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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鐵流：被歷史遺忘的右派分子屠殺場
作者：鐵流
1959年10月12日，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視察重慶大學。李井泉是毛澤東的“好學生”，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全國的“右派分子”人數是55萬多人，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數是5萬餘人。另外還有6萬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415”是一個郵政編號，也是一個成立時間的縮寫，其實它是一座斷情奪愛，誅殺青春年華與思想自由的監獄，最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它為什麼要取這麼一個怪怪的番號，其實一點也不怪，“415”表明它成立於1958年4月15日，用它作稱謂既保密又穩妥，不論在哪裡都能收到信件。撕下偽裝的面紗，它全稱叫“四川省公安廳勞動改造局築路支隊”，一個赤裸裸的專政工具。它屬縣團級編製，除政委外，有支隊長、大隊長、中隊長，相當於團下面有營，營下面有連。品種齊全，花樣翻新樣，分工明確，監管到位。品種斉全，它除有所謂正規改造思想與勞動相結合的中隊外，還有專事對“不接受改造”或“抗拒改造”的分子，設有嚴管隊、集訓隊和單獨關押的反省室，我們稱它為“監中之監”。只要“分子們”一進了那裡面，不死也要脫層皮，可想其黑暗暴殘;花樣翻新是指它打人、捆人、吊人和動用刑具上，無所不用其極，僅以銬人來說，就有正銬、反銬、蘇秦背劍銬、足手交差銬，不亦而足。誰說中國沒有發明?這不就是絕妙的發明創造嗎!
支隊下轄一、二、三、四個大隊，每個大隊分管四至六個中隊，另有四個直屬隊(工程、運輸、測繪、醫院)，滿打滿算不少於一萬人，其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佔70%，其它為各式各樣的分子。每個中隊有二百多名勞教人員，獄卒四人，計中隊長一人、管教幹事一人、生產幹事一人、事務長一人。所以稱它是“中國最大的右派流動集中營”，絕對貨真價實，當之無愧。本人就在這個“流動集中營”里羈押勞改了整整四年，故與它“感情深厚”和“載德感恩”，不寫真有點對不起“偉大領袖”毛澤東。現擇其重點筒介如下：
這一萬多名的“勞改分子”，未經任何司法程序(逮捕、審理、判刑)，僅是單位黨委一份處理決定書，就送來這裏“勞動教養”。“勞教”不是判刑，是“最高刑政處分”。被“教養人員”有公民權、選舉權，還有通訊自由與工資，是最革命人道主義的待遇。實際，除了無休止的勞動改造外，就是飢餓與打吊“教民”，只是案板上一塊肉，仍獄卒們煨、燒、燉、煮，你該怎樣?
1958年“反右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勝利“果實”的右派，該怎麼處置?全國一百多萬(官方數字為五十五萬)，四川有十二、三萬(官方是六萬)。馬列主義又有了新的創造發展，這就1957年8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批准的、1957年8月3日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再根據“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精神，“政治思想勝利之花，必然結出經濟之果”，於是才有了“偉人”的“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為了緊跟形勢，擠身政治局委員行列，原訂五年才能打通的大西南通道內(江)昆(明)鐵路，決定提前兩年通車。為了加大力度，省公安廳勞動改造局聞風而動，立即從全省各地市縣的“勞動教養”場所，抽調出一大批青壯右派分子，組成了這支右派築路大軍。我三生有幸，祖上有德，也“光榮”名列其中，險而被危石奪命，刑場飲彈，沒有想到能活到今天?
為什麼中共要組建這支築路大軍，流動的集中營，難道沒有風險嗎?我好久好久才弄明白，第一，流動集中營經濟成本低，省去很多投入;第二，老右們全是溫馴聽話的知識分子，個個馴得像老綿羊，不會有反抗;第三，修築鐵路全在荒山野嶺沒有人煙的地方，縱然打死整死不會有影響。故容易管理，無需修監獄、築圍牆、架電網，甚至不派軍隊守護也能平安無事。
我們像一群敞放的羊，獄卒只需劃定一個警戒線，大家便會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任勞任怨地在那裡勞動。無論開山放炮、挖掘隧道、架橋鋪路，都幹得熱火朝火。因為活著只需一撮糧，死了一張席，“賤民”的命就這麼賎，不值一分一文。為了爭取“摘帽”，為了提前“解教”，在勞動中老右們總是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住醫院，縱然炸過血肉橫飛，獄卒也不會有句好聽的話，因為我們是“有罪之人”。
為了表達的方便，現將各種待遇陳述于下：
工資，每月18元人民幣，含12元的生活費，扣去伙食，實得六元人民幣;
口糧，按工種定量，每月最高為53斤，最低43斤，但吃到肚裏頂多百分之七八十。1958年後降為48斤，為支援“災區人民”再降再減，最後降到不能維持生命線，大批大批死亡出現;
勞動，每天12個小時到16個小時，另有加班加點的“義務”勞動，如完不成任務除扣糧扣飯，外加批判鬥爭;
學習，也叫“思想改造”，每晚兩個小時自辱人格的檢查交待，此後每半月一次小結，一月一總結，半一年小評，一年一大評。還有“向黨交心”，檢舉揭發。否則便是表現不好;
自由，離開中隊100米得向獄卒請假，經批准方可行動，超越警戒線以逃跑論處，不是送嚴管隊便是關反省室;
通訊，寫信回家不得封口，收到的信全被折開;
解教，決定自已改造好壞，與靠攏政府的表現，有的“教”了五年，有的“教”了十年。反正“教”你過“地久天長”，“白頭偕老”;
這就是我們得到的“公民”權利，享受到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
在雲南，修築內(江)昆(明)鐵路，每月還能吃到半斤腌肉;在西昌，修築成昆鐵路，沒肉沒蔬菜，有小球藻(小便培養基)管飽;在廣元，修築廣(元)旺(蒼)鐵路，大家餓得白鶴伸頸，死人事不斷發生……
由於勞累，折磨，大家很快斯文掃地，一個個衣杉褸襤，形同乞丐，偷米混飯，花樣百出，賣衣典物為保小命。奇怪，這五十對一的懸殊，竟無人敢於反抗，個個恭恭順順，人人懾手懾足。鞭子抽，不趵蹄;棍棒打，不吱聲;縱是拉到屠場宰殺，也不叫喊一聲冤枉。悲劇，中國知識分子軟弱無能的悲劇!
其實，不是我們軟弱無能，是這個制度太恐怖，太可怕，太殘暴!你看，到處是刀光劍影，何處不是冷森森的槍口?一言一行有人彙報，一舉一動有人紀錄。在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是黨，黨是政府;法律是毛，毛是法律。你敢怎樣?你又能怎樣?因為你面對的不是單個力量，是毛澤東專政的“機器”。這個機器擁有國家一切資源，警察、軍隊、監獄、輿論、山川、河流，直至人和人的生命。在那個年代，農民要在屋前屋后、田邊地角種棵瓜、栽棵菜，都得經公社批准，否則便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國家的“人民”尚且如此，身負“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皇犯”的我們，敢反抗嗎?
我們這些裝在這個密不透風鐵桶子里的“教民”，嘴巴只能用來吃飯，生命只能用於勞動。修公路，築鐵道，造樓房、架橋架，哪兒能為共產黨賺錢，就在哪兒安營紮寨;哪兒能行使暴虐，獄吏就在哪兒發威。這就是“脫胎換骨”，這就是“思想改造”。
“415”築路支隊，從1958年4月建隊，到1974年12月撤銷，在長達十六年的時間里，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死於飢餓、逃跑、自殺、判刑、槍決的不少於3000人，致傷致殘的在2000人以人。這個“流動集中營”，不但把人變成鬼，還把“教民”當成搖錢樹，用他們的血脂血膏養活著一個龐大的專政機器。要不是那場史無前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使得國家經濟建設癱瘓再也找不到賺錢的活兒;又由於它管理不善而引起的一場大火，幾乎把所有盤剝而購置下來的各種機械設備燒過精光，不然這個吃人血的“專政”怪胎，還可能繼續苟存於““新中國””。
人們不禁會問：既然無圍牆、無電網、無武裝看守，教民遭受到如此非人待遇，為何不逃跑呢?你往哪裡跑，在毛共時代的中國是一座大監獄，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大小監獄中生存掙扎，住宿要證明，吃飯要糧票，縱在路邊一站，往巷道一鑽，不拿工資的義務聯防員把你查個底朝天：姓名、年齡、籍貫、成份、單位、家庭住址，稍有不對，立即鎖拿?飛鳥難逾猴難越，哪有你住腳之處?
勞教隊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外，回到工棚還未喘過氣，便是雷都打不掉的“思想改造”：完沒有完成勞動任務?有沒有不利於改造的言行?相互批判，相互揭發，親痛仇快，何言手足?稍有過失，輕則低頭，重則彎腰，思想高度緊張，精神極端恐懼，根本沒有個人迴旋空間。
每周還得向政府寫一份思想改造的自我彙報，先交待自巳錯誤，然後再檢舉揭發別人，誰說了什麼?幹了什麼?不寫就是不靠攏黨和政府，不寫就是抗拒改造。一當被列為反改造份子，人人監督你，個個辱罵你，天天修整你，夜夜批鬥你。如果你再不服，戴手銬，紮腳鐐，再不送你去集訓隊或反省室單獨關押，大小便喊報告，一行一動武裝跟著。你只能做狗，你只能咬人。
在這特殊的環境里，總要造就特殊的性格。一些人為了得到一句表揚，多吃上一兩糧食，或干點輕鬆的路兒，便大勢出賣靈魂，落井下石，討好乾部，企求早日摘帽、解教。雖然是幻想，仍然要這樣做。心靈的空虛總要尋求解脫，告密就是一種解脫。1961年，發生在“415”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所謂驚天大案，就是周居正、楊應森、魏昭等人，在休息時間議了一下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聯盟和鐵托總統，結果為人告密，竟有二百多位教民逮捕下獄治罪，兩人被殺，三人判處死緩，四人判處無期，其他二十四人，均被判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這就是一樁典型的思想反抗案，也是一樁血淋淋的冤案，至今還未“平反”。
“415”築路支隊，中國最大的右派勞改流動集中營，你吞噬了多少活脫脫的生命?埋葬了多少美麗絢爛的青春?多少家庭在哭泣，又有多少人在呻吟?君不見，“415”，多少白骨無人收?“新鬼含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一）中國還有一個415屠場
如果說，中國甘肅省酒泉市附近的夾邊溝勞教農場是中國右派分子飢餓死亡的“墳墓”，那麼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415”勞教築路支隊，就是中國右派分子的“屠場”。
何以叫它為“屠場”呢?第一，是因為大批勞教右派在炸山鑿洞修築鐵路的勞動中，輕則炸成終身殘廢，重則炸得血肉橫飛;第二，是它以飢鋨、勞累、凍餒的手段，強迫被勞教的右派每天乾著超負荷勞動，致使不少人非正常死亡;第三，是它採用分化瓦解、刑訊逼供的手段，製造了一個轟動全省以至全國的子虛烏有的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驚天大案，最後判處死刑2人，死緩3人，無期4人，有期徒刑14人。這個冤案至今還沒有昭雪。
這個擁有近五六千名右派分子的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415”勞教築路支隊，在“文革”前忽然解散，大約不足一半的人活著回到了社會，其它眾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於飢餓中就是死於工傷，不是自殺便是逃跑，不是被殺掉便是被判刑。生還者的我迄今仍怵目驚心，常有惡夢相伴。屠場，這個撲殺四川右派分子的屠場何時才能曝光清算，寫進歷史?
我作為“415”屠場的倖存者，作為“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一個“成員”，現在把我所知道的情況，追記如下，並以此文祭奠在四川省勞改局“415”勞教築路支隊罹難的右派難友。
（二）還歷史以真實
為什麼這個“屠場”直到今天還鮮為人知呢?一是它高度保密，不讓資料外泄;二是這個“屠場”的倖存者已垂垂老矣，有的人對所經歷的暴虐至今心存餘悸，有的則是不想再觸動這傷心的往事，還有的則是因為輿論封鎖無處表達自己的聲音，但只要有機會有條件，仍然有人無所顧忌地要說話，例如有位重慶的難友就領頭草擬上書，要求中央補發工資，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對右派分子賠禮道歉。這是國內最早的上書者之一。此事早已傳到海外。他們並沒有因為周居正們被殺害於先，就全都嚇得閉口噤聲，相反，大家都想要還歷史以真實，還歷史以公正，還歷史以清白，而且也是要還中國共產黨以真實，以公正，以清白。
為了還歷史以真象，回報“偉人”的“大恩大德”，我這個劫後餘生的“教民”，必須把當時的情況真實地記錄下來，哪怕是冰山一角，也不能讓這段慘烈的歷史就此塵封湮沒。正如山東大學附中難友李昌玉先生說：豬在被屠宰前還要叫幾聲，可我們叫也不叫，就那麼無聲無息地帶著條條鞭痕刀傷去見馬克思，豈不是愧對自己、愧對社會、愧對歷史,欠了一筆良心債么?
（三）四川省的反右派的“豐功偉績”
四川是打右派分子最多的省份，也是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餓死人最多的地方。打右派多，說明緊跟“偉大領袖”;餓死人多，是因為高舉“三面紅旗”。所以由於有“右派多”和“餓死人多”的“政績”，原省委書記李井泉才能扶搖直上當上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儘管共和國的法律沒有懲罰他，冥冥上蒼卻懲罰了他。“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四川最大“走資派”被紅衛兵揪出跪在成都人民廣場遭三十余萬群眾批鬥，爾後老婆跳樓自殺，女兒遭“造反派”暴凌，兒子弊命于“武鬥”。應了民間一句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我想我們的“領袖”也不會如此長眠于天安門廣場吧?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一說五萬，一說八萬，一說十二萬，只有天知道。我的難友李才義在《風瀟瀟，路漫漫》一書中引《當代四川簡史》為50.279名右派。民間有這麼一個傳說，到了“落實政策”的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訴，要求複查自己的右派問題。一次鄧小平同志問李井泉：“你當四川省委書記，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現報上來的數字已超過了八萬多人還有人申訴。我給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訴我一個實數啊!”別的單位揪多少右派不知道，我們新建不久的《成都日報》社不足50人的編採隊伍，竟有12名右派分子;相鄰的《四川日報》社，150人的編輯記者隊伍抓了五十多個右派，《星星》詩刋從主編到編輯全是右派。四川當時有七千多萬人口，近五六萬個單位，該有多少右派分子?
（四）何謂“415”築路支隊
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何謂勞教?何謂“415”築路支隊?
“勞教”是毛澤東一個重大“發明”，也是他不明殺右派暗誅異已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劍。在中國法律條文里，沒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懲罰條款，因此也就沒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使用法律手段來判處右派分子。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不知那位助紂為虐的朝臣出此“妙策”，國務院於1957年8月1日發布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有三條是針對右派的，故中共各級黨委負責人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把揪出的“右派分子”或不順眼的“分子”，送去“勞動教養”。“勞教”又稱“最高行政處分”，沒有時間性，被勞動教養的人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通信言論自由”哩!至於幾時解教，主要是本人的“改造表現”。因此，要想“表現好”，就得“靠攏黨和政府”，“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立功受獎”。一言以敝之，通過“勞動教養”把人變成一條沒有脊樑的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輕則批鬥重則殺頭。
我是寫文章的“鐵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聯所主辦的《草地》文藝月刊上，發表了我一篇不足12000字的“干預生活”的作品《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於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聯合召開的千人批判斗會上，被定為“死不悔改”的極右分子，旋即開除公職，送峨邊沙坪農場勞動教養，後轉“415”築路支隊，再轉看守所、監獄，一共關押了整整二十三年，相當於一個字關押了我一天。不過總算大難不死，這得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要不骨頭早敲得鼓響了。
在我身邊先後鋨死的難友有號稱“南方神童”的劉盛亞先生(原西南作協副主席，留德歸來的著名作家，曾有小說《三K黨》和《再生記》)，死後不僅沒有棺木，連一個獨立的墳頭都沒有，是幾十上百人埋在一起，1980年“平反”開追悼會無法找到遺骸，骨灰盒中只好放進他生前所使用過的鋼筆;第二個是1955年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教育學家董時光先生，在他回歸那天聽說周恩來總理還親到機場去迊接。這位愛國人士也活活餓死在“415”;還有一個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分子、老共產黨員、行政十三級的大幹部叫于勉，反右前曾任重慶人民銀行學校的校長，也沒有逃脫餓死的命運，在他臨死前手中還緊抱著那個、從日本鬼子收繳來的勝利品鋁皮飯盒。如此如此，不勝枚舉。
1958年為了打通大西南通道，為毛澤東的“大躍進”壯威助陣，內昆(成都至昆明)鐵路決定動工。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立即從全省各勞教場所抽調出一批年齡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的青壯年“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在當年四月十五日那天組成築路支隊，故名“415勞教築路支隊”。
我所在的第19中隊，駐雲南省鹽津縣黃桷槽開掘內昆鐵路黃桷槽隧道。“415”共有30多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四個大組，每個大組有四個小組，每個小組有13至15名“教民”，加上支隊直屬的醫院、運輸、測繪等隊近六千人，分佈於雲南省鹽津縣、大關縣一帶。我們這些“教名”多是解放后參加革命工作的幹部，大部分人是讀過幾天書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懂得開山放炮，架橋鋪路的技術活兒，唯一本錢是年輕力壯，有點氣力。按理說，築路支隊應先對我們進行專業的技術培訓，至少學習十天半月的築路知識。可沒門，一來就拉上“火線”。我們相信共產黨說的話，為了提前“摘帽”“解教”，哪管人身安危，誰不拿著生命去拼!可築路支隊的管理幹部卻很“霸道”，成天追進度、逼工期，比《半夜雞叫》里的“周剝皮”還厲害十倍。他們多是來自於農村的榮復轉軍人和勞改隊的幹部，根本無文化教養與素質可言，管教我們的辦法是一罵、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極為殘暴毒辣，好像心肝不是肉做的。我們每天乾著超負荷的勞動，時間長達十五、六個時小，晚上還要學習兩個小時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隨便走動，縱是到一里之遙的商店買點生活用品都需報告;相互間不準探聽情況或談論案情，如果幾個人糾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團”。除此，來去書信要檢查。我們中一些人為了爭取提前“解教”，常常告密打小報告，日子過得真恐怖!為此，工地上每天都要發生大小工傷事故，但並不影響大家幹活情緒。據難友原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外科主治醫師車玉生先生說，他在“415”醫院作主治醫生期間，每天各中隊都要送來不少傷員，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多人。這些傷員不是炸斷手，便是炸掉腿，有的還炸脫了腦袋，血淋淋的嚇死人。現在我把眼見目睹的幾件慘案寫出來，你看它是不是“屠場”?
（五）段大組長被炸得“仙女散花”
四大組組長段某，他是改造積極分子，經常受到表揚。反右前是重慶一家國營工廠的車間主任、支部委員，家裡有妻有子，生活過得十分美滿幸福。整風中他響毛主席號召，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天條”，在一次廠里召開的座談會發言說：“北京大學教授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看工廠也一樣。書記、廠長不懂生產，怎麼領導組織工人生產?我們的廠長、書記應該脫產去學學技術，不然永遠上不了台階。”為此，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當時我在主辦中隊牆報。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說：“曉楓，划你當右派千值萬值，你必竟寫了篇大毒草《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麼幾句話，還是他們再三動員我去說的，你說冤不冤?”我表面上不敢附和，笑笑道：“你反對書記、廠長就是反黨啊!你沒見北京那些教授，凡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哪一個跑脫了?”他無可奈何地嗯了聲說;“看來這付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兒子。管他媽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為了“摘帽”他總是拚命在前，吃飯在後，忙得快瘋了。一次他們大組三小組放炮，裝了12炮，只響11炮，一炮啞了(不響的炮稱啞炮)。處理啞炮是件危險工作，一要技術，二是膽量，三要機警。他是大組長，負責全大組人的安全，處理啞炮自然責無旁貸。
一抹殘陽血紅血紅，幾隻暮鴉在遠遠的樹枝上凄切悲鳴。他提著一桶水，拿著鐵挖耳，吸著煙，蹲在啞炮的岩石前掏炸藥，不知是鐵挖耳觸著了雷管還是引線慢燃的原因，突然“轟”的一聲巨響，黑煙衝天，只見群石狂飛。他的身軀隨著衝天的黑煙，伴著騰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的飛向四處。一隻胳膊搭在遠遠的樹梢上，一隻大腿飛向橫江邊，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鮮紅的血流遍工地。我和他組裡人哭著喊：“段大組長，段大組長……”沒有回聲，只有橫江河的在咆哮。大家認為是因公死亡，應通知他家屬開個追悼會。我們把情況向中隊長作了彙報，中隊長想也不想，冷冷冰冰地說了幾句：“右派分子專政對象，開什麼追悼會，叫木匠用木板釘付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敢說個不字?
（六）葬身危石的王思貴
他叫王思貴，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1956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省灌縣×局機械科作科員。鳴放時他沒吭一聲，是誠心誠意擁護共產黨的好乾部，只出身成分是個小地主。不知是成分關係或是他們單位為了完成“反右指標”，於是不明不白地成了右派分子。他說，1957年歲末，他回老家簡陽過過年，與表妹談定終身大事，準備來年“五一”節結婚。過年後他高高興興地回機關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貢×××地方報到。他以為是調動工作，高高興興地和人事科幹部一起坐上汽車去到指定的地方報到，才知那是省公安廳勞改局“415”勞教築路支隊的收容站。一進門就叫他打開行李檢查，然後解下褲帶、鞋帶以及隨身所帶的錢和糧票。他感到情況不對，提心弔膽悄聲地問了句：“同志，我是工作調……”未等說完，檢查他的公安幹部黑著臉說：“誰是你的同志，我們是專政機關，你現在是專政對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他急了，一頭冷汗，不停地聲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們可以打電話問我局裡。”對方嘿嘿一笑：“好人不會到這裏來。你叫我問誰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認罪。告訴你，就是你們局裡定性送你來的。”他傻了，啞了，張著的嘴再說不出什麼。經過十多天的“思想改造”學習，後送來19中隊，不但和我同小組，睡覺還連著一個鋪。開初他思想沉重，成天不說一句話。時間久了，和我混熟了，一次他悄悄問我：“黃同志，這勞教有多長時間才能回到單位?”“現在我們只能相互稱同學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糾正他的“錯誤”，然後把我知道的有關勞教情況告訴他，說：“聽我們單位黨委組織幹事講，勞教是最高行政處分，改造好后可以回機關重新工作。至於時間長短，決定各人的改造表現。。”他聽后沉思了一會兒又問：“那我表妹來信問到我，我該怎麼回答?”我犯難了，如果說犯了錯誤當右派，對方說不定會劃清界線，鬧過蛋打雞飛;不說吧是乎是在騙人。他見我犯難，想了想說：“只要時間不長，我會表現得很好很好，幹活，大不了出幾身汗嘛!”由於他心地善良，思想潔凈似水，為人真誠守信，不久我們兩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說話算話，勞動上真夠賣力，事事走在別人前面，從不拈輕怕重，組裡人都喜歡他。不久，大家推舉他作了組裡生產安全員。所謂生產安全員，就是每次放完炮后，未待硝煙散盡，就要戴上藤帽，拿著撬棍，第一個衝進隧道處理危石。這是件十分危險的工作，稍不注意就重傷和死亡。好在他膽大精細，一直未發生過問題。記得那是1958年元旦前夕，中隊部提出“苦幹加實幹，創造高產迎元旦”的口號，規定每組每班掘坑進度1.8米。這可是個高指標啊!要在堅硬如鐵的岩石上用兩臂之力掘開高2.5米，寬2.5米深的坑道，縱是機械開挖也難以完成。但中隊布置下的任務，誰又敢說完不成，那不是用雞蛋碰石頭。那天上班前，我們兩人沿著橫江河一邊走一邊談，心情顯得特別抒暢。他甜甜地絮絮告訴我說，他沒將“勞教”一事告訴表妹，只說暫調雲南工作，大約1960年底可回家。他還說，他表妹已在做嫁妝，親手綉了鴛鴦戲水的紅花枕頭和喜鵲鬧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結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勞教”，早日回家結婚。想不到這竟是一相情願的幻想啊!
兩個小時后我們組接了班，一上陣光身赤膊，大家放開雙臂揮動12磅大鎚，拚命重擊炮釺。只見坑道里錘光閃閃，炮釺和鐵鎚的叩擊聲震耳欲聾，那被擊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細粉，灑滿坑道。四個小時的激戰後轉入填葯裝炮點火，不一會兒轟隆隆的炮聲震得群山發抖，濃濃的硝煙填滿了坑道。為了搶時間，不等硝煙散凈，王思貴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馬燈，鑽進了刺鼻嗆人的隧道里。我和其他老右藉此坐在洞外休息透涼，大談“精神會餐”(“教民”們很難吃飽一頓飯，更難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縱論時政，只好說吃)。不足五分鐘，忽聽洞內嘩啦一聲碎響，接著聽到啊喲一聲叫喚，亮光突然熄滅了。我預感出事了，一個箭步竄進洞里，重新亮上馬燈，天呀，他仰卧在血泊中，藤帽飛離頭部，眼孔鼻洞還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著他，大聲呼叫：“思貴，思貴，你醒醒呀，說話呀……”他沒有醒，沒有說話，熱熱柔軟的身軀漸次變硬發冷。組裡十多位老右和我一樣都泣不成聲。鑒於上次段大組長的教訓，我們不敢再提開追悼會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隊部報告。睡夢中的中隊長連床也沒起，不急不慢地說了一句：“急什麼，天亮再說。”我們不敢違抗，把他屍體遺到一旁，又拚命搶進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條狗、一條豬。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狗”，就是“階級鬥爭”的“豬”啊!只是還沒被生吞活剝而矣!。後來我們把王思貴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沒有紙錢，沒有香燭，只用了一個石頭作標記。我傷心至極，憤慨至極，只能在腦海里寫下一首哭拜他的詩：
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陰風送歸魂。
晨朝笑談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靈。
危石無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賤民。
不信秋肅長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七）“放衛星”奪走十六條生命
毛澤東不僅是製造中國政治風景線的大師，也是製造中國“假、大、空”經濟風景線的大師。1957年反右鬥爭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竟有百多萬知識分子成了共和國的“賤民”(有資料說是三百四十多萬，官方公布的數字是五十八萬多人)。他們有的被送入監獄，有的押送到勞改營或農村監督勞動，自此再沒有人敢反對共產黨的施政偏差，當然更沒有人敢對“偉人”心存置疑。諾大中國全掌控在毛澤東指掌之中，使他獲得了歷代中國統治者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在他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八億人民，好像是個麵糰，想怎樣捏就怎麼捏。他忘滿得意地又提出了“超英趕美”和“大躍進”超自然目標，以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設想。1958年8月4日，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一篇《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道中公然寫道：“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顆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0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的高產衛星”。剎時，“衛星”一詞成了各行各業的追求目標。“415”勞教築路支隊當然不甘落後，中隊部提出日掘坑道5.6米的任務指標，超過鐵路兵機械化開掘任務的300%。在距我們中隊十里之遙的12中隊，負責橫江河便道的修築工程。這條便道把雲南的大關縣和鹽津縣連在一起，必須搶在年底通車，保證築路物資通行無阻。便道最艱難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顧名思義，凡猿猴攀登的地方不是千仞高峰，便是萬丈懸崖，奇險而又峻陡，只能削山斬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的爭奪進度。可是支隊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通車。他們號召勞教人員要待罪立功，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顆大大的“衛星”。中隊抽出一個實力最強的大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炮聲轟轟，號子聲不斷。按安全技術操作，本應從山頂往下削，但幹部為了搶進度，掄工期採取掏掘開挖。就是說不從山頂削下來，而是從懸崖絕壁中掏空一條路(又叫挖神仙土)，這樣會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如此違規操作，等於拿生命開玩笑。中隊幹部們為了榮升，為了得獎，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裡督戰。路基挖出來了，山也掏空了。大約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天暴雨特大，一個小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發現細石和泥漿從頂頭砸下來，他們還未反應過來，一聲轟天巨響，整個猴子崖向前移了十幾米，幾百噸的一個個巨石把滾滾橫江截去一半。16名施工中的右派分子，來不及叫聲爹媽，全埋在巨石重新壘起的山崖里。不僅無一生還，連具屍體也看不見，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許是僅有一次)的群體“山葬”。慘劇發生后消息被封鎖，也不通知受害家屬，也不向各中隊告知。但是“紙包不住火”，只要是當年在“415”築路支隊的“教民”，誰不知亘古慘劇!此慘劇深深留在我的腦海里，常常闖入夢中。幾十年後的今天我仍存餘悸，老是聽到轟鳴之聲，老是看見具具帶血的殘體。在我《風波萬里》的組詩中有這樣的記載：
天崩地坍勢如雷，橫水卻步鬼神驚!
一山巨石截江斷，幾多男兒未有聲。
夢裡家人誰知曉?斷頭天涯無信音。
禍起酷吏強功利，只圖陞官放“衛星”。
（八）胡大學猝死廁所地邊
他叫胡什麼名字已經記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慶大學調干生。他個兒很高，有1.85米，長得白白凈凈，一副典型的書生模樣。他比我至少大八歲，不苟言笑，很少與人說話交談。他是一大組二組的小組長，只要是休息時間他就躺在連那個不足60公分寬，兩米長的屬於他自己的連鋪床位上抱頭沉思。後來我通過他點點滴滴的言談，才知道他當過國民黨的遠征軍，可沒有上過火線，一穿上軍服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後回到學校讀書，解放后考入西南革大，畢業後分到重慶人民銀行工作，後作為調干生再去深造。1957年整風鳴放，他在一次座談上公開為董辯護說：“董時光要反黨，為什麼要在1955年大老遠的從美國回來?既回來又為什麼要去反黨?從邏輯上講不通，除非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回來的。”想不到就這麼幾句話，被劃成右派開除學籍送來“勞動教養”。一次我請他為牆報寫稿，他久久地望著我，好一陣后才說：“曉楓，我現在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寫什麼稿?你不就是寫稿寫出右派來的嗎?小夥子，要吸取教訓啊!”我語塞，不知說什麼好。他拍拍我的肩頭繼續說：“這裡是勞教隊，專政機關，我們一定要少寫少說，不要再惹出麻煩。我家庭包袱大，愛人又沒工作，孩子在讀書，一天愁死了。”
胡大學為了幫助家裡，每月“工資”除去伙食費后把餘下來的八元人民幣一個子兒不剩的全寄回重慶老家，從不買生活用品和“進口貨”(當時修鐵路的糧食供應標準儘管比農場高，但也不夠吃，常常覺得肚子餓。原因是沒有油葷和副食品，再者勞動強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鐵鎚炮釺，那鐵鎚最輕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擊鐵釺才能把岩石打個米印。一個炮眼淺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氣?上拱發旋用的力氣更大，兩個人要把重達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馬架，腰板常常壓成了一張弓。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把餘下的錢買“進口貨”，不向家裡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學身高體大，熱能消耗自然比我們多)。我們漸次發現他瘦了，常背著人喝鹽開水和吃折耳根(一種野菜)。一天天特熱，毒毒的太陽掛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他突然暈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在樹陰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學，你不要太節省了，得買東西吃啊!不要餓壞了身體。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警覺看看四周說：“曉楓，你是好人，說話得注意。不要擔心，我自來有貧血。”說話間，監工的幹部從老遠走來，他立即站起來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乾活去了。出於關心，我把這情況向中隊管生活的事務長作了報告，建議能否給他增加一點糧食標準。事務長把眼睛一愣，大聲申斥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嗎?”嚇得我連聲認錯。沒過多久時間，在一個冬天早上，起床後有人發現胡大學長伸伸地躺在廁所地邊，睡覺了，跑上前不停搖拽，可他沒反映，原來早已咽氣了。中隊長叫來衛生員檢查，想把死因弄個清楚。衛生員背著藥箱跑來東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濁音，一按是水禍，皺著眉半天不表態。包中隊長等不及了，忙問：“什麼病?”衛生員想了好久才找出一個適當的醫學術語說：“可能是營養不良導致心臟衰竭而死。”中隊長不滿意地盯了衛生員一眼，不屑地說：“什麼心臟衰竭?我還不知是癆病。看著幹什麼，快把他埋了，免得傳染人。”
胡大學走了，默默地走了，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家裡沒有人供養的妻子和孩子。
（九）“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驚天大案真相
“415”築路支隊的管理幹部說，“勞動教養”要過“三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改造關。”所謂“生活關”就是忍受飢餓，縱然餓死也要無怨言，還得說“社會主義是人間幸福天堂”;“勞動關”就是超負荷的加班加點勞動，累死了也要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思想改造關”就是在每晚的學習會上痛罵自己、踐踏自己，罵得越厲害，踐踏得越徹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內昆鐵路停修，“415”築路支隊轉調涼山喜德縣修築成昆鐵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轉調到四川廣元地區修築廣旺(廣元至旺蒼)鐵路。此時正值所謂的“自然災害”。我們53斤的月糧食定量驟然降到42斤，實際吃到肚裏的不足35斤。在那個“米貴如珠”的歲月，黑市糧食每斤高達人民幣五元，縱是一斤紅苕、南瓜每斤也賣到一點五元人民幣。我們每月的“工資”扣去12元人民幣的伙食費外剛好可買一斤黑市糧。飢餓，可怕的飢餓;撲殺，殘忍的撲殺。這時我們都是已有四年“工齡”的“教民”，大家對“摘帽”或“解教”已不感興趣，成日所關注的是如何填飽肚子，不受飢餓熬煎之苦。於是勞教隊出現了許多怪異現象：一是不少人紛紛將自己值錢的衣被或手錶，拿去向駐地四周的老鄉換取食物;二是賄賂炊事員以便在打飯時能照顧一下;三是凡家裡有食物寄來的難友每日出工必須背在身上，縱是晚上睡覺也得抱在懷中，否則立刻不翼而飛;四是非正常死亡時有發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的瘁死;五是出現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員。為此築路支隊在管理也進入了空前的殘酷殘忍。批判鬥爭，捆綁打吊，帶銬砸鐐，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隊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打的好漢，“衣服換饃偷糧食，”外加“生吃豬肉活吞雞”。當我把自己衣服換完吃掉后，出於報復便專偷幹部的衣服去換。一次落馬被捆綁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陰手臂還陣陣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誤。我們中隊最先逃跑的是張先痴(南充市文聯《嘉陵江》文藝編輯)、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幹部)，他們從天津取道準備偷渡香港，后被逮捕歸案分別判處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於1961年春未夏初砸銬逃跑，行至廣元市即被抓捕關於集訓隊小監。
何謂“集訓隊”?這是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蔑視人權的又一“重大發明”。他們發現縱把這些異類關進監獄，並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於是採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隊中設隊，監內設監雙管齊下的手段。首先他們把勞教分子分為“左、中、右”三個大類。所謂積極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與尊嚴，專視檢舉發打小報告，企圖用別人痛苦去換取提前“摘帽解教”)，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賣命，但在勞動與生活上也任勞任怨，即所謂中間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攏，從不打小報告，堅持個性與人格尊嚴的反對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為三類，即經過批鬥願意悔改認錯的，雖未悔改認錯但仍能爭取轉變的，“堅持反立場”不改的死硬派。第一、二類在嚴格的監督下作為“反面教員”留中隊繼續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類送到“415”支隊直管的集訓隊“改造”。集訓隊出工有武警押著，晚上睡覺有武警看著，大小便有武警跟著。這樣他們還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專門設置了小監。顧名思義即單獨牢房。被關押的人不勞動，月定量為22斤，每日八兩，吃住拉撒在一個屋子裡。人是群居動物，把你單獨隔離關押，既不能吃飽又不見日光，還無人說話交談，可想而知是一種什麼味道?
我在小監關押了近兩個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來，叫我回薛家橋新建的二中隊報到，奇怪竟無人押送。這時才得知毛澤東因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導致全國的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得到了“平反”。於是黨內一些有良知的領導幹部也提出“應為右派平反”。毛澤東立即發下“天示”：“右派不存在甄別問題”。於是不滿、憤怒、仇恨在胸中燃燒。此時正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在會上除繼續揭露清算斯大林殘暴專橫的罪惡外，還肯定鐵托和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的功績。一時大家借題發揮，認為“中共太殘暴”，“毛澤東是斯大林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民主自由”，“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人性”，“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升虛火發高燒”，全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全是人為因素造成”，“共產黨要向全國人民清罪，毛澤東應引咎辭職”，“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鐵托，把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更為馬列主義聯盟”等等。
1945年參加地下黨的難友周居正，遠在1947年就在重慶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和發動“民變武裝”，被國民黨逮捕，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同囚于白公館監獄。1949年9月，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他和羅廣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綉制五星紅旗。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關“紅岩”的小說細、電影中刻意描述的故亊情節，但那是江姐不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血洗渣滓洞，他們又策反敵特然後越獄。在槍聲密集，血與火的生死關頭，周居正不顧身體瘦弱和個人安危，仍幫助難友郭德賢(中共黨員，曾任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台長，現已離休)背出四歲小孩(此人現是工程師，在天津)。
就是這個周居正1957年打了右派。這種打右派的痛苦經歷，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也就是中共經常所批評的許多老革命是帶著民主主義理想參加革命的。他們心中嚮往的並不是毛澤東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他在日記上寫道：“毛澤東以流氓無產階級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在中國要實行的社會主義，要領先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先覺分子，高舉三面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國家和民族獨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權利和國家制度;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國強民富，建設民主、富強、獨立、社會主義的中國”。可這段精僻的見解便成了“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綱領”，也是周居正被殺的“證據”。幾十年之後的今天來看，可見周居正不愧為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他是以生命殉葬了自己的理想，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他們不屈不擾、前仆後繼地追隨中國共產黨，以為找到了獻身的依靠，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這個“革命”卻無法容忍民主自由的思想火花，把他的兒女非要冷酷無情地置於死地不可。
難友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生)在作了一翻深研中國前途命運后提出“中國應該運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國的科學制度”。他活活被打死於“415”101隊。我同隊同鋪的難友楊應森，一個少年時代就追求進步，獻身革命的中尉軍官，僅因在整風中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言，被划為極右開除軍籍送來勞教，現又說：“應趕快建立馬列主義聯盟，以挽救中國，解人民于倒懸”，並開玩笑“願自任書記長”。我則認為“檢驗一個黨一個領袖，不是紙上寫的東西或嘴巴上的大話，要看他是否給人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繁榮昌盛。”自貢市文聯的王志傑，偷偷在紙上畫了一幅頭戴王冠、身穿長衫、坐在龍椅上的農民，他一手拿著馬列主義盾牌，一手舉著法希斯殺人屠刀，左腳踏民主，右腳踏自由的漫畫。這些議論，這些想法，想不到竟成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罪行”，使不少右派難友惹來殺身之禍。
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右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人是有思維的動物，隨著客觀的變異而變異。一些“教民”由於經受不住苦難的折磨，更經受不住“立功受獎”的誘惑，總想積極“靠攏黨和政府”去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早日“摘帽解教”，自覺廉價地去充當酷吏的搜山狗。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錯划右派姚××就是如斯。他為了“立功”，立即向中隊作了檢舉，說有一個“反革命”組織，在積極發展成員，伺機準備暴動，還列舉了幾十個人的名單。中隊立即向大隊報告，大隊立即向支隊報告，支隊立即向勞改局報告，勞改局立即向省廳報告。為了利於“破案”抓住“證據”，公安廳以姚××作為特勤人員，叫他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里。大約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機關突然在築路支隊宣布戒嚴，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戴上械具關入戒備森嚴的集訓隊。接著在各中隊召開殺氣騰騰的大小會議，號召全體勞教人員“自首坦白，檢舉揭發”，搞人人過關。整個築路支隊一片紅色恐怖，風聲鶴戾，人人自危。對被認定的幾十名骨幹分子，日夜刑訊，迫其交待。不少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關押審訊，最後按照逼供信的原則結案，對供認的或基本供認的定為“反革命”成員，再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69名難友被送進了監獄。
后經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這69名被捕人員中有23名“罪犯”被判處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緩3人，無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現將其中重判的23人名單簡介公佈於下：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歲(判處時，以下同)。解放前參加地下黨，后失去組織關係，1948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監獄，1949年11月脫險。1957年被划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勞改局“415”築路支隊勞教,1961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死刑，1964年3月被殺於四川省永川縣。1985年其妻提出申訴，1999年被駁回。其妻繼續申訴，未立案。
楊應森原解放軍滬州步兵學校教員。四川岳池人，33歲，1966年11月22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被駁回，於1964年3月被槍決.
魏昭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副科長，共產黨員。湖北均縣人，36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1983年、1986年省高級法院兩次駁回其申訴，向最高法院申訴，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陳仲偉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四川巴縣人.30歲。1958年被划為壞分子，勞教，1962年5月解除勞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
廖廉康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四川榮縣人，35歲，1963年11月17日被判處死緩。
冉茂涵原長壽縣小學教員，四川酉陽人，44歲，1963年11月7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彭恢榮原健為縣糧食局、區供銷社會計。四川健為人。32歲。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楊全松南下幹部原西南炮校、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旺蒼縣人民銀行幹部。江蘇溧陽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會職業不詳.四川什邡人，50歲。1958年被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幹部.大學文化程度，四川漢源人，38歲。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訴，1964年1月5日維持原判。
袁進修原萬縣師資訓練班學員。染平人，31歲，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幹部。原屏間山縣糧食局幹部，青年團總支書記。上海人，31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1年被駁回申訴，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彭福志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銅梁人，38歲。(1980.9複查屬於錯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訴，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親屬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熊紹武轉業軍人，原秀山縣合作聯社採購員。秀山人，30歲。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文化程度，達縣人，35歲。1963.12.16判刑18年。勞改中因工傷事故死亡。
費宇鳴原江油縣人民銀行幹部，大學文化程度。成都人，33歲。(1980年複查：屬於錯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訴，被駁回。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陳民國原涪陵縣民辦小學教員、大學文化程度。涪陵人，33歲。1959年勞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縣小學教員。江北縣人，50歲。1963、12、17被判刑15年。
陳彥轉業軍人。原平武縣糧食局幹部。貴州大方人，34歲。(1980年複查錯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6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年。
20、朱夢波轉業軍人。曾在華陽幹部療養院任助理醫生，后在成都開業行醫。江蘇無錫人，33歲。1958年被勞教，1960、11被判處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訴，被駁回。1965年提出申訴，沒有答覆。
21、陳有為原武勝重慶小學教員。武勝人，31歲，1957年被為右派(1980年複查，屬於錯划右派，予以改正)送農村監督勞動，1966年到內蒙，被“捉回”。1961年勞教，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訴，1981、8、24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無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歲。原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被划為右派、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縣法院判刑13年。
23、謝友樹射洪人，33歲，轉業軍人，1955年在重慶被收容。1958年勞教，1963年廣元縣法院判刑8年。
二、勞教隊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吳建章內江縣法院加刑8年。
賀少真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管光榮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楊福民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三、由當地公安機關管制(17名)、勞教3名等處理共41名
築路支隊：李朝富、朱紹文、黃光明、周志堅、鄧先基、殷立萬。
永川看守所：胡榮光、周榮華、陳雲武。
永川茶場：譚國仁、焦德潤、易永康、劉大學、鍾克勤、張國中、李治民、楊興壽、李才義(另案處理，現已平反)
榮山煤礦：陳昌輝、陳光裕、謝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蘆山苗溪茶場：李平揚、馬國才
秀山縣：舒順德
達縣：任明晃
灌縣：湯從田、魏興志、郭福良(農民)姚鳳起(免刑)
健為縣：劉華年
松潘縣：唐永祿
河南鎮平縣：陳同瑞、楊溫友
陝西原縣：余運中
吉林省××縣：李海龍
灌縣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諸君均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現存於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卷宗》檔號：16666-16758。)
在大搜捕前的兩月，為求生活命，我遠逃西北，於1963年1月通輯歸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築路支隊頭號人物金支隊長，親來監獄提審我說：“只要你坦白交待，檢舉揭發他人，我們立刻‘清放’你回家。”我聽后微微一笑道：“感謝金支隊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經沒有家了。我的愛人耐不住，劃清界線離了。還有，我不知‘坦白’什麼?‘交代’什麼?又‘揭發’誰?”他迫不及待道：“馬列主義聯盟的事。”我說：“馬列主義還要交待嗎?那不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武器。”他聽后氣得臉色發青，斥責我道：“你裝蒜，我問的反革命集團。”我說：“我不知什麼集團，只知逃跑。”“你為什麼要跑?”“你們打我吊我，又不給吃飽，我咋不跑。”提審不快而終。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參加過歷次政治運動，對共產黨“坦白從寬”的政策心知肚明。
我在省廳秘密監獄關押近兩年時間，審訊我的是省廳七處兩名幹員(羅××、李××)。他們百般哄騙，千般施壓也奈何不得我這個狡黠的“死頑固”。真是一場鬥智斗勇的“好戲”!引誘我上當，我不跟進;暗示我“立功受獎”，我不動心;用飢餓摧殘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終都是一句話：“吃不飽就要逃跑，‘馬盟’事件一概不知”。氣得兩位幹員吹胡瞪眼，罵我“忘本變質，死心踏地與人民為敵”，最後以“越獄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兩年。判刑后李××和我長談了一次，他說：“曉楓，你是共產黨、毛主席一手培養起來的年青工農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變質。這次算你滑脫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裡，定叫你粉身碎骨!”言之切切，兩眼殺氣。噫嘻!我總算活了出來。
他們(周居正、楊應森等)都是知識分子，儘管身為共產黨員卻不知共產黨的“粑粑燙”(四川話，厲害之意)。面對刑訊與引誘，輕信“坦白從寬”“立功受獎”一說，留下口供，留下筆錄。“粑粑燙”的共產黨就憑這些口供筆錄，最後終於殺了他們。楊應森被判處死刑后他們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關在死牢陪宰。一天，趁監管人員不注意時我悄悄問他：“應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喲?”他無可奈何地道：“曉楓哪有什麼組織啊，你是知道的，就說了那些不該說的話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飢餓煎迫的結果。唉，在這個暴政壓迫下，活著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一死為凈。你看，我全身哪兒不是傷痕。”語畢，仰天長嘆(死牢有什麼天?電網崗樓，四處眼睛，上是石板，下是地磚)，一臉黯然。我解不開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傷痕纍纍，天呀!誰能挺得住?周居正在獄中只見過一面。記得有次放風我在院里高唱電影《夜半歌聲》插曲，他在監舍里回應我，然後一雙戴著眼鏡的明亮眼睛透過窗孔，向我表示致意。聽說他被宣判死刑后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相信歷史，永遠跟共產黨走!”可他留下的兩個兒子因經受不住長期的岐視與折磨，一個在農村用鐮刀割喉自殺，一個跳嘉陵江而死。其妻曾昭英幾十年來以淚洗臉。
他們被處決后，我又和判處死緩的魏昭關在一起。他結案后仍戴著沉重腳鐐，膽怯慎行不露口風。一次閑談當知道我是築路支隊的“勞教右派”時，相互才拉近距離。他悄聲問我：“為什麼事關在這裏?”我笑笑說：“不知道。”他又問：“判沒有?是不是‘馬列案’?”我道：“可能有些牽連。”“你承認沒有?”“我承認什麼?根本沒有的事。”他“哦”了一聲，不知是出於失悔還是為我僥倖，沉默了好幾天後，才把他的手抄的判決書給我看。我看后問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實嗎?”他搖頭道：“根本不是事實。”我道：“不是事實怎麼會寫上，你上訴呀!”他戰戰驚驚，搖著腳上沉重的腳鐐道：“你不見楊應生、周居正都殺了，我想死么?”我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進一步問：“他們怎麼審你?”他極小聲地說：“一是騙，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還打得我吐血。”我聽后罵了一句：“畜牲，真他媽的不是人。”
不幾天調監舍，我又和原是長壽縣小學教員、判處無期徒刑的冉茂涵關在一起。經過私下交談，他也是喊冤叫屈，審訊過程大體一致。
1964年10月4日結案后，我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改造”，又結識了此案判死死緩的陳仲偉(原重慶設備安裝公司技工)，判無期的彭恢榮(原四川省犍為縣糧食局會計)，定案情況均為引誘脅迫與拷打，根本不存在什麼“反革命”組織。而姚××不僅獲得提前“摘帽解教”安排了工作，他的兩個兒子經公安部特批轉為北京戶口。可這全是用難友的血換來的啊!
1980年底我“平反”回歸報社，不知是出於“感謝”還是出於“嘲弄”，不可名狀的有一天我特地買了水果去省廳七處看望審訊此案的預審員李××。見面后他極為尷尬，沉默了好一陣子后才十分內疚地說：“曉楓，想不到你會來看我，不會介意當年吧?我病了，現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許是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吧?”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們都是被歷史捉弄的人啊!”但此時我並不知道這“驚天大案”並未全部“平反”。后忙於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從朋友口中得知此案還是覆盆，
（十）五十五年歷史向中共拷問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現活著的右派已不足百分之五十，他們都己是“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已去”的老人，而這個“415”築路支隊的屠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沒有得清算，子虛鳥有的所謂“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一案仍未“平反”，受害人的家屬還在哭泣，寃死的亡靈還在地下呻吟!我們被關押關了二十多年未得到一分一文的補償連句道歉的聲音都沒有。據傳“上面”還有人說“這些右派人還在心不死”，大有捲土重來之意，似乎再想製造一個子虛鳥有的什麼團?真叫天理何在，良心何存，真的是衣冠禽獸么!
現在胡錦濤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維”，諸如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八榮八辱，和諧社會等等，不能說沒有糾正毛澤東胡作非為的內在動機，但是如果迴避了糾正毛澤東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對冤假錯案不徹底平反糾正，那麼也只是治標之舉。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道德、社會風氣的轉變，怎麼能夠在不觸及毛澤東的情況下，計日程功呢?
胡錦濤總書記，我們這些右派，對於大學生戲稱的“胡哥”你，可以大言不慚地自稱你的“右哥”，因為我們打右派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小學生，你對於我們的遭遇並沒有觀察體驗與切膚之痛。我們殷切希望你過問這件反右的遺案，還歷史以公正公道公理，為寃枉的人徹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