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門關下的徘徊——被遺忘的516
來源: 華夏文摘 作者: 王克斌
(作者1964年考入清華大學,1970年畢業留校。本文記載作者及其同事在1971年「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的遭遇。——編注)
1971年大年初二的下午,栗乃志到家找我,要我和他去看望一個工人學員,西安262廠的林秀臣,他家在沙灘附近。然後,又到東四5條去看望物9的曹同樂,他正好從鞍鋼回來與清華的同學陳怡結婚,在同樂家,吃過晚飯,各自回家。
這是我和乃志在一起的最後一次活動。我父親見了他后,還對我說,乃志眉宇寬闊,是個沉得住氣,能做大事的材料。但是我彷彿覺得,乃志那天,似有心事,不象往日那樣無拘無束,快言快語。或許,他當時已經從清華校黨委會上獲得了一些信息,感悟到大難即將降臨,比我提前挎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惜,他沒對我說什麼,10天後就倉促地走了。
1971年2月1日,星期一,從平安里乘班車來到昌平的北大200號后,發現氣氛不大對頭,有點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的感覺。在全連大會上,軍代表作了動員,要轟轟烈烈地開展清查516反革命集團偉大運動。警告我們的連隊就有不少516兵團的成員,必須老實交待,要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的群眾專政。516集團的重大罪行是反軍亂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周總理,反對中央文革。
會後,工宣隊的小李師傅立即找我談話,要我老老實實交待各種罪行。我一下子傻了眼。一年前,我曾通過反反覆復的政治爭鬥,悟出了三句警語,即從年輕時開始注意,一不犯政治錯誤,二不犯經濟錯誤,三不犯生活錯誤。有了這三條,我就可踏踏實實,清清白白地做人。怎麼一下子讓我交代起罪行來了。我開始還覺得,這或許是種誤會,不知不覺地做過什麼錯事,檢查一下就完了。於是,開始了長篇的回憶,從1966年文革開始,一直寫到工宣隊進校,鬥私批修。把五次去南昌辦聯絡站的時間,地點,人物,都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工宣隊不相信我的交待。成立了專案組,和幾個人組成的專政小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由。這時我才感到沒那麼簡單,大概真的完了,但還是停留在「墨悲絲染」的天真水平上,擔心會給我的歷史上留下個污點。
局勢進展得很神速,一兩天的時間,我已經不能坐下來寫檢討材料,每天要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回答問題,交待罪行。當我說我出身貧窮,能上大學,感謝黨,而且爭取入黨時,他們就指著我狠狠地說,你是要混進黨內。當我說我到贛南營前的獨立營去促進軍民關係時,他們就說我要當營長。時不時地有人領呼口號,「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王克斌老實不老實?」,「不老實!」,氣氛之熱烈與冷酷,讓人不寒而慄。
我的專政小組有新工人(70屆畢業生)蔡建新,他是最積極和最可怕的,還有杜彥從,王東光等;幹部里有劉桂林,他是背後出點子的;數學教師武繼玉,還有幾個海軍,陸軍,和工農學員。經常在半夜裡,兩點鐘左右,被揪出去批鬥。蔡建新和劉桂林似乎欲置我于死地,我當時認為,大概因為他倆都是414的人,對井岡山團派有懷恨之心,而且蔡建新向栗乃正爭取過團支部副書記的位置,沒有如願,把我整垮對他是個機會;我們幾個新工人在反右傾回朝時傷過劉桂林等知識分子幹部,這次運動是再好不過落井下石的好機會,還能落得運動中積極熱情的評價。
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插隊的農民學員黃玉蘭。拉練期間,她親眼看到,我是如何地虛心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不怕吃苦,和她一起宣傳鼓動,應當算是戰友了。可每次開鬥爭會,她都按耐不住對我的刻骨的階級仇恨,帶頭高呼著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讓我大惑不解。除玉蘭,陸軍262部隊的劉樹坤,張殿勤,北綜廠工人師傅孫宗胡,海軍幹部陳新華也都是旗幟鮮明,鐵面無情的。尤其是那個湖南人陳新華,他在審問時,會讓你覺得受了侮辱。
樓道里每天戰鼓隆隆錚錚作響的都是針對敵對分子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整個宿舍樓像是被潑了一層發煙硫酸,散發著令人窒息的濃烈氣味。讓你覺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心急如焚,卻無處棲身,只好束手待斃。到處是毛主席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和「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從一個生龍活虎的青年,一個緊跟毛主席的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一下子淪落為反革命,吃飯、睡覺都像犯人一樣被人看守著,不分晝夜,隨時揪出來批鬥,厲聲審問,拍桌子瞪眼。我不光是接受不了,簡直是一種折磨和煎熬。這些精神上的折磨讓我坐卧不寧,亂了方寸。當時我一怕姐姐、姐夫知道這件事,給他們造成麻煩,她們都是黨員。二來忽然想到,串聯時我因為好奇,留下了幾粒半自動步槍的子彈,這的確是說不清的大問題。由於恐懼,疑慮和不安,造成了精神上的混亂,失去理智和判斷能力。一天夜裡,大概凌晨3點左右,我正面對10幾個人的無情批鬥,劉桂林來到敞開的批鬥會門口,和辦案人員交頭接耳,切切私語,但又隱隱約約能讓我聽到一些。我誤以為他們把我姐姐和姐夫找來了,這意外的精神衝擊,使我成了被夜審的潘洪,失去了控制能力,哇地一聲,哭了。說「我交待。」於是,我把那幾顆子彈的事說了出來。劉桂林的招數果然見效,鬥爭會勝利地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我在蔡建新和王東光的押解下去抄家。父親和母親都在屋裡坐著,見我低頭不語,神情獃滯,知道我犯事兒了,眼睜睜地看著我打開一個木箱,兩位解差一件一件地搜尋著可疑的物品。父親患有半身不遂,本來手就哆嗦,這下哆嗦得更厲害了。蔡、王二人搜出一把我在武鬥時用銼刀磨成的匕首,在江西串聯時寫的文章的底稿,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歌詞,樂譜,一盤錄音帶,一個紅五星解放軍的帽徽,一張軍人通行證,和聯絡站的印章。可是沒發現子彈,我問父親,見過幾粒子彈沒有,他顫微微地說害怕出事,早就扔到天壇北門的茅房坑裡了。
然後,父親和母親焦慮不安地看著我被押解著走出家門,連一句話都沒敢說。我這時才感到一場生不如死的感覺,在公共汽車上,就想著用什麼辦法來結束這條失去了希望的生命。在昌平等公共汽車時,我想鑽到一輛大卡車的下邊,來個撞死,簡潔,痛快。於是我借口要到對面的廁所去小便。可是,蔡、王二人緊貼著我,不離身,讓我失去了死在路上的機會。
回到北大200號的宿舍后,我計劃著用一根背包繩,一頭挽過來系個活套兒,套在脖子上,繩子繞過枕頭上邊的床棱,當成一個定滑輪,再把另一端系在右腳上,入睡時右腿彎曲,等睡著后,不知不覺地往下一伸右腿,把自己在睡夢中勒死。正在我思慮著何時動手的時候,大約半夜一點多鍾,樓道里傳來了大嗓門的武繼玉的叫聲,『栗乃志跑了,栗乃志跑了』,整個樓道頓時騷動起來,過了幾分鐘,傳來了栗乃志跳樓自殺的消息。我的宿舍馬上增派了幾個海軍學員,一起嚴密地監視著我。
我頓時失去了控制能力,再也躺不住了,只穿著短褲和背心,站在宿舍里,當著幾個看守的面,覺得渾身上下一陣哆嗦痙攣,上牙和下牙不住地嘎嘎碰響,那時節,我說不清是害怕死亡的突然降臨,還是痛惜失去了一個要好的朋友,還是因為我差一點死在了栗的前面。相比之下,乃志死得壯烈,我過於猶豫,晚了一步,苟且偷生。乃志人沒了,但他的精神還活著,我人活著,可精神上卻已經死了。應了中國人常說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我思念著好友乃志,卻不敢流出半滴眼淚。
第二天一早,全連開了大會,有好幾個人發言,口誅筆伐,聲討栗乃志。罵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和人民對抗到底。與栗乃志素有芥蒂的軍代表王賀宇宣布開除栗乃志的黨籍。那時的領導和革命群眾,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見了棺材都不會落淚。一個大學畢業剛剛半年的小夥子,就是有罪,也罪不當誅啊。他失去的不僅是生的權利,他也失去了死的自由。會後,我出了一身冷汗,一個姓王的教師指著我說,「嚇了你一身汗吧。」他說對了。
然而,整死了人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專案組色厲內荏,改變了以往氣勢洶洶的打壓手段。栗死後的那個星期六的上午,蔡建新過來問我,想不想進城回家,我說,「你們讓我走,我就走。」乃志的死帶來了我的自由。如果沒有他的以死相拼,我可能兩個月甚至半年也回不了家了,那時,我的老父,老母大概也會因擔憂害怕而過世。
不管栗乃志的主觀動機如何,他是我,也是我家的大恩人。這幾十年,無論走到哪兒,我也沒忘過他。在那次清查中,連隊里整了10來個人,包括一年前跳進地溝淘糞尿的4個新工人,何元金,張良駒,栗乃志和我,還有原來414派的周宏余、桂立明等。栗和我的問題最嚴重。我的主要問題在於成立井岡山兵團駐贛聯絡站,全校留下的唯一的一張軍事調查提綱就是我在江西翻印的,不知是聯絡站的哪位同學把它交了上去。但是反軍亂軍的事情,我們一件也沒有做過。
專案組的人還跟我說過,我們江西聯絡站的賬目是最清楚的,抄家時發現的那盤錄音帶都是和地質學院爭奪辦三司聯絡站的長途電話錄音,也沒有什麼反革命證據。回家后,我對姐夫講述了這次進了鬼門關的不幸遭遇,他形象地引用樣板戲《紅燈記》里的一句台詞,「跳車的沒有,可疑分子的不少。」到現在,也不知道有沒有這個516兵團,也不知道哪個人真的加入過這個組織,一筆糊塗帳,造成了那麼多屈死的冤魂。
痛定思痛,為什麼栗乃志會死在我的前面,大概是因為他的心理壓力大,他不僅是納新黨員,還是學生黨支部書記,清華大學黨委委員,因而他將要失去更多的東西,特別是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包袱太重,壓力太大,因而橫下一條心,走上了不歸的路。
而我連黨都沒入上,沒有政治上的負擔,大不了,我一輩子入不了黨,但我還是原來的我。再加上,想到抄家時,含著眼淚,滿面愁容的老父老母,他們還得靠我去瞻養,因而在自我了結時顧慮多,下不了狠心,讓乃志搶到了前面。幸虧去年夏天因為有人貼給我父親一張大字報,我沒有領到入黨志願書,因而沒有被開除黨籍的心理負擔。塞翁失馬,焉知禍福。感謝貼大字報的作者,雖然他想加害於我的父親,雖然讓我永遠地失去了入黨的機會,但是幫我留下了一條生命,也留下了我們一家人的溫暖。
聽專案組的華如星說,從日記里發現,乃志在九大后思想一度灰暗,因為他妹妹那時自殺身亡,家裡還有孀居的老母。在不到二年的時間里,兩個孩子都死了,白髮連哭黑髮兩次,好不凄凄慘慘戚戚。乃志死後的當天,尚未收屍時,他的在白氏坊工作的黨員哥哥來到北大200號,連屍體都沒看一眼就走了,大概是怕慘不忍睹。聽說,乃志在2月中的那天夜裡,乘著沒人看守,把背包帶拴在暖氣片上,從二樓窗口順著繩子溜了出去。馬上跑到旁邊北京大學的宿舍樓,從5層樓的樓頂,頭朝下,栽了下去。有個北大的小青工下夜班回來,聽見一聲絕望的慘烈嚎叫,在地上留下一灘鮮血,結束了一個剛剛踏上征途的朝氣蓬勃的年輕的生命。
在清查中,工宣隊依靠的都是些文革中的逍遙派,他們在文革中織毛衣,焊收音機,回家休息,他們自然是清白和乾淨的。後來,這些人入黨的入黨,提乾的提干。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清查516運動中對敵鬥爭立場堅定。而像我這樣當年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要緊跟他老人家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甚至出生入死的人卻成了反革命,成了階級敵人。這場運動實際上就是秋後算帳,把這些搖旗吶喊,煽風點火的小嘍羅、小猢猻像雞和狗一樣隨意宰殺。
和歷朝歷代的冤案一樣,這是一種莫大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悲哀。這些熱血青年當初都是聽了毛主席的話,聽了中央文革的話,積极參加了這場運動,如今出了事情,他們沒有任何責任,這些年輕學生卻提前成了犧牲品和殉葬人。作為一個想貢獻出滿腔熱血的青年,多麼可悲,多麼愚昧。那個年代,打死人都不償命,逼死人就更不用說了。那幾個當官的,入黨的,用無辜亡命人的鮮血染紅了他們的頂子和黨票。後來,才知道,清華井岡山原來分配出去的幾個總部委員也被揪回學校,接受批判審查。
清查516是一場全國範圍的大運動,被整肅的有千萬之多。尤其是在學校和科學院系統,大學生多的單位,鬥爭手段兇殘,曠日持久,先抓后查,大搞逼供信,製造莫須有的罪狀。死人最多。僅清華大學在幾個月的時間里就有5人自殺,還有的自殺未遂。這場運動是繼反右鬥爭后的又一大冤案。所謂的無產階級群眾專政,不過是文革群眾斗群眾的翻版。從王,關,戚,到陳伯達,康生,乃至四人幫,他們煽動年輕人做了過火的事情,到頭來又把這些盲目的追隨者一網打盡,心狠手辣,置之死地而後快。
80年代后,不少同學又被舊帳重算,被當作三種人審查了數年之久。幸好我此刻已經來到美國,躲過此劫。這批朝氣勃勃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為毛主席文革貢獻了青春,想不到又都成為歷史的罪人。
從小學到大學,家裡勒著腰帶供我讀了18年書,剛剛有了工資,能夠侍奉父母,剛剛進入社會,剛剛邁出人生的第一步,正想著要為祖國效勞。可是才工作半年,就遇上滅頂的災難,讓老父老母跟著一起擔憂受怕。一個生龍活虎,無所畏懼的青年,一下子墜入到失望的深淵,變得深沉木納,心寒膽顫。按心理學的說法,一個正常的人把眼睛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不會超過5 分鐘,而我卻常常兩眼發直,盯住一個地方長達20分鐘以上,幾乎到達了呆傻的地步。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王府井的舊書店去賣書,然後去買煙買酒,消散我的哀愁。
我在街上騎著自行車,常常頂著風,厲聲疾呼:「安得金勺入心竅,一舉盡將憂思掏。安得豪雨掃世塵,克斌得以重做人。」我已經決定,從此,要趴在地上過日子,免得再被打倒,重陷囹圄。暴風驟雨式的群眾專政撤了,但事情還沒有完結。專案組一方面派人外出調查,一方面三天兩頭地對我政策攻心,讓我老實交待。有時還像捷爾任斯基的契卡一樣拍著桌子大喊大叫,步步緊逼。由於恐懼心理,每次找我攻心后,我都像《林海雪原》里的小爐匠欒平說,「我想想,我想想。」於是又有了下一次。過了兩三個月,沒完沒了地追問,我有些煩躁,就說:「就這麼多了,想不起來了。」沒想到,這招還挺靈,後來他們就不再找我麻煩了。
那一年,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雜,小青工扔下一把紙屑,讓我這個反革命去撿。我在察看一個440V變壓器時,一個複員軍人在我不知曉的情況下,把電源線插到了220V的插座上,我左手觸到了輸出端,啪的一聲左臂被電打得甩到一邊。我也不敢聲張。我繼續尊重工宣隊,碰到他們時,還想打招呼,直到賈師傅惡狠狠地問我:「幹什麼?」我才知道我的身分,不配和工人階級講話。同學結婚辦喜事,也不敢叫我出席。整個北大200號里,只有一個人願意和我講話,他就是北大歷史系的張泉田,我們是在南昌串聯時認識的,他當時在北大的政工組工作。每天晚上,都陪著我在院子里散步,開導我,怕我想不開。
當然,我也沒有白白地挨整。有了這次奪命的經歷,我獲得了自殺免疫力,跨過了這一劫,我面前再沒有過不了的坎。不管將來再遇到多麼激烈的運動,我都要挺過來,能挺過來的才是英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你態度越好,遇到的麻煩就愈大。我提前看清了四人幫的醜惡嘴臉,認識到這場文化革命是扭曲了人類本性的大災難,夫妻離異,父子反目,每次揪出5%的群眾,無情地批鬥。當然,我只能默念在心。
到了1976年天安門4·5事件時,我什麼也沒交代,沒遇到任何麻煩,因為我有了對付運動的政治經驗,你若說了去過天安門,他們就會咬定,你抄了詩。我知道了,不再聽信任何人的蠱惑與煽動,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再為別人去賣命,命是屬於我自己的。直到1973年9月,教研組的頭頭劉桂林才在兩年多的調查后,為我定案,一般錯誤,不入檔案。他問我要不要向全組宣布,我說不必。
用量子力學的語言說,我像一粒自由電子,突然落進一個無窮深的勢阱,頭上是一層一層數不清的束縛態的能級,永遠也見不著天日。我只能在這位阱的下邊,吃著、喝著、呼吸著,維持著行屍走肉的生命。年紀輕輕,就失去了希望。我有時問我自己,你為什麼活著呀?我找不出原因,只好按牛頓的慣性定律解釋,因為我還活著,所以我活著。當時我的確有些過於悲觀失望。7年以後,我終於等到了一個重見天日的機會,中國恢復了研究生制。為了抓住這個機會,我頭懸樑、錐刺股,通夜苦讀,聚集了所有的能量,最後終於貫穿了清華大學這個讓我哀莫大於心死的勢壘,考到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又見到了一片嶄新的天地,找到了希望,找回了青春,找到了重新做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