，以林彪在軍隊的主管地位，他的講話對毛的對手劉、鄧等人更具有極大的震懾力。這一講話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一片叫好，毛也從來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示。不料一個多月後，毛在７月８日寫給江青的信中專門講到了林彪的這一講話，卻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注１１）如果說毛江之間僅限於夫妻間的私人通信，倒也無可厚非。而毛卻在７月１１日下午、１２日上午在武昌和當時在第一線主持方方面面工作的周恩來、王任重等人談話中，給他們看了此信。後周恩來又向林彪做了轉達，但林並未作任何修改。同年９月２２日，事情又發生了翻雲覆雨的變化，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全黨批轉了林彪的講話，並評價為：“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注１２）
◇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毛澤東的這些翻雲覆雨至少泄漏了如下的天機：１、他要讓周恩來等黨內的中間派明白：他是為了文革的大局被迫接受了林彪的吹捧。這樣，他便可以一方面盡情享受林彪搞得的個人崇拜帶來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卻又充分表達了自己偉大的謙虛。２、他深知黨內對他和林彪唱雙簧式的個人迷信宣傳其實是頗有非議的（注１３），為了他在與黨內對手決戰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得到中間派的支持，便通過傳閱他私人信件給周、王的方式巧妙地推卸了自己破壞以往黨的反對過度吹捧個人的決議的錯誤，還讓別人承擔了責任。３、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林獲勝，他就又用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全黨批發和高度評價了林彪的講話，最終說明他其實是急需和贊成林彪的吹捧的。毛澤東這類雙重人格中的虛偽是一貫的。１９７３年他為了阻止周恩來批判林彪的極左路線，發動了對周的所謂外交上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批判。他先是慫恿他的翻譯和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積极參与整周恩來，事後又當著周的面批評王唐兩人“她們整我，整總理”。對此，王唐兩人極其不滿道：“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要我們去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台階下”。無獨有偶，後來成為林彪集團幹將的原政治局委員邱會作也有同感，他認為：“《決議》說毛主席被利用。說我們在利用他，根本沒那麼回事！……（毛）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別人為他和他的事業服務，哪有他被別人利用的道理？”（注１５）
在給江青的信中還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一脈毛的無意識思維，那便是他對林彪大談政變的多疑。在毛的評語（“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的字裡行間其實蘊藏著這樣的邏輯：林既然對政變這一課題如此地感興趣，他將來會不會對我搞政變呢？這就涉及到毛的第二個個人因素，不斷蔓延的多疑猜忌的病態人格。無疑，那些靠陰謀和權術奪取了最高權力的人，最擔心的可能就是別人效法他的榜樣用陰謀和權術來奪取他的權力，所以他們最易發多疑症。在皇權與儲君的矛盾中，中國歷史上一些靠陰謀強勢奪權、后又顯得雄才大略的帝王常常是在接班人問題上罷黜儲君和“廢黜皇太子”的好手。例如，為毛在他的詩作《沁園春·雪》里所推崇的帝王“漢武”（漢武帝）和“唐宗”（唐太宗）就都是以在接班人問題上罷黜儲君聞名于史的。這裏，隋文帝楊堅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他用“禪讓”的名義從自己年僅８歲的外甥周靜帝手裡強行奪得的政權，因為他的長子楊勇也是他陰謀的支持者和參与者。他登基當天，就下詔冊立楊勇為皇太子。既然是名正言順的東宮之主，楊勇也就建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梯隊，成為潛在的第二權力中心。而朝中百官也就在節日時去東宮朝拜這位未來的新皇。不料，這些都引起了隋文帝的極端猜忌，以為太子也和自己當年一樣準備搶班奪權。結果他決定廢黜太子楊勇，一網打盡了他的接班人團隊。毛的情況也是同樣，他對自己選擇的接班人，從一開始就不是放心的。１９６６年９月，林辦工作人員就目擊毛在人民大會堂讓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上“接班人”的林彪去讀《三國志》中的〈郭嘉傳〉和《宋書》中〈范曄傳〉，以毛氏特有的“語言方式”來警戒林彪不能造反。（注１６）而這種猜忌，也正是導致文革的主要禍源之一。
最後，毛澤東極端實用主義的行事作風也對他的接班人廢立上的始亂終棄的發生了影響。毛正式公布爾彪是他的接班人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可能因毛７月８日給江青的信里對他的批評所造成的嫌隙，林彪稱病不出席該會。為了排除來自劉鄧中央一線的阻力，進一步將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並使之合法化，毛澤東倉促決定召開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原以為憑籍他個人的威望完全可以輕易解決劉鄧派工作組的問題，不料一開始便在８月５日的會議上遭到歷來謙恭的劉少奇的公開頂撞，而政治局中的大多數人卻保持沉默。為此，他急需有力的支持和一位超級打手為他壓陣，他便想到了林彪。８月６日晚上，毛臨時決定“讓機要秘書通知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當晚乘飛機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注１７）林彪到來以後，局面果然改觀。會議通過了《十六條》。在８月１２日的會議公報里，毛澤東在未經任何選舉程序的情況下，不再提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的副主席職務，批準會議公報里只列林彪一人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得以確立。從這一立儲的過程來看，毛澤東顯然違反了中共最高權力更迭的一些基本程序。例如，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他怎麼能一個人決定林為唯一的副主席呢？從他先急召林彪上陣、后又投桃報李地行賞的前因後果來看，既缺乏深思熟慮，又極端實用主義。還給儲君留下了今後可以以實力來待價而沽、進而在政治利益上逼宮的餘地。
從林彪這一面來看，其實更是當局者迷。當他依靠參与毛的文革密謀、充當打手、並以破壞正常程序而當上了接班人後，他就沒有想過：這種非程序性的權力轉移一旦開頭，便完全可能是周期性的。有朝一日毛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方法罷黜他、趕他下台。要知道在任何皇太子政治中，交班人皇帝的心態常常是：一個參与了陰謀、會搞陰謀的儲君永遠是最危險的。他既然可以和自己合作，對付其他勢力；那麼他也當然可以和他人合作，來推翻自己。總之，這種接班人的確立方式，從兩方面都給未來的君臣關係投下了揮之不去的不和諧的陰影。據說，林彪對毛要立他為接班人最初也有過推辭，林彪“向毛澤東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通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注１８）說實話，儘管林彪很早就上了毛的“賊船”，但對自己這麼快地被立儲還是吃驚的，因而在行動上是半推半就的。為此，他在被立儲后沒幾天還有過下面的表白：
……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注１９）
◇招來殺身之禍
這裏，林彪再一次表露了他對這一變異了的皇太子政治漩渦中儲君可能的殘酷的命運的估計不足。因為開弓沒有回頭箭，因參与了政治陰謀而被立儲的太子不能拒絕冊封，因為這也早已經是政治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了。在中國傳統的皇太子政治中，不接受冊封或辭職，還是有被允許和善終的先例的。如公元４３年，漢光武帝劉秀的原太子劉強因母后郭聖通被廢而多次要求出讓太子之位給異母兄弟劉陽，后被劉秀改封為東海王。而在中共的皇太子政治中，中途退出或不接受冊封都是絕不被允許的。這裏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毛的第一接班人劉少奇的辭職。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劉少奇在面見毛澤東時要求辭去自己的所有職務，攜妻女回鄉種田，以儘早結束文革。但這一謙卑的要求為毛所拒絕，不久便招來殺身之禍。（注２０）
如果說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決定立林彪為接班人還表現出一種利益交換的倉促，那麼他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間同意把林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就不是輕率兩個字可以概括的了。早在１９６２年的中蘇論戰中，毛就批評斯大林在生前沒有立下立儲的遺囑，才導致了赫魯曉夫的上台。（注２１）因此，以毛素來喜歡標新立異的個性和意圖超越列寧斯大林的“第三個裡程碑”的遐想，搞出在黨章中寫上接班人名字的奇招，並不令人奇怪。然而從中國封建社會皇太子政治的發展來看，毛澤東的做法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世襲制發展到清朝，為了保護皇帝選中的儲君在生前既不受到來自其他各方勢力的傷害，又不至於形成威脅皇權的第二權力中心，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接受皇室骨肉相殘的沉痛教訓，在確立接班人一事上想出了“秘密立儲”的妙招。即等皇帝離世時，由輔政大臣當著大家的面取出密詔宣讀接班人的名字。這樣一方面可以跳出煮豆燃萁，同根相煎的死循環，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最高皇權給所有可能接班的政治勢力的公正“暗示”，即大家都可能是“接班人”。既然在老皇帝死前機會均等，太子們在坐上那把至高無上的椅子的機會沒有完全喪失之前，就很少去主動去挑戰最高皇權。雍正之後的乾隆、嘉慶、道光、咸豐皇帝，都是通過“秘密立儲制”接班的。這一制度應當是中國專制政治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的確可以有效地減少交班人和接班人之間、以及接班人和最高皇權之間的明爭暗鬥，而且也同時照顧到了皇帝的個人意志和絕對權威。而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大張旗鼓地提前立儲，其實是大大壓縮了各方可能減少的你死我活的權斗的空間。
在黨章中寫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否意味著毛對林就完全放心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對毛澤東這樣的雙重人格者來說，這固然能給他帶來一時的從眾如流、任人唯賢的美名，但又會必然同時加劇他對接班人權力的限制以及引發和儲君反目成仇衝突的可能。其次，在中國傳統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在公開立儲后要允許東宮開府，即建立一套皇太子的政府接班梯隊。然而，在九大把林彪寫上黨章以後，我們沒有看到林彪的職權除國防部長外有任何增加。相反，毛對林作為主持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範圍內的工作，也起了極大的疑心。例如，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因中蘇衝突的加劇，林彪通過軍委辦事組發給全軍的一個口述戰備命令，被軍委的一個副總參謀長無心中整理為書面的“林副主席一號命令”。這一命令所涉及的內容完全在林彪當時的職權範圍內，而且他也同時報了毛澤東。但是據汪東興回憶：毛看后“一臉不高興的樣子”，立刻叫他“燒掉”。顯然，毛把林的正常工作當作了一種“他想試探一下凌駕于毛主席以上下命令”，懷疑他準備搶班奪權。（注２２）
◇不想讓林彪當
更有趣的是，在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上黨章的墨跡未乾之時，毛就開始準備隔代指定林的接班人了。九大期間，毛澤東就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談到“你年紀大了誰來接班”時，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注２３）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５日，毛澤東和林彪在蘇州見面。毛已經比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張春橋當林的接班人。據秘書回憶，葉群的記錄如下：
毛主席問林彪：“周總理年齡大了，對總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
林彪沒有說話。
毛主席又問：“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準備把班交給誰？”
林彪還是沒有說話。
毛主席再問：“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
林彪說：“還是要用跟您一塊上井岡山的紅小鬼。”
關於用“紅小鬼”的話，我印象深刻。葉群也對我們說過，林彪給毛主席說“還是要靠紅小鬼”。葉群還說：“要籌備四屆人大了，主席情緒很好。”
就是這次，毛主席邀請林彪出席九屆二中全會，林彪答應了。（注２４）
毛林的上述對話至少告訴了我們以下幾點：１、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況極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寫入黨章其實是一種過渡性的權宜之計；２、這一過渡的對像是張春橋；３、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並準備立刻轉移權力。顯然，毛林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導致了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最終分道揚鑣。
皮相地來看，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毛林主要衝突之一是在是否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然而，從變異了的中共皇太子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一衝突，恐怕還不難得出另外的結論——最高皇權極力限制東宮太子開府納士、建立行政上的接班梯隊的企圖。正如同有關學者分析的，儘管“國家主席”是一個虛位，但是一旦林彪獲得這一法統的位置，“他既可以按法統直接號令周恩來集團所控制的政務系統，也可以按法統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團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統。”（注２５）為此，原林彪軍人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的邱會作在他晚年的回憶錄里認為：“實際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讓林彪當。”（注２６）作這一如是觀，我們便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麼對投入林彪陣營的陳伯達恨之入骨，不惜構陷莫須有的罪名，在廬山會議後下狠手打成比劉少奇罪名還要多的“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注２７）因為陳伯達的加入標志著林彪的軍人集團開始有了重量級的文臣，一個東宮太子府的雛形便躍然欲出了。而毛氏皇太子政治中是絕對不會無視他的儲君形成一個完整的第二權力中心的潛在危險的。
◇一步之遙被阻的個人因素
在皇太子政治中，雖然儲君的地位離最高皇權只有一步之遙，但在沒有跨越之前，最高皇權和東宮太子之間的關係還是君臣關係。可林彪除了“接班人”以外，還有另外一個正式的稱號：“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嚴格地來講，這一稱號和君臣關係的嚴格的上下定位是有一些矛盾的。因為一旦成為儲君，平輩的“親密戰友”之說就不再是一種臣下的身份。而縱觀林彪在當上接班人前後的言行，他對於自己和毛之間的君臣關係的定位並不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認知更多地是遊離于“接班人”和“親密戰友”之間。加上他大半生是個軍人，缺乏中共最上層的政治生涯的歷練。雖然他也讀了大量中國宮廷政治的典籍，但和周恩來這樣天天沉浸於風雲變幻的宮廷政治中的老手相比，畢竟還是紙上談兵的水平而已。一方面，林基本上是以軍隊的經驗從政；另一方面，他沒有完全擺正自己和最高皇權的君臣關係，看不透“接班人”這個難以消弭的死結。這就使得在體制和其他必然性的政治因素外，他個人性格、心理乃至家庭關係等偶然性也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最終被罷黜。
其實，林彪和毛澤東在不少個人性格上是很相似的，可謂“人以群分”。這首先是表現在林對親信部下的無端猜忌，心胸狹窄，並因此而構陷罪名加以殘酷整治上。而當這些組織措施涉及到毛澤東的批準時，可能因為林的長期軍人生涯。使他又常常採取非常直接的類似“逼宮”的形式，在毛原來就多疑的內心投下了不小的陰影。雖說林彪是名義上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但因為他的身體情況，不得不選擇一個他信得過的軍隊的總參謀長主持日常工作。毛在文革中罷黜了他親手選擇的兩個接班人，林彪也在文革中搞掉了兩個他親自推薦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楊成武。羅瑞卿一案，雖說毛因為羅瑞卿和賀龍、劉少奇走得太近，對他也有所顧忌，但當時還沒有下決心要整倒羅瑞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深知羅對他還是忠心耿耿的。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日，“林彪派葉群到杭州向毛澤東誣告羅瑞卿，並帶去林彪１１月３０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和關於羅瑞卿得十份材料。”（注２８）葉群和毛密談了五個多小時，又在１２月８日到１５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分三次作了約十小時的發言，繪聲繪色地捏造事實，說羅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注２９）林在信中還說：“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彙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注３０）很清楚，所有這些的活動和材料的重點在於逼迫毛澤東在林羅之間做出一個迅速的選擇。為了利用林彪掌控軍隊為文革的發動保駕，毛澤東當然選擇了林彪。但是他在上海會議中仍然意味深長地對林說過：“（羅）反對你（林彪），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還是一片好意。”（注３１）今天回過頭去審視羅瑞卿一案和他與林彪交惡的緣起，完全是因為那些並不複雜的人際嫌隙，便使他上綱到了對羅企圖“搶班奪權”的猜疑。很顯然，林彪對他手下的總參謀長缺乏包容之心，而對一些芥蒂小事過多地表現出睚眥必報之心。
◇林彪向毛澤東狀告楊成武
林彪緊接著整垮他親手挑選的第二任（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一案，更顯示了他的性格缺陷。根據現在陸續披露的材料，主要是因為如下幾件事：１、１９６７年夏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南巡，在途中毛澤東為了拉攏林的這一親信，並離間林楊關係，講了不少林彪的壞話。毛又讓楊在途中回京多次執行他的密旨，故意命令楊只和周恩來聯繫，不要告訴林彪。這被林彪認為是楊“有意封鎖”。（注３２）而對楊來說，更是有苦說不出，因為“身到高位始知難……楊成武已深深感受到這兩位統帥副統帥之間的矛盾、猜忌、警惕與鬥爭。而他本人，正夾在這對矛盾之間。”（注３３）２、１９６８年３月，楊成武收到空軍機關的匿名信，狀告林立果“小艦隊”成員周宇馳、于新野、劉沛豐、王飛等人玩弄女性等惡行，他便轉給林彪建議調查。這當然被林彪和林立果看成是極大的不敬和挑釁。
就為了這些事，林彪向毛澤東狀告楊成武，羅織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以及“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等莫須有的罪名。（注３４）對這些罪名，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但因為１９６８年春的毛澤東仍非常需要林彪的支持。作為一個極端實用主義的政治家，毛當然首先考慮了文革政治大局上的成敗得失，而不是他和楊成武之間的個人情感。然而，毛對林彪“兩者必擇其一”式的攤牌仍是怨氣衝天的。他說過：“一邊是副統帥，一邊是代總長，兩者必擇其一，讓我怎麼辦呢？當時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不要這個副統帥，無法向全國人民交待呀。”（注３５）打到楊成武不久，毛又在１９６８年４月上旬對楊的老上級聶榮臻元帥說：“如果講楊成武的後台，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注３６）在毛看來，林顯然是要求羅瑞卿和楊成武對他個人（儲君）的忠誠大於對毛（最高皇權）的忠誠。儘管毛為了文革大局兩次支持了林，但毛的內心深處怎麼會不激發出不滿的情愫呢？
果然，毛澤東在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上因為張春橋問題的攤牌給了林彪一次當頭棒喝。臨上廬山之前，林彪、葉群及其軍人集團對搞掉張春橋也是信心滿滿。連陳伯達都認為：因為有“在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賀龍的問題”的先例，“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主席肯定會支持。”（注３７）但結果事與願違。當然廬山上的風雲突變有眾多的因素，但毛澤東終於宣洩出了對林彪前幾次“逼宮”的不滿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吧？
林彪性格的第二個缺陷，還在於一種病態性的偏執。每天和他見面的秘書認為：晚年林彪“已經陷入了嚴重的病態，但他自己並不承認這種嚴重性。執拗而內向的性格使他認準了一個‘理’：誰也不可信，只能信自己”。（注３８）這一病態人格如果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最多導致和家人和親友的疏遠或不和。但表現在儲君和最高皇權的政治關係中，都可能成為被廢黜的導火線。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企圖“揪出張春橋”失敗后，毛澤東採取了步步緊逼的措施，相繼對黃、吳、李、邱、葉作了嚴厲的批評。尤其是對葉群的批評，無疑是指向林彪的。但是，毛當時一直沒有點林彪的名，據《毛澤東年譜》記載：至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４日毛還指示周恩來“把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書面檢討及毛澤東的批示送林彪閱，並要求在場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車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彙報，時間在林彪看完黃、李、邱的檢討之後。”（注３９）４月２０日，周恩來“示意林彪到會講話，林彪沒有出席會議的意思”。（注４０）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毛澤東抓住黃吳李邱葉的檢查，意在要林彪就廬山會議之事也作一深刻檢查。
◇四個偉大討嫌
平心而論，毛澤東的要求也並非完全無理。例如，廬山會議上林彪等人群攻張春橋的一個最主要的罪證是張在討論《憲法》時不同意“（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注４１）其實，這三個副詞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和圈去的，在以前的中央文件和九大黨章里就發生過。而林彪從來不親自閱讀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聽秘書“講文件”。後來，連林的秘書都承認這是林彪的疏忽。（注４２）
此外，根據今天陸續問世的材料，林彪又確實是廬山會議上以設國家主席和保衛“天才論”為名，企圖搞垮張春橋等文革派的幕後推手。從毛澤東的視角來看，林彪是應當高姿態地做一個自我檢討的。而他一直沒有點林彪的名，已經是很保護他的了。但林彪並不領情，堅決不做檢查，開始了和毛長達一年的“冷戰”。並在不同的公開場合向毛鬧了情緒。從宮廷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非常不智之舉。在皇太子政治中，任何一個極其個人的和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導致儲君的廢黜，更何況是用鬧情緒來向最高皇權示威呢？對於這一點，文革研究學者陳益南認為：“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澤東認錯並作出檢討，那麼，他的下場便遠不會有後來所發生的那樣慘……”（注４３）這當然是歷史假設的一家之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林彪以冷戰對抗“聖威”，大大加速了毛澤東對他從一般的“埋怨”到“憤怒”的過程。要知道，“從不服軟”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同樣是毛澤東的梟雄個性，而他則是一念間可以決定“儲君”林彪興亡的“君主”。在這一性格衝突中，失敗者必然是林彪。原林辦工作人員官偉勛就舉過這樣“一個例證”：
１９７０年斯諾來訪是一個例證。據Y秘書講，斯諾來京之後，毛主席指示林彪首先接見，林彪就是不見。……一拖就是幾個月。毛主席怎麼能高興？你不是說我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嗎？我讓你接見一下斯諾你都不見！後來毛主席自己接見了，“四個偉大討嫌”這句要命的話就出來了。（注４４）
林彪在廬山會議后處理和毛的關係上舉措失當還有另外的個人原因，那就是他的心理疾病的加劇導致他病態性的固執、使他更悲觀消極地應對。因為精神病常識在今天的普及和政治禁忌的打破，無論是林以前的家庭醫生、秘書，還是主張為他“翻案”的研究者，都公開地認為林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注４５）大陸的林彪研究學者舒雲在採訪了林彪女兒林豆豆以後，得知當年蘇聯專家診斷林彪的精神病症是嚴重的憂鬱症。（注４６）在日常生活中，林彪顯然是個怪人，他不僅怕光、怕風、怕涼、怕出汗、還怕水，視水為敵。他每天最多聽秘書講半小時的文件，餘下時間全部是獨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蒼白的枯屍，數小時地一動不動。文革開始時，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在一次為林彪看病時為之大吃一驚：“這明明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麼能讓他來管理國家呢？”（注４７）
在１９７０年９月的廬山會議上失敗后，林彪顯然是精神受到刺激極大，情緒極其消沉，出現了“恐懼害怕、敏感多疑、委屈易哭、悲觀失望、不願見人、不想說話”等多種精神病的癥狀。（注４８）屬於精神憂鬱的焦慮症、疑病症、恐懼症都時有出現。對此，原林辦秘書們的回憶錄中對此都有很多的記載，如“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后，本來就深居簡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緒低落到谷底。……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蜷縮在沙發里。看來他是更加鬱悶了。”１９７１初，林在蘇州時和葉群一起抱頭痛哭。（注４９）又如，林對警衛李文普極其悲觀地說：“北戴河的房子不要蓋了，反正我活不了幾天啦！”再如，他突然抱著來訪者大哭。（注５０）這些癥狀雖然還沒有到主導林彪正常思維的地步，但對他的性格的變異還是有不小的影響的。
◇超天才讓毛忍無可忍
最後，“望子成龍”的血統世襲的思想造成了林彪在處理儲君和最高皇權關係上的最大失策——他錯誤地把自己的兒子林立果當作“接班人”的“接班人”來培養。且不說這一做法原本就可能大大觸犯沒有兒子接班的毛澤東的內心深處的禁忌，又和毛所心儀的第二代接班人（張春橋）唱了對台戲。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戰了在變異的中共皇太子政治中，只有最高皇權才能決定第二代接班人的權威。此外，林彪還極不適當地縱容和幫助林立果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將班子。無論是林立果身邊的“調研小組”還是後來擴展而成的“聯合艦隊”，都帶有傳統的東宮太子府開衙建府的性質，而這正是毛氏皇太子政治最不允許的潛在的第二權力中心。而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組”、空四軍的“教導隊”和廣州的“戰鬥小分隊”等等，又都無一不是緊緊圍繞著這位林“少帥”的私人武裝。這裏林立果又觸犯了毛澤東的又一個更大的禁忌——染指軍隊、建立“軍中之軍”的秘密組織。
更有甚者，林彪還默許並參与了對林立果是“超天才”的造神運動。古往今來，為了證明逆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陰謀家們常常藉助于“天命”說。如歷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禪讓”為名篡漢，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輿論。毛澤東多疑寡信，又熟讀《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之類的史書，他對於林立果被林彪集團吹捧為“超天才”的終極目的當然是心知肚明的。這同時也使毛對林彪對他搞的天才崇拜徹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說法更使毛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后不久就罕見地進行了批評。（注５１）此外，林彪培植林立果為第二代接班人的種種做法還在陰差陽錯之中，使毛佔領了所謂的“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的道德制高點，並使毛可以背靠黨的政策和路線的大義來進行廢儲。總之，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帥夢無疑是觸發毛澤東下決心罷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毛林之爭寫下了最後一章，但還是沒有跳出皇太子政治的怪圈。它在“九·一三事件”前夕進入了這一惡性循環中的最常見結局和最悲劇性的一步：皇太子被逼造反、不久兵敗身亡。縱觀毛林之間由數十年的“最親密的戰友”到成為“接班人”以後迅速反目為仇的經過，不難告訴世人他們之間註定翻臉的制度原因。毛澤東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傳承其實是一種以禪讓為外形、以封建世襲獨有的立儲為實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里，最高領袖還擁有哪怕對世襲制中皇帝也所有限制的、完全憑個人喜好來立儲或罷黜的絕對權力。和傳統的皇太子政治相比，這一“接班人”制度還在革命的名義下變異出不少新的規則來，諸如絕對不允許有“接班人”的潛在“第二權力中心”、最高皇權有隔代指定儲君的“接班人”的權力等等。因為這一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隨意性，不僅造成了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無序的危機，還使皇權和儲君之間的一些個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為無法調和的衝突，從而大大增加了儲君被廢或被逼造反的變數。簡言之，相比較本來就處處刀光劍影、步步血雨腥風傳統的皇太子政治，它的革命的變異使“接班人”通向最高權力的一步之遙更難跨越了。
（宋永毅為加州州立大學圖書館教授）
註釋：
１，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大革命資料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第三版。
２，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５１５頁。
３，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內禪”，即把最高權力讓給自己的同姓血親，不導致朝代更替，而讓位者通常稱“太上皇”。這裏探討的禪讓，主要是指“外禪”。
４，楊永俊《禪讓政治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頁。
５，同注４，第３１頁。
６，這些例子，可見王明《中共５０年》，北京：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３，１１８，２０８，２４５－２４６頁。也見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７頁，４５０頁。
７，周恩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發言提綱〉，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７頁。
８，同上，第３７１頁。
９，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０－１６１頁。
１０，李根清：〈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載《炎黃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第５３頁。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１１，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２０１５年第三版。
１２，〈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林彪講話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中發［６６］５０２號。出處同注１１。
１３，自上世紀６０年代初起，林彪總是把毛個人和思想高舉到極端不合理的程度。把原本附庸于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下的貧乏雜碎的毛思想與馬列主義分離開來，並提升為當代馬列主義的最高峰。為此，這些過分的諛辭在黨內招致多數人的非議，１９６０年３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天津開會決定不同意林彪的觀點（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等），而一律只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怕觸犯眾怒，便也同意了這一決議。在林彪發表“５·１８講話”的三個月前，毛在２月９日又重申了他完全同意這一決議。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５８頁。
１４，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６頁。
１５，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頁。
１６，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上）》，香港：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４５頁。
１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０９頁。
１８，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３２９頁。在李文普的〈林彪衛士長李文普沉默后不得不說〉中對這次會見也有所記載，說“會後，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黨中央的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幾次流露不想干這種角色”。見赤男、明曉等著：《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頁。
１９，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０，黃錚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５頁。
２１，毛澤東的這一見解發表於１９６１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 訪問中國大陸期間。他的原話大約是：“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見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增訂新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４頁。
２２，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第１４－１５頁。
２３，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８８頁。
２４，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２５，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７１頁。
２６，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９頁。
２７，見〈中共中央關於批發《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中發［１９７２］２５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４４頁。
２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４２頁。
３０，林彪：〈關於羅瑞卿問題給毛澤東的一封信〉（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１，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６頁。
３２，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上）》，香港：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５頁。
３３，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１９６７》，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０頁。
３４，林彪：〈在軍隊幹部會上的講話〉（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５，楊成武：《楊成武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３９－３４０頁。
３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９頁。
３７，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３８，張雲生：〈打開歷史迷宮的一把鑰匙—淺談林彪的病及其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第５４８頁。
３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３７５頁。
４０，同上，第３７８頁。
４１，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８１頁。
４２，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
４３，陳益南：〈從歷史軌跡思考林彪問題〉，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第５６８－５６９頁。
４４，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第２１０頁。
４５，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第２０７－２０８頁。
４６，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紐約：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５０頁。
４７，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第４３６頁。
４８，抗戰中，因國軍閻錫山部失誤未將相關信息下達至基層，身著繳獲來的日本軍服的林彪在途經其防區時被哨兵誤以為是日軍向其開槍，受了嚴重的槍傷。經檢驗脊髓神經受到嚴重創傷，並因此留下了困擾終生的植物神經紊亂症。據有關醫學常識性的網路辭典，這一神經紊亂症也很容易併發一些精神病癥狀。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957993.htm
４９，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
５０，張聶爾《風雲“九一三”》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第３１７頁。
５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６頁。
來源：《華夏文摘》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