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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時代的特權腐敗 主要認「級別」
現在的社會主要認“錢”，社會是靠“錢”來推動的，財產“私”有，只要用不正當手段將財產劃在自己名下，名之“貪污腐敗”。
毛時代主要認“級別”，社會是靠“權”來推動的，財產“公”有，有權多佔用公家的財產，人們卻認識不到這種“貪”。比如康生，佔用大而豪華的宅院，有樓房也有平房，有長廊還有亭子，一共39間屋子，兩個餐廳，康生兩口子居住。而當時的溫總，一家五口人只9平方米。這種差距在毛時代很普遍。就算康生佔了大半個中國，因財產是“公家”的，並不是他“私人”所有，也不能稱為“貪”。困難時期，官員們的供應都不一樣。北京的高幹還有專門的特供處，他們有著特殊供應。僅肉食一項，副總理一級每天供應一斤肉，而一般城市居民每月才半斤肉，農民根本就沒肉食供應。
中共建政后，中南海舞會是中共頂層官員的最大“娛樂項目”。（網路圖片）
毛時代很長時間，跳舞都是被禁止的，被稱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中央，不僅跳舞，連舞伴都要從“文工團”挑選送去。住院，干院按不同等級住不同的醫院和病房。以上說的算是很正常的差距。“文革”中揭露出的不正常的腐化現象就太多了，如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問題，特殊的享樂問題等等。那時流行的說法只是“多吃多佔”，或稱“搞特殊化”。毛時代的開後門成風也就是全社會的腐敗，毛自己都親自送了幾個女孩子去上北大，也動用了他的“特權”。實際上，這種用“特權”，搞“幹部特殊化”並不比“貪”的腐敗更輕鬆。
利用特權為親戚朋友介紹工作；在住房問題上，完全是“官本位制”：常委有常委摟，書記有書記摟。等級森嚴，不能逾越。就是辦公室里的辦公桌，也是按照等級配備：科員是三屜桌，科長是一頭沉，處長可以用兩頭沉，局長則是大寫字檯加轉椅皮沙發。汽車配備：縣長一般是“北京吉普”，局長是“勝利”、“華沙”，省部級領導則是“伏爾加”，大軍區、各總部正職可以配備“紅旗”、“吉斯”。
局級以上領導家中才可以安裝電話（在那個時代，家庭電話絕對是身份的象徵）。省軍級以上領導幹部，可以公費配備保姆、廚師、警衛、司機。幹部子弟，大多集中在特殊的學校里。比如北京的“八一”學校、“十一”學校、景山學校、101中學，瀋陽的育才中學、實驗中學等。這些學校都配備有最好的師資，最好的教學設備儀器，辦學經費也是普通平民學校無法比擬的。每逢周一、周六，接送學生的轎車可以把整個街道都塞滿。
從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河北省秦皇島北戴河舉行的擴大會議開始，高幹的一些會議都要到一些風景名勝區舉行。北戴河相當一部分別墅就為這些高幹專用，老百姓是沒有資格進出的。領導開會，還可以帶一大幫的家屬子女，免費享受北戴河的碧海藍天沙灘陽光，這些海灘還嚴密封鎖，老百姓不準入內。這無疑為日後全國各地屢禁不止的地方各級政府官員及行政官員以“考察”、“工作會議”等各種合法名義享受公費旅遊首開了先例。
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難時期，十四級以上幹部都有一張內部供應卡可以到內部商店購買一定數量的香煙、黃豆、白糖和糕點。在細糧、肉禽蛋奶供應數量上，高幹們更是比老百姓要優惠得多。當時總參機關事務管理局還經常組織警衛戰士到內蒙草原用機槍打草原黃羊（由於數量逐年下降，已經成為稀有物種。），回來后按級別分給各級領導。
當時的高考表面上是公正的，而實際上高幹子弟卻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特權。譬如赫赫有名的哈軍工（毛的侄子毛遠新曾就讀於該校），當時就集聚了全國相當一部分的高幹子弟。有的是憑考分進去的，有的就憑一個電話、一張條子就進去了。
由於政治需要，當時包括電影、戲劇、出版在內的文化領域對普通老百姓控制得十分嚴密，而省部級以上的高幹都有一張內部購書卡，可以到新華書店的內部供應部購買包括《金瓶梅》在內的老百姓根本看不到的禁書（而且還是沒有刪節修改過的原版本）。而老百姓只能買到應有盡有的而且版本種類繁多的《毛澤東選集》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政治書籍。作為軍委禮堂的北京三座門禮堂、京西賓館禮堂、全國各地的軍區禮堂及地方省市委禮堂，每逢周末便放映內部片。例如《軍閥》、《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等國內嚴格禁映的國外影片。高幹子弟往往以能夠看到內部放映的電影及內部發行的書籍為榮。
從6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前），由於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導致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輕紡工業品的嚴重匱乏：包括棉織品、糧食加工製品、肉食加工製品；特別是“上海”牌手錶及“永久”牌17型、“鳳凰”牌18型自行車、“紅燈”牌電子管收音機等更是奇缺，所以就像棉織品及糧食、肉食加工製品一樣必須憑票購買。而能夠擁有這后三者當時對於一個普通老百姓而言簡直就是莫大的殊榮。但高幹們則可以輕而易舉的擁有上述這些各種奇缺匱乏的東西。
60年代末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平民百姓的子女即使是獨子（女）也必須離鄉背井老老實實到遙遠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否則一個“對偉大領袖不忠”的罪名會讓你戴上一頂所謂“壞分子”的帽子。而大批高幹子女則往往通過所謂的“參軍入伍”來躲避上山下鄉運動。在部隊，入黨、提干則基本是高幹子女們的特權，而一般工農平民子女士兵直到複員退伍還是一名普通戰士。
1973年大專院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全部由各地推薦。在所謂的“推薦”過程中，各級幹部子女基本上都是早就內定。平民子女要上大學則需送上厚禮甚至獻上處女的貞操。從而引發了全國大規模勢不可擋的“走後門”風。
1974年大批老幹部恢復了工作。他們到崗之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樣妥善安排好淪落他鄉接受“再教育”的子女的工作。一些高幹子女就是在那個時候迅速飛黃騰達走上“領導”崗位。這樣的例子當時比比皆是。
由於“特權”曾經一度堂而皇之的在中國存在了很長時間，這種滋生於“官本位”腐質土裡的可怕黴菌的細胞就會迅速擴散。從而變成“以權謀私”這種更為可怕的癌變腫瘤：當今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腐敗現象。
還有一幫專制奴才為毛修建的“滴水洞”行宮，且常年還有一個連的戰士守衛。此外在北京的密雲水庫邊及杭州、上海等地均有毛的私人別墅及中南海里的私人游泳池。還有專為毛特製的高級雪茄捲煙，包括“熊貓”、“公社”、“大中華”等特製品牌捲煙以及特別釀製的貴州茅台酒。毛的用餐器皿是專門從江西景德鎮精心製作的特製精緻瓷器……。
不少毛朝遺老喜歡稱毛時代三十年省部級幹部沒一個貪官。但並不能說明他們不搞“幹部特殊化”，不享受“特權”，不腐敗。
有人為其辯解說，雖然他們在位時享受了，但他們的子孫不能繼承。但說話的人卻忘了。在專制制度下，官員的子女們都能靠他們的父母獲得權力，靠裙帶關係上去的在毛時代非常普遍。如文革中，毛妻江清是“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女兒解放軍報的負責人；侄兒毛遠新大學畢業僅三年就是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委；其侄女王海容，大學畢業七年當上了外交部副部長，都是毛當政時顯赫一時的人物。只要獲得了權，也就獲得了相應的待遇。
毛時代是以權力大小劃分的森嚴的等級社會，都是缺乏對權力的監督，腐敗都較嚴重，只是腐敗的表現形式不一樣罷了！“文革”中，由於權斗的需要被揭露出幹部的腐化程度也是觸目驚心的.但由於文革的權斗性質,鬥爭僅限攻擊毛的政敵,因此凡屬毛派再大的腐敗也沒事。比如林彪的兒子在全國範圍選妃，邱會作出了名的大淫棍就一點沒受到影響。
毛時代就是特權橫行的時代，“文革”時期甚至有權就可要了人家的命，那是比腐敗更可怕的罪惡。
來源：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