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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服務」與文革

2013年12月13日 15:59 PDF版 分享轉發

2013-09-24 11:23 來源: 凱迪 作者: 毛粉剋星

《為人民服務》誕生於1944年,是追悼中央警備團老戰士張思德時的演講。40多年前,《為人民服務》又與《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一起,被稱做「老三篇」,成為家喻戶曉的「紅色經典」,許多人都能背誦如流。「老三篇」是那個時代學生的課文、成人的「聖經」,初期,如果不會背誦「老三篇」,說不出其中的內容,還有受批判的危險。

《為人民服務》原本是講演的題目,卻在文革中被演變為一種強有力的狂熱話語,人人都自稱「為人民服務」,個個都在爭奪「為人民服務」的話語權,尤其黨政軍部門,這句話基本掛在了口頭。在那個領袖紀念章五花八門、空前泛濫的年代,周恩來的胸前只別著一枚「為人民服務」的長方形像章,一時傳為美談;從文革開始,所有權力機關,無論大小,「為人民服務」成了影壁的唯一內容和大門的僅有裝飾。

《為人民服務》對文革時期的最大影響,恐怕有四,一是在知識荒蕪的年代里普及了一個司馬遷,還讓當時語言單調貧乏的中國人都知道了「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這兩個詞;二是大面積推廣了張思德這位普通一兵;三是為當時盛行的極致語言提供了樣本,徹底、完全等等,與最、最、最同屬一個話語體系,將好話一概說到了極端,並且說盡;四是顛覆了傳統的喪葬風俗,從此,追悼會的形式覆蓋了全國所有角落,延續至今。

語言的極端不但在《為人民服務》中屢屢出現,而且在「老三篇」的《紀念白求恩》中也是一景,例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極端的負責任」,「極端的熱忱」等等。用極端式的語言形容一個時代,比如文革或納粹德國,未嘗不可,因為那本身就是極端的歲月,什麼都是登峰造極,但作為道德倫理的號召或說教,極端的說法則很難有什麼效果。人是有血有肉有情的,難以達到極致的狀態,即便一時一地有可能達到,也不可能事事或恆久地堅持。不過,由於極端的語言易於煽動情緒,也易於博得無理性群體的充分信任,所以,革命家或道德家,即使「己所不欲」,也願意以此為號召,藉以增強個人的道德號召力,增加他人道德上的欠缺感和罪惡感。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究竟有多少人「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呢?歷史事實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體驗都可以證明,在某些時候某些事上,甚至許多時候許多事上,「為人民服務」是可能的,但「完全」、「徹底」、「全心全意」卻不可能,「毫不」、「專門」更無可能,即便少數人有可能接近這樣的狀態,但也無法成為多數人的榜樣。幾十年來,包括文革時代,樹立的那些個英雄模範,過後基本沒人相信,理由就是這些人都被徹底神化,在所有宣揚他們的演講和文字中見不到任何缺陷和錯誤,個個都那麼「完全」、「徹底」、「全心全意」、「毫不」、「專門」。可惜,沒有缺陷和錯誤的不是人,是神,神是可敬而不可及的,於是,我們的社會永遠只有幾個英雄模範在那裡供人膜拜,而大多數人與他們的距離卻如天壤。

極端的話語只會出現在極端的意識形態思維里,比宗教更宗教,難以轉化為常人的行為。中國古代有「二十四孝」,但孝是事,不是講某人的一生,除了「為母埋兒」過於殘忍外,其他皆常人可以為之。基督教里的聖徒,甚至十二使徒,也有過錯,還有一個轉變的過程,將他們的行傳與我們宣揚的那些英雄模範事迹相比,恐怕也有諸多不及之處,起碼不是有生以來就那麼「全心全意」或者「完全」、「徹底」的。

空洞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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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為人民服務」必須清楚什麼才是「人民」。在長時期的意識形態思維中,在階級鬥爭主導一切的時代,「人民」的內涵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依照那個年月的劃分,地富反壞右肯定不屬於「人民」,歷次政治運動被批判打擊的對象也不屬於「人民」,文革中被揪出來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等等更不屬於「人民」。所有這些不屬於「人民」的人在各個歷史時期也不相同,即使文革期間,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被趕出「人民」行列的群體,例如「小三家村」、「假左派真右派」、「黑鬼」、「狗崽子」、「小爬蟲」、「殘渣餘孽」、「五一六分子」等,所以說,「人民」的內涵也在不時轉換,無一定之規,任何人都有可能一覺醒來被踢出「人民」的隊伍,不再是「人民」的一分子了。既然「人民」本身的流動性很強,於是,不作為「人民」而不被服務也成為階級鬥爭尤其是文革歲月的一大特色,其實,不要說服務,那些不屬於「人民」的人及其親屬就連最起碼的做人資格也遭到剝奪,成為管制、監督、凌辱、打擊甚至殺戮的對象。

非「人民」的群體與服務無緣,那麼,姑且棲身於「人民」行列中的那些人在文革里是否就能得到「全心全意」的服務呢?

「為人民服務」,從直接的服務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權力機關,二是服務業。研究「為人民服務」的歷史,不難發現,在這兩方面,不用說「全心全意」,即使連最普通最起碼的服務,在文革和文革前後的很長時間里也從來沒有落實過。

「為人民服務」,首先就應該直面具體的人民,也就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具體的人都不接觸,服務從何而來?可是,黨政機關門口站崗,沒有崗哨的就設傳達室和門衛,大院加圍牆,門禁森嚴,卻是人人非常熟悉的普遍事實,凡是標有「為人民服務」的地方,恰恰都是具體的人民不能進去的所在,而書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地點,又正是具體的人民連探頭和駐足皆無可能的場所。在我們的生活經驗里,具體的人民找上門來,權力機關的門房無不追問「找誰」,還要填寫詳細的會客單,這證明權力機構面對的不是人民,只是熟人。在文革中,這種與具體人民不見面的「為人民服務」的情形從未得到改變。文革初期,所有的權力機構儘管都受到衝擊,造反的人群一擁而進,但裏面的人已經不能「服務」,沖入的人當然也沒想得到「服務」,其結果只是機構的徹底癱瘓;1969年以後,新的權力機構形成,可惜一切照舊,大門依然有崗有門衛有傳達室,具體的人民依然進不去,一些單位由於被軍管或納入軍隊編製,門衛也由單位職工改為軍人,門崗的警惕性、排他性還遠遠超過了文革前,陌生人更無接近的可能。此時的階級鬥爭已經替代了一切,階級鬥爭的弦綳得更緊,一切陌生人在那個年代都會被懷疑,這是從文革走過來的人們不應該忘卻的事實。

信訪,是具體的人民向權力機構訴求的唯一途徑,也是權力機關接觸具體人民的專一管道。幾十年信訪的情形究竟如何,人人都很清楚,在這種地方不必說服務了,就是基本的尊重都沒有。文革期間,由於冤假錯案和肆意的批判遍布全國各地,上訪更是超過了文革前,每一次運動之後,和各地省會的便會形成高潮。文革結束,上訪成了全國一大風景,也是一大後遺症。我住在北京,也在北京讀書,街頭巷尾、各權力機關門口的上訪長龍是我常見的景象,一直到80年代,我在北京一家報社工作時,門口的上訪人群大多還是為了文革遺留的問題。上訪的存在,正是因為各地大小權力機關「為人民服務」的缺失造成的,一旦「為人民服務」變為現實,也就沒有必要上訪了。

以人民打頭的各種本應「為人民服務」的部門,比如人民鐵路、人民郵電、人民交通、人民醫院等等,無論文革前後,還是文革期間,其服務如何,也和信訪一樣,是人人再明白不過的事情。用不著舉例,也無需統計,態度惡劣、不理不睬、一問三不知,看病難、住宿難、洗澡難、乘車難、購物難,甚至在飯館吃飯都難,是我們對計劃經濟時代的鮮明記憶,這是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弊端,大鍋飯、鐵飯碗、皇帝女兒不愁嫁,正是後來改革開放力圖解決的社會現象。文革的矛頭並非對準計劃經濟,僅僅依靠發號召、貼標語、搞運動、服務人員與工作人員學習「毛選」后的自律,也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體制難題,而且,由於所有約束機制都被打破,階級鬥爭的警惕性深入人心,種種弊端在文革中還顯得更為突出。1969年至1970年,我隨父母「下放」江西余江縣。當時人民解放軍的地位空前之高,江西有一條規定,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不排隊,而買東西排長龍又是那個時代的街頭特徵,結果,凡是駐軍多的地方,買緊俏商品就特別難。當地每月每人只供應半斤豬肉,只要買肉就必然排隊。我的父母遠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農村勞動,一個季度才允許回家一次,每月買肉的重任就落在我11歲的哥哥肩上,我記得他常常空手而歸,說肉都讓前面的解放軍叔叔阿姨買走了,有一年除夕,他排了一整天才買回一個豬頭。

在服務行業常年流傳著一句名言:「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你一個人服務的!」只要顧客對服務者有所不滿,指責服務者不為人民服務時,這樣的回應便會脫口而出。這句話正道出了人民的空洞。人人都將人民掛在口頭,卻不知道人民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所組成的。也正是人民的這種虛幻性,還讓一種說法暢行多年,叫做「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當你對某方面的服務提出意見或表示不滿時,就會遭到指責,說你是只顧眼前利益而忘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謂根本利益,也和人民一樣,看不見摸不著,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幾十年來變幻莫測,成了狡辯的說辭。在人民根本利益的掩蔽下,文革前後40年,城市住房建設常年停滯,一大家子兩三代人擠在一間屋裡是普遍狀態;物質供應年復一年處於高度緊張之中,什麼都憑票證;人口不能流動遷徙,一頂農業戶口的帽子可以世代相襲。

早在文革前,逃港的人就不計其數,文革期間更是達到高峰,上世紀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共有百萬之眾,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多數屬於「人民」,有許多還是普通農民、普通中共黨員。這些人膽子大、不怕死,做鬼都要逃出去,其實背後還有更多的人,只不過沒敢踏上這條險途罷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多次去黑龍江、吉林和雲南,還了解到,文革中間,逃亡蘇聯和朝鮮的老百姓非常多,從中緬邊境出逃的人也不在少數。那個年代,只要有一點「為人民服務」的事實存在,怎麼會有這麼多人不顧性命逃向外國和境外,這也說明,那時的中國,不要說英國治下的香港,即使蘇聯、朝鮮甚至緬甸,也遠遠不如。

原本已經非常集中的權力,文革時更為集中,個人專權比文革前還要嚴重百倍,中共九大選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有兩個女委員,一個是最高統帥的妻子,一個是副統帥的太太。家天下的時代,顯然不可能「為人民服務」,只能為自家服務。在公檢法尚存的年月里,冤假錯案尚且不斷,而文革中公檢法先是被砸爛,隨後又取消了其中的檢,公和法長期由軍代表、軍管會中幾個人說了算,既無辯護,也不公開,權力毫無制約,人民的命運被草率決定,如此「為人民服務」,實際是讓人民任意受宰割,替自己的威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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