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
簡體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吳法憲回憶錄中的高層政治鬥爭真相
作者：丁凱文
作者按：吳法憲將軍去世已有兩年多（2006年——編者注），今天我們終於看到這部期盼已久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上下冊）。很早就聽說吳將軍身後留下了一部回憶錄的書稿，記述了他自己人生幾十年的經歷，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時期的風風雨雨的歷程。筆者之所以特別關注此書的問世，蓋因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中主要人物首次公開發表的回憶錄。以往的三十多年裡，相關的信息和資料被封鎖之嚴，實為前所未有，即便有一些披露，也多為政治說教，少有可稱得上歷史科學認可的材料。我們聽慣了也看慣了官方就“文革”史和“林彪事件”的一家之言，幾十年來官方的說辭充斥著各種媒體，不少書籍和刊物也是東抄西抄、人云亦云，前後不一，矛盾百出，致使歷史的真相被掩蓋、攪渾，甚至被歪曲，但我們卻從未知悉當年這些身在其中、經歷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當事人是如何敘述這段歷史的，他們講述的親身經歷對解開那段歷史之謎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有幸閱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兼空軍司令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對澄清那段歷史有著不同尋常的重要意義。筆者願將讀書後的一些心得逐一寫出。當然本人主要是圍繞吳著的下冊而寫。所謂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見，未必得當，望讀者不嗇賜教。
1980年，吳法憲在公審大會現場
吳將軍的回憶錄下卷開頭是“文革的前奏”，從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說起。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毛澤東在黨內發起的一次維護個人權威、打擊壓制黨內不同意見的運動，它以打倒所謂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為代價，成功地阻止了黨內對毛澤東自發動大躍進運動以來種種嚴重錯誤和倒行逆施的批評、批判，也正是由於這次黨內鬥爭，毛澤東和中共的左傾政策和路線更加變本加厲，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廬山會議進行之時吳法憲並未與會，而是和空軍副司令王秉璋赴大連療養，但是吳隨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有些內容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思考。
據吳的回憶，廬山會議還未結束時，空軍司令劉亞樓給吳打了電話，異常興奮地告訴了吳會議的一些情況，特別是毛澤東決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亞樓為何對此如此高興？吳認為這主要與彭德懷和劉亞樓之間關係緊張有關，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劉亞樓和空軍系統有看法，並常持批評態度。吳舉例說，空軍內部丟失了一個筆記本，記載了空軍後勤部門一部分的“五年計劃”，彭德懷大為不滿，多次指責批評空軍領導，一次還罵到吳的頭上，彭不僅指責空軍，連負責公安的羅瑞卿也一起罵了，甚至將狀一直告到毛澤東處。如果僅僅丟失了一個筆記本何至於彭德懷如此興師動眾地抓住不放呢？吳認為，這是由於歷史上彭領導的紅三軍團與林彪領導的紅一軍團曾經發生矛盾所致，特別是對當時羅瑞卿、劉亞樓這幾個紅一軍團的主要骨幹和代表人物不滿，以致日後彭德懷借題發揮，在彭主持軍委工作時對羅劉等人常持批評態度。
羅劉對彭之態度與對林的態度則決然相反，羅劉在歷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紅一軍團的主要幹部，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就形成了堅定的友誼，林對羅劉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共建政之後，林羅劉三人雖不在一起工作了，但還是經常見面，關係如故。這種在戰爭年代沿襲下來的友情與關係自然異常穩固。林彪上台主持軍委工作，提議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主持軍委辦公會議，成為軍隊的關鍵重要實權人物，實乃順理成章也，羅劉對林的上台當然高興。
據吳的回憶，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彭黃，也是採取人人發言，個個揭發的方式，劉少奇、陳毅、林彪等相繼發表講話，劉少奇給彭定調為“右傾機會主義”，彭有野心要奪權。然後分組批判彭黃二人。吳對黃克誠的揭發，只有一條對黃頗有傷害。吳認為黃有本位主義，原來黃在新四軍三師工作時，曾有一些剩餘的黃金，後來黃走到哪裡就帶到哪裡，從東北到天津，后又帶到湖南。吳的本意是，黃應將這些黃金上交給上級部門，而不應一直帶到湖南。然而，這一“揭發”日後卻成了黃貪污的證據，令黃痛苦不已，實也違背了吳的本意。吳在回憶錄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會議開了幾天後，羅瑞卿來到黃克誠組，厲聲責問黃為何造謠說長征途中羅殺了紅三軍團的人，黃說是鍾偉所言，鍾偉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為黃作證的確是羅下令將紅軍中掉隊走不動的人打死。吳法憲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當時只有鍾偉一人不避個人前途之安危出面為黃克誠作證。在這種形勢下，吳也不得不“揭發”黃的問題，此後吳還參加了軍委批鬥鄧華、洪學智的會議，吳本人卻沒有再揭發此二人的問題。顯而易見，羅瑞卿在這場批判彭黃的鬥爭中是多麼積極、賣力。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從中共黨內軍內鬥爭的情景來看，所謂揭發的問題大多是牽強附會，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將某人划為“反黨集團”，別人就不得不群起而攻之，牆倒眾人推，人們只有揭發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現出對黨和對毛的忠誠。吳法憲自己感嘆說：“從這麼多年的黨內鬥爭歷史來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過是一種角色的轉換，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變成挨斗的。十年動亂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妙哉斯言，善哉斯言。
七千人大會與林彪的講話
1962年初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來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委、縣委等負責幹部，達七千人之多，故稱之為“七千人大會”，這也是中共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超大規模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針對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加以總結，以便清理左的錯誤，統一全黨認識，進一步落實“鞏固、充實、調整、提高”的政策。顯然，這次會議即使不是明確針對毛澤東而來，至少也要針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政策，扭轉這些人為造成的極左局面。顯然這次大會的主基調就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而劉少奇帶領一班人搞出來的報告更讓毛澤東如坐針氈，由此，毛澤東開始表態反擊，不僅認為該報告只看到現象，沒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報告，當場給劉少奇等人一個難堪。
林彪在1月29日發表了一個講話，對毛澤東大肆吹捧，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的讚賞。林彪這個講話長期以來被人們所詬病，指其為無原則的替毛解圍，實乃為虎作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此事，林彪的講話當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的正確所為。可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背景，即林彪為什麼會在這種場合發表這樣一通講話，林彪的真實想法又是什麼？吳法憲的回憶給了我們一個可信的答案。
軍隊作為一個整體雖然有相當一批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但是軍隊代表們的看法與地方幹部就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有明顯的區別。一來軍隊講究紀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沒有上級領導的指示，軍隊代表通常是不會主動發言的。其次，軍隊的主要領導人，包括林彪和幾個老帥們以及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對軍隊的幹部們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亂髮言。軍隊並未卷進地方的工作，大躍進、大鍊鋼鐵都沒有軍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氣”的問題。再次，軍隊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講講話，其中不僅有老帥們還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人。吳回憶說：“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只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歷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只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面。這一說，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這些情況都是空軍司令劉亞樓告訴吳的，而當時劉亞樓與林彪的關係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講話后，劉亞樓高興地對吳說：“林總願意出來講話了，我們都認為只有他出來講話最好。”
林彪講話的大致內容，現今大家都已知悉，此處就不贅述了。林彪的講話和後來毛澤東的講話成功地扭轉了會議的氣氛，毛澤東雖然作了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但是極左思想的根子並未觸動，當然更談不上從體制的角度予以制約、預防。劉少奇後來重新搞出來的報告實際上已大大後退，但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樣看待此事的呢？吳法憲回憶說：“林彪講話后，軍隊的幹部們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講話講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這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由此可見，林彪並非沒有自己的見解，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完全清楚黨內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識到毛澤東的失誤所在，但在毛劉關係緊張和中央上層出現裂痕之際，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黨內大局”的面前選邊站在了毛澤東的一側。林彪的選擇在關鍵時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說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時也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抹不去的污點。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動
文革當中周恩來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個引人關注的話題。海外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國內則有劉武生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周恩來在國內一直是個正面形象，對於周恩來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國內史學界大都認為周恩來以各種方式抵制了文革錯誤路線，與林彪和江青集團作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不得不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吳法憲以其親身經歷提供給我們許多事例，有助於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周恩來在文革當中所起的實際作用。
（1）周恩來推薦林彪接替劉少奇在黨內的職務。周恩來在1967年秋天告訴吳法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對準劉少奇。毛澤東問周恩來“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周恩來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毛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1966年8月7日晚吳法憲接到周恩來電話指示，第二天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接林彪回京。周還特別交代說“要絕對保密。這件事，只准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當接林彪的專機抵達機場飛機滑行到機場在跑道一頭停下時，周恩來立即登機面見林彪，汪東興代表毛澤東也趕到機場，周汪二人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此處吳的回憶有誤，據《毛澤東傳》，林彪是8月6日被專機從大連接回北京的。）
（2）1966年8月8日周恩來親自向軍隊主要領導人打招呼，傳達毛澤東的“大字報”精神。與會者除吳法憲外，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肖勁光、蘇振華等人。周恩來將毛的“大字報”向眾人連續念了兩遍，並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
（3）周恩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1966年10月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與會的各地幹部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會議開了許多天卻效果不彰。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吳法憲回憶說“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造反派的與會終於在會上掀起了批劉高潮。
（4）周恩來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是毛澤東對付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銳利武器，毛澤東靠著這批“革命小將”的敢打敢沖，迅速擊潰了黨內當權派的勢力。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紅衛兵，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對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周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吳法憲回憶說“每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要做大量的具體組織工作。據我所知，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說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門一個額外的沉重負擔。接見之前，周恩來每次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研究組織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們這些跟著周恩來做具體工作的，也經常要忙上幾天幾夜。”由於運輸系統的飽和和巨大困難，周曾請示毛澤東對串聯人數加以限制，但是毛澤東卻堅持搞大串聯不變，周恩來不得不召集國務院、北京市和軍隊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澤東在西郊機場接見紅衛兵，由於機場跑道不夠長，周恩來親自布置，軍隊連夜施工，臨時擴展機場跑道，兩側各延伸250米，並築路修橋，以便大隊人馬順利通過。毛澤東接見完后，由於散場時過於擁擠，有幾十人被擠傷，周恩來立即命令吳法憲將這些人送到空軍和海軍的醫院，周恩來還親率吳法憲等人前往慰問。紅衛兵大串聯到了井岡山，由於山上沒有足夠的糧食，學生出現斷食現象，周恩來緊急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人群眾蒸饅頭，做麵包、餅乾和點心，命吳法憲派空軍飛機向井岡山空投食品，前後持續了半個多月，才使大多數學生免於餓死。
（5）周恩來對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31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檢閱車輛，毛澤東與賀龍為第一車，林彪是乘第二輛車。但這次檢閱的照片要登報時卻出現了問題，即如何在報上予以說明，最後周恩來發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詞，以突出林彪的地位。“親密戰友”一詞也由此傳開，為報刊廣播廣為使用。吳法憲回憶說“在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我聽到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說副帥如何如何。最後，這稱呼成了他的口頭禪，不稱‘林彪同志’，只說‘副帥’。”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這些內容僅僅是吳法憲回憶中的一小部分，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實際上還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證諸這些史實的目的在於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絕不是“抵制”和“反對”了文革運動，相反，周恩來是積极參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沒有周恩來所起的關鍵作用，文革運動很難這麼聲勢浩大、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也實在看不出周恩來是如何與“林彪、江青集團作堅持不懈的鬥爭”的，周恩來積極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來也絕非“說了違心話，做了違心事”這麼簡單，這一說法無非就是為周恩來的文革所為作開脫。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周恩來是毛澤東大搞文革運動的“總參謀長”，是保障文革順利進行的“總後勤部長”。
林彪與軍隊文革之關係
長期以來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醜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蓄意搞亂全國全軍，以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這種觀點也是國內史學界最為流行的說辭。然而歷史真是這樣嗎？吳法憲在其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資料，有助人們進一步釐清這段歷史，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吳法憲回憶說“在軍隊怎樣搞‘文化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矛盾和衝突。”“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為地方的事，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面對風起雲湧的文革風潮，林彪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林彪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師生可以分期分批來京接受毛澤東檢閱，但檢閱后必須立即返回原單位；第二、來京后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由領導帶隊；第三，來京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準到外面去串聯。林彪還於1966年10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被毛澤東和整個形勢逼出來的，該指示雖然也說軍隊院校的文革運動要與地方一樣，按照十六條規定辦，但該指示還說“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盡量對軍隊院校師生的文革活動予以限制。
（2）林彪對文革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採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態度。由於軍隊院校的不少學員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衝擊國防部，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機構，號稱要揪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副總參謀長李天佑。總政主任蕭華等請示葉劍英后，打算嚴肅處理，對於鬧事的頭頭還要抓捕。但是林彪沒有接受這些建議，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對這些學員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做好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為稍有不慎，就會釀成事故甚至悲劇，林彪寧可採取克制政策。
（3）利用開軍委擴大會議之機保護軍隊的幹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軍委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的本意是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接來北京予以保護。林彪還規定，不經過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單位，另外林彪也想讓與會者集思廣益商討對策，以穩定軍隊，盡量減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林彪委託葉劍英主持會議，葉劍英每天都向林彪作彙報，周恩來也常來與會。會議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第二個文件就是著名的“軍委八條命令”，這是林彪口授，並爭得其他幾位老帥得同意后，報毛澤東批准執行。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個文件就是《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得幾項規定》，軍以上機關的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一律不許自下而上奪權。軍以下機關則堅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進行“四大”。此外，會議還制定了其他文件，如《關於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於外出人員串聯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於重申切實執行軍委二月八日決定的通知》等等，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文件都是葉劍英向林彪彙報，並由林彪與周恩來共同領導制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盡量減少“文革”對軍隊的衝擊的指導思想。
正是由於林彪和軍委其他老帥們的共同努力，軍隊的局勢得到控制，穩定的軍隊後來通過“三支兩軍”穩定了全國的局勢。總的說來，軍隊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護了一批老幹部。也使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同時也減少了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穩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斷的工農業生產得以逐步恢復，使全國的交通、金融、建設等各項工作得以正常運行。事實上軍隊系統正是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強柱石。
吳法憲總結說：“林彪倒台後，有些文章說：林彪是個反軍、亂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煽動在軍隊搞全面‘四大’，拚命想把軍隊搞亂，等等。這個說法顯然極不客觀，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林彪是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他為什麼要一心把自己搞亂？這個說法于理不通，也絕不符合事實。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突。”
僅就穩定軍隊這一點而言，林彪功不可沒！
誰應該對劉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負責？
翻開1980年11月2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我們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內容：“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藉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該起訴書列舉了受誣陷的黨和國家名單：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三十餘人的名單。似乎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誣陷都僅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為。然而歷史真的是如此之簡單嗎？
奪權鬥爭首先是從上海開始的。1967年1月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赫市長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吳回憶說“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面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毛的號召下全國範圍內開始了風起雲湧的奪權活動。吳說“這些情況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
與軍隊幹部相比較，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幾乎無一倖免地受到衝擊，而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劉少奇等人。吳法憲回憶說“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於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一段時間里，他還是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絕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關於陶鑄的被打倒，吳法憲回憶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志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於陶鑄的講話，並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鑄。”
關於彭德懷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彙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面手法，彭德懷與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了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周恩來聞訊后，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彭德懷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期間還給毛澤東寫信。吳認為“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還寄託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元帥是文革中軍內被迫害致死最高級領導人之一。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后，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〇一醫院逝世。”
關於賀龍之死，過去官方的喉舌無不歸結為林彪的迫害，可是為什麼林彪要迫害賀龍官方卻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只好說賀龍是林彪篡黨奪權的障礙。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對林彪的威脅，林彪有什麼理由與賀龍過不去呢？再說，涉及賀龍這一級別的幹部只有毛澤東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顯然，賀龍的倒台與林彪的關係並非如官方說的這麼簡單。吳法憲回憶說“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麼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過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顯然，那些所謂的揭發材料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只是這些“揭發”被專案組上綱上線，擴大成了賀龍反毛的罪證。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一番講話，也提及了賀龍的問題，毛澤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毛澤東特別提及的揭發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鈞、許光達、廖漢生都是賀龍自己的親信。毛澤東的態度最終決定了賀龍的命運，這些又豈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後來將劉少奇等領導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責任全都歸罪到林彪頭上，實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毛澤東作開脫。林彪文革中並非沒有錯誤和責任，但是將原本不該林彪負的責任加諸在林彪身上當然是極不公正的，這是我們必須予以指出的，而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資料。
“楊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較為複雜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釋清楚。以筆者愚見，“楊余傅事件”就是一個懸案。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官方的一家之言當然不用說了，官方只是將一切罪過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學界之所以解釋不清這段歷史，關鍵還在於沒有把握住該事件的本質，有些關鍵的史料未曾披露，而當事人在事後由於受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諉或掩飾其中的重要情節，迴避了自身的問題，故無法客觀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來越撲朔迷離。楊成武事後所寫的《楊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筆者的看法，所謂“楊余傅事件”，其實就是“楊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綁，受到楊成武的牽連。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楊成武其人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就無法解釋“楊余傅事件”的原委。那麼吳法憲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價值的資料呢？筆者在此羅列如下：
（1）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對楊十分器重，1965年12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下台後，楊成武榮任代總參謀長。1967年9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當了辦事組組長，相當於軍委秘書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葉群曾親自安排楊成武的女兒楊毅到《空軍報》工作，可見林楊兩家關係之密切。
（2）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辦的事，楊成武都儘力完成。1967（1966年？）年11月江青曾要楊成武去上海將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資料帶到北京，事後該箱資料被存放在軍委的京西賓館。在江青的指示下，楊成武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將該資料燒毀。1967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寫一個“兩條路線鬥爭史”，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都表示同意，於是責成楊成武出面完成，楊成武專門搞了一個寫作班子，幾個月後提綱草稿完成。吳法憲一看提綱，裏面只有三個人：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吳法憲極為詫異，問楊“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能行嗎？”楊悄悄告吳“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但是該提綱被毛澤東否定，寫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3）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作了一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楊成武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后，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楊成武曾興高采烈地對軍委辦事組同仁說“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后，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由此可見，楊成武自己是多麼重視該文的發表。然而不久，此文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麼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於相對的東西之中，就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垮下來。”毛澤東的批示轉給了周恩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轉發給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等。顯然，毛的批示對楊極為不利。
（4）1967年底，江青和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場，但是楊成武因為太忙忘記了此事，結果林彪和葉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現場不依不饒，非要林彪前來參加，林彪被從睡夢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賓館看節目。此事引起葉群的惱怒，為此大罵楊成武和吳法憲。
（5）楊成武的女兒楊毅與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了緋聞。吳法憲讓王飛等人與單世充談話了解情況，但王飛等人未得到吳的許可竟然將單世充關押起來。當時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分成兩派，一派是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周宇馳，還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黨辦的科長衛球，包括吳法憲和余立金的秘書。王飛等人有林立果和葉群的支持，衛球則有楊成武、余立金支持。吳法憲夾在中間好生為難。而此時余立金倒向了楊成武，並向林彪告狀。林彪對此事的態度是堅決支持了吳法憲，林彪認為余立金等人是要奪吳法憲的權，所以要吳堅決頂住。
（6）1968年3月23日凌晨，吳被叫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在場者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澤東見到吳法憲即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隨即決定撤換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一職，林彪推薦了黃永勝。對於如何處理余立金，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與楊成武關係密切，傅長期以來都在楊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還有闖釣魚台的記錄，為了防範，最好也動一動。毛澤東也同意江青的建議。會議隨後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7）周恩來立即採取措施，第一，命吳法憲派飛機立即接黃永勝進京，周親自談話。第二，周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去楊成武家，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由林周等人談話。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談話，並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瀋陽。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決定在3月23日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傳達中央對“楊余傅”問題的決定。
（8）在人民大會堂，林彪與楊成武談話。林說楊的錯誤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林彪特彆強調“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林彪還命吳法憲派飛機將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江青還提議將余立金夫人陸力行一起收審，陸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陸的姐姐保管。結果陸力行也被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
（9）3月23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林彪奉毛澤東命講話。吳法憲回憶說“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事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作了講話，周恩來則表示完全擁護，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為在楊成武的後面可能還有黑後台。
吳法憲最後說“‘楊、余、傅事件’發生后，我曾經冷靜地想過，要說楊成武通過余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為理由就撤換了他的職，太過牽強，也太過嚴厲。至於逮捕余立金，以致牽連了他的妻子陸力行，那就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裏面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麼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從吳法憲的會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1）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愛將，軍委辦事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楊成武主持，倆人關係非常密切。林彪並無意打倒楊成武。
（2）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吳法憲甚至說“江青叫他辦什麼，他就辦什麼。”可見江楊關係非同一般。
（3）所謂楊成武女兒與余立金秘書的緋聞，不足以構成楊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只有涉及到權力的轉換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裏實際上就涉及了楊成武與吳法憲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間接地形成了楊成武與林彪的矛盾。這一點恐怕才是楊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這一點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未能釐清這一矛盾。如果僅僅是兒女情長產生的矛盾，將有關人等調開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採取過激的行為。如果我們再深一步追問，軍委辦事組內部存在著矛盾，只是這一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其根源何在？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說，林彪拉他入夥，楊不幹，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這一說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愛將，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入夥”的問題。以筆者愚見，楊成武是整個事件的關鍵，只有搞清楊成武的所作所為才能解釋此一事件的原委。筆者傾向於認為，楊成武逐漸倒向江青，在林彪與江青之間腳踩兩隻船，這才是矛盾產生的根源。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有價值的資料，徹底解開“楊余傅事件”之謎。
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分裂
由於中共官方多年的宣傳，人們一提起林彪和江青，總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話來說，就是：林江在做賊方面是一致的，分贓上才有了矛盾。這種提法為日後“兩案”的審判定下了基調，也成為當局多年來任意曲解文革史的準則。以筆者目力所及，大陸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學者以及一些多少有點自己觀點的非官方史學研究者都很難跳出這個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狹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資料，往往出現一些閉門造車、隔靴搔癢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科研成果”。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關係，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後來出現的廬山會議的鬥爭和“913事件”的發生，這絕不是所謂“分贓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著異常深刻的背景，探討這些關係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揭開歷史深層的內涵。
對於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吳法憲的回憶錄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線索。筆者現作如下歸納：
（1）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矛盾激化。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后，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和吳法憲，並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但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以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都受到江青的阻撓，最後周恩來不得不請示毛澤東，才使黃永勝成行。周恩來關照陳伯達去機場為黃永勝一行送行，回國時也去迎接。但由於江青的反對，陳伯達竟然不敢赴機場迎送。可見江青的霸道。周恩來亦曾率黃吳等人去江青處表示團結，但卻遭江青破口大罵。這些早年與毛澤東出生入死的老將軍們竟然遭江青如此荼毒，軍委辦事組的人怎麼能不聯合起來與她斗呢？
（2）李必達事件。李必達原為溫玉成的秘書，后李給黃永勝當秘書。由於軍委辦事組諸人厭惡江青，難免自己內部議論江青等人。李必達作為黃的秘書，卻悄悄記錄下黃永勝等人的言論，寫成小報告，通過溫玉成送給江青，以證明黃等人是“反對江青同志小集團”。江青將此小報告轉交毛澤東，但是毛並未特別在意，只是轉給了林彪，林彪又轉給黃永勝。李必達想通過賣主求榮，賣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賞識。但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李必達的野心沒有得逞。這也反映出雙方矛盾的加深。
（3）溫玉成立場的轉變。溫玉成原本是廣州軍區的副司令，黃永勝的部下。黃進京當了總參謀長，溫玉成也進京當了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但是由於江青的刻意拉攏，溫玉成立場發生轉變。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溫玉成對軍委辦事組會議，要麼就是不參加，要麼就是唱對台戲。看到這種情況，我對黃永勝說：‘溫玉成變了。’”當黃的秘書李必達將告密信送交溫玉成時，溫玉成竟然讓李直接送信給江青。此事明顯暴露了溫玉成立場的轉變，也顯示出江青意圖在軍內尋找代理人的某種程度的得逞。鑒於溫玉成的轉變，林彪日後將其調到成都軍區任職。溫玉成後來兩邊不討好，頗多磨難。這也表明那種腳踩兩隻船的人是很難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東興倒向林彪。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實際上倒向了軍委辦事組，並成為林彪、葉群的重要耳目。汪東興之所以倒向林彪，吳法憲認為“是因為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而“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把汪東興當成她的出氣筒。”“正是由於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也就基本上與我們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這個汪東興，毛澤東那裡的一舉一動，汪東興了如指掌，汪時常給軍委辦事組和林彪通氣，林彪這邊就能及時掌握有關信息，採取相應的對策。這也成為後來林彪及軍委辦事組在廬山會議上出面打擊“上海幫”的一個重要因素。
（5）江青意圖整林彪。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即席講話，談了世界歷史上發生的幾次文化革命運動，如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等，藉以說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意義。而九大之後，江青等人意圖批判林彪這個講話，說林彪的講話沒有突出階級鬥爭。江青幾次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批判林彪講話，遭到黃永勝等人的拒絕。林彪對此並不在意，只是說“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麼名堂。”江青等人看無法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圖搞一個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來、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的反對，江青的意圖未能得逞。
（6）江青等人試圖整周恩來。一件事是：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歷”，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甚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江青手中，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彙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彙報。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只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從以上這兩個事例來看，面對江青等人的整人伎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澤東。
還有其他一些事例，這裏無法一一詳述。筆者只是想指出，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內，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對這些挑釁，林彪不願像周恩來那樣忍氣吞聲，唾面自乾，而是要作出適當的反應，要對江青等人的破壞中央工作的活動予以批評，對他們的為所欲為要有所制約，這才是鬥爭的實質所在。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
關於廬山會議的鬥爭，筆者曾經寫過專文，發表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題目是《再論1970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對於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作了分析和探討。今年明鏡出版社又出版了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讀了《吳法憲回憶錄》后，感到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1）林彪在是否講話問題上有過反覆。多年來官方的喉舌們都是眾口一詞：林彪在會上搞突然襲擊，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實，林彪的講話事先爭得了毛澤東的許可，毛還叮囑林說，可以講話，但不要點名。但是吳法憲回憶說會前曾去看望林彪，葉群對吳說“明天上午開大會，林總就不準備講話了。”吳在林彪處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計劃好了打擊“上海幫”，在這個節骨眼上，應該及時向自己的親信們透露一些風聲，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吳法憲等人也好有個思想準備。吳法憲回憶說當開幕式上毛澤東宣布由林彪講話時，吳法憲的感覺是“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為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林彪不講話的。”為什麼林彪的態度有了這麼大的轉變？這是一個應該予以重視的問題，是林彪自己會前臨時改變了主意，還是聽了其他人的建議而出面講話？
（2）誰說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來越清晰。汪東興在九大前後就已倒向林彪，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異常密切，毛澤東的談話甚至私情都向林彪這邊透露，在打擊張春橋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汪東興都積极參与，並在會上會下活動頻繁，這句著名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就是出自汪東興之口，汪在華北組討論時更是高調支持林彪講話，擁護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同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會議的第二天，吳法憲只是建議討論林彪的講話，可是汪東興卻建議與會代表重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唯恐與會者聽不出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沒有汪東興的積極活動，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激烈倒張（春橋）活動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3）康生的追查與周恩來的保林。8月26日和27日康生連續兩天找軍委辦事組談話，康生要追查“軍事俱樂部”，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樣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否認康生的指控，周恩來則說“我們只是把情況弄清楚，大家都冷靜些，現在不評論是非。”為了保護林彪，周恩來要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並說“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統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林彪告訴吳說康生和周恩來都到林彪處，康生指責吳法憲造謠，而林則堅決保吳，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繫。”林彪甚至不同意吳作檢討，並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還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但是由於有周恩來的作用，吳法憲還是寫了一個簡單的檢討。
（4）是陳伯達威信太高還是林彪威信太高？8月31日毛澤東指示全會開始批陳伯達，毛澤東說：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全會由此開始批陳，“上海幫”齊上陣，對陳伯達狠揭狠批，隨後陳伯達就失去了自由。毛澤東此時借所謂批陳達到殺雞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說“陳伯達威信太高”，實際上是說“林彪威信太高”。吳法憲回憶說“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佔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佔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剷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這的確是毛澤東日後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毛澤東的南巡和吳法憲的醒悟
關於毛澤東的南巡，筆者曾撰文專門予以探討——《毛澤東的南巡與倒林陰謀》，網友們如有興趣可去本壇（“林彪、軍隊、文革”）本人文集閱讀。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南巡集毛所有陰謀之大成，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澤東在南巡中首次發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一罪名，而且這一罪名直到現在還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綱上線，預置林彪于死地而後快：毛南巡中宣稱廬山上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表明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三）撒謊欺騙：明明軍委辦事組幾人的檢討已被毛澤東認可通過，可是轉眼就說“中央還沒做決定”，林彪曾多次求見毛澤東，毛就是不見，南巡中卻煞有介事地說，“他們不找我，我還要找他們”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卻干這種下三濫的勾當；（四）分化瓦解：凡是與林彪有過較為密切接觸的黨內高幹，毛澤東都要打預防針，連許世友這樣非林系幹部，毛都不忘嚴辭警示。
吳法憲將軍多年後對此有極深的感悟，筆者願在此原文照錄：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余年後，看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面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麼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上，經毛澤東親自批准，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總結。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面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面他卻說什麼‘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面不講，或者是只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面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面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裡。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一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是薄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只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葯醫不死病，死病無葯醫；說嘴郎中無好葯，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麼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吳法憲將軍從十五歲起就提著腦袋跟著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在若干年後能有此醒悟，難得啊！吳將軍說得還太客氣了，毛澤東豈止是“言行不一”，毛澤東根本就是兩面三刀、翻雲覆雨、大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裡手，毛澤東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等人豈是毛澤東的對手？林彪死後，毛澤東正好嫁禍林彪和軍委辦事組諸人，使他們成了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澤東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個事實：毛澤東自己凌架于黨和國家之上，中共猶如中國封建幫會裡的毛家祠堂，而毛澤東就是這個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誰要是觸犯了他，對他搞的文革稍有異議，誰就會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澤東就要想方設法除之以絕後患。
關於林立果的幾個問題
林立果的情況在吳法憲回憶錄中只佔很小的分量，筆者認為還是應該對林立果的問題作個簡單地敘述。筆者曾撰文《重評“五七一工程”紀要》，刊登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對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紀要》作了一些分析。通過閱讀吳將軍的回憶，筆者對林立果的問題有了一些新的思考，這裏也作一簡單概述。
（1）林立果到空軍。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1966年文革運動興起后，學生也不用讀書了，葉群就打算將自己的孩子送進軍隊，這樣比參加社會上的一些活動要好。1967年初葉群向吳法憲提及此事。於是吳法憲將林立果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任秘書，同時指定周宇馳、劉沛豐予以幫助。半年後，葉群又提出空軍能否培養林立果入黨。吳法憲答應讓周宇馳這個老黨員注意加以培養。不久，周宇馳就報告吳法憲發展林立果入黨的時機已經成熟。隨後吳法憲和周宇馳作為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在空軍黨辦支部會議上正式發展林立果入黨。葉群知道后表示滿意和高興。此後葉群常常過問林立果的事，有時還通過林立果直接插手空軍的事情。
（2）林立果的任職和“講用報告”。1968年夏空軍黨辦主任王飛等人向吳建議說，林立果到空軍已有一年，學習努力工作也有成績，現在林立果希望到空軍的基層鍛煉一下，搞一些調查研究，為空軍領導收集一些資料，提供一些意見。吳法憲對此也表示支持，並要王飛成立一個調研小組，以調研組的名義到下面去活動。事實上，吳法憲因為工作太忙，並未具體過問過該調研小組的情況。1969年10月葉群又向吳法憲提出是否可以讓林立果兼任作戰方面的一些工作，從中也可研究和學習空軍的戰術及技術，也可直接向林彪彙報。吳法憲和空軍黨委主要領導人商量后同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黨辦副主任兼作戰部
副部長。任職命令下達后，吳法憲曾在一個私下的場合對林立果說，今後可以放手工作，有關空軍的建設、科研技術和航空工業等問題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報告，林立果可以在空軍調動一切、指揮一切。吳的這番話對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勵，期望林立果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是後來周宇馳等人有意將此番話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響。“學毛著講用報告”是文革時代一個時髦的特色，誰作了這種報告就說明誰毛著學得好，誰就是本單位的標兵、榜樣。林立果那時也不例外，也積极參加了這種形而上學式的講用活動。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二級部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這一報告，報告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問題、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中國要強盛的問題。對於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吳法憲認為雖然總的說來還不錯，但個別地方還值得推敲，所以應該收回不宜印發，此議還得到了葉群的同意，但是後來該報告還是被空軍黨辦的一些人廣為傳播，將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罷不能，搞得吳日後頭痛不已。
（3）林立果在空軍的一些活動。1970年林立果在空軍基層蹲點后，搞了兩個調查報告，提出有關空軍建設的十個問題，建議研製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這兩個報告得到毛澤東與林彪的同意后，空軍黨委還對此作了專門的討論。此外林立果在廣州空軍搞了一個“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吳法憲看過覺得有說服力，於是上報總參。這個材料還得到毛澤東、林彪批准下發，並在空九師開了一個現場會。據吳法憲後來所知，林立果在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據點”，林立果和周宇馳翅膀硬了起來，不太聽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吳法憲感到空軍黨辦有些失控。吳回憶說“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確實比較老實，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馳等人的影響下變了，變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為了。他背著空軍黨委、背著我，搞了那麼多的活動。林立果的這些活動，我當時不知道。至於這一切的內幕我就更不知道。燈光燭影，千古之謎。這一切只有留待後人去查證了。”
筆者認為，林立果作為林彪的兒子，文革期間在軍隊中有著天然的優勢，眾人都是眾星捧月般地供奉著他，這並不是因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麼優秀，而是他背後的那種勢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覷，對林立果的態度就是對林彪的態度，甚至也可以說是對黨中央的態度，此乃專制國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參軍、入黨和提干都大大異於普通人，他們手中擁有著有形和無形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連吳法憲這個空軍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時都莫可奈何他們，更何況地方和軍隊的基層幹部人員，他們自然對林立果敬若神明，言聽計從。看看時下的中共太子黨們，難道不是也個個都會充分利用這一天然優勢來求發展？此蓋莫能外，不獨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間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活動，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子女們，如李敏、李訥、毛遠新都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通過造反奪權運動一步登天。與毛家相比，林立果強他們百倍矣。林立果在空軍搞了一些科研活動，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對外國軍事實力的研究，通過調研小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發明創造。對於如何提高空軍的整體實力，林立果也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議研製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以及“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等，這些都不是坐吃乾飯就可搞出來的東西，而是要腳踏實地作研究的結果。筆者曾看過葉挺兒子的一個回憶，談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飛機的研製，特地請了一些科研機構的人共同協商，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工業實力不行，造不出此種類型的飛機發動機，所以林立果的這個動議根本無法實現。但是這也說明，林立果的確是動了腦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業的。
空軍對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個時代的一個寫照，也是中共搞宣傳的常例。中共建政以來樹立了很多此類榜樣，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有雷鋒、王傑、歐陽海、劉英俊等等。這些人都是通過大樹特樹搞起來的“英雄人物”。空軍黨辦內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過搞“學毛著講用報告”樹立林立果這個新榜樣、新標兵。撇開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內容，林立果還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問題，並不是只講學毛著談體會和大搞運動，而是強調如何使中國強盛起來，儘管這些內容顯得口氣太大，吳法憲認為“如果由林彪來講還比較合適”，但總的說來，人們沒有理由據此將林立果看成是心懷鬼胎專幹壞事的“壞人”。
關於吳法憲所說的空軍黨辦內部失控的問題，筆者認為，周宇馳等人“挾林自重”，自以為林立果可有林彪為後台，不把吳法憲這個頂頭上司放在眼裡，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戲。但由此就證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動，顯然也是證據不足。中共在“913事件”后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無非就是林立果在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謂“據點”，這些“據點”里的那些“罪證”，現在看來不過就是一些攝影、錄音器材，有些還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還有“水陸兩用汽車”，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這些都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軍黨辦的秘書陳倫和回憶說“1970年4月，我從陝西的空軍二炮學院調到空司科研部資料翻譯處任翻譯，主要工作是編譯外軍軍事技術資料，供空軍首長參考。曾記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會議室，部長魏堅向大家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揚林立果在空軍搞科研，誇獎他敢想敢闖，專門寫了批示，還與他一起合影。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部里的大會，印象尤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澤東所表揚的那樣，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國外的軍事和技術雜誌，掌握動態；不斷地給王永奎、許秀緒等人布置技術項目（如：彩色電視接收、飛行儀錶的地面報警；電話機長途通話的增音等）的課題；還進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電器。由此產生大量的翻譯任務，而且進度很緊，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裡，我就帶上一紙箱的詞典和書跟隨到哪裡工作的狀況。在這一年裡到過廣州、汕頭、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滬期間未隨他去過蘇州和杭州。”至於中共在“913事件”后指責林立果要搞政變殺毛一事，現在再看此事，最多不過就是一個“荊軻刺秦王”的室內設想而已。陳倫和回憶說“雖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卻從未向我透露過他欲謀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陰謀’或《“571”工程紀》。……我見到的他平時不喝酒、不抽煙，不講究衣著外表，好象整天忙於工作和學習，平日還督促我學馬列，記得當時批陳（伯達）整風的要求發給我《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六本馬列的書，叫我認真學習……我認為他是緊跟毛主席的。”筆者認為，林立果其實也被中共妖魔化、臉譜化，如果《“五七一工程”紀要》確實是出自林立果的腦子和手筆，那麼筆者不得不讚歎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紀要》里的超前思維，鄧小平後來上台搞的否定文革和毛澤東極左路線，搞改革開放的政策，不過就是林立果當初設想的翻版。現在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否定林立果的大胆和先驅的思想解放呢？在宣揚實事求是的今天，人們是不是也應摘下有色眼睛重新認識林立果其人，拋棄那些妖魔化的臉譜，還林立果一個公道？
結束語
迄今為止，本人就《吳法憲回憶錄》下冊已連續寫了二十一個系列，前後歷時整整三周時間，到現在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由於平日工作繁忙，讀書寫作的時間有限，下筆難免倉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掛一漏萬，還有一些重要內容沒有來得及充分展開論述，所以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然而，筆者本著嚴肅認真的態度，就文革史上的諸多問題，結合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寫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些隨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更多的是闡明歷史的發展過程，追尋其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盡自己最大的可能還原歷史的原貌，將吳將軍回憶中那些有價值的內容傳達給讀者，使那些尚未讀到此書的朋友們對此也有初步的了解，為日後的閱讀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參考。
以筆者對文革史的了解，吳法憲將軍的回憶錄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吳將軍在文革時期親身經歷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軍委辦事組，參与籌備了中共“九大”，並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躋身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與此同時，吳將軍還長期擔任解放軍空軍的主要領導人，參与、領導了部隊的建設和發展，在對敵鬥爭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業績。所以，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為我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當事人的回憶，是我們研究軍隊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
綜觀吳法憲將軍一生的經歷，在中共1949年建國前，吳法憲是中共軍隊中的一員驍將，經歷了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戰爭年代，具有傳奇性的革命戰鬥經歷；1949年到1966年吳法憲身不由己地捲入軍內鬥爭的漩渦，而1966年又深深陷入文革黨內鬥爭，以致最後身陷囹圄，受到及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吳將軍並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筆來認真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撰寫了這部八十余萬字的回憶錄，對自己的經歷和文革歷史作了極為詳實的記述。雖然吳將軍的回憶里也有某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作為八十多歲的老人來說這已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了。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長期以來歪曲和掩蓋的歷史，揭示了歷史的真相，所以筆者認為，這部回憶錄的問世足以構成對官方史學一家之言的挑戰，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筆者願就這個機會再次向吳將軍的在天之靈表示由衷的敬意，願將軍的英靈永生！
來源：摘自《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