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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圖伯特人的又一鐵證

2017年05月26日 8:14  PDF版 分享到微信

來源: 民主中國 作者: 桑傑嘉

蒙古學者俄尼斯·朝格圖(楊海英)先生的力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榮獲2015年第十屆樫山純三大獎,2016年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會」獎。中文版2017年4月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發行。

楊海英出生在南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蒙古騎兵後代,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本語學科,文化人類學家,現為日本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等。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共分《民族自決》和《中國的傭兵》兩部分十一章,由圖伯特著名作家唯色寫有推薦序。第一部分闡述了南蒙古人民藉助日本的力量為獲得獨立而努力以及成立蒙古騎兵的歷史背景。第二部分闡述當時上一流的蒙古騎兵成為「中國傭兵」以及在圖伯特(西藏)屠殺的情況。

在滿洲國時期蒙古人為了民族自決,和日本攜手創建了一支由蒙古精英組成當時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騎兵。日本投降,佔領了南蒙古後,蒙古騎兵被中共控制。1958年6月蒙古騎兵接到中共命令,「騎兵第十三團和第十四團,分別更名為三十一部隊和四十一部隊,參加平叛。」中共派往圖伯特的這支蒙古騎兵共三千二,1958年8月1日蒙古騎兵向圖伯特人扣動扳機,揮舞日本刀來回掃蕩圖伯特高原——一直到1960年10月。

這是首次由蒙古學者調查研究有關蒙古騎兵在中共指揮下屠殺圖伯特人的歷史真相。作者以多視角的歷史觀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中共被禁殺的寶貴文獻《戰鬥在高原》、嚴謹學術研究,以及以巨大勇氣和誠摯的懺悔之心構成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楊海英先生給唯色的郵件中說:「一段重重的歷史,總得有個記錄。——我作為蒙古人,基於必須對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我只不過替一代老兵而寫。他們本來要民族自決,卻成了僱傭兵。」另外,《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中文版譯者蒙古人吉普呼蘭在《譯者記中》說:「對於蒙古人而言,他發出了他們一直不敢發出的聲音,道出了他們至今不敢講的歷史和現實的。因此,所有蒙古人對於俄尼斯·朝格圖懷著感激和欽佩之情。我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蒙古騎兵的西藏遠征就一直是個禁忌,絕對不能談論的。而俄尼斯·朝格圖終於打破這一禁區,揭開了謎團,將呈獻給讀者。」

公開這段歷史拋開歷史文獻資料的稀缺、以及中共有意掩蓋和嚴密封殺,更需要巨大的勇氣。作者與歷史事件沒有直接關係,但作為蒙古知識分子、學者擔負起公開這段「重重歷史」的責任,對此作為圖伯特人也深感敬仰。當然,這本書對於圖伯特的價值不僅僅是歷史真相的公開,是非常寶貴的證據,不!應該是中共對圖伯特人實施的罪證。打開了中共動用政府權力遮蔽很久的歷史真相之門。楊海英先生調查中共利用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的事實真相,揭露中共實施種族滅絕的惡行其價值無法估量。

圖伯特作家唯色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是悼亡之書,是悲悔之書——悼亡為追求民族自決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騎兵。悲悔三千多蒙古騎兵被當成傭兵來殺戳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過著同樣的生活,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人們。」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中作者以參與、經歷事件的中國人、蒙古人、穆斯林、圖伯特人的證詞還原了這段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行動。中國人既「解放軍」。蒙古人,包括南蒙古遠征騎兵、中共在圖伯特安多組建的蒙古人騎兵,以及當時和圖伯特一起共患難的蒙古人。圖伯特人,九死一生的倖存者、蒙古騎兵的嚮導等。穆斯林,圖伯特安多的穆斯林,後來和圖伯特人一起流亡國外。

楊海英先生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定義非常清楚,他認為中共所謂的「對叛亂分子的和平鎮壓」和「從未被宣傳的戰爭」是中國對圖伯特的「侵略戰爭」和「一場種族滅絕行動。」[1]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中證明發生在圖伯特的大屠殺「這並不是受害者的誇張描述。扎木彥·諾爾布的經歷,和中共空軍的江達三的回憶完全一致;拚死逃生的藏人,和炫耀自己的戰功侃侃而談的中國人的記錄完全一致。在此一致中包含了事實和真相。」

中國人屠殺圖伯特人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中參與空襲圖伯特人的中共空軍飛行員江達三說:「某天早上八點,我發現了二十多頂帳篷,匪徒二百至三百人,牛羊千餘只。我將戰鬥機降低到離地面二百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確認。那些傢伙們只是獃獃地張望著我們。我再次確定了位置,並按下了按鈕,二百五十二個炸彈瞬間全部傾瀉了下去。從上空望去,一片片帳篷被炸彈掀飛,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無線電向司令部報告了攻襲成功。司令部表揚了我們並『祝同志們一路平安』。」[2]

諾爾布是圖伯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騎兵嚮導。他親眼所見:「玉樹的結古寺戰鬥最為慘烈。其戰術是,中國軍隊首先派出轟炸機,把三座寺廟炸個粉碎。僧侶們守著頑強抵抗。轟炸結束後,中國人步兵用機關槍向包圍圈內的人掃射,最後騎兵再衝殺進去。」[3]

圖伯特安多蒙古人,原人民解放軍測量大隊將領指出:「一九五九年秋,約一百戶西藏人牧民,共五百多人為了躲避中國人,來到這裡『香巴拉』避難。——難民在這個隱蔽的谷底度過了寥寥幾天寧靜的生活,就被人民解放軍的步兵部隊包圍。——他們遭到了人和家畜都不留活口的徹底屠殺。」[4]

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

蒙古騎兵第四十團1958年11月21日在圖伯特保日寺進行屠殺的情況:「『殲滅了』一千餘叛匪」——副團長蘇日和木寫道:「我環視了一下陣地,只見遍地是敵人的屍體,像砍倒的高粱稈一樣——『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殺』」。[5]

蒙古騎兵和中共軍隊在昂索寺的屠殺:「從四川來的中國人步兵部隊也抵達了。中國人步兵團一手握著手榴彈,一手握著手槍衝進了寺里,卻被僧侶所擊退。深夜,寺廟因炮擊遭到破壞。騎兵鞭策戰馬沖向從寺院跑出來的僧侶。日本刀在星夜中閃著光芒,藏人僧侶們的鮮血將白雪染成了黑色。為了中國政府,他們把日本刀刺進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奮戰。——清晨,他們看準西藏牧民還未從沉睡中醒來的時間進行襲擊。一旦進入敵營,日本刀會使對方立刻鮮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間被牧民的屍體淹沒。」[6]

欽彥是圖伯特康區玉樹圖伯特人,當時是南蒙古騎兵嚮導指出:「我當時和第十三團在一起,目睹了他們的戰鬥。經過一晝夜的激戰,對手四散逃跑。但逃跑的人們不久就被追上,男性幾乎全部被當場砍殺。女性和孩子也有被殺害的。」[7]

屠殺「俘虜」

在中共一三四師四零零部隊的第一營第三連任機槍手的梁南和說:「解放稱多縣後,俘虜過多,無處收容。如果將匪賊釋放,他們會再次叛亂。他們殺人放火,襲擊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於是公安機關和玉樹平叛指揮部經過討論,決定對其實行槍決。處決是秘密進行的。每個連都執行過同樣的處決。我們連決定在深夜處決那些西藏人。我們用卡車將八十多個西藏人拉到山間。四排負責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並處理了他們。我們挨個靜靜地處死了他們。在我們掩埋屍體時,不知誰喊了聲『還有人活著』。於是營長一把奪過士兵手裡的鐵鍬,朝那個西藏人的頭砸了下去。」[8]

蒙古騎兵第十四團機關槍手尼瑪仁欽的證言:「我們俘虜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給了後來的支那人步兵部隊。但是,幾天後聽說他們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殺了。支那兵雖然非常不擅長戰鬥,卻極其喜好毫無必要的殺戳。」

「『太過分了!』對著殺害了二百多名女人和孩子的中國人步兵,蒙古人連長和政治委員二人吼道。當天,此二人即被除隊,經由玉樹回到了故鄉。」[9]

中共從南蒙古調遣騎兵的同時,也在圖伯特安多組織本地蒙古人騎兵打開殺戒。巴瓦是中共在安多組織的蒙古騎兵的一個班長,「一天,巴瓦的班逮捕了四十多名藏人,把他們帶回了軍營。就在蒙古騎兵走進軍用帳篷,熬奶茶時,中國軍隊將那些俘虜排成一排,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10]

諾爾布是圖伯特安多蒙古人,是南蒙古騎兵嚮導。他指出:「中國軍隊首先將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後一個不剩地處決所有男俘虜,再將女人和孩子關進果洛的監獄。中國人說這是為了『防止再叛』,也就是為了防止再次發生叛亂而採取的行動。」

「戰鬥依然每天都在發生。我們青海的蒙古人,帶著蒙古騎兵前往最寒冷、最危險的高山地帶。蒙古騎兵最初將逮捕的藏人俘虜交給中國軍的大部隊,但都被處決了,於是也有小班偷偷地放走俘虜。」[11]

「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騎兵第十四團一個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殺害。得到消息的吉爾嘎朗團長勃然大怒,屠殺了藏人俘虜,並且攻陷寺院,殺害了僧侶們。青海省軍區的孫光司令稱讚了吉爾嘎朗行為。」[12]

欽彥是圖伯特康區玉樹人,是南蒙古騎兵嚮導他指出:「中國人的步兵總是會馬上說:『這些人妨礙行軍,收拾掉』。他們不會留下俘虜,全部殺掉。」[13]

自導自演的「叛亂」

一九五零年代擔任中共烏蘭縣武裝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嚴格地說,並沒有發生什麼叛亂。因為無論是在藏人社會還是在蒙古人社會,都已經沒有可以領導叛亂的人物。與西藏相比,仍然受到政府信任的烏蘭縣也未能倖免,其過去的旗王(扎薩克)也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全員遭到逮捕。中華民國時代的官員和當地有威望的知識分子,也被強制集中到州政府參加政治學習,與外界隔絕。而藏人社會受到更為嚴密的監視。即便如此,中國政府也並不安心。分明沒有任何反抗,卻謊稱發生了叛亂,派出軍隊進行鎮壓。中國政府一直在等待著藏人從青海消失。」他還證實,「藏人從來沒有對中國軍隊發起過哪怕一次有組織的抵抗。」[14]

同圖伯特一起共患難的安多蒙古人沙拉布這樣說中共所謂的「叛亂」:「早有陰謀」、「所謂的政府派遣的中國人工作隊被叛亂分子殺害等借口,也是純屬自導自演。」他進一步指出:「部族的所有權貴和有聲望的官員,事先都被中國政府集中到了西寧市,遭到監禁,當地根本沒有留下任何可以領導遊牧民的人物。因此,逃亡並不是有組織的,只是隨意分散地逃亡草原深處而已。中國人把這種逃亡行為認定為叛亂。」

欽彥指出:「父親在我八歲時就去世了,我和比我大三歲的哥哥兩人,在一九五八年七月遷徒到了草原的夏營地。夏營地里還留有去年的行李,我們便趕著氂牛群去了。這只不過是一次普通的游牧移動,卻被歪曲成是叛亂。『我們派遣的工作隊員被叛亂分子殺害了』,這樣的借口,實際上也是中國人的自導自演。」[15]

想滅絕圖伯特人

對這場慘烈的屠殺楊海英先生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試圖創造一個沒有藏人的『世界屋脊』。這是侵略並佔領他人土地,擴大本國『自古以來的核心利益』的中國人常用的手段。」[16]擔任中共烏蘭縣武裝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中國政府一直在等待著藏人從青海消失。」熟知政府內部事務的蒙古人沙拉布的觀點也是:「中國政府想把藏人和蒙古人這些原住民從他們的原有居住地掃除出去,讓中國人住進來。」

悲劇進行式

中共這場侵略和軍事大屠殺導致十多萬圖伯特人至今流亡國外,慘烈的自焚抗議人接二連三,中共對圖伯特人的殘酷鎮壓仍然繼續——另外,當時被中共追殺而逃亡的圖伯特人到1994年還在無人區或者被稱為「生命的禁區」的茫茫原野中過著非人非鬼的生活——(筆者在圖伯特時的1998年也聽說過中共屠殺時逃難者在貴南等地的深山中生存的事情。)圖伯特蒙古人,原人民解放軍測量大隊將領杜古爾扎證實他們不僅發現了「叛亂遺迹」,「他還曾遇到過『叛匪』。一九九四年的某天,杜古爾扎的測量大隊和中國國家測量局在可可西里深處,發現了一個不會說話的男人。中國人以為發現了『野人』或者『雪人』而興奮不已,但是蒙古人和西藏人馬上明白了怎麼回事。那是一九五八年『鎮壓叛亂中的倖存者』。杜古爾扎指出,倖存者不只是一兩個人。」[17]

在圖伯特人和蒙古人之間埋下了仇恨。(雖然,圖伯特人知道這是中共借刀殺人,但是陰影或多或少存在,需要用懺悔和寬容、諒解來慢慢化解。)

總之,《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是一部充滿圖伯特人和蒙古人悲劇的書,但也是一部歷史價值極高的力作,填補了圖伯特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大空白。特別面對中共強大的宣傳機器和動用一切權力封殺入侵圖伯特真相,對新一代中國人包括圖伯特人的洗腦,以及把圖伯特歷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現況。還有海外自稱為自由學者和研究者的中國人配合中共對圖伯特歷史真相上牆揭瓦拆屋的今天,這部著作能顯現出更珍貴的價值。作者以強大的責任心和良知公開這段充滿悲傷,被遮蔽了半個多世紀歷史真相深為感動,作為圖伯特人雙手合十致謝!因為,對圖伯特這是中國非法入侵、佔領以及實施種族滅絕的罪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注釋】

[1]《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235頁、第260頁。
[2]《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248頁。
[3]《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50—351頁。
[4]《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86頁。
[5]《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283頁。
[6]《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10—311頁。
[7]《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74頁。
[8]《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256頁。
[9]《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11頁。
[10]《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42頁。
[11]《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51頁。
[12]《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27頁。
[13]《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74頁。
[14]《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55頁。
[15]《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69頁。
[16]《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56頁。
[17]《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作者,楊海英,2017年4月大塊文化出版,第387頁。

20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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