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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大躍進、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2/5)
來源: 縱覽中國 作者: 丁抒 
1月29日，毛澤東主持大會，林彪發言。他說的內容與周恩來類似，只是少了周恩來那種圓滑。他直截了當為毛澤東護駕：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
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要小得多。
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跟著毛主席走永遠不會犯錯誤。[28]
正在為自己的威信擔憂的毛澤東當場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這是他在整個會議期間惟一的對大會發言者的評論。在離開會場的路上，毛情不自禁地對其醫生李志綏說：「林彪的話，講得多麼好哇。要是黨內的領導人，都有他的這個覺悟，事情就好得多了。」[29]毛還對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話你們做得出來嗎？」[30]羅坦承自己講不來，毛便告誡他：「不會講，要學嘛。」後來毛親自修改林彪的講話，並給秘書田家英和羅瑞卿寫信：「此件通看了一遍，是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31]
既然錯誤、災難是由於大家「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既然「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毛澤東對災難當然就不必負責任了。所以，在次日的大會上講話時，毛澤東象徵性地、空洞抽象地擔了一點責任后，把責任推諉給了全黨：
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應負第二份的責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負第三份責任。依此類推，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則要負第四、第五、第六份責任。大躍進是全黨動手，出了些問題也應由全黨來負責。[32]
2月7日是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主持全體大會，周恩來發言，繼續為毛文過飾非，且按著林彪的調子吹捧毛：
「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33]
劉少奇的講話與周恩來、林彪截然不同。他在大會報告中總結了黨中央的錯誤：
在1958年以後的農村工作中，我們曾犯了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在生產上犯了瞎指揮的錯誤。[34]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様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35]
儘管劉少奇小心翼翼地、用近乎輕描淡寫的語氣談及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飢荒，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裡面的人也餓飯……」[36]他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猜忌。任何對「三面紅旗」的質疑，都被毛看做對他的權威的挑戰。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顯然有否定「三面紅旗」的成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使毛「判定劉有二心」。毛私下對李志綏說：「開會不講階級，不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脫離這些，講什麼天災人禍。我看這種講法的本身，就是災難。」[37]
據李志綏說，在長達近一個月的會議期間，「毛只是在大會開幕、閉幕，及劉、鄧、周、林大會發言時，出席大會，其他如小組會等，他都沒有參加。他每早起床后，就到人民大會堂118會議室（丁注：其實是個華麗的行宮），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閱看小組發言簡報。」會議中，有人編了個順口溜：「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馬列主義。」這話印上了會議簡報。毛看到簡報上印的這個順口溜，有一天對李志綏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38]
這「他們」，主要是指劉少奇。
在1961年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說過：「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39]他後來還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40]
可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卻說了這樣的話：
三年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己詔。
可以考慮在每個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門口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
彭德懷同志可以平反，錯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動，總不能把問題帶到棺材里去。[41]
這些話是劉逐日參加各省的討論會時零散說的。很可能被刊登在會議簡報上，每日不出席會議，只在「118會議室」看簡報的毛澤東多半能夠看到。很可能毛澤東把這些話當成了「判定劉有二心」[42]的根據。
由於會議中有人寫了一條「打倒毛澤東」的標語，中央書記處安排在會議結束時呼喊兩條口號「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毛澤東拉著劉少奇的手說：
我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官當的大了，不做調查研究了。總之，錯誤在我，不論直接的間接的，再說一次。少奇呀，你聽到了嗎？現在是兩個主席，兩個萬歲，很好嘛。『萬歲』的重任，你早挑起來啦。[43]
毛表面上誇獎劉，實際是將劉放在了對立面的位置上。「兩個主席、兩個萬歲」正是毛澤東的心病。據鄧穎超日記記載：七千人大會上不少人提議毛退休任名譽主席，會議結束后毛為了摸清高層的意向，做了一個試探。2月10日，他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德、陳雲、鄧小平表態贊成毛辭職，但由於周恩來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此議便卡住了。[44]
「退下」的危機過去了，但「兩個主席」、「兩個萬歲」還沒有解決。這是毛澤東早晚要解決的大問題。
那時毛澤東還沒想出搞「文化大革命」這一招。但依靠林彪、陳伯達，拉攏周恩來，踢開中央政治局；先除掉彭真，再把目標對準劉少奇、鄧小平，這個格局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起就已經大致確定了。
毛澤東當時的真實心態，要到四年後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彭真和劉少奇，才由其夫人江青透露出來：「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45]
開不開「九大」？
中共1956年召開「八大」時，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之風正盛，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積極響應，在修改黨章時刪去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在「黨員義務」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條文。當時，毛澤東鑒於形勢違心地表態說日後適當時不再擔任黨的主席。劉、鄧信以為真，在新黨章里加了一條：「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46]
「名譽主席」只是說說而已，毛對「八大」的不滿馬上就流露了出來。在十二月的一次會議上，他裝出半打趣的樣子說：「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47]
按中共黨章，1956年召開「八大」，至遲應在1961年召開「九大」。1959年7月底在廬山會議上順利地搞倒了彭德懷，毛澤東認為自己的地位已足夠穩固，便動了提前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腦筋。在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上，他宣布：
「準備明年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九、十月開也可以。」[48]
但是，廬山會議才過了幾個月各地就大批餓死人。他知道形勢不妙，悄悄地收回了提前召開黨代會的動議。
1960年全國各地餓殍遍野，毛澤東根本不敢提準備召開「九大」的事。熬過了1960年，必須召開「九大」了。在製造了那麼大的災難后，這個黨無論如何都應當如期在1961年召開大會、總結教訓，清算責任。若召開「九大」，會中有人根據八大黨章中的條款提議毛擔任「名譽主席」，完全可能獲得通過。毛的面子雖可保住，但必會從此從政局淡出，成為多餘的人物。
位不能讓，「九大」絕不能開。黨章約束不了毛澤東。他決定無限期推遲召開「九大」。
這是玩弄權術的招數。他早已這麼做過。中共於1928年召開「六大」，1935年到陝北后就應召開「七大」，但當時毛澤東權剛到手尚未鞏固，總書記張聞天雖聽他的，張國燾的實力卻勝過他。他用計將張的主力部隊調離陝北，名曰「打通國際路線」（到蘇聯去），實則送入敵人虎口、坐視其被吃掉后，斯大林的親信王明從蘇聯回來，又對毛構成威脅。因此他一直拖到1942年延安整風中將王明徹底搞垮、周恩來認錯、稱臣，才在1945年召開「七大」，此時距召開「六大」的日子已有17年了。
毛本人從未公開解釋為何從「八大」到「九大」又拖了13年。倒是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主要打手張春橋和康生替他作了坦白。張春橋是這麼說的：
像劉少奇問題，想想多可怕，如果運動（丁注：指文革）前召開「九大」，很可能劉少奇當主席，毛主席做名譽主席……按原來的黨章「九大」早就開了。那劉少奇當了主席，彭德懷很可能當國防部長，鄧小平、羅瑞卿就都上去了。……[49]
1968年1月康生在當眾下令逮捕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前，與趙有個對話：「你認為我們黨沒有民主，代表大會長期不開。這是誰的話？是赫魯曉夫。……我批評了你，你說要辯論。」說著掉轉頭對眾人說：「同志們想一想，如果我們召開了『九大』，劉少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些烏龜王八蛋，就選到我們黨內來了……趙健民，你要開黨代表大會，這個話你說過沒有？」趙：「講過。」康：「哪一年？」趙：「1961年。」康：「在什麼地方？」趙：「在昆明，劉少奇從國外回來時講的。」康：「要是按黨章的話，五年開一次，開了九大就糟了。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王牌……」[50]
張春橋和康生所言並非空穴來風。1962年前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曾這樣說：「將來開『九大』，對中央領導核心的安排，有一種做法，是主席可能當名譽主席，劉少奇接黨主席，鄧小平接總理的班，彭真當總書記。」[51]這是當時中共中央高層多數的共識，毛澤東對這一設想應當很清楚。
1961年沒召開「九大」，不僅是因為毛澤東不願召開，也因為劉少奇沒堅持按黨章辦事。「九大」是否延期應由政治局決定，但這樣的政治局會議根本就沒有開過。
劉少奇沒堅持在1961年召開「九大」，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開不成。既然毛澤東不願召開，劉少若堅持要開，等於逼宮奪權。如毛願意走，中央委員們自會選劉為主席；若毛不願，他們卻決不會用投票的方式把他逼走。二是劉實際已主持黨務，他並不貪圖黨主席的虛名，也無取毛而代之的野心。三是劉被毛製造的他是法定「繼承人」的假象迷惑住了。
1961年9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英國在二次大戰時的統帥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陪同他遊覽長江。會見前，他便打好了算盤，把迷惑、穩住劉少奇的煙幕彈施放出去。他原本對「八大」決議是極不滿的，現在卻要利用這決議作掩護了。
在會見蒙哥馬利的前一天，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壽昌向毛報告會見事宜的安排。除接待蒙的具體事務，二人並無其他任務。可是毛把黨主席接班人的天大「機密」蓄意泄漏給了熊、浦二人——目的是通過他們傳給周恩來、劉少奇。他放話說：
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人，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
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52]
23日，毛、蒙談了三個半小時。道別前，蒙表示希望第二天接著再談一次。毛以次日要去別處為由推卻了。可是當夜毛反悔了，因談話中蒙未問及毛的「繼承人」問題，失去了施放煙幕彈的機會。於是他在凌晨主動打電話給蒙，通知他再談一次。
這次會面，毛開門見山，主動引出「繼承人」的話題，說：「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他告訴蒙，他活不過七十三歲，只能再活四、五年了。蒙順勢詢問「你的繼承人是誰」時，他將煙幕彈施放了出來：「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53]
當時蒙哥馬利眼見毛在長江里游泳，健康得很，對毛的活不過四、五年的說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計謀，放煙幕，將自己扮成消極悲觀、與世無爭的角色，以軟化劉取他而代之的決心。（蒙回到英國后寫書披露了毛關於其接班人的談話。外交部將毛的談話印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
不論劉少奇是否相信「兩個主席都姓劉」的說法，他沒有按黨章辦事。1961年時，劉、鄧能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按黨章召開「九大」是可能請毛退休的唯一機會。也就是說，是避免幾年後毛髮動的「文化革命」的唯一機會。過了1961年，再要求召開「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順，對毛來說危機大致已經過去了。
