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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賓雁的遺產(9)

2017年04月27日 6:14 PDF版 分享轉發

來源: 縱覽中國 作者: 王康

十二

冥辰高懸在我們頭頂,無辜的
俄羅斯在痛苦掙扎;
……
假如他們真要封住我受傷的嘴,
就讓那些我為他們說話的千百萬人
讓他們來代替我。
並讓他們每年記住
每當我的祭日來臨。
我不只為我自己祈禱
我的呼聲是為了那兒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們
——為了所有的人。
他們在寒冬臘月里,在七月的熱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風的深紅色的牆下。
——【俄】阿赫瑪托娃

1985年1月,《第二種忠誠》在《鐘山》發表,立即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是年,文革結束已近十年,歷史道路危情潛伏,準備復辟倒退、收拾殘局的舊勢力磨刀霍霍。時代亟需的對國家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進行嚴肅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斷,毛派「極左」勢力的反撲和復活已經直接危及到艱難步履的中國。不對的罪過進行揭露,不檢討那個時代駭人聽聞的悲劇,不發現與那些罪過和悲劇相對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國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進半步,隨時可能出現復辟。

正是出於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命運的雙重關切,劉賓雁以「第二種忠誠」為名,在近半個世紀中無人敢於問津的政治、歷史、法律、外交、司法、軍隊、人性和毛澤東以及等領域縱橫激越,鋒芒所向,盡在要害。

彭德懷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是中共上層里「革命良心」對獨裁者的一次罕見的譎諫,後來演變成殘酷的政治陷害。在此之外,兩代只能傾聽和仰視最高領袖。聽憑他們指點江山,品評歷史,裁斷是非,制定國家大法,操控億萬人命運,一切天經地義。劉賓雁將兩封「萬言書」公諸于眾,直截了當地拷問毛澤東亡靈和當政的鄧小平。

1881年3月,亞歷山大二世被謀刺后,民意黨執行委員會把一封致亞歷山大三世的公開信印在「富有光澤的羊皮紙上」,投進涅瓦大街郵筒里。同時有一萬三千份複印件在俄國各地散發。民意黨人指出,現在俄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的政府,政府按其本質來說只應當表達人民的願望,只應當實現人民的意志。」然而,在俄國,「政府已墮落為清一色的奸黨,並且比起執行委員會來更加適合於稱之為一幫篡位的匪徒。」他們提出了兩個條件:一、大赦政治犯;二、由俄國人民的代表重新審查現行國家和社會生活方式,並按照人民的意願進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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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三世不顧警告,對五名謀刺人士(其中一名是著名女革命家索菲亞)判處絞刑。

奉行非暴力主義的托爾斯泰致信亞歷山大三世,指出俄國面臨著三條道路:「以惡報惡的鎮壓之路;自由主義的縱容之路;沙皇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的寬恕之路。」

亞歷山大三世拒絕了托爾斯泰(同時給沙皇寫信的還有二十余名「俄羅斯的良知」,他們也都遭到拒絕)。二十年後,托氏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措辭已不再是懇求,他的警告直率而嚴厲:「歷代沙皇都可能並確實是怪物和瘋子,獨裁是一種過時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億人民會異口同聲地要求自由。」

羅曼諾夫王朝當然不是因為民意黨人的謀刺、傳單和托爾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卻是後者的告誡一再被置若罔聞的必然後果。將近四十年後,沙俄帝制在戰爭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遜位之後,還未能免於被布爾什維克滿門屠殺的噩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哈羅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先後致信蘇聯領導人,就一系列涉及蘇俄重大命運的問題提出告誡和建議。與沙皇俄國一樣,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對這些最無私最坦率、也最有價值的告誡視若無睹。不到二十年,在沒有外來戰爭、人民起義和恐怖刺殺的情況下,第一個社會主義超級大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策源地戲劇般地崩潰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後相續的兩個帝國,沒有被拿破崙、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摧毀,卻在歷史真理、時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離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識人來表達的。

向暴君和獨裁者公開或私下致書,提出勸諷和告誡,是古今中外所有專制社會的特有現像。劉賓雁本人就曾經以信函方式提醒毛澤東「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黨內佔優勢的是特權主義與宗派主義,黨內高級幹部存在『變色龍』,黨群關係惡遍惡化……」,他那時不可能知道,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大的特權人物和變色龍。

在《第二種忠誠里》,劉賓雁公布的兩封「萬言書」,均出自普通士兵。它們的公諸於世,像兩把利斧劈開了中國最高統治者的世襲領地和政治黑箱,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勇氣,以真正的人民名義和個人的良知高度指控和質問毛澤東:

我認為,中共中央近來在國內外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其中有一些屬於原則性方向性錯誤。本來,任何政黨和個人在漫長的歷史征途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是不足為怪的,但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嚴重錯誤……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你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些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法國、義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1957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呢?

接下來,「萬言書」滿懷憂慮地預感到,遲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最後,作者告誡毛澤東「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否則,「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錯到底,後患無窮」。

毫無疑問,這是對共產的最高權威的挑戰,意味著一個被掩蓋的歷史進程早已存在於表面鐵板一塊式的中國社會中。「萬言書」作者之一陳世忠明確拒絕充當雷鋒式的工具,「他唯上級命令是從,他預先就斷定了你(毛澤東)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一旦你說錯了話,你代表黨中央做出了錯誤決定,又有誰能夠幫助你們糾正呢?」

雷鋒作為毛澤東精心培養的奴隸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於王守信。它作為毛澤東絕對權威和權力狂的必要陪襯,作為公然變人為齒輪、螺絲釘、耳目、鷹犬的標本,在道德和倫理上發生過異常虛偽和卑劣的影響。雷鋒式共產主義道德楷模的無恥和可怕,使中國歷史的偽君子和宦閹之徒都會自愧弗如。在《人妖之間》里,劉賓雁發現的是中國令人絕望的最大陰暗面,毛澤東極權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人民分化,權力異化帶給人民的腐蝕和毒化惡果。

《第二種忠誠》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標志著中國歷史和精神發展中一種新範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人民在普遍奴化、獸化、物化過程中,同時出現的另一種重大變化。一種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義和「人民至上」觀的確立。

《第二種忠誠》破天荒第一次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劉賓雁把兩名死囚變成原告,把毛澤東和那直接濫殺無辜的劊子手還原成被告。歷史以其異常曲折的形式證明,兩封萬言書的公開展示,不僅大大拓展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視野和人生境界,撕開了中國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嚴的禁忌,而且直接預告了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前景。劉賓雁將這種類似專制社會的「死諫」冠以「第二種忠誠」,分明是對幾十年來肆虐成災的奴隸主義的鄙棄,而把真實的「人民」寫在時代的旗幟上。它是對極權統治的政治術語和語言符號的無畏挑戰,在中國第一次公開頌揚獨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從,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義和人民性,「在中國政治原野上雖然貧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種忠誠》同時把鋒芒指向「無產階級專政」本身。「萬言書」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殺人罪行。」目擊者陳世忠與死者非親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斷奔走為死者鳴冤,要求懲罰兇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籲中國人「想一想,死者的親屬——年輕的寡婦和孤兒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想一想,人民鋼鐵長城的聲譽怎能讓殺人兇手玷污!想一想,這些製造假像、殺人邀功的敗類至今還隱藏在黨內、軍內,成為我們事業的接班人!再想想,這件事本來很可能輪到你、我、他的頭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親屬,你又該怎麼想?……還有,這種事若不查個水落石出,連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徹底否定掉,你能擔保今後不會再發生嗎?」

劉賓雁評論道:「問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卻不是他的這些觀點,而是他的那種感情,說起來似乎也很簡單,無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對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陳世忠身上,這種感情為什麼這樣強烈,如此執著,本人二十年的凄涼遭遇沒能衝破它,幾千萬人經歷的曠古浩劫(那十年,死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陳世忠不可能是個先知先覺,黨內水平比他高出許多倍的有識之士多得很,難得的是他在那種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1962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發表,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在簡短的《代序》中寫道:「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索爾仁尼琴從此改寫了蘇俄文學史,並且在八年後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

不難設想,劉賓雁即使沒有提到毛澤東,只是把那樁虐殺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學化」地展開為一個中篇,其藝術和社會成效也許與《一天》有同工異曲之妙。

富於獨立精神的文學評論家劉再復認為,在中國,任何想感動世界的作品必須首先感動自己祖國的人民,他認為劉賓雁的作品是中國文壇上的重大現像,「如果不是他們經歷過一個苦難的時代,如果不是他們經受過一次心靈的煉獄,如果不是他們本身所具備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們有一種獻身於社會和獻身於文學事業的英勇精神和道義力量,這種散文是無法出現的。這種散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作家精神狀態的巨大轉變。它是我們民族心靈遭到巨大創傷之後的一種補償,……是作家自由本質的一次光輝的實現。只有心靈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國人民,才知道這種散文是怎樣的寶貴和值得珍惜」。

《第二種忠誠》是在歷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領域與毛澤東的決裂,其顛覆性的意義至今猶存:極權主義和暴君政治的彌天大謊——「為人民服務」——像舞台上紙糊的布景開始翻轉出它滿是灰塵和蛛網的背面。

在此之前,從華沙到布拉格,人民在匈牙利起義被血腥鎮壓二十多年後,再次走上掙脫斯大林主義鎖鏈的「光榮荊棘路」。知識界、工人、教會和黨內改革派正式結成聯盟。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希克教授和里赫塔博士的《行動綱領》、瓦文薩們的《21條要求》以及哈維爾、昆德拉、米奇尼克們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獨立」堂而皇之地寫入歷史的天空,東歐大地的自由解放運動已不可逆轉。

《第二種忠誠》雖然還停留在對歷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歷史精神上與蘇聯、東歐的自由化浪潮卻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須用真理、正義、人道戰勝專制、邪惡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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