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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記北京101中學文革中的幾件小事
來源: 共識網 作者: 曹培 
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過去了，在滿目瘡痍的大地上留下了無數的罪惡和苦難，也折射出當時人們的瘋狂、不理性、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心中自私、殘忍和冷漠無情的一面。在搜集、記述當年的這些故事時，無意中，筆者也發現了一些閃亮的珍珠。小心地把它們拾起來，托在手心裏，細細體味，它們散發出了一種自然、柔和、純真的溫馨之光，令人動容。這是永恆的人性的善之光。
玉米田守望者
1966年8月，也就是所謂恐怖的「紅8月」，社會上一片腥風血雨，被蠱惑的青年瘋狂地向他們的長輩、老師掄起了軍用皮帶。被毆打致死的受難者、被逼迫自殺的人，幾乎每個單位都有。101中陳葆琨老師已經被毆打致死，更多的幹部教師正遭到殘酷迫害，生死命懸一線。如政治教研組長陳司寇老師在殘暴的毆打下，幾乎喪生。語文教研組長汪瑞華老師，在一天晚上，被紅衛兵揪到操場上毒打，扼住喉嚨幾乎窒息，遍體鱗傷。
任彤雲，原郝人初校長的警衛員，文革前的總務處副主任。他的出身工農和老革命資歷使他在文革中頗受尊重，還被吸收為「革委會籌備委員會」（革籌委）的成員。汪老師被毒打時，她家屬曾找他求助，可是樸實忠厚的任彤雲在革籌委里只是個擺設，說話根本沒人聽。萬般無奈中，任彤雲就對汪瑞華老師說：「要不你和陳老師晚上就來我家裡躲一躲吧。」汪老師和陳老師確實不敢回家，可是躲到任彤雲家多有不便，而且萬一被左鄰右舍告發了，不僅罪加一等，還要連累任彤雲。最後她們決定躲到任彤雲家附近的玉米地里。任彤雲家旁邊就是學校的玉米地，有個用玉米稈堆成的垛子。天一黑，兩位女老師就鑽到那個玉米垛子里過夜，任彤雲就幫她們「望風」。夜裡儘管有蚊蟲叮咬，難以安睡，但至少暫時不受人身安全的威脅。就這樣，兩位女教師在玉米垛子里躲過了那些最恐怖的夜晚。
午夜暴力勸阻人
1966年「紅8月」期間，學校紅衛兵中有個「夜老虎隊」，專門夜晚出動到幹部老師家裡抄家打人，學校家屬院夜晚常聽到有人高喊：「紅色恐怖！紅色恐怖萬歲！」
副校長文方首當其衝，多次被紅衛兵毆打。他家旁邊有條不太深的水溝，文方和夫人馮老師都曾被打到水溝里過，處境非常危險（陳葆琨老師就是在水池裡被毆打溺水而死的）。住在文方房子後排的工人師傅劉德新、賀文昆聽到動靜，都立即過來勸阻學生。他們站在紅衛兵和文方中間，用「要文斗不要武鬥」講理，有時還硬搶下紅衛兵手中的皮帶。因為他們是工人師傅，是「領導階級」，又是學校工人師傅組成的「工聯造反團」成員，紅衛兵也不便和他們對抗，常常就悻悻地離開了。此後，每當紅衛兵揮著皮帶從文方家的前門進來，馮老師或孩子就趕緊從後窗跳出，去敲劉德新和賀文昆兩位師傅家的窗戶求援。經常是晚上十一二點，師傅們都關燈睡下了，文方一家人還不敢睡。「夜老虎隊」一出現，二位師傅聞訊二話不說，穿好衣服就過來把學生們給勸走。文方後來回憶說：「當時如果不是他們的多次保護，我可能早就被打死了。」
勇敢的白衣天使
校醫段箴大夫身材瘦高，文靜柔弱，說話緩慢。記得當學生時找她看病，即便是非常小的傷病，她都十分認真仔細，一絲不苟。看完病還要囑咐一些令小青年不耐煩聽完的話。文革期間，學校衛生所也被貼滿了大字報，無非是批評她愛穿高跟鞋、愛燙頭髮之類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還有人給她畫了漫畫，把她的名字故意改寫為「斷針」。
面對這一切，段大夫好像並不介意，照樣一絲不苟地為師生看病，特別是那些被打傷了的「牛鬼蛇神」。只要一有人叫她，她立即背上藥箱去救死扶傷，無論是白天黑夜，也不管傷者當時有什麼政治問題。當時這些「牛鬼蛇神」受盡了周圍人的呵斥、咒罵、唾棄，或者冷漠迴避，只有段大夫一如既往，溫和細心地詢問病情，認真周到地醫治，使得那些正遭受政治迫害的老師，感到這世上仍有人把他們當人對待，精神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在汪瑞華老師半夜遭受毒打之後，段箴大夫立即趕來給汪老師敷藥，見傷勢嚴重，直說：「慘不忍睹」。敷完葯又對汪老師說：「你不能勞動了，休息兩天吧。」給汪老師開了休息兩天的假條。汪老師當時在勞改隊服苦役，每天清早7點就要集合。憑著段大夫的假條，汪老師在家躺了兩天，才算緩過氣來。段大夫當時能夠頂住壓力來看病、開假條，令汪老師至今感激不盡。
初中的班主任楊文榮老師在文革中也遭到學生的毒打。有一次楊老師的鼻子突然出血不止，一直接了兩個臉盆還在流。旁邊的一位年輕老師竟說：「別管她，流死她！」段大夫知道后，立即趕來，先用棉球為楊老師塞住鼻孔，然後用自行車推著送楊老師去海淀醫院。一些學生圍在旁邊罵罵咧咧，還向她們投擲石塊。段大夫卻始終推著楊老師，堅決地往醫院走，結果自己也挨了不少石塊。這一幕讓楊老師終身難忘。她說若不是段大夫的及時送醫，自己那天恐怕性命難保。
文革中受到段大夫救治的老師還有很多，例如教史地的盧念能老師，文革之後曾到段大夫家，感謝她在文革中救了她。
可惜這些老師和段大夫都已經謝世，我們無法了解到更多的具體情況。但段大夫這種不顧個人危險，堅持治病救人的醫者風範，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學習。
稻田「紳士」
1967年的11月，稻田裡的泥水在夜晚已結了層薄薄的冰，成堆的稻子卻還堆在稻田裡，勞改隊的幹部老師們被驅趕去搬運稻捆。老師們有的排成一列長隊，相互傳遞著。有的自己抱上幾捆，在泥水中艱難地行進。負責勞改隊的高一（1）班學生高J等人，坐在稻田旁邊的小山坡上監視著他們。他們一邊呵斥咒罵著，一邊把泥巴土塊投擲到他們看著不順眼的老師身上。
最遭罪的要數當時年已65歲的校長王一知，高J等人命令她只能自己搬，不許參加傳遞；還給她指定了一大堆稻捆的任務，不搬完不許休息；每次抱上兩捆還不行，一定要加到3捆。王校長吃力地在泥水中跋涉著，掙扎著，一刻不敢停頓。稻茬把她的腿和腳扎的血淋淋的，學生們投擲的泥巴土塊，不斷地落到她的頭上和身上。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是那樣地孤獨和無助。這時，一位又高又瘦的男老師走到了王校長身邊，毫不猶豫地幫她扛起了沉重的稻捆，迎著那不斷投擲來的石頭土塊，以及監管學生的謾罵呵斥，在泥水裡一趟趟地來回運送著，直到全部完成了指定的「任務」，王校長得以上岸休息。這位「紳士」，就是語文老師雷天奕。
雷老師原來在新華社工作，還教過大學，是搞文藝理論的。因為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曾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被從新華社下放到中學來。1958年，區委調查組來學校抓「政治思想工作」，聽了雷老師的課後，認為他在課堂上「放毒」，使他成為被重點批判的對象，學生們也拒絕上他的課。王一知校長曾為此親自來聽他的課，並說：「我聽了他一個月的課，這個老師很有學問，沒有什麼問題。」雷老師的處境，才因此好過了一些。
文革中，雷老師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可能是因為長期被批判的緣故，這個高個子的書生患有多種疾病，平時總是弓著背、苦惱地皺著眉頭，說話低聲下氣的。只有這一次，他挺直了腰，做了一回真正的漢子和紳士。事後，王校長感慨地說：「雷天奕那天真是救了我的命！」
勞改隊里的「校長秘書」
汪瑞華老師和王一知校長，一直就是工作中的老搭檔，還在上世紀50年代的華北中學時期，汪瑞華老師就曾當過王一知校長的秘書；後來，在101中學時期，她又一直是語文教研組長、學校工作中的教學骨幹。然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在勞改隊里時，當汪瑞華老師自己也飽受迫害折磨、生死未卜的情況下，她還一直堅持著照顧王一知校長。
當時，王一知作為101中學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的黑爪牙」，在勞改隊里飽受迫害：挨的打最多，乾的活兒最苦，受到的各種虐待折磨也最多。紅衛兵和工宣隊還要求勞改隊里的老師揭發她，不揭發的就是「保皇派」，罪加一等。監管勞改隊的學生也曾多次要求汪老師揭發王校長，但她卻說：「我實在不知道，不能亂說啊。」於是，她又被罪加一等，成為所謂的「鋼桿保王派」。
勞改隊里的老師，平時都不敢和王校長說話，只有汪瑞華老師，始終不離不棄地照顧著王校長。每次勞動或挨完批鬥回來，王校長都一頭栽倒在床上，不能動彈了，汪瑞華老師就立即幫她打水，洗臉洗腳，擦試傷口，換洗臟衣服，還幫她去打飯。打飯時也常遭到不明真相的食堂大師傅的謾罵，說她是王一知的「走狗」；有時還故意只給她們糠窩窩吃。就連勞改隊里的其他老師，也勸汪老師說：「你就別管她啦，你要照顧她到什麼時候？」可是汪老師始終沒有放棄。在那水深火熱、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汪老師用她那瘦小的臂膀，緊緊地托住王一知，一起在苦海里掙扎沉浮。
1972年，王一知被平反后重任101中學校長。70歲的老太太二話不說，立即拉上汪老師，一起去收拾學校當時那「沒有一塊好玻璃」的殘破局面。
黑夜送醫
1967年秋天的某個傍晚，初一的女孩們正在宿舍里七嘴八舌地聊天，初一（6）班的文某突然闖了進來，打著哭腔說：「幫幫忙吧，我弟弟得了急病！……」文某是副校長文方的二女兒，而文方作為學校里的「二號走資派」，當時正在勞改隊里被羈押著。由於文方的原因，文某平日總迴避著同學們，大家也不主動與她往來。
她的突然出現，使嘈雜的宿舍一下子安靜了。其中有三個女同學，沒有一點猶豫地立即跳下床，推上一輛自行車，跟著文某就走。黑暗中，她們看到地上蹲著個六七歲的小男孩，旁邊站著一籌莫展的文方夫人馮老師。原來她們母女正送孩子去看急診，101中家屬宿舍離車站很遠，她們無力再背動他了，只好找同學幫忙。大家立即讓小男孩坐上自行車的后架，抱住車座，兩個同學一邊一個扶著他，另一個同學推著自行車，急忙朝公交車站走去。她們走得很快，瘦小的馮老師都要跟不上了。
到車站后，她們把自行車一鎖，和馮老師一家一起坐公交車到了海淀醫院；下車后，又幫助把小男孩抬到急診處；看完病拿好葯打完針，她們又一起幫助把孩子送回到文方家。
回到宿舍后，有同學議論她們：「和走資派划不清界限。」她們卻立即理直氣壯地反駁說：「文方的孩子又不是走資派！」……
一晃，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文方夫婦住在他們小兒子為他們買的新房子里安享晚年，三個女孩也都已過耳順之年。如同所有老三屆的中學生一樣，她們也難免會在內心裡留下許多的愧與悔，但唯獨對這件小事，她們至今只感到慶幸。她們也從自己與共和國共沉浮的命運中得到啟發：不管外界說什麼，做人只要順從了自己的良心，就一定不會後悔。
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大多數中國人原本都是善良的。但是「階級鬥爭」的宣傳教育和暴力革命的蠱惑煽動，使得人們自然的善良本性被摧殘、迷失和扭曲了，而獸性的自私、冷酷、暴虐與殘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下被極大地激勵和膨脹，所以文革中才會有那麼多的血淚和苦難。然而深入歷史事實，筆者欣喜地發現，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人性的善良並沒有被完全泯滅，她如同勁草深深紮根於人們的心田。當年如果不是這些普通人對善良的默默堅守，很多受害者都難以度過那個殘酷的歲月，也許101中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會更多……
上述故事雖然都是些不大的事情，卻意義非凡，正如那位平凡的人力車夫在《一件小事》里給魯迅先生帶來的啟示：「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